几天前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会后和一位美国来的法学教授及一位欧洲来的经济学教授在酒吧小酌。中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一起闲聊，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个世界面临的种种变化和大国关系。

　　美国教授长期在香港任教，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同情性的理解，而对他自己的国家却持强烈的批评意见，认为美国四处干涉，是当今世界很多地方的混乱和灾难之源，甚至多多少少持有一点美国某些当权者希望“搞乱”世界的阴谋论想法。我和欧洲教授作为两位非美国人，却对美国没有此等强烈的否定意见。我个人认为，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还是为过去七八十年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规则和秩序，使得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得以凭借走向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自身。欧洲教授则毫不掩饰亲美立场，认为美国曾经拯救欧洲和世界，这个世界必须由美国领导，如果美国退出领导，让中国和俄罗斯崛起，则这个世界会陷入噩梦。

　　话题转到中国，欧洲教授很礼貌地对我说，“我无意冒犯，但我们很担心一个由中国领导的世界”。我说这完全不是对我的冒犯，因为我个人也代表不了中国。但我有些好奇，为什么她这样的人，很少来亚洲，却那么担心中国的崛起?我问她，中国富裕了强大了又怎么了?这样会怎样妨害欧洲?这世界上颇有一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在过去几十年都变得富裕了也相对强大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为什么中国强大起来就这么令他们难以接受?这时候美国教授不无讽刺地插话说，这是因为中国不像小国变富那样无足轻重，中国会成为欧美的全球竞争者(global competitor)，所以人家无法接受。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

　　我承认我的这些问题有矫情的成分，因为我当然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焦虑。我只是有兴趣听到一个普通欧洲知识分子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欧洲学者提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压制言论，不给人民政治自由(civil liberty)，抓捕异议人士，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作为欧洲人完全无法接受这些;二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包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富于侵略性，让其他国家不放心。

　　必须承认，这两个担心就是世界上很多人觉得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会让世界变得更不好的理由。这种担心不完全有事实根据，但其本身是事实存在，无从回避，对此无论谴责还是愤怒都没有意义。这也是中国要崛起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当然，如我向欧洲学者所指出的，简单地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脸谱化”的偏见成分，必然忽略事实和事件本身的细节和复杂性。

　　就中国国内政治环境而言，对言论表达的多层次限制造就了日益逼仄的舆论环境，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控制造成法网严密，罗织“妄议”和其他罪过可轻而易举，为西方媒体报道中国负面新闻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强化了很多西方人士对中国社会专制性的印象。但客观地看，如我对那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以“专制对抗自由”的二元化简单模型来理解中国社会，并将对中国的看法完全置于这个基础上，是智识上的懒惰，甚至是偏见。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政府并非民选，政权当下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发展和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体系核心对国家统一和独立的维系。

　　同时，如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一样，中国政治从来没有和平安全的退出机制，执政集团必须竭尽全力维持其自身的执政地位，这既包括做出“业绩”，比如领导实现经济发展、提供社会福利和扶贫，也包括政治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防止出现任何有组织的非体制力量，或者尽量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公民的“自由领域”，大致被局限在这双重目标之间的空间，不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也不是《指环王》所描述的黑白分明、神魔对立的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虽然缺乏西方式的政治自由，但也并非生活在恐惧之中。

　　至于说中国的国际形象，其中需要曲径通幽解说者更多。我向欧洲学者直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表现，来断称中国是国际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并将中国与俄国在这方面相提并论)，颇有不公正的一面。以对当代国际秩序的认同而言，中国总体上并不是现有秩序的反叛者，相反地，其自身的发展一直受益于这一秩序。国际上的主流学术研究也认为，中国对当代国际法大体上也是遵守的，除人权等中国持有异议的领域外，中国遵守国际法的表现并不比美国差。

　　中国更有兴趣“合作共建”

　　国际上指斥中国违反国际法的声调大幅度提高，主要出现在近期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前后。但就算在这个问题上，一边倒的指责中国也是有昧于事实。在南中国海占领岛礁的国家不止一个，中国占领岛礁数目也不是最多的，中国也不是唯一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国家。此外，填海造岛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它可能改变的，目前只是这个区域的力量对比，但这基本是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博弈问题，说不上哪一方在道义上立足地更高。

　　我的最后愚见是，这种讨论所涉及的前提，即“中国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更可能是一个假问题。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领导者?中国怎么样成为领导者?什么是领导者?领导者的身份是否适合中国?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追问，更谈不上对之深入探讨了。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缺少外向性。这方面的意蕴是，中国社会总体上对以领导者身份“治理”世界缺乏兴趣，也不擅长为其他世界制定规则，且恐怕也没有多大兴趣发展这种需要旷日持久才能获得的软实力。中国大概更有兴趣在国际社会发展“伙伴式”的合作关系，所谓“合作共建”。这也许决定了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领导者。更可能的是，中国的“伙伴式”或者“关系型”国际互动模式，与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互补，而不是互相对抗。

　　几个学者个人之间的探讨，观点代表性当然有限，但也从个人经验到宏大叙事方面，涉及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都承认，从彼此的看法中获益良多，至少认识到自己之前的看法所存在的偏见。这也是此类坦诚交谈的意义所在，它让我相信，无论是个人之间、国家之间还是文明之间，真诚对话总是有益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几天前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会后和一位美国来的法学教授及一位欧洲来的经济学教授在酒吧小酌。中国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一起闲聊，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个世界面临的种种变化和大国关系。

　　美国教授长期在香港任教，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同情性的理解，而对他自己的国家却持强烈的批评意见，认为美国四处干涉，是当今世界很多地方的混乱和灾难之源，甚至多多少少持有一点美国某些当权者希望“搞乱”世界的阴谋论想法。我和欧洲教授作为两位非美国人，却对美国没有此等强烈的否定意见。我个人认为，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还是为过去七八十年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了规则和秩序，使得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得以凭借走向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自身。欧洲教授则毫不掩饰亲美立场，认为美国曾经拯救欧洲和世界，这个世界必须由美国领导，如果美国退出领导，让中国和俄罗斯崛起，则这个世界会陷入噩梦。

　　话题转到中国，欧洲教授很礼貌地对我说，“我无意冒犯，但我们很担心一个由中国领导的世界”。我说这完全不是对我的冒犯，因为我个人也代表不了中国。但我有些好奇，为什么她这样的人，很少来亚洲，却那么担心中国的崛起?我问她，中国富裕了强大了又怎么了?这样会怎样妨害欧洲?这世界上颇有一些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在过去几十年都变得富裕了也相对强大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为什么中国强大起来就这么令他们难以接受?这时候美国教授不无讽刺地插话说，这是因为中国不像小国变富那样无足轻重，中国会成为欧美的全球竞争者(global competitor)，所以人家无法接受。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

　　我承认我的这些问题有矫情的成分，因为我当然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焦虑。我只是有兴趣听到一个普通欧洲知识分子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欧洲学者提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压制言论，不给人民政治自由(civil liberty)，抓捕异议人士，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作为欧洲人完全无法接受这些;二是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包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富于侵略性，让其他国家不放心。

　　必须承认，这两个担心就是世界上很多人觉得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会让世界变得更不好的理由。这种担心不完全有事实根据，但其本身是事实存在，无从回避，对此无论谴责还是愤怒都没有意义。这也是中国要崛起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当然，如我向欧洲学者所指出的，简单地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脸谱化”的偏见成分，必然忽略事实和事件本身的细节和复杂性。

　　就中国国内政治环境而言，对言论表达的多层次限制造就了日益逼仄的舆论环境，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化控制造成法网严密，罗织“妄议”和其他罪过可轻而易举，为西方媒体报道中国负面新闻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强化了很多西方人士对中国社会专制性的印象。但客观地看，如我对那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以“专制对抗自由”的二元化简单模型来理解中国社会，并将对中国的看法完全置于这个基础上，是智识上的懒惰，甚至是偏见。中国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政府并非民选，政权当下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发展和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体系核心对国家统一和独立的维系。

　　同时，如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一样，中国政治从来没有和平安全的退出机制，执政集团必须竭尽全力维持其自身的执政地位，这既包括做出“业绩”，比如领导实现经济发展、提供社会福利和扶贫，也包括政治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防止出现任何有组织的非体制力量，或者尽量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公民的“自由领域”，大致被局限在这双重目标之间的空间，不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但也不是《指环王》所描述的黑白分明、神魔对立的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民来说，虽然缺乏西方式的政治自由，但也并非生活在恐惧之中。

　　至于说中国的国际形象，其中需要曲径通幽解说者更多。我向欧洲学者直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表现，来断称中国是国际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并将中国与俄国在这方面相提并论)，颇有不公正的一面。以对当代国际秩序的认同而言，中国总体上并不是现有秩序的反叛者，相反地，其自身的发展一直受益于这一秩序。国际上的主流学术研究也认为，中国对当代国际法大体上也是遵守的，除人权等中国持有异议的领域外，中国遵守国际法的表现并不比美国差。

　　中国更有兴趣“合作共建”

　　国际上指斥中国违反国际法的声调大幅度提高，主要出现在近期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前后。但就算在这个问题上，一边倒的指责中国也是有昧于事实。在南中国海占领岛礁的国家不止一个，中国占领岛礁数目也不是最多的，中国也不是唯一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国家。此外，填海造岛本身并不违反国际法，它可能改变的，目前只是这个区域的力量对比，但这基本是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博弈问题，说不上哪一方在道义上立足地更高。

　　我的最后愚见是，这种讨论所涉及的前提，即“中国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更可能是一个假问题。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领导者?中国怎么样成为领导者?什么是领导者?领导者的身份是否适合中国?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追问，更谈不上对之深入探讨了。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缺少外向性。这方面的意蕴是，中国社会总体上对以领导者身份“治理”世界缺乏兴趣，也不擅长为其他世界制定规则，且恐怕也没有多大兴趣发展这种需要旷日持久才能获得的软实力。中国大概更有兴趣在国际社会发展“伙伴式”的合作关系，所谓“合作共建”。这也许决定了中国永远不会成为美国那样的领导者。更可能的是，中国的“伙伴式”或者“关系型”国际互动模式，与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互补，而不是互相对抗。

　　几个学者个人之间的探讨，观点代表性当然有限，但也从个人经验到宏大叙事方面，涉及到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都承认，从彼此的看法中获益良多，至少认识到自己之前的看法所存在的偏见。这也是此类坦诚交谈的意义所在，它让我相信，无论是个人之间、国家之间还是文明之间，真诚对话总是有益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