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与现实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是中美关系发展演变中的制约因素 ,是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自 1949年以来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都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状态。

　　冷战初期 ,中国选择 “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分裂后 ,采取了同时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姿态。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围堵。在中美对抗的 20多年中 ,意识形态对抗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0世纪 70年代 ,随着苏联逐步扩张 ,中美曾经因为面临共同威胁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 ,走向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合作。

　　冷战结束前后 ,中美政治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再度凸显 ,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断冲击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中美关系最糟糕的时期 ,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 ,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美不能打架 ,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 ,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 ,不要提倡这些。” “我多次讲过 ,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 ,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 ,美国人自己说 ,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 ,要彼此尊重对方 ,尽可能照顾对方 ,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 ,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冷战结束后 ,中国贯彻了邓小平关于处理中美分歧的上述原则。美方则看到了双方之间越来越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和战略合作机遇 ,没有将意识形态分歧置于双边关系的首位。但中美在 “人权”和 “民主化”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 ,仍然时刻影响着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克林顿担任总统后,美国曾经企图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挂钩 ,一度冲击双边关系。此后 ,虽然美国将两者脱钩 ,但在诸如宗教自由、持不同政见者、西藏、新疆、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仍然攻击中国政府 ,一些美国机构继续在中国进行政治和思想渗透 ,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

　　在中国人看来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存在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冲动 ,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其眼中的 “非民主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冷战时期 ,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 “和平演变”是美国的阳谋。冷战结束后 ,美国除了进行较为频繁的所谓 “人道主义干涉”之外 ,还积极支持、推动东欧和中亚国家的 “颜色革命”,支持 “阿拉伯之春”,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国搞 “民主试验”。此外 ,“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美国学者中有很大影响 ,这些学说认定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应遵循西方民主原则 ,否则就是站在 “历史的错误一边”,同美国发生冲突。

　　介入中国内政以改变中国的政治走向 ,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之一 ,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案例。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存在明确的指向性 ,其根本目的是动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改变中国基本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 ,在美国官员讲话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 ,也常常看到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和疑虑。美国积极推动并且协助中国 “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从现存国际体系中受益颇多。但美国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逻辑和假设 ,似乎是期待中国在此进程中出现 “政治民主化”、思想舆论自由化 ,以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当美国看到 ,自己所期待的中国内部变化没有出现 ,反而看到一个坚定地走向与其期待相反的道路时 ,美国的抵触、怀疑、防范心理就与日俱增 ,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政治制度、地缘战略、经济规则等多方面挑战。冷战结束后 20多年来在美国出现过不同形式的 “中国威胁论”,究其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反感、忧虑和恐惧。

　　相比而言 ,中国在涉及美国内政问题上异常谨慎。美国在政治问题上偏好 “己所欲 ,施于人”,而中国奉行的政治哲学根植于传统文化 ,即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中国国内政治治理的实践不但从未企图损害美国利益 ,而且在美国所关切的具体问题 (例如某些人权个案和最近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讨论和执行方面 )上倾听美方意见并予以妥善回应。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该国人民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结果 ,中国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介入美国内政事务。

　　2013年 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 ,双方达成共同努力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不冲突、不对抗 ;二是相互尊重 ;三是合作共赢。其中 ,相互尊重就包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求同存异 ,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在中国看来 ,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与中国早在 20世纪 50年代提出的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一脉相承。对于中国政府关于 “相互尊重”的倡议和解释 ,美方一直含糊其辞。这一态度给中国人造成的强烈印象是 ,美国在需要中国配合的国际领域积极寻求支持 ,却在中国最关切的核心问题上避免表态和承诺 ,不愿意尊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这难免加深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和道德标准的怀疑。

　　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响了两国合作共赢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 ,中美在诸多领域方面的合作仍将继续受到影响和限制。

　　回顾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可以注意到 ,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但这远非中美关系的主要部分。自中美关系实现突破以来 ,中美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上享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中美共同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拓展 ,中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拓展。这些共同利益与合作有助于中美两国有效排除政治因素干扰 ,促进两国关系稳步发展。

　　面对在中美关系中时隐时现的政治因素 ,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全力排除干扰、强调共同利益 ;美方一方面始终不放弃政治议题 ,一方面也追求共同的利益与合作。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持续介入中美关系 ,促使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分歧愈发显性化。长期以来 ,人权、台湾、西藏、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持不同政见者等政治议题持续存在 ,但由于中美共享的利益合作点 ,这些政治议题仍处于相对可控的状况。

　　二、中国的立场和关切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

　　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正朝着全面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 ,中国在提高国家与社会治理水平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改善人权 ,促进民族平等团结等政治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凝聚国家力量、保持社会团结、实现战略性发展的制度基石 ,是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障 ,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持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不适应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 ;对外开放是中国将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全面、继续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 ,进一步对世界开放。反腐倡廉是现阶段中国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是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加强反腐倡廉的核心任务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2004年 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在《宪法》第二章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享有的政治、人身、宗教信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作了详尽规定。中国政府不仅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还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当然 ,任何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国力增强 ,中国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意义上日益自信 ,不断继续完善国内治理体系和实践。这包括 :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 ,扩大公众有序参与 ,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通过反腐行动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 ,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发展中维持了国内政治稳定 ,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和符合中国国情的 ,美国期待的中国政治体制演变并没有成为现实。与此同时 ,美国受两场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影响 ,相对实力有所下降 ,对于能否继续维持其全球霸主国地位和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自信心有所下降 ,对中国崛起可能构成的挑战较为担忧。这是否会导致两国在排除政治干扰方面的能力下降?政治因素是否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美方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判断日益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也是影响两国战略互信的重要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 ,美国始终不愿放弃政治议题 ,在人权、涉台、涉藏、涉疆、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异见分子等政治议题上持续指责中国。尽管多年来美方提出的长长的人权个案单子不断缩小和更换 ,尽管事实证明中国在保护人权上不断取得可见的巨大进步 ,但美方总试图挖掘新话题 ,表达对中国国内政策的疑虑和对中国外交行为的担忧。例如最近开始对中国完善国内治理的政策和立法提出怀疑或者指责。例如《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美方认为这是对所谓 “公民自由”的威胁 ,从而抨击中国政治体制。美国一度抵制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企图阻止其盟友参加。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输出中国模式 ,用 “中国梦”对抗 “美国梦”等。中国政府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腐败 ,一些美国人则认为是中国国内 “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并且在反腐问题上迟迟不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对于中国在国内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 ,美国设定双重标准 ,等等。中国同样怀疑美国在香港所谓 “雨伞革命”中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幕后予以煽动支持 ;美国驻华官方机构包庇个别异见分子 ,做出有损中国政治形象的行为 ,等等。

　　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认知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2016年 10月皮尤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 ,只有三成 (29% )的中国公众相信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 ,有一半 (52% )的民众则认为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成为能与之抗衡的大国。此外 ,有约一半 (45% )公众表示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威胁 ,持这个观点的民众同 2013年相比 ,增加了 6个百分点 ;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公众也占44%。

　　近年中美在双边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和摩擦逐渐表面化 ,美国一些重要官员的讲话甚至隐含了类似与中国开展冷战的内容。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 ,中方担心台湾问题再度困扰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在过去十几年中 ,由于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台海问题 ,两岸关系得到了发展 ,保持了稳定状态。随着 2016年岛内政党轮替 ,过去一贯主张 “台独”的民进党当选 ,美国政府未来能否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政治立场 ,能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 “独立”,不仅事关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 ,也将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

　　另一方面 ,美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变化也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和担忧。由于美国国内贫富分化、族群对立严重 ,政治极化日益突出 ,反全球化呼声强烈 ,排外情绪上升 ,民粹主义发酵。在这一背景下 ,某些政治人物和利益群体诿过于外 ,将中国视为在国家发展模式与国际地位方面对美国的双重威胁 ,描绘为抢夺美国工作机会和利益的 “汇率操纵国”。 2016年 5月的另一份皮尤调查报告表明 ,有近 1/4的调查对象视中国为美国的对手。在中国方面 ,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纷纷报道 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乱象、政客相互攻讦、媒体报道失实、智库预测失灵等 ,中国人普遍感到,美国现行的政治模式也存在自身的弱点和问题。

　　三、关于未来的思考

　　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是深刻的 ,但是同时也是可以管理的,这是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中美关系新的背景下 ,如何管理日益凸显的政治分歧是关心中美关系的智库学者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第一 ,如何认识当前的政治分歧 :相似的问题 ,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国内政治问题是有相似性的 ,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开始持续发酵 ,社会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精英对民众的回应性下降等社会不公正现象导致社会各种焦虑情绪蔓延。中美两国曾被视为在全球化进程获益最多的两个国家 ,但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 ,并都在探索应对之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采取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扶贫攻坚等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加以应对 ,而美国则付诸竞争性的政治方式 , 2016年大选中引人注目的种种现象和观点 ,实际上是美国民众对各种全球化弊端不满的宣泄。应当说 ,对于相似的问题 ,两国都在探索解决之道 ,不能用自己的政治思维简单地否定对方的探索。

　　未来 ,中美两国可在共同关心的政治治理议题方面展开更多的理论性探讨 ,议题可以涉及 “国家政权在国内的善治”, “主导族裔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机制”, “公民权利的疆界与辩证逻辑”, “民主价值的普遍性与个体差异性”, “网络时代的信息管理和公民自由”等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议题 ,从而实现两国彼此更加深入的了解与理解。

　　第二 ,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 :坚持与完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 ,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 ,而且几乎与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所有这些成就表明 ,中国不可能放弃取得这些成就行之有效的做法。同时 ,中方也意识到 ,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仍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需要和希望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以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中国也注意到 ,美国对外输出所谓民主政治模式 ,将美国认同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做法导致了许多国家的政治乱局 ,这是中国坚决不能接受的 ,而且这种局面客观上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例如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乱局导致了伊斯兰国势力的崛起 ,使美国和欧洲面临更为严峻的反恐形势。

　　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 ,并将继续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现状是与目前中国发展态势相适应的。在 “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 ,中国政治中的 “集权”与 “分权”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有机统一。任何强加给中国、迫使中国接受的别国模式都会 “水土不服”,都无法保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甚至反而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无法预期的负面影响。

　　中美关系要想有更好的发展 ,美国不应期待与一个臆想的 “未来”中国打交道 ,而应立足于现实 ,与现实的中国打交道。

　　第三 ,相比政治分歧 ,中美应关注更重大、更紧迫的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中美已经建构了某种具有战略稳定意义的双边关系 ,包括中美在核领域的非对称战略稳定、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中美对一个和平稳定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依赖等。中美 “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这已经被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所证实。

　　不仅如此 ,中美在诸多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 ,就此而言 ,地区的动荡、政治混乱、全球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蔓延 ,远比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更为重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这些挑战需要中美共同应对 ,中美两国在防止世界走向失序、完善各种有效治理等方面肩负重大责任 ,也有着广阔的对话和合作空间 ,在这方面需要两国不断的探索和挖掘。如果中美能够管控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 ,避免从根本上挑战对方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 ,中美完全能够超越 “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7年 4月 6—7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首次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

　　泛深入交换意见。双方愿意共同努力 ,扩大互利合作领域 ,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习主席介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 ,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奉行 “你输我赢”的理念 ,不走 “国强必霸”的老路 ,愿同美方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特朗普总统表示 ,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 ,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 ,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表达了对美方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面给予更多配合的希望 ,美方则积极表示了对中方追逃追赃方面努力的支持。中美两国在反腐败方面的理解与合作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政治分歧在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影响。

　　一、历史与现实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是中美关系发展演变中的制约因素 ,是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自 1949年以来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都深刻影响着中美关系的状态。

　　冷战初期 ,中国选择 “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分裂后 ,采取了同时反对美苏两霸的战略姿态。美国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和军事围堵。在中美对抗的 20多年中 ,意识形态对抗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0世纪 70年代 ,随着苏联逐步扩张 ,中美曾经因为面临共同威胁而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 ,走向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合作。

　　冷战结束前后 ,中美政治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再度凸显 ,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不断冲击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中美关系最糟糕的时期 ,邓小平曾经明确表示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 ,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美不能打架 ,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 ,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 ,不要提倡这些。” “我多次讲过 ,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 ,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 ,美国人自己说 ,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 ,要彼此尊重对方 ,尽可能照顾对方 ,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 ,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冷战结束后 ,中国贯彻了邓小平关于处理中美分歧的上述原则。美方则看到了双方之间越来越大的共同经济利益和战略合作机遇 ,没有将意识形态分歧置于双边关系的首位。但中美在 “人权”和 “民主化”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 ,仍然时刻影响着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克林顿担任总统后,美国曾经企图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挂钩 ,一度冲击双边关系。此后 ,虽然美国将两者脱钩 ,但在诸如宗教自由、持不同政见者、西藏、新疆、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仍然攻击中国政府 ,一些美国机构继续在中国进行政治和思想渗透 ,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

　　在中国人看来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始终存在用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冲动 ,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其眼中的 “非民主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在冷战时期 ,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 “和平演变”是美国的阳谋。冷战结束后 ,美国除了进行较为频繁的所谓 “人道主义干涉”之外 ,还积极支持、推动东欧和中亚国家的 “颜色革命”,支持 “阿拉伯之春”,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国搞 “民主试验”。此外 ,“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美国学者中有很大影响 ,这些学说认定各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应遵循西方民主原则 ,否则就是站在 “历史的错误一边”,同美国发生冲突。

　　介入中国内政以改变中国的政治走向 ,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之一 ,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案例。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存在明确的指向性 ,其根本目的是动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改变中国基本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 ,在美国官员讲话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中 ,也常常看到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和疑虑。美国积极推动并且协助中国 “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从现存国际体系中受益颇多。但美国推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逻辑和假设 ,似乎是期待中国在此进程中出现 “政治民主化”、思想舆论自由化 ,以及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当美国看到 ,自己所期待的中国内部变化没有出现 ,反而看到一个坚定地走向与其期待相反的道路时 ,美国的抵触、怀疑、防范心理就与日俱增 ,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政治制度、地缘战略、经济规则等多方面挑战。冷战结束后 20多年来在美国出现过不同形式的 “中国威胁论”,究其思想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道路的反感、忧虑和恐惧。

　　相比而言 ,中国在涉及美国内政问题上异常谨慎。美国在政治问题上偏好 “己所欲 ,施于人”,而中国奉行的政治哲学根植于传统文化 ,即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中国国内政治治理的实践不但从未企图损害美国利益 ,而且在美国所关切的具体问题 (例如某些人权个案和最近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讨论和执行方面 )上倾听美方意见并予以妥善回应。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该国人民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结果 ,中国从来没有也不打算介入美国内政事务。

　　2013年 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 ,双方达成共同努力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不冲突、不对抗 ;二是相互尊重 ;三是合作共赢。其中 ,相互尊重就包括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求同存异 ,包容互鉴,共同进步。在中国看来 ,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这与中国早在 20世纪 50年代提出的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一脉相承。对于中国政府关于 “相互尊重”的倡议和解释 ,美方一直含糊其辞。这一态度给中国人造成的强烈印象是 ,美国在需要中国配合的国际领域积极寻求支持 ,却在中国最关切的核心问题上避免表态和承诺 ,不愿意尊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这难免加深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和道德标准的怀疑。

　　中美在政治上的互疑影响了两国合作共赢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中的其他分歧具有放大作用。如果中美在政治上相互尊重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基本共识 ,中美在诸多领域方面的合作仍将继续受到影响和限制。

　　回顾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可以注意到 ,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但这远非中美关系的主要部分。自中美关系实现突破以来 ,中美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事务上享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并进行了广泛的合作 ;中美共同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拓展 ,中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拓展。这些共同利益与合作有助于中美两国有效排除政治因素干扰 ,促进两国关系稳步发展。

　　面对在中美关系中时隐时现的政治因素 ,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全力排除干扰、强调共同利益 ;美方一方面始终不放弃政治议题 ,一方面也追求共同的利益与合作。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国内政治因素持续介入中美关系 ,促使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分歧愈发显性化。长期以来 ,人权、台湾、西藏、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持不同政见者等政治议题持续存在 ,但由于中美共享的利益合作点 ,这些政治议题仍处于相对可控的状况。

　　二、中国的立场和关切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

　　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正朝着全面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迈进。与此同时 ,中国在提高国家与社会治理水平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改善人权 ,促进民族平等团结等政治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步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凝聚国家力量、保持社会团结、实现战略性发展的制度基石 ,是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障 ,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持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改革不适应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 ;对外开放是中国将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全面、继续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 ,进一步对世界开放。反腐倡廉是现阶段中国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是为了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因而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响应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加强反腐倡廉的核心任务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运行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2004年 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宪法。在《宪法》第二章 “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对公民享有的政治、人身、宗教信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项权利和自由作了详尽规定。中国政府不仅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还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当然 ,任何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国力增强 ,中国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意义上日益自信 ,不断继续完善国内治理体系和实践。这包括 :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和程序 ,扩大公众有序参与 ,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使法律准确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更好地协调利益关系 ,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确保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 ;通过反腐行动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 ,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 ,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 ,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在发展中维持了国内政治稳定 ,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和符合中国国情的 ,美国期待的中国政治体制演变并没有成为现实。与此同时 ,美国受两场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影响 ,相对实力有所下降 ,对于能否继续维持其全球霸主国地位和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自信心有所下降 ,对中国崛起可能构成的挑战较为担忧。这是否会导致两国在排除政治干扰方面的能力下降?政治因素是否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构成新的挑战?美方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判断日益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问题 ,也是影响两国战略互信的重要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 ,美国始终不愿放弃政治议题 ,在人权、涉台、涉藏、涉疆、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异见分子等政治议题上持续指责中国。尽管多年来美方提出的长长的人权个案单子不断缩小和更换 ,尽管事实证明中国在保护人权上不断取得可见的巨大进步 ,但美方总试图挖掘新话题 ,表达对中国国内政策的疑虑和对中国外交行为的担忧。例如最近开始对中国完善国内治理的政策和立法提出怀疑或者指责。例如《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等,美方认为这是对所谓 “公民自由”的威胁 ,从而抨击中国政治体制。美国一度抵制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企图阻止其盟友参加。一些美国人认为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是输出中国模式 ,用 “中国梦”对抗 “美国梦”等。中国政府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腐败 ,一些美国人则认为是中国国内 “排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并且在反腐问题上迟迟不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对于中国在国内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 ,美国设定双重标准 ,等等。中国同样怀疑美国在香港所谓 “雨伞革命”中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幕后予以煽动支持 ;美国驻华官方机构包庇个别异见分子 ,做出有损中国政治形象的行为 ,等等。

　　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认知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2016年 10月皮尤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 ,只有三成 (29% )的中国公众相信美国愿意接受中国的崛起 ,有一半 (52% )的民众则认为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成为能与之抗衡的大国。此外 ,有约一半 (45% )公众表示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威胁 ,持这个观点的民众同 2013年相比 ,增加了 6个百分点 ;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公众也占44%。

　　近年中美在双边和地区问题上的一些分歧和摩擦逐渐表面化 ,美国一些重要官员的讲话甚至隐含了类似与中国开展冷战的内容。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 ,中方担心台湾问题再度困扰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在过去十几年中 ,由于中美两国妥善处理台海问题 ,两岸关系得到了发展 ,保持了稳定状态。随着 2016年岛内政党轮替 ,过去一贯主张 “台独”的民进党当选 ,美国政府未来能否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政治立场 ,能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 “独立”,不仅事关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 ,也将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

　　另一方面 ,美国的国内政治发展变化也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困惑和担忧。由于美国国内贫富分化、族群对立严重 ,政治极化日益突出 ,反全球化呼声强烈 ,排外情绪上升 ,民粹主义发酵。在这一背景下 ,某些政治人物和利益群体诿过于外 ,将中国视为在国家发展模式与国际地位方面对美国的双重威胁 ,描绘为抢夺美国工作机会和利益的 “汇率操纵国”。 2016年 5月的另一份皮尤调查报告表明 ,有近 1/4的调查对象视中国为美国的对手。在中国方面 ,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纷纷报道 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乱象、政客相互攻讦、媒体报道失实、智库预测失灵等 ,中国人普遍感到,美国现行的政治模式也存在自身的弱点和问题。

　　三、关于未来的思考

　　中美之间的政治分歧是深刻的 ,但是同时也是可以管理的,这是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在中美关系新的背景下 ,如何管理日益凸显的政治分歧是关心中美关系的智库学者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第一 ,如何认识当前的政治分歧 :相似的问题 ,不同的解决方案。在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的国内政治问题是有相似性的 ,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弊端开始持续发酵 ,社会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精英对民众的回应性下降等社会不公正现象导致社会各种焦虑情绪蔓延。中美两国曾被视为在全球化进程获益最多的两个国家 ,但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 ,并都在探索应对之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采取的是全面从严治党、反腐、扶贫攻坚等自上而下的方式来加以应对 ,而美国则付诸竞争性的政治方式 , 2016年大选中引人注目的种种现象和观点 ,实际上是美国民众对各种全球化弊端不满的宣泄。应当说 ,对于相似的问题 ,两国都在探索解决之道 ,不能用自己的政治思维简单地否定对方的探索。

　　未来 ,中美两国可在共同关心的政治治理议题方面展开更多的理论性探讨 ,议题可以涉及 “国家政权在国内的善治”, “主导族裔群体与少数群体之间关系的协调机制”, “公民权利的疆界与辩证逻辑”, “民主价值的普遍性与个体差异性”, “网络时代的信息管理和公民自由”等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议题 ,从而实现两国彼此更加深入的了解与理解。

　　第二 ,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道路 :坚持与完善。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农业社会 ,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 ,而且几乎与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所有这些成就表明 ,中国不可能放弃取得这些成就行之有效的做法。同时 ,中方也意识到 ,中国自身的政治发展仍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需要和希望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以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中国也注意到 ,美国对外输出所谓民主政治模式 ,将美国认同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做法导致了许多国家的政治乱局 ,这是中国坚决不能接受的 ,而且这种局面客观上对美国也是不利的 ,例如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乱局导致了伊斯兰国势力的崛起 ,使美国和欧洲面临更为严峻的反恐形势。

　　中国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 ,并将继续完善自己的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与政治现状是与目前中国发展态势相适应的。在 “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 ,中国政治中的 “集权”与 “分权”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有机统一。任何强加给中国、迫使中国接受的别国模式都会 “水土不服”,都无法保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层面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甚至反而会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无法预期的负面影响。

　　中美关系要想有更好的发展 ,美国不应期待与一个臆想的 “未来”中国打交道 ,而应立足于现实 ,与现实的中国打交道。

　　第三 ,相比政治分歧 ,中美应关注更重大、更紧迫的地区性和全球性议题。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中美已经建构了某种具有战略稳定意义的双边关系 ,包括中美在核领域的非对称战略稳定、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中美对一个和平稳定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依赖等。中美 “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这已经被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所证实。

　　不仅如此 ,中美在诸多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的共同利益不断拓展 ,就此而言 ,地区的动荡、政治混乱、全球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蔓延 ,远比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更为重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这些挑战需要中美共同应对 ,中美两国在防止世界走向失序、完善各种有效治理等方面肩负重大责任 ,也有着广阔的对话和合作空间 ,在这方面需要两国不断的探索和挖掘。如果中美能够管控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 ,避免从根本上挑战对方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 ,中美完全能够超越 “修昔底德陷阱”,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7年 4月 6—7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首次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

　　泛深入交换意见。双方愿意共同努力 ,扩大互利合作领域 ,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习主席介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 ,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不奉行 “你输我赢”的理念 ,不走 “国强必霸”的老路 ,愿同美方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特朗普总统表示 ,美方将同中方开展合作 ,努力消除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和问题 ,使美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美中关系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值得一提的是 ,中方表达了对美方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面给予更多配合的希望 ,美方则积极表示了对中方追逃追赃方面努力的支持。中美两国在反腐败方面的理解与合作有助于进一步降低政治分歧在两国关系中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