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无论从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影响层面衡量，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国际地位又在显著提升，这让国内有关未来战略选择的探讨出现分歧，比较典型的莫过于是继续偏重“韬光养晦”还是更趋积极“有所作为”。

　　过渡时期面临两种战略思维博弈

　　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研究通常存在两种思维：一种就是学者型思维。它的逻辑在于相信决策者有足够的智力和能力做出正确抉择，相信只要时间足够，作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也会足够充足。这种思维在历史上的代表就是《孙子兵法》，强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特点是谨慎，希望充分利用已有条件，力求发挥优势、规避风险。

　　另一种是实践型战略思维。这种思维不相信人有能力事先预见到各种情况，并且认为信息永远不够，因此更强调在实践中把握机会。这种思维在历史上的代表人物有汉武帝、恺撒、拿破仑等，学界代表就是克劳塞维茨。同学者型思维不同的是，实践型思维强调在确定方向后，要通过积极创造条件来实现目标。

　　两种思维中，实践型战略思维风险较大，但却往往创造历史;学者型思维在书斋中较多，主要作用在于评价历史。

　　以此视角观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战略思维主要是实践型占主导地位，这是由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一个现代新生国家的发展通常要经历“三部曲”，第一是寻求安全，第二是追求发展，第三是获得尊严，通俗点说就是要先活下去，然后要活得好，最后还要活得有面子。

　　按照这个逻辑，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毛泽东时代主要是解决国家生存问题，因为当时西方孤立中国，国内仍有颠覆势力作祟。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邓小平时代主要就是解决如何“活得好”的问题。要想发展，就需减少内外冲突，国内强调市场优先，对外强调韬光养晦。

　　现在我们可能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即从发展优先过渡到寻求“活得更有面子”。具体表现就是在国际社会要赢得更多尊重，在国内发展上更加注重质量。以粮食生产为例，其实我国粮食产量近年来已相当充足，每年高达6亿多吨。虽然现在不再“吃不饱”，但粮食可能存在不安全的问题，比如重金属超标等。正因如此现在国内发展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强调GDP或发展速度优先，而是出现环境友好型、社会包容型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

　　国际层面则逐渐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在这个历史阶段过渡时期前述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逐渐显现出来，甚至引发激烈争论。比如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有所作为，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还应继续保持谨慎。

　　现实环境决定中国必须积极作为

　　我的看法是，中国在战略选择上要更加有所作为，这个大的方向毫无疑问，它是由历史转换的大环境决定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是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比如我们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多。截至2016年6月30日，我国中央政府拥有的海外资产接近7万亿美元，如再加上地方政府或个人拥有的海外资产，这个数字至少还要翻一倍。另外还有人员，现在大概有300万中国学生在外留学，500万务工人员在海外各种工程项目中工作，还有很多私营企业经营者长期在外经商，如此等等。照此估算，长期在海外工作学习生活的中国公民大概1000万人。出境游的中国公民更多，2016年高达1.26亿人次，比美国的7000万高出很多。这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现实，我们的人财物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走出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比较平静，中国还可以不过多去管。但恰恰是在这时，国际上出现了全球治理赤字。比如，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虚拟世界的出现，极端思想蔓延、跨国电信诈骗等新问题层出不穷;再如，由于发展差异过大，文明以及意识形态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还有气候变化问题等等。总之，当今世界的跨国界问题比以前明显增多，有关全球治理的需求也在增强。

　　原来提供全球治理的主要是欧美国家，但它们现在都不同程度遭遇困难。欧洲国家在各种危机困扰下有心无力，美国则是有力无心，虽然还有力量但变小气了。虽然原因不同，但作为全球治理供给方的欧美，供给能力确实都在下降。

　　这种形势就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我们的海外利益不断扩大而且需要保护，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出现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以实践型战略思维来参与全球治理，实属必然。但持学者型思维的人会说这样做风险大，因为全球治理需要付出资金甚至人命等成本。这时，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就凸显了出来。

　　无论如何，既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那么我们只能回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此过程中，实践型战略思维要占主导，同时还要注意两种思维互补。学者型思维需要往实践型思维的方向上稍微靠一点，帮助后者行稳致远，不能因为存在风险就说什么都不干，那等于是逃避历史责任。当然，实践型思维也要对学者型思维保持尊重，不能对后者一味排斥，需要吸取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力求稳扎稳打。

　　越是意识形态转型期或历史转折期，两种思维的冲突就越激烈，这很正常。但总体来讲，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除了继续向前迈进别无选择，有挑战就去应对，有困难就去解决。两种战略思维必须学会相互妥协，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发展更好。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无论从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影响层面衡量，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国际地位又在显著提升，这让国内有关未来战略选择的探讨出现分歧，比较典型的莫过于是继续偏重“韬光养晦”还是更趋积极“有所作为”。

　　过渡时期面临两种战略思维博弈

　　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研究通常存在两种思维：一种就是学者型思维。它的逻辑在于相信决策者有足够的智力和能力做出正确抉择，相信只要时间足够，作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也会足够充足。这种思维在历史上的代表就是《孙子兵法》，强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特点是谨慎，希望充分利用已有条件，力求发挥优势、规避风险。

　　另一种是实践型战略思维。这种思维不相信人有能力事先预见到各种情况，并且认为信息永远不够，因此更强调在实践中把握机会。这种思维在历史上的代表人物有汉武帝、恺撒、拿破仑等，学界代表就是克劳塞维茨。同学者型思维不同的是，实践型思维强调在确定方向后，要通过积极创造条件来实现目标。

　　两种思维中，实践型战略思维风险较大，但却往往创造历史;学者型思维在书斋中较多，主要作用在于评价历史。

　　以此视角观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战略思维主要是实践型占主导地位，这是由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一个现代新生国家的发展通常要经历“三部曲”，第一是寻求安全，第二是追求发展，第三是获得尊严，通俗点说就是要先活下去，然后要活得好，最后还要活得有面子。

　　按照这个逻辑，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毛泽东时代主要是解决国家生存问题，因为当时西方孤立中国，国内仍有颠覆势力作祟。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邓小平时代主要就是解决如何“活得好”的问题。要想发展，就需减少内外冲突，国内强调市场优先，对外强调韬光养晦。

　　现在我们可能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即从发展优先过渡到寻求“活得更有面子”。具体表现就是在国际社会要赢得更多尊重，在国内发展上更加注重质量。以粮食生产为例，其实我国粮食产量近年来已相当充足，每年高达6亿多吨。虽然现在不再“吃不饱”，但粮食可能存在不安全的问题，比如重金属超标等。正因如此现在国内发展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强调GDP或发展速度优先，而是出现环境友好型、社会包容型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

　　国际层面则逐渐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在这个历史阶段过渡时期前述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逐渐显现出来，甚至引发激烈争论。比如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有所作为，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还应继续保持谨慎。

　　现实环境决定中国必须积极作为

　　我的看法是，中国在战略选择上要更加有所作为，这个大的方向毫无疑问，它是由历史转换的大环境决定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是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比如我们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多。截至2016年6月30日，我国中央政府拥有的海外资产接近7万亿美元，如再加上地方政府或个人拥有的海外资产，这个数字至少还要翻一倍。另外还有人员，现在大概有300万中国学生在外留学，500万务工人员在海外各种工程项目中工作，还有很多私营企业经营者长期在外经商，如此等等。照此估算，长期在海外工作学习生活的中国公民大概1000万人。出境游的中国公民更多，2016年高达1.26亿人次，比美国的7000万高出很多。这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现实，我们的人财物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走出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比较平静，中国还可以不过多去管。但恰恰是在这时，国际上出现了全球治理赤字。比如，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虚拟世界的出现，极端思想蔓延、跨国电信诈骗等新问题层出不穷;再如，由于发展差异过大，文明以及意识形态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还有气候变化问题等等。总之，当今世界的跨国界问题比以前明显增多，有关全球治理的需求也在增强。

　　原来提供全球治理的主要是欧美国家，但它们现在都不同程度遭遇困难。欧洲国家在各种危机困扰下有心无力，美国则是有力无心，虽然还有力量但变小气了。虽然原因不同，但作为全球治理供给方的欧美，供给能力确实都在下降。

　　这种形势就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我们的海外利益不断扩大而且需要保护，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出现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以实践型战略思维来参与全球治理，实属必然。但持学者型思维的人会说这样做风险大，因为全球治理需要付出资金甚至人命等成本。这时，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就凸显了出来。

　　无论如何，既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那么我们只能回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此过程中，实践型战略思维要占主导，同时还要注意两种思维互补。学者型思维需要往实践型思维的方向上稍微靠一点，帮助后者行稳致远，不能因为存在风险就说什么都不干，那等于是逃避历史责任。当然，实践型思维也要对学者型思维保持尊重，不能对后者一味排斥，需要吸取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力求稳扎稳打。

　　越是意识形态转型期或历史转折期，两种思维的冲突就越激烈，这很正常。但总体来讲，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除了继续向前迈进别无选择，有挑战就去应对，有困难就去解决。两种战略思维必须学会相互妥协，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发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