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本文是2016年10月23日作者在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生论坛上发言的第四部分。刊登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十一辑。

　　中国谁在搞外交?

　　之前已经提出了很多疑问，与之相关的第四个疑问，就是我在修改教科书时越来越怀疑，或者说我这年龄的这些人，对中国外交到底知道什么?越研究越觉得好像也不知道什么。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到底是谁在搞外交?如果按照外交学院教科书的叙事，当然就是外交部在搞外交。按照现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这批学者的叙述，似乎也都这样认为，他们也是在研究外交部，或者至少以外交部为主吧。例如开所谓政策研讨会，如果有两个退休将军参加，与会的国关研究者到外面会说是军方说了什么，这听上去好像中国讲的运作也还有外交部之外的其他部门，如军方等参与。但问题是这样就能说清楚谁在搞外交吗?

　　我最近先后给指导过的两位博士生出版的专著写序言，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的很少。这里假设一个前提，即中国的外交是产生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那么在解读具体的外交运作中，到底中国的外交是谁在做呢，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展开讨论、做出决定、然后执行、反馈等等?现在能说清楚、说完整吗?当年读谢益显先生主编的书，外交就是政府、外交部在搞，不少国关的成果并没反映出是否做了深入研究，只是在叙述中国政府的外交行为。我在写教科书时，必须尊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外交的主要、重要的决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外交部在中国外交中是一个什么地位，现在界定的并不清楚，个案研究太缺乏了，无从界定。我希望能解释清楚外交部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一提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就好像就是代表了中国外交，他(她)能代表吗?外交部长的重要作用是如何体现的?为什么很多研究美国外交的人把外交部长的角色类比为美国国务卿的角色?研究美国外交史时，美国国务卿是很重要的角色。中国外交部长是不是也那么重要?这是从学术研究出发提出问题，也要依靠规范的研究给出答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是在1949年11月成立的外交部;1950年1月，建立了另外一个部，中共中央联络部。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就必须研究中共中央联络部，还有一个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还有其他的部门，如外经贸部等。有个例子是有价值的，50年代初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曾同时担任军委情报局的局长。现在有各方面的回忆录提供了复杂的线索，当然还需要专门的考证。

　　外交部档案馆开放对外交史研究的推动太大了，虽然只开放到1965年，还有一些限制。很多老师和博士研究生都通过查阅档案，了解到很多复杂内容。不过围绕外交部在中国外交中到底是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还需要到哪些部门去查阅资料，以及进一步确定其他很多部门和机构的实际作用，从而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

　　我们对中国外交的了解程度还与了解人事变动有关。外交部第一任部长周恩来是国家总理，那是多高的地位。中联部第一任部长是王稼祥，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长征之前曾与周恩来同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讲党史的人都知道，1937年王明回国后，党内在统一战线、抗日军事战略等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后决定派王稼祥去莫斯科汇报。当时是斯大林、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季米特洛夫最后对他说，王明要尊重毛泽东，毛泽东是有中国革命经验的领导人。这等于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确认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否则这个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中共内部很难有统一的领导。王稼祥回国后，如实通报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决定。这发生在1938年，可见王稼祥在党内的地位有多高，由这种身份的人担中联部部长，也可以想象中联部的地位。

　　1954年7月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他是很想干外交工作，但中央决定他继续担任总理。周恩来真的对外交有兴趣，从外交档案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组外交班子要把张闻天从苏联使馆调回，李克农要回军委情报局，外交部需要充实领导力量，周本人继续兼任外交部长，直到1958年由陈毅接任。陈毅的地位也很高，同周有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中联部对刘少奇负责，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并直接负责党务工作。

　　两个部门中联部和外交部是可以协调的，但后来也有不协调的情况，最突出的表现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会上毛泽东批评“三自一包”，说是有三股风“翻案风”、“单干风”和“包产风”。陈毅在华东组发言，说外交战线也有一股风，叫“三个要和，一个要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派要和，对世界革命人民援助要少。他这个发言是联系毛泽东反对的“三自一包”，说外交系统也有右倾问题。毛泽东看了这个简报，认为非常好，让政治局领导都要读，发现外交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倾向。他还给王稼祥看了一个简报，其中说修正主义都是里通外国的。王稼祥后来写了辞职报告，辞去了中联部长的职务。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王稼祥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后，认为中央要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外交领域也有必要反思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倾向，所以写了一系列报告，建议纠正外交领域的一些错误，而外交领域也要大跃进是1958年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提出的。

　　最后再举个例子，可以说明中联部的重要地位。去年乔石去世，我看到一个回忆录，虽然不长但内容很重要。因为乔石本人在中联部工作过，还担任过中联部部长。那个回忆中说，有一天陪乔石散步。当时正逢1991年苏联8·19政变，乔石谈到如何看待8.19苏联政变和苏联解体，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需要研究。然后他提出中联部要做研究。中联部后来专门进行研究并提交了报告，由乔石交给了江泽民。在后来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江泽民肯定了报告的内容，指出中俄关系还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苏联出现的动荡，中国不参与，不介入。如果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回忆录所讲的内容，这里暂不涉及可能存在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就可以看到中联部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上的作用，的确是实质性的。当然，不能排除外交部和其他部门可能也有自己的分析，但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联部至少不是无足轻重的。

　　最近应邀为一本英文著作写书评，书名是Beijing’s Economic Statecraft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91，简称《冷战时代的中国对外经济方略》。我在书评中也提出，这本书绘制了一幅更为全面和丰富的有关冷战时期中国经济战略的图景，也因此使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被凸显出来，即在中国持续扩展和加强运用经济工具来追求对外政策目标——不论是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理想”还是“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到底是哪些人以及他们通过何种体制和机制等，来完成如此复杂且日益增长的巨大工作。”作者在序言中实际上意识到存在这样的问题，并指出了参与这类决策和行动的一些主要人物。这本书的第6章是关于援助越南的内容，作者的叙述证明，是大规模援助才导致了建立专门的体制，以协调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这类矛盾在对朝援助中也是存在的，作者随后专门阐述了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制度化建设。我作为读者的印象是，直到1970年代，中国才开始了对外援助工作的制度化建设。我认为，随着对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和冷战后中国经济外交的迅速发展，研究有关的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等，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综上所述，现在还无法了解到其他部门参与外交运作的情况，还不能确定，中国都有谁在搞外交，到底有哪些人、哪些机构在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党史、革命史、国史等研究都很突出领袖的重要作用，也是受到查阅档案的限制，这导致研究中很容易忽视很多机构和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人。历史上一些人由于政治运动中被打倒了，现在无从了解他们(包括那些中层官员)的作用。我的经验是，现在的研究几乎都始终盯在有关领导人的史料上，当然也是因为只出版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档案、传记、年谱、文件集等等。但是应该设想，在如此巨大的政治体制和决策系统中，会有很多机构卷入政策形成过程。这些机构和很多中层干部在外交系统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如果真立足于中国知识时，就会感到过去的研究有些轻飘飘的。

　　“谁在做外交”这个问题还涉及到那些决策者、参与者的知识到底是什么和他们对世界政治知识的了解程度，例如至少在冷战时代，他们主要是依据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主要依据搞中国政治的经验在搞外交。这需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做出判断。按照现在的基本思路叙述，基本上就是世界上出现一个事件影响到中国，然后中国就做出一个选择、决定。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和历史文献看，情况远非如此。至少毛泽东他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和在中国搞政治的经验等，共同决定着他们的国际行为。

　　如何在世界体系中理解中国外交?

　　既然前面谈了中国知识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提出来，因为时间关系简而言之：如何把中国外交放在世界大结构中解读?我的基本判断和结论是，如果对过去世界政治中的40年冷战、60年世界政治的大脉络不清晰，不把中国视为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之一来认识，不了解普遍性知识、世界体系的演变、世界政治潮流发展的普遍影响等等，就无法谈中国的独特性。在我看来，决定世界潮流的基本因素概而言之，包括国际体系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全球性的变革等五大要素。中国外交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超出这个框架，我们只能在普遍性的世界政治潮流中谈中国的独特性。如果仅强调中国特殊性，那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这个架构中该如何评价，又是新的疑问了。因为时间关系，以后再同各位探讨。谢谢。

　　编者注：本文是2016年10月23日作者在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生论坛上发言的第四部分。刊登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第十一辑。

　　中国谁在搞外交?

　　之前已经提出了很多疑问，与之相关的第四个疑问，就是我在修改教科书时越来越怀疑，或者说我这年龄的这些人，对中国外交到底知道什么?越研究越觉得好像也不知道什么。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到底是谁在搞外交?如果按照外交学院教科书的叙事，当然就是外交部在搞外交。按照现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理论这批学者的叙述，似乎也都这样认为，他们也是在研究外交部，或者至少以外交部为主吧。例如开所谓政策研讨会，如果有两个退休将军参加，与会的国关研究者到外面会说是军方说了什么，这听上去好像中国讲的运作也还有外交部之外的其他部门，如军方等参与。但问题是这样就能说清楚谁在搞外交吗?

　　我最近先后给指导过的两位博士生出版的专著写序言，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事实上我们知道的很少。这里假设一个前提，即中国的外交是产生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那么在解读具体的外交运作中，到底中国的外交是谁在做呢，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展开讨论、做出决定、然后执行、反馈等等?现在能说清楚、说完整吗?当年读谢益显先生主编的书，外交就是政府、外交部在搞，不少国关的成果并没反映出是否做了深入研究，只是在叙述中国政府的外交行为。我在写教科书时，必须尊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外交的主要、重要的决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外交部在中国外交中是一个什么地位，现在界定的并不清楚，个案研究太缺乏了，无从界定。我希望能解释清楚外交部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一提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就好像就是代表了中国外交，他(她)能代表吗?外交部长的重要作用是如何体现的?为什么很多研究美国外交的人把外交部长的角色类比为美国国务卿的角色?研究美国外交史时，美国国务卿是很重要的角色。中国外交部长是不是也那么重要?这是从学术研究出发提出问题，也要依靠规范的研究给出答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是在1949年11月成立的外交部;1950年1月，建立了另外一个部，中共中央联络部。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就必须研究中共中央联络部，还有一个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还有其他的部门，如外经贸部等。有个例子是有价值的，50年代初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曾同时担任军委情报局的局长。现在有各方面的回忆录提供了复杂的线索，当然还需要专门的考证。

　　外交部档案馆开放对外交史研究的推动太大了，虽然只开放到1965年，还有一些限制。很多老师和博士研究生都通过查阅档案，了解到很多复杂内容。不过围绕外交部在中国外交中到底是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还需要到哪些部门去查阅资料，以及进一步确定其他很多部门和机构的实际作用，从而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画面。

　　我们对中国外交的了解程度还与了解人事变动有关。外交部第一任部长周恩来是国家总理，那是多高的地位。中联部第一任部长是王稼祥，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长征之前曾与周恩来同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讲党史的人都知道，1937年王明回国后，党内在统一战线、抗日军事战略等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后决定派王稼祥去莫斯科汇报。当时是斯大林、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季米特洛夫最后对他说，王明要尊重毛泽东，毛泽东是有中国革命经验的领导人。这等于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确认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否则这个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中共内部很难有统一的领导。王稼祥回国后，如实通报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决定。这发生在1938年，可见王稼祥在党内的地位有多高，由这种身份的人担中联部部长，也可以想象中联部的地位。

　　1954年7月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他是很想干外交工作，但中央决定他继续担任总理。周恩来真的对外交有兴趣，从外交档案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组外交班子要把张闻天从苏联使馆调回，李克农要回军委情报局，外交部需要充实领导力量，周本人继续兼任外交部长，直到1958年由陈毅接任。陈毅的地位也很高，同周有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中联部对刘少奇负责，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并直接负责党务工作。

　　两个部门中联部和外交部是可以协调的，但后来也有不协调的情况，最突出的表现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会上毛泽东批评“三自一包”，说是有三股风“翻案风”、“单干风”和“包产风”。陈毅在华东组发言，说外交战线也有一股风，叫“三个要和，一个要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反动派要和，对世界革命人民援助要少。他这个发言是联系毛泽东反对的“三自一包”，说外交系统也有右倾问题。毛泽东看了这个简报，认为非常好，让政治局领导都要读，发现外交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倾向。他还给王稼祥看了一个简报，其中说修正主义都是里通外国的。王稼祥后来写了辞职报告，辞去了中联部长的职务。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王稼祥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后，认为中央要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外交领域也有必要反思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倾向，所以写了一系列报告，建议纠正外交领域的一些错误，而外交领域也要大跃进是1958年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提出的。

　　最后再举个例子，可以说明中联部的重要地位。去年乔石去世，我看到一个回忆录，虽然不长但内容很重要。因为乔石本人在中联部工作过，还担任过中联部部长。那个回忆中说，有一天陪乔石散步。当时正逢1991年苏联8·19政变，乔石谈到如何看待8.19苏联政变和苏联解体，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需要研究。然后他提出中联部要做研究。中联部后来专门进行研究并提交了报告，由乔石交给了江泽民。在后来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江泽民肯定了报告的内容，指出中俄关系还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苏联出现的动荡，中国不参与，不介入。如果未来的研究能证明回忆录所讲的内容，这里暂不涉及可能存在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就可以看到中联部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与俄罗斯关系上的作用，的确是实质性的。当然，不能排除外交部和其他部门可能也有自己的分析，但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联部至少不是无足轻重的。

　　最近应邀为一本英文著作写书评，书名是Beijing’s Economic Statecraft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91，简称《冷战时代的中国对外经济方略》。我在书评中也提出，这本书绘制了一幅更为全面和丰富的有关冷战时期中国经济战略的图景，也因此使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被凸显出来，即在中国持续扩展和加强运用经济工具来追求对外政策目标——不论是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理想”还是“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到底是哪些人以及他们通过何种体制和机制等，来完成如此复杂且日益增长的巨大工作。”作者在序言中实际上意识到存在这样的问题，并指出了参与这类决策和行动的一些主要人物。这本书的第6章是关于援助越南的内容，作者的叙述证明，是大规模援助才导致了建立专门的体制，以协调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这类矛盾在对朝援助中也是存在的，作者随后专门阐述了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制度化建设。我作为读者的印象是，直到1970年代，中国才开始了对外援助工作的制度化建设。我认为，随着对冷战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深入和冷战后中国经济外交的迅速发展，研究有关的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等，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综上所述，现在还无法了解到其他部门参与外交运作的情况，还不能确定，中国都有谁在搞外交，到底有哪些人、哪些机构在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党史、革命史、国史等研究都很突出领袖的重要作用，也是受到查阅档案的限制，这导致研究中很容易忽视很多机构和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人。历史上一些人由于政治运动中被打倒了，现在无从了解他们(包括那些中层官员)的作用。我的经验是，现在的研究几乎都始终盯在有关领导人的史料上，当然也是因为只出版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档案、传记、年谱、文件集等等。但是应该设想，在如此巨大的政治体制和决策系统中，会有很多机构卷入政策形成过程。这些机构和很多中层干部在外交系统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如果真立足于中国知识时，就会感到过去的研究有些轻飘飘的。

　　“谁在做外交”这个问题还涉及到那些决策者、参与者的知识到底是什么和他们对世界政治知识的了解程度，例如至少在冷战时代，他们主要是依据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主要依据搞中国政治的经验在搞外交。这需要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做出判断。按照现在的基本思路叙述，基本上就是世界上出现一个事件影响到中国，然后中国就做出一个选择、决定。从现在已经公开的档案和历史文献看，情况远非如此。至少毛泽东他们这代人的世界观和在中国搞政治的经验等，共同决定着他们的国际行为。

　　如何在世界体系中理解中国外交?

　　既然前面谈了中国知识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要提出来，因为时间关系简而言之：如何把中国外交放在世界大结构中解读?我的基本判断和结论是，如果对过去世界政治中的40年冷战、60年世界政治的大脉络不清晰，不把中国视为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之一来认识，不了解普遍性知识、世界体系的演变、世界政治潮流发展的普遍影响等等，就无法谈中国的独特性。在我看来，决定世界潮流的基本因素概而言之，包括国际体系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全球性的变革等五大要素。中国外交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超出这个框架，我们只能在普遍性的世界政治潮流中谈中国的独特性。如果仅强调中国特殊性，那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命题。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这个架构中该如何评价，又是新的疑问了。因为时间关系，以后再同各位探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