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间，越来越流行的说法是，中美关系是不愉快的、正在恶化、正从竞争转向冲突。中美关系的状况及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已经令亚洲深感焦虑，特朗普政府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的政策及目标引发的担忧使得这种情绪变本加厉。当然有理由感到困惑和忧虑，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从过往的分歧中吸取了经验，而且中美关系并不像很多人声称的那样不快、脆弱。广泛、深刻的相互依赖既会导致摩擦，也为解决分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美国与中国往往有着不同的轻重缓急，也会从不同的文化与政治视角看待发展这一问题，但未来有赖于处理好彼此的分歧。

　　引言

　　在近期的大选结束后，许多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对特朗普的当选会如何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表示好奇(或者说是担忧)。我能够理解这种心态，但仍然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感到乐观。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为何感到乐观。

　　为了各位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我想说明的是，我在中美关系领域已经工作了超过四十年。我曾是1972年接待中国乒乓球队的美国代表团的一员，我曾经在福特和卡特政府中负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工作，在里根政府的国务院中负责中国事务，在老布什政府的国务院中领导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分析局，并且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中在更高的职位上继续负责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当我于2009年从政府退休回到斯坦福大学后，我开始重新讲授中美外交政策相关课程，并被选入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局。我了解、关心并帮助构建了这段关系。

　　我演讲标题中的“同床异梦共命运”意在总结几点我观察到的关键结论。直觉和经验让我意识到，决策者在分析局势、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结构性和系统性因素是最具决定性的。就中美关系而言，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塑造中美认知及政策的所谓的“床”——是国际体系。我演讲的第一部分，将总结全球秩序是如何推动、塑造和约束中方与美方的行动的。“异梦”指的则是中美在认知国际体系的危险与动力、各自的期望与抱负，以及各自为实现目标而推行的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共命运”指的是中美融入全球秩序及愈发强化的相互依赖将两国的政策选项联系在了一起，并对其构成了约束。我们也许并不享有相同的目标或愿景，但两国将共同塑造未来，并都将受其影响。双方都无法忽视彼此或退出这一全球体系。

　　同床

　　中国与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但自从中美之间开始互动，两国便都是同一个全球秩序的一部分。在这段共同历史的多数时间里，美国在全球秩序中发挥着比中国更具影响力的作用，但中国还“记得”并仍向往着自己身为东亚地区一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的那段更加漫长的岁月，而当时美国还不存在。美国是在帝国主义时期入局的。重要的不是当时美国比中国强大还是弱小，而是双方都比当时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强权弱小。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从英国、法国及其他更强大、更具侵略性的强权处分得利益。因此，美国要求取得最惠国待遇，反对其他国家通过瓜分中国的方式限制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人的目的在于自己的利益，捍卫中国的利益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不过，美国人自认为、也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是较不贪婪的、是对中国更加尊敬的。中国人有着不一样的观点，并且有理由对美国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感到愤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结束日俄战争的朴茨茅斯会议上不顾中国利益，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未能阻止将德国租界转交给日本，这两件事情都使得中国确认，美国只不过是又一个帝国主义强权而已。老罗斯福与威尔逊的行为也表明，美国是如何通过“更加广阔”的全球利益这一视角来看待中国的。

　　类似地，美国在1930年代时反对日本占领中国的领土，其动机也主要源自私利和更加广阔的外交政策目标，而不是对中国遭受苦难的同情。二战期间，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原因更多地在于战胜日本，而不是拯救中国或支持蒋介石。就这两个事例而言，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与行动的，主要是国际体系的性质和美国在该体系中的目标，而不是对中国的同情或反感之情。

　　我明白，这样总结中美关系的第一个一百年太过简略、不当，但我的主旨在于，从一开始，华盛顿和北京看待彼此之间关系的视角就是受到更加广阔的利益和国际体系的性质影响的。

　　故事的下一章始于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发表这些声明(还包括宣布中国将“倒”向苏联阵营)时的国际背景是，冷战刚刚开始，世界被划分为在意识形态上敌对的两个阵营。1950年时的世界是极为两极化的，多数大国都要么与苏联结盟，要么与美国结盟。毛泽东令中国与苏联结盟，这一联盟使得中国成为美国遏制政策的目标。朝鲜战争之后，相互的敌意进一步加深了。

　　朝鲜战争使得中美两国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敌对关系。其间，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国际体系大体上还是同一个。联盟强化了，分歧加深了。在这样的概括中，最显著的例外则是中苏分裂。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但中国无意与美国结盟。即使美国已经确信中苏的确已经分裂，但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也排除了中美两国提前实现和解的任何可能性。中国不再与苏联结盟(尽管条约依然有效)，但中国显然依旧身处共产主义阵营，中国官员和媒体依旧在谴责美国及帝国主义阵营。

　　北京和华盛顿囿于两极化的全球秩序，直到1960年代末。此时，一系列国内外事件加之尼克松和毛泽东的“现实政治”考量使得缓和敌意、更进一步变得可能(乃至势在必行)。

　　导致中美关系恢复的原因不是中美体制的趋同或是对于友好过去的回忆，而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现实主义逻辑。中美关系之所以正常化，原因不在于两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或是期待能够从中获得广泛的利益，而是为了制衡来自莫斯科的威胁，以及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大的行动空间。尼克松与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和解来改善本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那么也许就可以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迫切的内部挑战。内部因素并非首要驱动因素。

　　中美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1970年代末。我想说明的是，促使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上宣布改革开放和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是全球秩序的延续，而非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或累积性的变化。和其他国家一样，中美两国也以为冷战会一直延续下去，以为苏联会一直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因此需要动用一切手段加以遏制。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竭尽所能地推进现代化，增强国家的实力;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仍是反苏斗争的伙伴，就愿意帮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繁荣、稳定。

　　中国领导人认为，此前三十年的“革命式”现代化与强国之路并没有令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停止这场实验，转而采取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策略。这一策略就是遵照出口导向型的“日本模式”，加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体系。要强大到足以威慑想象中和现实中敌人的程度，中国需要尽快地实现现代化。由于苏联的威胁被认为比美国的威胁更加紧迫，因此，寻求与美国及其他“自由世界”成员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获得更多的发展援助，就是既必要、又可欲的——就如同此前中国从苏联处寻求援助，以对抗当时更加迫切的、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一样。

　　同样十分重视苏联威胁的卡特政府觉察到，通过援助中国、使其变得更加强大，能够强化美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卡特政府中的有些人认为，如果在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反苏斗争中中国愿意成为美国的伙伴，那么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使其变得强大，将有利于“反苏阵营”。其他人也赞同这一观点，但还有着更加宏大的目标：转变中国。稍后我会展开这一点。此时我想说的是，促使中国和美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合作的部分原因(乃至首要原因)在于对全球体系的判断。

　　我认为，国际局势曾是且仍将是推动与限制中美关系的一大重要因素。在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果之一就是，对于中美伙伴关系而言，“敌人的敌人”这一现实政治逻辑不再成立了，中美不再“需要”对方来提升威慑某个敌人的能力——这个敌人已不复存在。中美关系的支柱消失了，但中国依然想实现发展目标，依然需要美国。美国开始从中国的经济成就中获益，但美国“需要”中国的程度，并不像中国需要美国那样强烈。

　　美国是否还愿意帮助仅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大的那个变得更加强大、繁荣、具有影响力，并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因为此时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未必一定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随后，中国国内及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各大洲经济机遇的增多)使得一些美国人对接触中国的政策是否明智更加质疑。

　　到了20世纪末，曾经的两极世界已经转变成了截然不同但仍不稳定的世界。曾经仅限于“自由世界”及中国的自由化秩序成为仅有的秩序，前社会主义阵营和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大多争先恐后地要加入这一秩序，想要效仿中国那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成功。

　　全球秩序仍处于变动之中。美国曾迎来又送走了属于自己的“单极”时刻，但美国依然是世界舞台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行为方。中国如今拥有第二大的经济体，军事实力也日益增强，但别的“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也正在国际舞台上争夺空间。

　　许多专家、政客以及严肃学者都自以为是地谈论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延长“权力转移期”，或是缓解国际秩序变化带来的不利后果，许多人还列出了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我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但我意识到，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认为华盛顿应该放弃美国已经执行了四十年的政策与策略。

　　异梦

　　如果说中美关系的缓和相当于一桩功利婚姻，那么媒人就是莫斯科。在尼克松于1972年历史性地访问中国之后不久，两国评论人士都指出了两国历史悠久的经济与教育联系，以及在二战期间的共同事业。然而，与怀旧之情相比，现实政治的考量更加重要。中美之间唯一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对苏联感到忧虑和反感。

　　当时的中国仍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美国则正在经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大变革。减少对彼此的威胁，并且减少来自苏联的威胁，将令北京和华盛顿能够将更多精力用于应对内部问题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

　　对于中美关系，也许两国都有一些人有着更大的雄心，但在一开始，决策者的目标是非常有限的：干扰莫斯科的战略算计，以及对美国而言，便于从越南撤出。两国都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接触和相互影响将是很有限的。这是一桩没有蜜月期的功利婚姻，蜜月是后来才补上的。

　　低期望值和有限的互动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当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之后。改革开放政策放弃了对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追求，转而采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香港以及台湾地区——产生过效果的方式。中国希望效仿的这一模式的本质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出口实现经济增长。

　　这项新战略要想取得成功，甚至仅仅是要想启动，中国都必须获得美国的默许(如果不是积极支持的话)。对于中国(以及美国)而言，幸运的是，卡特政府的官员发现并把握住了这一机遇，而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冷战不会永久持续下去。

　　从1949年直到1980年代，国际体系都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到了1970年代末，邓小平表示，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可能(乃至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此前不可想象的策略，来实现富强的目标。在本质上，邓小平确认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判断，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宣称这场战争不会很快发生，而且在20年内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为中国奠定持续增长的基础、恢复国家实力打开了机会之窗。这一扇机会之窗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中美关系缓和使得来自美国的威胁不再迫在眉睫了，而且巩固了足以威慑苏联这一更大威胁的统一战线。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解读创造了机遇，但依他的预测，机遇是短暂的，仅有20年。最终，这一机遇持续了不止20年，1970年代末的策略也一直沿用了下来。但在当时，这一时限是为了给为中国争取最大利益的行为正名。这意味着中国至少需要和美国保持较好的关系，没有时间就意识形态细节展开辩论或对日本及其美国“老师”所引领的那种策略进行微调;优先强调的是速度，即尽力确保现代化征程中快速与持续的进步。

　　邓小平意识到，如果想要维持新的安全局势，中国就需要与美国建立新的、更友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需要加入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体系——日本正是从中获益的。在从中获益之前，中国首先得加入这一体系，而看门人正是华盛顿。卡特政府意识到了中国希望这么做，并且愿意提供帮助。

　　北京似乎认为，可以说服华盛顿至少让自己暂时地、有限地加入这一曾帮助日本复兴和繁荣的体系，但这扇窗户随时都可能因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而关闭，如果中国的成功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的话，这扇窗户肯定会被关闭。

　　之所以强调速度，是出于多个原因，包括需要弥补此前几十年失去的时间，以及不确定可能仍怀有敌意的美国会在提出不可接受的政治变革要求之前允许中国从这一经济体系中获益达多长时间。

　　为了加入这一体系，中国决定巧妙地处理此前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分歧，这就是台湾问题。这一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我只想简单地表明，将实现现代化作为当务之急，使得中国必须在原则问题上有所让步。认为自己得迅速行动、维持与美国较好的关系，这样的想法还造成了其他后果，但我想强调的是这对中美两国的期望和抱负——也就是两国“同床”时各自所做的梦——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不仅仅认为自己加入这一经济体系的时间是有限的，还认为这段时间足以令中国启动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可以短时间地参与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启动现代化并独力实现可持续增长，然后退出这一体系，或是在培训、技术、资本和市场方面变得较少依赖于这一体系。这一策略设想的是“加入、变强、退出”。

　　这一梦想由许多方面组成，其中之一是古老的“中体西用”理念。在改革开放时期，这一理念曾被表述过多次，最著名的也许要算是陈云的“鸟笼理论”。有趣的是，这一梦想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认为中国可以在改变经济基础的同时，保持上层建筑不变。

　　这一梦想的另一方面在于，认为现代化将使得中国更加强大、富裕、更具影响力，较少受到国际体系的条件和其他国家及大公司的要求制约。换句话说，北京也许需要暂时适应其他人强加的规则、范式和条件，但当中国变得更加现代化之后，对其他人的依赖程度会降低，也就更有能力塑造或是决定这些条款。

　　在这些方面，中国与美国的梦想存在许多差异。例如，尽管中美都是从实用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关系的——尤其是在最初阶段——并且认为冷战将继续下去，但美国从不认为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看来，要么由于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分歧，要么由于不能容忍竞争者的崛起，美国终将对自己发动进攻。这样，原本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评估就变成了“大国竞争的悲剧”，或曰“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国做的“梦”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会攻击中国，或者至少也会竭尽所能地遏制、约束和阻挠中国的崛起。但这些都不是美国做的“梦”的元素。事实上，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过美国决策的人看来，如果战争真的发生，那也是由中国发起的。当然，除非台湾问题引发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防备不确定性总是审慎和必要的，但不应为此采取可能被认为具有恶意的行动。

　　尽管对于战争可能性的评估大为不同，但美国做的“梦”中同样设想了要迅速将中国融入“自由世界”经济体系。其意图不是赶在机会之窗关闭之前采取行动，而是通过让中国获得具体利益来加强其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化秩序中追求现代化的决心。强调速度是为了施加更多限制。美国的逻辑是，如果在令中国获得具体利益之前便在其他重要问题上提出要求，有可能会导致中国放弃新战略，美国也就会错过令中国成为更加强大的反苏伙伴的机会。

　　中国和美国所做的“梦”中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对于事态发展的预期。中国的设想是，两国的接触会给中国带来迅速且持久的收益，但不太会改变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等其他元素。迅速获益将使得中国能够在自己愿意时从这一进程中撤出，以更低的成本和更低的接触程度来继续推进现代化。这里的假定是，一旦起步，现代化就是一项可以自我维持的进程;而且，即使美国想关闭这一扇机会之窗，表明自己可以不受美国控制的欲望也会促使其他国家继续与中国接触。

　　美国的预期与之不同：如果中国退出这一进程，那么会很难(乃至不可能)继续推进现代化、满足公众不断提高的期望并实现强大、稳定、安全和具有影响力等目标。如果说在中国的设想中，与美国接触就如同拿着“菜单”挑挑拣拣，那么美国则认为这是一项总体性的进程，要求在方方面面都不断进行调整，以便持续取得全面成功。

　　在中国做的“梦”中，前期成本较高，随后会逐步降低，因为退出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在美国做的“梦”中，则是通过持续的接触产生持续的收益，进入成本较低，但退出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利益增加了。中国设想随着自己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行动自由也会越来越大。美国则认为这一现代化过程将必然伴随着愈发深化的融合和相互依赖。中国认为退出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美国则希望变得越来越困难。

　　中美之“梦”另一大不同之处在于，认为中国的加入会对自由化国际秩序造成何种影响。中国将加入美国主导的这一秩序视为设立一项合资企业，双方都要作出妥协，适应对方的要求，也就是核心利益。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想法并非如此。在它们看来，中国加入了已经确立了规则与范式的既存体系，各国采用并完善了这些对于体系的成功至关重要的规则。美国及体系的其他受益方不愿为了适应新加入者而改变规则，从而令自己的利益及安全受损。事实上，中国的改变要多于这一自由化秩序的改变，进行了许多调整的也是中国。

　　还存在许多其他差异，但在此我只强调最后一点。这一差异在于对崛起强权与主导强权或曰霸权势力之间关系的认识与预期。中国的看法具有强烈的“零和”意味，认为权势是交替涨落的。根据这种看法，中国的收益就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损失，而且会增加衰落强权阻止崛起强权变得更强的可能性。这是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解读。

　　美国的看法受到了与复兴的欧洲、崛起的日本互动以及在冷战时期结盟经历的影响，认为形势更类似于“水涨船高”。欧洲与日本更加强大，意味着反苏伙伴也更为强大，因此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只不过是“另一个”有待纳入既存体系的崛起强权。中国认为美国会将自己视为越发危险的对手;美国则认为中国会成为越发强大和负责任的伙伴。

　　在此，“梦”指的是期望、抱负与恐惧。它们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塑造了认知、影响了权衡、为政策选择提供了理由;换句话说，它们不仅仅能够生动地展现中美对彼此看法的差异，还有其他作用。这些“梦”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导致误解与误读的唯一原因。但它们有利于解释下列问题：为何美国倾向于认为促使中国加入自由化国际秩序和深化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可欲的，而中国则更倾向于认为这会导致问题。美国希望令中国深陷于现存的国际秩序之中，加深其对其他行为方的依赖以及在现有体系中的利益，从而约束其行动自由。中国则试图避免陷入自己无法掌控的这一体系以及受到其他行为方的约束。

　　共命运

　　当代中美关系开始时也许就如同一桩功利婚姻，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梦想与期待(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但这桩婚姻变得更加亲密了，伙伴关系变得更加广泛了，在一起的理由变得更多也更重大了。出于许多原因，我们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我们也许不享有相同的梦想与期望，但我们享有同一个地球，属于同一个全球秩序，也将享有同样的未来。这些因素所施加的限制以及我们作出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共同的命运。

　　自从1960年代末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以来，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时代的两极世界消失了。尽管许多人担心中美之间会重现冷战时期那种敌对关系，但很少有人希望这一幕真的发生。美国不希望这样，中国也不希望这样。我认为中美之间出现敌对关系的可能性极低，因为两国在同一个国际秩序中都拥有巨大利益，正是这一点使得全球化成为可能，并带来了历史上最繁荣、最和平的这段时期。包括我的一些学术界朋友在内的其他人则认为，对支配地位势不可挡的追逐，比基于自利的开明观点更加重要。同样，许多中国人希望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机制，通过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及共享全球领导地位的联合防护机制，来避免若不这样做美国就会“不可避免地”采取的阻挠中国的举动。

　　在中国做的“梦”里，建立某种“G2”共治权对于避免冲突发生和避免有利于中美及其他国家繁荣、安全及稳定的趋势被打断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做的“梦”里，类似的机制则是没有必要和不可欲的。我们不该忽视这一差别，而是该应对这一挑战。

　　多数时候，美国对相互依赖都持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是有助于加强稳定、可预测性和互利的。中国的观点不这么乐观，更加注重相互依赖的负面效应和施加的约束。然而，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双方都认为彼此处于同一条船上，都仰赖于全球秩序的顺畅运转，而这一点不是两国能够独自掌控的。

　　曾经的“自由世界”体系成为事实上的国际体系，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大部分国家都参与其中并从中获利。美国依旧主导着这一体系，但其角色与冷战期间相比已大不相同。中国是稍显勉强的参与者，但现在似乎已经不再会退出了。两国都有巨大的利益需要仰赖于这一体系的健康运转。美国提供了过大比重的公共物品，中国则希望获得更重大的决策权，然而两国希望的都是改革，而非替换这一体系。

　　中美两国在全球秩序中利益的规模与性质都不相同，但避免波动、在冷战后将众多国家整合进这一体系，曾是我们共享的利益。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未来的全球秩序应该是什么样子、应如何组织和领导、如何进行改革，我们一定有着相同的见解。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不持有相同的愿景。但我们将共享未来，因此，在应对经济、人口、环境、治理和其他挑战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水资源、粮食及能源安全，人民越来越高的期望，身份、个体赋权、城市化和越发严重的不平等等问题，以及新技术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都不是中美两国能够独自应对的，而且还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与贡献。

　　我们需要彼此，我们各自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到对方满足本国公民需要以及应对挑战的能力。合作不再是加分题，而是必选题。

　　经验和分析告诉我，两国领导人都理解这一点，但在解释相互依赖的必要性和好处时会遭遇困难。过去的想法很难完全清除，过往经历使得我们难以采取新的策略并意识到，当今世界与中美关系缓和伊始时已大不相同。

　　研究过去未必能为我们提供解决未来问题的答案，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彼此的想法，理解我们之间的分歧源自何处，理解为何有些做法会导致负面反应。在过去五十年间对中国的研究以及过去四十年间对塑造中美关系的参与让我感到乐观，我认为两国能够处理好分歧，继续找到互利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已经有了好的开局，我们有责任确保它继续为双方带来利益。

　　相关简介：Thomas Fingar，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本文是在2015年4月20日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的演讲基础上修改而成。

　　过去几年间，越来越流行的说法是，中美关系是不愉快的、正在恶化、正从竞争转向冲突。中美关系的状况及其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影响已经令亚洲深感焦虑，特朗普政府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的政策及目标引发的担忧使得这种情绪变本加厉。当然有理由感到困惑和忧虑，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从过往的分歧中吸取了经验，而且中美关系并不像很多人声称的那样不快、脆弱。广泛、深刻的相互依赖既会导致摩擦，也为解决分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美国与中国往往有着不同的轻重缓急，也会从不同的文化与政治视角看待发展这一问题，但未来有赖于处理好彼此的分歧。

　　引言

　　在近期的大选结束后，许多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对特朗普的当选会如何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表示好奇(或者说是担忧)。我能够理解这种心态，但仍然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感到乐观。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为何感到乐观。

　　为了各位更好地理解我的观点，我想说明的是，我在中美关系领域已经工作了超过四十年。我曾是1972年接待中国乒乓球队的美国代表团的一员，我曾经在福特和卡特政府中负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工作，在里根政府的国务院中负责中国事务，在老布什政府的国务院中领导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事务分析局，并且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中在更高的职位上继续负责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当我于2009年从政府退休回到斯坦福大学后，我开始重新讲授中美外交政策相关课程，并被选入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董事局。我了解、关心并帮助构建了这段关系。

　　我演讲标题中的“同床异梦共命运”意在总结几点我观察到的关键结论。直觉和经验让我意识到，决策者在分析局势、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结构性和系统性因素是最具决定性的。就中美关系而言，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塑造中美认知及政策的所谓的“床”——是国际体系。我演讲的第一部分，将总结全球秩序是如何推动、塑造和约束中方与美方的行动的。“异梦”指的则是中美在认知国际体系的危险与动力、各自的期望与抱负，以及各自为实现目标而推行的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共命运”指的是中美融入全球秩序及愈发强化的相互依赖将两国的政策选项联系在了一起，并对其构成了约束。我们也许并不享有相同的目标或愿景，但两国将共同塑造未来，并都将受其影响。双方都无法忽视彼此或退出这一全球体系。

　　同床

　　中国与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但自从中美之间开始互动，两国便都是同一个全球秩序的一部分。在这段共同历史的多数时间里，美国在全球秩序中发挥着比中国更具影响力的作用，但中国还“记得”并仍向往着自己身为东亚地区一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的那段更加漫长的岁月，而当时美国还不存在。美国是在帝国主义时期入局的。重要的不是当时美国比中国强大还是弱小，而是双方都比当时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强权弱小。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在于从英国、法国及其他更强大、更具侵略性的强权处分得利益。因此，美国要求取得最惠国待遇，反对其他国家通过瓜分中国的方式限制美国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人的目的在于自己的利益，捍卫中国的利益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不过，美国人自认为、也希望别人认为他们是较不贪婪的、是对中国更加尊敬的。中国人有着不一样的观点，并且有理由对美国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感到愤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结束日俄战争的朴茨茅斯会议上不顾中国利益，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未能阻止将德国租界转交给日本，这两件事情都使得中国确认，美国只不过是又一个帝国主义强权而已。老罗斯福与威尔逊的行为也表明，美国是如何通过“更加广阔”的全球利益这一视角来看待中国的。

　　类似地，美国在1930年代时反对日本占领中国的领土，其动机也主要源自私利和更加广阔的外交政策目标，而不是对中国遭受苦难的同情。二战期间，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原因更多地在于战胜日本，而不是拯救中国或支持蒋介石。就这两个事例而言，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与行动的，主要是国际体系的性质和美国在该体系中的目标，而不是对中国的同情或反感之情。

　　我明白，这样总结中美关系的第一个一百年太过简略、不当，但我的主旨在于，从一开始，华盛顿和北京看待彼此之间关系的视角就是受到更加广阔的利益和国际体系的性质影响的。

　　故事的下一章始于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发表这些声明(还包括宣布中国将“倒”向苏联阵营)时的国际背景是，冷战刚刚开始，世界被划分为在意识形态上敌对的两个阵营。1950年时的世界是极为两极化的，多数大国都要么与苏联结盟，要么与美国结盟。毛泽东令中国与苏联结盟，这一联盟使得中国成为美国遏制政策的目标。朝鲜战争之后，相互的敌意进一步加深了。

　　朝鲜战争使得中美两国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敌对关系。其间，中国和美国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国际体系大体上还是同一个。联盟强化了，分歧加深了。在这样的概括中，最显著的例外则是中苏分裂。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但中国无意与美国结盟。即使美国已经确信中苏的确已经分裂，但中国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也排除了中美两国提前实现和解的任何可能性。中国不再与苏联结盟(尽管条约依然有效)，但中国显然依旧身处共产主义阵营，中国官员和媒体依旧在谴责美国及帝国主义阵营。

　　北京和华盛顿囿于两极化的全球秩序，直到1960年代末。此时，一系列国内外事件加之尼克松和毛泽东的“现实政治”考量使得缓和敌意、更进一步变得可能(乃至势在必行)。

　　导致中美关系恢复的原因不是中美体制的趋同或是对于友好过去的回忆，而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现实主义逻辑。中美关系之所以正常化，原因不在于两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或是期待能够从中获得广泛的利益，而是为了制衡来自莫斯科的威胁，以及在世界舞台上获得更大的行动空间。尼克松与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够通过和解来改善本国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那么也许就可以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迫切的内部挑战。内部因素并非首要驱动因素。

　　中美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变化发生在1970年代末。我想说明的是，促使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上宣布改革开放和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是全球秩序的延续，而非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或累积性的变化。和其他国家一样，中美两国也以为冷战会一直延续下去，以为苏联会一直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因此需要动用一切手段加以遏制。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竭尽所能地推进现代化，增强国家的实力;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仍是反苏斗争的伙伴，就愿意帮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繁荣、稳定。

　　中国领导人认为，此前三十年的“革命式”现代化与强国之路并没有令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停止这场实验，转而采取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策略。这一策略就是遵照出口导向型的“日本模式”，加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体系。要强大到足以威慑想象中和现实中敌人的程度，中国需要尽快地实现现代化。由于苏联的威胁被认为比美国的威胁更加紧迫，因此，寻求与美国及其他“自由世界”成员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获得更多的发展援助，就是既必要、又可欲的——就如同此前中国从苏联处寻求援助，以对抗当时更加迫切的、来自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一样。

　　同样十分重视苏联威胁的卡特政府觉察到，通过援助中国、使其变得更加强大，能够强化美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卡特政府中的有些人认为，如果在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反苏斗争中中国愿意成为美国的伙伴，那么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使其变得强大，将有利于“反苏阵营”。其他人也赞同这一观点，但还有着更加宏大的目标：转变中国。稍后我会展开这一点。此时我想说的是，促使中国和美国在1970年代末开始合作的部分原因(乃至首要原因)在于对全球体系的判断。

　　我认为，国际局势曾是且仍将是推动与限制中美关系的一大重要因素。在19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后果之一就是，对于中美伙伴关系而言，“敌人的敌人”这一现实政治逻辑不再成立了，中美不再“需要”对方来提升威慑某个敌人的能力——这个敌人已不复存在。中美关系的支柱消失了，但中国依然想实现发展目标，依然需要美国。美国开始从中国的经济成就中获益，但美国“需要”中国的程度，并不像中国需要美国那样强烈。

　　美国是否还愿意帮助仅存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大的那个变得更加强大、繁荣、具有影响力，并不是一件确定的事情，因为此时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未必一定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随后，中国国内及国际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各大洲经济机遇的增多)使得一些美国人对接触中国的政策是否明智更加质疑。

　　到了20世纪末，曾经的两极世界已经转变成了截然不同但仍不稳定的世界。曾经仅限于“自由世界”及中国的自由化秩序成为仅有的秩序，前社会主义阵营和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大多争先恐后地要加入这一秩序，想要效仿中国那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成功。

　　全球秩序仍处于变动之中。美国曾迎来又送走了属于自己的“单极”时刻，但美国依然是世界舞台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行为方。中国如今拥有第二大的经济体，军事实力也日益增强，但别的“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也正在国际舞台上争夺空间。

　　许多专家、政客以及严肃学者都自以为是地谈论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延长“权力转移期”，或是缓解国际秩序变化带来的不利后果，许多人还列出了针对中国的反制措施。我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但我意识到，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认为华盛顿应该放弃美国已经执行了四十年的政策与策略。

　　异梦

　　如果说中美关系的缓和相当于一桩功利婚姻，那么媒人就是莫斯科。在尼克松于1972年历史性地访问中国之后不久，两国评论人士都指出了两国历史悠久的经济与教育联系，以及在二战期间的共同事业。然而，与怀旧之情相比，现实政治的考量更加重要。中美之间唯一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对苏联感到忧虑和反感。

　　当时的中国仍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美国则正在经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大变革。减少对彼此的威胁，并且减少来自苏联的威胁，将令北京和华盛顿能够将更多精力用于应对内部问题和其他外交政策问题。

　　对于中美关系，也许两国都有一些人有着更大的雄心，但在一开始，决策者的目标是非常有限的：干扰莫斯科的战略算计，以及对美国而言，便于从越南撤出。两国都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接触和相互影响将是很有限的。这是一桩没有蜜月期的功利婚姻，蜜月是后来才补上的。

　　低期望值和有限的互动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当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之后。改革开放政策放弃了对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追求，转而采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日本、香港以及台湾地区——产生过效果的方式。中国希望效仿的这一模式的本质就是加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出口实现经济增长。

　　这项新战略要想取得成功，甚至仅仅是要想启动，中国都必须获得美国的默许(如果不是积极支持的话)。对于中国(以及美国)而言，幸运的是，卡特政府的官员发现并把握住了这一机遇，而这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冷战不会永久持续下去。

　　从1949年直到1980年代，国际体系都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到了1970年代末，邓小平表示，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可能(乃至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此前不可想象的策略，来实现富强的目标。在本质上，邓小平确认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判断，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宣称这场战争不会很快发生，而且在20年内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为中国奠定持续增长的基础、恢复国家实力打开了机会之窗。这一扇机会之窗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中美关系缓和使得来自美国的威胁不再迫在眉睫了，而且巩固了足以威慑苏联这一更大威胁的统一战线。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解读创造了机遇，但依他的预测，机遇是短暂的，仅有20年。最终，这一机遇持续了不止20年，1970年代末的策略也一直沿用了下来。但在当时，这一时限是为了给为中国争取最大利益的行为正名。这意味着中国至少需要和美国保持较好的关系，没有时间就意识形态细节展开辩论或对日本及其美国“老师”所引领的那种策略进行微调;优先强调的是速度，即尽力确保现代化征程中快速与持续的进步。

　　邓小平意识到，如果想要维持新的安全局势，中国就需要与美国建立新的、更友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需要加入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体系——日本正是从中获益的。在从中获益之前，中国首先得加入这一体系，而看门人正是华盛顿。卡特政府意识到了中国希望这么做，并且愿意提供帮助。

　　北京似乎认为，可以说服华盛顿至少让自己暂时地、有限地加入这一曾帮助日本复兴和繁荣的体系，但这扇窗户随时都可能因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因而关闭，如果中国的成功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的话，这扇窗户肯定会被关闭。

　　之所以强调速度，是出于多个原因，包括需要弥补此前几十年失去的时间，以及不确定可能仍怀有敌意的美国会在提出不可接受的政治变革要求之前允许中国从这一经济体系中获益达多长时间。

　　为了加入这一体系，中国决定巧妙地处理此前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分歧，这就是台湾问题。这一问题需要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我只想简单地表明，将实现现代化作为当务之急，使得中国必须在原则问题上有所让步。认为自己得迅速行动、维持与美国较好的关系，这样的想法还造成了其他后果，但我想强调的是这对中美两国的期望和抱负——也就是两国“同床”时各自所做的梦——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不仅仅认为自己加入这一经济体系的时间是有限的，还认为这段时间足以令中国启动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可以短时间地参与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启动现代化并独力实现可持续增长，然后退出这一体系，或是在培训、技术、资本和市场方面变得较少依赖于这一体系。这一策略设想的是“加入、变强、退出”。

　　这一梦想由许多方面组成，其中之一是古老的“中体西用”理念。在改革开放时期，这一理念曾被表述过多次，最著名的也许要算是陈云的“鸟笼理论”。有趣的是，这一梦想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它认为中国可以在改变经济基础的同时，保持上层建筑不变。

　　这一梦想的另一方面在于，认为现代化将使得中国更加强大、富裕、更具影响力，较少受到国际体系的条件和其他国家及大公司的要求制约。换句话说，北京也许需要暂时适应其他人强加的规则、范式和条件，但当中国变得更加现代化之后，对其他人的依赖程度会降低，也就更有能力塑造或是决定这些条款。

　　在这些方面，中国与美国的梦想存在许多差异。例如，尽管中美都是从实用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关系的——尤其是在最初阶段——并且认为冷战将继续下去，但美国从不认为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看来，要么由于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分歧，要么由于不能容忍竞争者的崛起，美国终将对自己发动进攻。这样，原本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评估就变成了“大国竞争的悲剧”，或曰“修昔底德陷阱”。

　　在中国做的“梦”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会攻击中国，或者至少也会竭尽所能地遏制、约束和阻挠中国的崛起。但这些都不是美国做的“梦”的元素。事实上，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过美国决策的人看来，如果战争真的发生，那也是由中国发起的。当然，除非台湾问题引发了意料之外的后果，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防备不确定性总是审慎和必要的，但不应为此采取可能被认为具有恶意的行动。

　　尽管对于战争可能性的评估大为不同，但美国做的“梦”中同样设想了要迅速将中国融入“自由世界”经济体系。其意图不是赶在机会之窗关闭之前采取行动，而是通过让中国获得具体利益来加强其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化秩序中追求现代化的决心。强调速度是为了施加更多限制。美国的逻辑是，如果在令中国获得具体利益之前便在其他重要问题上提出要求，有可能会导致中国放弃新战略，美国也就会错过令中国成为更加强大的反苏伙伴的机会。

　　中国和美国所做的“梦”中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对于事态发展的预期。中国的设想是，两国的接触会给中国带来迅速且持久的收益，但不太会改变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等其他元素。迅速获益将使得中国能够在自己愿意时从这一进程中撤出，以更低的成本和更低的接触程度来继续推进现代化。这里的假定是，一旦起步，现代化就是一项可以自我维持的进程;而且，即使美国想关闭这一扇机会之窗，表明自己可以不受美国控制的欲望也会促使其他国家继续与中国接触。

　　美国的预期与之不同：如果中国退出这一进程，那么会很难(乃至不可能)继续推进现代化、满足公众不断提高的期望并实现强大、稳定、安全和具有影响力等目标。如果说在中国的设想中，与美国接触就如同拿着“菜单”挑挑拣拣，那么美国则认为这是一项总体性的进程，要求在方方面面都不断进行调整，以便持续取得全面成功。

　　在中国做的“梦”中，前期成本较高，随后会逐步降低，因为退出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在美国做的“梦”中，则是通过持续的接触产生持续的收益，进入成本较低，但退出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中国在这个体系中的利益增加了。中国设想随着自己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行动自由也会越来越大。美国则认为这一现代化过程将必然伴随着愈发深化的融合和相互依赖。中国认为退出会变得越来越容易，美国则希望变得越来越困难。

　　中美之“梦”另一大不同之处在于，认为中国的加入会对自由化国际秩序造成何种影响。中国将加入美国主导的这一秩序视为设立一项合资企业，双方都要作出妥协，适应对方的要求，也就是核心利益。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想法并非如此。在它们看来，中国加入了已经确立了规则与范式的既存体系，各国采用并完善了这些对于体系的成功至关重要的规则。美国及体系的其他受益方不愿为了适应新加入者而改变规则，从而令自己的利益及安全受损。事实上，中国的改变要多于这一自由化秩序的改变，进行了许多调整的也是中国。

　　还存在许多其他差异，但在此我只强调最后一点。这一差异在于对崛起强权与主导强权或曰霸权势力之间关系的认识与预期。中国的看法具有强烈的“零和”意味，认为权势是交替涨落的。根据这种看法，中国的收益就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损失，而且会增加衰落强权阻止崛起强权变得更强的可能性。这是对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解读。

　　美国的看法受到了与复兴的欧洲、崛起的日本互动以及在冷战时期结盟经历的影响，认为形势更类似于“水涨船高”。欧洲与日本更加强大，意味着反苏伙伴也更为强大，因此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只不过是“另一个”有待纳入既存体系的崛起强权。中国认为美国会将自己视为越发危险的对手;美国则认为中国会成为越发强大和负责任的伙伴。

　　在此，“梦”指的是期望、抱负与恐惧。它们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塑造了认知、影响了权衡、为政策选择提供了理由;换句话说，它们不仅仅能够生动地展现中美对彼此看法的差异，还有其他作用。这些“梦”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导致误解与误读的唯一原因。但它们有利于解释下列问题：为何美国倾向于认为促使中国加入自由化国际秩序和深化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可欲的，而中国则更倾向于认为这会导致问题。美国希望令中国深陷于现存的国际秩序之中，加深其对其他行为方的依赖以及在现有体系中的利益，从而约束其行动自由。中国则试图避免陷入自己无法掌控的这一体系以及受到其他行为方的约束。

　　共命运

　　当代中美关系开始时也许就如同一桩功利婚姻，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梦想与期待(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但这桩婚姻变得更加亲密了，伙伴关系变得更加广泛了，在一起的理由变得更多也更重大了。出于许多原因，我们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我们也许不享有相同的梦想与期望，但我们享有同一个地球，属于同一个全球秩序，也将享有同样的未来。这些因素所施加的限制以及我们作出的选择将决定我们共同的命运。

　　自从1960年代末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以来，国际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冷战时代的两极世界消失了。尽管许多人担心中美之间会重现冷战时期那种敌对关系，但很少有人希望这一幕真的发生。美国不希望这样，中国也不希望这样。我认为中美之间出现敌对关系的可能性极低，因为两国在同一个国际秩序中都拥有巨大利益，正是这一点使得全球化成为可能，并带来了历史上最繁荣、最和平的这段时期。包括我的一些学术界朋友在内的其他人则认为，对支配地位势不可挡的追逐，比基于自利的开明观点更加重要。同样，许多中国人希望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进一步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机制，通过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及共享全球领导地位的联合防护机制，来避免若不这样做美国就会“不可避免地”采取的阻挠中国的举动。

　　在中国做的“梦”里，建立某种“G2”共治权对于避免冲突发生和避免有利于中美及其他国家繁荣、安全及稳定的趋势被打断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做的“梦”里，类似的机制则是没有必要和不可欲的。我们不该忽视这一差别，而是该应对这一挑战。

　　多数时候，美国对相互依赖都持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是有助于加强稳定、可预测性和互利的。中国的观点不这么乐观，更加注重相互依赖的负面效应和施加的约束。然而，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双方都认为彼此处于同一条船上，都仰赖于全球秩序的顺畅运转，而这一点不是两国能够独自掌控的。

　　曾经的“自由世界”体系成为事实上的国际体系，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大部分国家都参与其中并从中获利。美国依旧主导着这一体系，但其角色与冷战期间相比已大不相同。中国是稍显勉强的参与者，但现在似乎已经不再会退出了。两国都有巨大的利益需要仰赖于这一体系的健康运转。美国提供了过大比重的公共物品，中国则希望获得更重大的决策权，然而两国希望的都是改革，而非替换这一体系。

　　中美两国在全球秩序中利益的规模与性质都不相同，但避免波动、在冷战后将众多国家整合进这一体系，曾是我们共享的利益。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未来的全球秩序应该是什么样子、应如何组织和领导、如何进行改革，我们一定有着相同的见解。

　　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不持有相同的愿景。但我们将共享未来，因此，在应对经济、人口、环境、治理和其他挑战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水资源、粮食及能源安全，人民越来越高的期望，身份、个体赋权、城市化和越发严重的不平等等问题，以及新技术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都不是中美两国能够独自应对的，而且还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与贡献。

　　我们需要彼此，我们各自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到对方满足本国公民需要以及应对挑战的能力。合作不再是加分题，而是必选题。

　　经验和分析告诉我，两国领导人都理解这一点，但在解释相互依赖的必要性和好处时会遭遇困难。过去的想法很难完全清除，过往经历使得我们难以采取新的策略并意识到，当今世界与中美关系缓和伊始时已大不相同。

　　研究过去未必能为我们提供解决未来问题的答案，但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彼此的想法，理解我们之间的分歧源自何处，理解为何有些做法会导致负面反应。在过去五十年间对中国的研究以及过去四十年间对塑造中美关系的参与让我感到乐观，我认为两国能够处理好分歧，继续找到互利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已经有了好的开局，我们有责任确保它继续为双方带来利益。

　　相关简介：Thomas Fingar，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本文是在2015年4月20日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的演讲基础上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