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一个叙事来促进国际社会全面接受中国的崛起，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本世纪初期，中国一些政策思想者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向亚洲、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坚持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但是，“崛起”的概念含有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显著内涵。随后，中国对外传播的主导概念调整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尽管如此，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威胁论的声调一直不低，西方国家对中国“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也一直心存巨大的戒备心理。

　　近年来，中国积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的各种挑战中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

　　在双边和各种区域性、多边合作范围内，中国更是积极推动诸如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亚细安)、中非、中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等合作框架，极大地增进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友好互利关系，促进各个框架内的命运共同体建设。

　　尤其是自“一带一路”项目以及相关的亚投行等机制在2013年展开以来，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互利合作、互信建设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

　　世界各地对中国崛起的疑义

　　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力量增长，依然采取非常警惕的立场。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国不遗余力地在战略、安全领域对中国施以压力，试图压制中国战略影响力扩展的意图非常明显。

　　西方国家则更容易把对中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误解夸大、极端化。知识分子和媒体经常批评中国，并把与中国的合作看作是向利益低头，而抛弃西方高贵的价值观。

　　即便是亚洲国家，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依然充满疑义。

　　数据显示，在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普通居民对中国的接受程度依然不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虽然有75%的韩国居民、75%的马来西亚居民、70%的新加坡居民认为，中国对本地区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但这一数字在菲律宾只有40%，在缅甸只有28%。在越南，这个数字只有20%。

　　这其中当然有各国国内政治的因素。一些国家的不同政治阵营之间，常常以中国作为政治斗争的议题。反对政府与中国走得太近的一方，会全力编造、夸大中国对该国经济和人民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亚洲的不少国家面对崛起的中国有巨大的焦虑感。历史上，在中国强大的时候，这些国家都被纳入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一些国家的历史叙述中，非常突出地强调该国历史上被中国“侵略”“占领”“控制”的历史。

　　让“亚洲”代表中国

　　如何化解这种焦虑，将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中国近年来试图在全球积极营造正面的国际形象，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上，主动以不同文字出版和推广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籍、报刊和影视作品，力图更主动地塑造中国在各个国家的形象。

　　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互信，首先需要互相了解。在与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和人民进行经济、政治、外交交往时，积极地在文化、传媒、教育等领域加大合作，是实现人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各种努力，却存在一个核心的悖论。中国故事讲得好了，对内可以增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对外可以增加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国际社会上过于强势地塑造了“中国”的概念，强调中国与西方不一样、需要西方来认真了解、学习中国的立场，实际上又夸大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认同上的隔阂。

　　而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会为强大和突出的中国形象，而加深与中国的心理距离，退回自己民族主义的自我保护的立场。

　　亚洲国家因为中国过分突出的形象，更可能求助于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并在文化上试图保持与中国的距离，塑造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话语权。

　　过去只是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差异与距离 (China vs. the West)，演变成现在的凡是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和中国拉开距离的困境(China vs. the Rest)。

　　中国作为地理上、文化上的亚洲国家，在国际舞台和舆论场上，并未积极有力地代表亚洲的声音和形象，相反则由于过分强调“中国”的概念，造成了自外于亚洲的困境。

　　推动和引导“亚洲”概念的塑造

　　相比较而言，亚洲的一些国家则很善于使用“亚洲”的概念，来获得在国际交往中更多的话语权。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最早推动“亚洲价值观”概念在国际舆论圈的传播。新加坡著名外交官马凯硕写了大量著作评论和发表演说，教育西方人认识“亚洲的回归与崛起”。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学者、外交官处处以“亚洲”的概念，影响全球的各种议题和话语权争夺。

　　作为经济体量、战略力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发声时候，运用“亚洲”的概念，不失为明智之举。对中国而言，也需要积极主动领导一种“亚洲叙事”，在更大程度上将中国与“亚洲”融为一体。

　　中国故事就是亚洲故事

　　可以想象，当柬埔寨、泰国的人民一方面在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中国的经济、技术、文化密切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时时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为亚洲代言、为亚洲发声，他们对于中国的疑义会大幅消减，对中国的认同会大大增加。

　　在对外传播中不再过度强调中国的独特地位，让别的国家向中国靠拢，而是奉献中国，让所有亚洲国家和人民都来分享中国，共同拥有中国。这就是中国主动构建“亚洲故事”的重大积极意义。

　　即便仅仅作为一种国际传播的策略，如果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处以“亚洲”的形象出现，“中国威胁论”自然没有存在的空间。不是由中国代表亚洲发声，而是用“亚洲”的概念包含、代表了中国的声音，亚洲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更重要的或许是，随着亚洲各国都主动以“亚洲”为主题发声，在亚洲各国的政治、商业、知识、文化精英和广大人民心中，就会形成相对强烈的“亚洲”认同。这将极大地降低亚洲各国之间因历史和现实安全问题所造成的政治上的疑义。

　　也就是说，在“亚洲”认同逐渐强大起来后，因冷战造成的政治隔离就可以得到弥补。这种政治上的隔阂消减后，东亚地区的安全、防卫等领域的问题，就有可能实现新的制度安排。

　　如此，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指出的“亚洲困境”将不再是困境。传统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遗留下来的中国周边邻国对“天朝”的畏惧心理也会逐渐淡去。

　　一种泛亚洲的认同的形成，也是亚洲各国人民心意相通的实现过程，必将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过程。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如何构建一个叙事来促进国际社会全面接受中国的崛起，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本世纪初期，中国一些政策思想者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向亚洲、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坚持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但是，“崛起”的概念含有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显著内涵。随后，中国对外传播的主导概念调整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尽管如此，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中，中国威胁论的声调一直不低，西方国家对中国“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也一直心存巨大的戒备心理。

　　近年来，中国积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的各种挑战中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

　　在双边和各种区域性、多边合作范围内，中国更是积极推动诸如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亚细安)、中非、中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等合作框架，极大地增进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友好互利关系，促进各个框架内的命运共同体建设。

　　尤其是自“一带一路”项目以及相关的亚投行等机制在2013年展开以来，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互利合作、互信建设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

　　世界各地对中国崛起的疑义

　　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力量增长，依然采取非常警惕的立场。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国不遗余力地在战略、安全领域对中国施以压力，试图压制中国战略影响力扩展的意图非常明显。

　　西方国家则更容易把对中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误解夸大、极端化。知识分子和媒体经常批评中国，并把与中国的合作看作是向利益低头，而抛弃西方高贵的价值观。

　　即便是亚洲国家，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依然充满疑义。

　　数据显示，在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普通居民对中国的接受程度依然不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虽然有75%的韩国居民、75%的马来西亚居民、70%的新加坡居民认为，中国对本地区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但这一数字在菲律宾只有40%，在缅甸只有28%。在越南，这个数字只有20%。

　　这其中当然有各国国内政治的因素。一些国家的不同政治阵营之间，常常以中国作为政治斗争的议题。反对政府与中国走得太近的一方，会全力编造、夸大中国对该国经济和人民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亚洲的不少国家面对崛起的中国有巨大的焦虑感。历史上，在中国强大的时候，这些国家都被纳入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一些国家的历史叙述中，非常突出地强调该国历史上被中国“侵略”“占领”“控制”的历史。

　　让“亚洲”代表中国

　　如何化解这种焦虑，将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中国近年来试图在全球积极营造正面的国际形象，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对外传播上，主动以不同文字出版和推广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籍、报刊和影视作品，力图更主动地塑造中国在各个国家的形象。

　　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互信，首先需要互相了解。在与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和人民进行经济、政治、外交交往时，积极地在文化、传媒、教育等领域加大合作，是实现人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各种努力，却存在一个核心的悖论。中国故事讲得好了，对内可以增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对外可以增加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国际社会上过于强势地塑造了“中国”的概念，强调中国与西方不一样、需要西方来认真了解、学习中国的立场，实际上又夸大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认同上的隔阂。

　　而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会为强大和突出的中国形象，而加深与中国的心理距离，退回自己民族主义的自我保护的立场。

　　亚洲国家因为中国过分突出的形象，更可能求助于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并在文化上试图保持与中国的距离，塑造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话语权。

　　过去只是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差异与距离 (China vs. the West)，演变成现在的凡是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和中国拉开距离的困境(China vs. the Rest)。

　　中国作为地理上、文化上的亚洲国家，在国际舞台和舆论场上，并未积极有力地代表亚洲的声音和形象，相反则由于过分强调“中国”的概念，造成了自外于亚洲的困境。

　　推动和引导“亚洲”概念的塑造

　　相比较而言，亚洲的一些国家则很善于使用“亚洲”的概念，来获得在国际交往中更多的话语权。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最早推动“亚洲价值观”概念在国际舆论圈的传播。新加坡著名外交官马凯硕写了大量著作评论和发表演说，教育西方人认识“亚洲的回归与崛起”。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学者、外交官处处以“亚洲”的概念，影响全球的各种议题和话语权争夺。

　　作为经济体量、战略力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发声时候，运用“亚洲”的概念，不失为明智之举。对中国而言，也需要积极主动领导一种“亚洲叙事”，在更大程度上将中国与“亚洲”融为一体。

　　中国故事就是亚洲故事

　　可以想象，当柬埔寨、泰国的人民一方面在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中国的经济、技术、文化密切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时时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为亚洲代言、为亚洲发声，他们对于中国的疑义会大幅消减，对中国的认同会大大增加。

　　在对外传播中不再过度强调中国的独特地位，让别的国家向中国靠拢，而是奉献中国，让所有亚洲国家和人民都来分享中国，共同拥有中国。这就是中国主动构建“亚洲故事”的重大积极意义。

　　即便仅仅作为一种国际传播的策略，如果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处以“亚洲”的形象出现，“中国威胁论”自然没有存在的空间。不是由中国代表亚洲发声，而是用“亚洲”的概念包含、代表了中国的声音，亚洲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更重要的或许是，随着亚洲各国都主动以“亚洲”为主题发声，在亚洲各国的政治、商业、知识、文化精英和广大人民心中，就会形成相对强烈的“亚洲”认同。这将极大地降低亚洲各国之间因历史和现实安全问题所造成的政治上的疑义。

　　也就是说，在“亚洲”认同逐渐强大起来后，因冷战造成的政治隔离就可以得到弥补。这种政治上的隔阂消减后，东亚地区的安全、防卫等领域的问题，就有可能实现新的制度安排。

　　如此，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指出的“亚洲困境”将不再是困境。传统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遗留下来的中国周边邻国对“天朝”的畏惧心理也会逐渐淡去。

　　一种泛亚洲的认同的形成，也是亚洲各国人民心意相通的实现过程，必将是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过程。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