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本文摘编自《“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大体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直至2014年秋季，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的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至关重要地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的继续急剧增强、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和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之声索的坚定声张。然而另一方面，它们多少妨碍了中国特别在东部周边的国际“软权势”，多少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伴有显著增进了的、主要与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因而，自2014年秋开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主要使用“战略经济”，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渴望更广泛的外交。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相当急剧地发生的一项重大变迁。

　　像“战略军事”已有实践彰显的那样，“战略经济”为主的未来作为也有审慎从事的必需。需要就“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高铁项目输出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的设想和筹划等来思考相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需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第一，中国就此对邻国的讲话要坦率求实，以取信于邻国、正面影响邻国为压倒性的实践目的，谨防直接或间接地自我声言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和道德完美主义者，因为不真实，没有国际可信性。为此需要强调邻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将大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取信于别国政府和别国人民，而取信于人就必须不讲过头话。同时，还须谨防生成和流露恩赐心态，“老大”心态和急于求利、“义不及利”倾向。特别针对后一种倾向，需要高度重视如何恰当地表述愿景的问题，就此一定要强调公平的利益分配，甚而明显偏惠弱国贫国的利益分配。

　　第二，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连同为此进行更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瓶颈在哪里?不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动(就“一带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中国国内，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目前中国一头大热，而其他国家仅小热和不热，唯已有50多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事业除外。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此外，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议几乎全都来自中国，我们需要着意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激发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制订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第三，中国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和猜疑。为此须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经济一体化，不需让渡任何主权，也不会衍生军事意义的战略存在。在推进“一带一路”时，我们要慢，有耐心，一张一弛，有伸有缩。实际上，对中亚各国和南亚印度洋小国亦应如此，因为在它们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几乎固有“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另外，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第四，中国推进它们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则不达”，因而一定要分阶段，并且要分不同的阶段性深度;一定要对中国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和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需要仔细地区分或分辨就不同问题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而言的一个个不同的具体形势，形成和修改不同和具体的战略设想甚或战略规划。要根据经过经久证实的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抱负、实践力度和规划;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快和加强，在另一些方面则放缓和收缩，以待基本条件的改善，以待拟合作国家在它们自己的参与利益与参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和平衡上较多地倾向于参与利益。为此，最重要的是要真正衷心地互利互惠，互创共创，以至于共有共管。要尊重对方，礼让对方，“熏陶对方”，这些同样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第五，切勿集中关注经贸/投资维度而轻视或忽视社会/文化/教育等维度。要注意大力渐进性地构建“软性基础设施”，包括农业、牧业、医疗、学校、零售商业、扶贫等各方面。它们关系到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有关言辞和行为举止要具备有效的“软权势”，或者说广泛、深入和“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双向的教育建设和人才培养是“软性基础设施”的重大组成部分，舍此就不能消减中国自身与相关邻国的有关知识欠缺、技能欠缺和经验欠缺。要大大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其他基本情势的学习，加强相关的人才培养;教育和学习应当是双向的，其中许多应当是就地的，我们对国外的了解和认知还很不够。要真正懂得并记住“知识就是力量”。

　　第六，犹如近来凸显的亚投行的广大包容性，“一带一路”在它们的某些部分和某些维度上可以也应当是开放性更大的国际合作事业，可以也应当有选择地欢迎沿途国家以外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参与。这有助于提高在资本、技术和经验意义上的效率，减抑一方面的战略性猜疑和另一方面的战略性自满，同时大概也符合沿途中小国家的愿望和利益。

　　第七，要依靠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反思、调试和创新，争取经过一个历史时段去解决或大致解决一个就周边关系而言的全局性问题，即大大消减中国周边政策、周边行为和周边形象较显著的内在紧张或自相矛盾性质，争取到适当的时候“搞顺”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即令它们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这应当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就此，我们需要强调，“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存在，中国对外态势仍有其相关的显著复杂性。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必定如此。此外，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发展和伸张自身的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并有在南沙群岛的五至七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岛(包括建筑飞机跑道在内的军事或军民两用设施)作为其当今的首要事态。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已迅速地进展，特别是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拟议在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战略军事”的这些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有着某些不可否认或漠视的抵触，它们应当是中国在战略权衡思考和战略平衡努力方面去应对的严肃对象。

　　无论是“战略军事”还是“战略经济”，都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平衡问题，亦即“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坦率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战略重点何在?能否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此乃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或常理，犹如东汉瓦解时期天才的战略家荀彧给其统帅曹操的战略谏言所云：“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为此，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以及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次序被打上恰当的折扣。

　　可以说，中国在晚近三年的短时间内，开辟或固化了诸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左右胜负结果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由此，我们面前的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战略努力必须有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具有决定意义。更广泛地说，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仆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可能获取的最好成就何在?就在于大致完成他们处于其中的每个历史性阶段的基本任务。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本文摘编自《“一带一路”与中国发展战略》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大体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直至2014年秋季，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的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至关重要地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的继续急剧增强、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和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之声索的坚定声张。然而另一方面，它们多少妨碍了中国特别在东部周边的国际“软权势”，多少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伴有显著增进了的、主要与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因而，自2014年秋开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主要使用“战略经济”，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渴望更广泛的外交。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相当急剧地发生的一项重大变迁。

　　像“战略军事”已有实践彰显的那样，“战略经济”为主的未来作为也有审慎从事的必需。需要就“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高铁项目输出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的设想和筹划等来思考相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需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第一，中国就此对邻国的讲话要坦率求实，以取信于邻国、正面影响邻国为压倒性的实践目的，谨防直接或间接地自我声言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和道德完美主义者，因为不真实，没有国际可信性。为此需要强调邻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将大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取信于别国政府和别国人民，而取信于人就必须不讲过头话。同时，还须谨防生成和流露恩赐心态，“老大”心态和急于求利、“义不及利”倾向。特别针对后一种倾向，需要高度重视如何恰当地表述愿景的问题，就此一定要强调公平的利益分配，甚而明显偏惠弱国贫国的利益分配。

　　第二，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连同为此进行更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瓶颈在哪里?不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动(就“一带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中国国内，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目前中国一头大热，而其他国家仅小热和不热，唯已有50多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事业除外。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此外，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议几乎全都来自中国，我们需要着意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激发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制订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第三，中国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和猜疑。为此须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经济一体化，不需让渡任何主权，也不会衍生军事意义的战略存在。在推进“一带一路”时，我们要慢，有耐心，一张一弛，有伸有缩。实际上，对中亚各国和南亚印度洋小国亦应如此，因为在它们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几乎固有“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另外，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第四，中国推进它们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则不达”，因而一定要分阶段，并且要分不同的阶段性深度;一定要对中国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和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需要仔细地区分或分辨就不同问题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而言的一个个不同的具体形势，形成和修改不同和具体的战略设想甚或战略规划。要根据经过经久证实的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抱负、实践力度和规划;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快和加强，在另一些方面则放缓和收缩，以待基本条件的改善，以待拟合作国家在它们自己的参与利益与参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和平衡上较多地倾向于参与利益。为此，最重要的是要真正衷心地互利互惠，互创共创，以至于共有共管。要尊重对方，礼让对方，“熏陶对方”，这些同样具有头等的重要性。

　　第五，切勿集中关注经贸/投资维度而轻视或忽视社会/文化/教育等维度。要注意大力渐进性地构建“软性基础设施”，包括农业、牧业、医疗、学校、零售商业、扶贫等各方面。它们关系到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有关言辞和行为举止要具备有效的“软权势”，或者说广泛、深入和“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双向的教育建设和人才培养是“软性基础设施”的重大组成部分，舍此就不能消减中国自身与相关邻国的有关知识欠缺、技能欠缺和经验欠缺。要大大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其他基本情势的学习，加强相关的人才培养;教育和学习应当是双向的，其中许多应当是就地的，我们对国外的了解和认知还很不够。要真正懂得并记住“知识就是力量”。

　　第六，犹如近来凸显的亚投行的广大包容性，“一带一路”在它们的某些部分和某些维度上可以也应当是开放性更大的国际合作事业，可以也应当有选择地欢迎沿途国家以外的国家和跨国公司参与。这有助于提高在资本、技术和经验意义上的效率，减抑一方面的战略性猜疑和另一方面的战略性自满，同时大概也符合沿途中小国家的愿望和利益。

　　第七，要依靠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反思、调试和创新，争取经过一个历史时段去解决或大致解决一个就周边关系而言的全局性问题，即大大消减中国周边政策、周边行为和周边形象较显著的内在紧张或自相矛盾性质，争取到适当的时候“搞顺”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即令它们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这应当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就此，我们需要强调，“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存在，中国对外态势仍有其相关的显著复杂性。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必定如此。此外，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发展和伸张自身的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并有在南沙群岛的五至七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岛(包括建筑飞机跑道在内的军事或军民两用设施)作为其当今的首要事态。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已迅速地进展，特别是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拟议在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战略军事”的这些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有着某些不可否认或漠视的抵触，它们应当是中国在战略权衡思考和战略平衡努力方面去应对的严肃对象。

　　无论是“战略军事”还是“战略经济”，都有一个重大的内在平衡问题，亦即“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坦率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战略重点何在?能否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就此而言，在有广泛的战略布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此乃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或常理，犹如东汉瓦解时期天才的战略家荀彧给其统帅曹操的战略谏言所云：“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为此，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以及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次序被打上恰当的折扣。

　　可以说，中国在晚近三年的短时间内，开辟或固化了诸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左右胜负结果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由此，我们面前的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战略努力必须有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具有决定意义。更广泛地说，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仆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可能获取的最好成就何在?就在于大致完成他们处于其中的每个历史性阶段的基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