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召开。5月11日，此次高峰论坛筹委会秘书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有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已确认参加圆桌峰会，另外还有70多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确认参加这次高级别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将齐聚北京，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蓝图。

　　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宣布中国将在5月于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古代丝绸之路的遗产，将为当代“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宝贵的中国理念。

　　古代“带路”塑造不同的地缘政治形态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之一是沙漠中的绿洲城市，扮演着连接欧亚大陆的中亚、中东地区的重要角色。以中亚、中东为地理中心，向欧、亚、非大陆辐射，陆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形态可以定义为放射型。放射型的地缘政治形态造就了“网格化”经济联系机制的形成，尽管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往往由于相距遥远而不能在相互间建立直接的长期联系，但是行走于各绿洲城市的商旅、教旅、学旅却能将各国间的讯息不断向周边地区进行“放射式”传播，不仅使大量的沿线城市在经济上受益，对于不同国家的相互了解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中国与波斯并无领土接壤，但波斯语中将“中国”称之为“秦”、将“茶叶”直呼“茶叶”，以及汉语和波斯语中对“狮”的共同称谓均体现出了陆上丝路放射型的地缘政治形态，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中亚地区商人则在古代中国与波斯构建共有认知的过程中作用显著。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港口，位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北非等地区的港口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石，来自各地区不同港口的船队间跨越印度洋、太平洋的直接交往，使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汇聚型的特征。汇聚型的地缘政治形态有利于不同国家在互通有无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平等的政治关系。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曾充分体现了海上丝路的地缘政治特征。借助海上丝路上的各港口，郑和的船队曾远航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甚至抵达了东非沿岸，并拜访了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佐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不仅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一些国家的使节乃至国王更是随郑和船队来到中国，同明朝建立了平等友好的官方联系。

　　两条路，两种文明传播模式

　　文明在陆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往往是要通过众多人类聚集区才能影响到较远的另一地区，因此，陆上丝路的文明传播必然是渐进型的。在这一模式下，不同文明在传播过程中，拥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调整与适应，尽管因由近及远的方式而需要更多时间，但整体而言，古代陆上丝路的文明传播更有利于外来文明的本土化，因而持久性更强。

　　陆上丝绸之路中的伊斯兰文明传播即是如此。自7世纪起，伊斯兰文明开始从阿拉伯半岛向西亚、中亚地区传播，尽管历时很长，如中亚地区在11世纪时才出现大规模信仰伊斯兰教的现象，但是这也给了被传播国民众进行适应的过程，伴随着充分的本土化，伊斯兰文明也逐渐在这些国家扎下根来，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传统。

　　古代海上丝路的文明传播，更多的是异质文明跨越海洋的远距离对接，文明在传播中较少受到其他人类聚居区的影响，从而体现出跨越性的特点。这样的模式有利于海上丝路上的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直接交往，在文明传播的辐射广度上也更具优势。如古代阿拉伯商人撰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即是对海上丝路跨越性文明传播的生动写照。该书详细地记载了阿拉伯商人通过海路在中国、印度等地的见闻，尽管有些记载略显夸张，但这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远道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对不同文明间差异的真实认知。

　　本周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召开。5月11日，此次高峰论坛筹委会秘书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有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已确认参加圆桌峰会，另外还有70多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确认参加这次高级别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将齐聚北京，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蓝图。

　　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宣布中国将在5月于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为实现联动式发展注入新能量，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古代丝绸之路的遗产，将为当代“一带一路”建设注入了宝贵的中国理念。

　　古代“带路”塑造不同的地缘政治形态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之一是沙漠中的绿洲城市，扮演着连接欧亚大陆的中亚、中东地区的重要角色。以中亚、中东为地理中心，向欧、亚、非大陆辐射，陆上丝绸之路的地缘政治形态可以定义为放射型。放射型的地缘政治形态造就了“网格化”经济联系机制的形成，尽管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往往由于相距遥远而不能在相互间建立直接的长期联系，但是行走于各绿洲城市的商旅、教旅、学旅却能将各国间的讯息不断向周边地区进行“放射式”传播，不仅使大量的沿线城市在经济上受益，对于不同国家的相互了解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中国与波斯并无领土接壤，但波斯语中将“中国”称之为“秦”、将“茶叶”直呼“茶叶”，以及汉语和波斯语中对“狮”的共同称谓均体现出了陆上丝路放射型的地缘政治形态，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中亚地区商人则在古代中国与波斯构建共有认知的过程中作用显著。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港口，位于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东非、北非等地区的港口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石，来自各地区不同港口的船队间跨越印度洋、太平洋的直接交往，使海上丝绸之路呈现出汇聚型的特征。汇聚型的地缘政治形态有利于不同国家在互通有无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平等的政治关系。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就曾充分体现了海上丝路的地缘政治特征。借助海上丝路上的各港口，郑和的船队曾远航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甚至抵达了东非沿岸，并拜访了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佐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不仅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一些国家的使节乃至国王更是随郑和船队来到中国，同明朝建立了平等友好的官方联系。

　　两条路，两种文明传播模式

　　文明在陆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往往是要通过众多人类聚集区才能影响到较远的另一地区，因此，陆上丝路的文明传播必然是渐进型的。在这一模式下，不同文明在传播过程中，拥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调整与适应，尽管因由近及远的方式而需要更多时间，但整体而言，古代陆上丝路的文明传播更有利于外来文明的本土化，因而持久性更强。

　　陆上丝绸之路中的伊斯兰文明传播即是如此。自7世纪起，伊斯兰文明开始从阿拉伯半岛向西亚、中亚地区传播，尽管历时很长，如中亚地区在11世纪时才出现大规模信仰伊斯兰教的现象，但是这也给了被传播国民众进行适应的过程，伴随着充分的本土化，伊斯兰文明也逐渐在这些国家扎下根来，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伊斯兰文化传统。

　　古代海上丝路的文明传播，更多的是异质文明跨越海洋的远距离对接，文明在传播中较少受到其他人类聚居区的影响，从而体现出跨越性的特点。这样的模式有利于海上丝路上的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直接交往，在文明传播的辐射广度上也更具优势。如古代阿拉伯商人撰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即是对海上丝路跨越性文明传播的生动写照。该书详细地记载了阿拉伯商人通过海路在中国、印度等地的见闻，尽管有些记载略显夸张，但这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远道而来的阿拉伯商人对不同文明间差异的真实认知。

　　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文明传播方式的不同也在中国与中东地区文明交往的历程中得以体现。通过陆上丝路，中国了解到的阿拉伯等概念较为模糊，往往因为阿拉伯、波斯、突厥等民族均信仰伊斯兰教对他们有着近似的认知;但对于由海上丝路到达中国港口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不同的中东民族，在中国人看来差异则更为明显。

　　古代丝路遗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继承并发展古代丝路的地缘政治遗产，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发展空间。陆上丝路的放射型特征和海上丝路的汇聚型特征，在当代依然具有适用性。陆、海两条丝路在历史上曾长期共存，并为世界带来了进步与繁荣，这实际上驳斥了西方地缘战略学界对所谓“陆权”与“海权”必然走向对抗的错误认知。不仅如此，当代陆上交通的发展和港口腹地的建设，使得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有了交汇、融合的可能。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铁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放射型的陆上丝路逐渐被铁路再次激活，“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方式将重塑世界范围内“网格化”的经济联系机制。以铁路为骨干，陆上丝绸之路将辐射沿线城市、国家、地区，将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与相对落后的内陆城市逐次连接，让全球化惠及更多的国家与地区。2016年10月，由中国企业负责修建、协助运营的亚吉铁路通车，为非洲内陆国家打开了连接外部的重要通道，可以预期，随着亚吉铁路在非洲大陆的进一步延伸，非洲的经济面貌将会有更为显著的改变。而中欧班列的开通，也让新疆等中国西部地区再次成为连接世界的起点。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赋予了港口以新的意义，即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建设。作为海上丝路的基石，当代的港口在连接广阔大洋的同时，也能够对接陆上延伸的铁路与公路，如瓜达尔港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即是如此。因此，随着“一带一路”港口建设的深入，尤其是“一带一路”交汇区建设的深入，陆、海界限将不再明显，中国有机会在事实上突破“陆”、“海”二元对立的西方地缘政治“神话”，以主动有为的国际交往改善中国的发展空间。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必需两者并重，确立新的文明交流模式。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为中外文明交往奠定了渐进型的经验，而海上丝路则为中外各国之间的直接交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显著扩展与深入，丝路的覆盖空间也在不断延伸。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源于古丝绸之路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的不同文明的交流中，既有润物细无声的“渐进型”方式，也有文明对话式的“跨越型”方式，陆海并重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会推动在全球范围内更为有效地传播“文明互鉴”、“命运共同体”等中国价值观，这既是对丝路精神的传承，更是应对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