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钱其琛老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时值夏初，暑热未生，本来是天清气爽、令人愉悦轻快的大好辰光，那一瞬间却觉得心中很是沉重，连身上都有了丝丝凉意。抬眼望去，西边的日头，已经斜斜的快要坠下山坡了。回到家，便开始一面回忆钱老的音容笑貌，一面写字，聊以寄托哀思。

　　钱其琛老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并长期担任外交部部长。官方的讣告里，称他为优秀党员、共产主义战士、革命家、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还有好长一串头衔。但是，我还是愿意称他为老师，为先生。

　　他到北大国国关学院当院长，在2000年1月，一直当到2005年，基本上覆盖了我在国关学院求学的大部分时光。虽然他并不驻院视事，也没有给我们授课，但从名义上说，的确不是名誉院长，以至于实际管事的潘国华老师，一直以常务副院长的名义主持工作。

　　我一直觉得，校长院长也好，教授也好，这些职衔本质上还是老师。说钱其琛老当过我的老师，大概还不算攀龙附凤。而就钱老自己而言，虽然头衔众多，但我想，称他为老师，为先生，也还不算折辱。中国人历来讲究天地君亲师，老师的称谓是很崇高的，只不过我们官本位的历史太过漫长，反倒有些模糊和淡忘了。

　　钱老师担任院长的前半段，尚未卸任副总理，后半段虽已淡出政坛一线，但也还担负着相当繁重的政治和社会工作，无法常来北大。我们这些学生，和他接触的机会是不多的。我的印象中，只有几次讲座、或是会议性质的活动。记忆中的钱老师头发一丝不苟，西装笔挺，举止有礼，进退有度，温文儒雅，语气和蔼，风度翩翩，和电视中所见的形象并无二致。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他的形象很是有光彩的。

　　即便不常到学校来，钱老师作为院长，也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将自己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宝贵经验与真知灼见，提炼为对我们这些后学之辈的教益。这也是一种传道授业。

　　在某次会议上，钱老师提出了外交研究“三线划分”的说法。其中，一线是外交部门;二线是各类研究机构;三线是大学。一线主要应对眼前，优势在于信息灵通;二线要进行中长期研究;而大学要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研究更长远、更具学理的问题。当时，所谓智囊、智库的概念，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很新鲜的，而今天早已是遍地开花，足以证明钱老师的远见。

　　在国关学院建院五周年、国际政治系建院四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钱老师有一个较长的讲话，内容也比较系统，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叫做《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题》。在这片文章里，钱老师谈信息技术发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谈外交与公众舆论，谈经济全球化，谈主权与人权，还特别提到了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当时，911还没有发生，全球主流视角还集中在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层面，像今天这样，宗教、民族、文化、恐怖主义问题错综复杂的形势，是难以想象的。这是钱老作为资深外交家的敏锐洞察。这篇文章，近二十年后再读一遍，也还没有过时。

　　院长的角色有特殊性，钱老师对国关学院的关心还不止这些。在他任上，国关学院在燕园西部靠近勺海的地方，建成了三栋楼。老师们结束了局促于老法学楼一角的历史，同学们也不再需要像打游击一样在公共教学楼到处逡巡着上专业课。在北大的诸多院系里，国关学院的财路不算广，但却能较早的独立建楼，改善教学科研条件，这离不开钱老师的努力。

　　大家都知道，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那毕竟是民国。

　　当然，钱老师九十年的人生道路，更多还是和外交实践联系在一起。从1955年担任驻苏使馆二等秘书开始，到2003年，卸任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在外交战线奋战近五十年，当得起大半部新中国外交史。而从1988年到1998年，钱老师担任外交部长的十年，再加上1998年到2003年，他担任主管副总理的五年，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局面最为复杂的一段时间。

　　当时恰逢苏东剧变，冷战终结，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倒下，中美苏大三角崩塌，西方阵营的压力几乎全部聚焦于中国，加上国内政治风潮引发了全面封锁。而中国的外交战略，在黑云压城的严峻的形势下，没有发生大的失误。这当然是战略决策的功劳，而钱老师作为外交一线工作的主持者，也足以赢得历史的尊敬。

　　在这段时间，钱老师率团先后访问了一百多个国家，在冷战末年经过十二轮“扯皮”达成了中苏正常化，在冷战结束、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之下，一步步重构中国与美国、西欧、日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亚非拉国家的外交关系新模式，帮助中国这艘逐渐加速的巨轮，避开了一个个险滩和雷区，为国内发展争取了较好的外部环境，更为二十一世纪初年的宝贵战略机遇期打下的基础，使中国经济在短短数年间连续超越英法、德国、日本，GDP从美国的八分之一奋起直追到二分之一强。这正是今天我们谈中国梦、谈大国崛起、谈民族复兴的底气所在。

　　钱老师的外交工作，牢牢抓住了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这个根本目标，而就外交业务本身来说，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1991年，钱老师作为外交部长，在访问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时，提出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三超越原则”，是对中国外交路线摆脱冷战式划线思维的总结，今天我们在朝核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为标准，仍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钱老师也是一系列外交机制的开创者，包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新闻发言人制度。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了关于中国的长篇讲话，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召集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发布了简短的声明。声明只有三句话，但已使得他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被载入了史册。

　　从个性风格上来说，钱老师理智、温和，柔而不弯，坚忍不拔，但并不咄咄逼人，和周恩来同志的外交风格有一脉相承之处，这也是中国外交的精神财富。退休之后，钱老著书立说，将亲身经历的十件大事集成《外交十记》，除了解密一些外交珍闻轶事，也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他的这种个性风格，是值得一读的。

　　说到钱老师个性风格里的温和一面，可能有的朋友会联想到外交部的整体风貌。在一段时间里，外交部常常承受公众的指责，认为他们过于软弱，特别是在一些问题上表态不够强硬，成了“抗议部”。进而就会有人认为，钱其琛作为部长也是有责任的，甚至流毒至今。这种看法的产生有它的土壤，但归根到底，还是对外交有所误解的。

　　这里说的误解，有两个层面。第一，体制上说，我国的外交决策权在中央，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形式，对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重大事务进行领导和协调，里面涵盖了外交、国防、安全、商务、港澳台侨、宣传新闻方面的各个部委，大事甚至会在政治局层面决策。而外交部作为执行部门，权力是有限的。简而言之，强不强硬不由外交部决定，而且主要不由外交部来负责强硬。

　　第二，如果说的只是口头表态的强硬，那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众所周知，外交的背后，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国力不足以支撑战略意图的情况下，口头上的拿腔作势，非但没有实际意义，只会引起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意气之争，并没有好处，要么就是沦为冈比亚总统宣称“出兵帮助台湾惩戒中国大陆”之类的国际笑柄。

　　若真有西汉鼎盛时期面对匈奴残部的碾压性优势，学陈汤，抛几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狠话，振奋一下，也无可厚非。但若是学慈禧的豪言壮语，向天下万国开战，这样的强硬毫无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的工资，不是外国人发的，不顾后果的抛几句狠话，在公众舆论面前换个“民族英雄”式的满堂彩，其实不难。但这会对实际的外交工作造成干扰，有损国家的利益。单说钱其琛老师主政的时代，外交部的风格，不能说全无可指责之处，但大体上，它和“韬光养晦有所不为”的总体战略是相适应的，为中国外交面向困境打开局面做出了贡献。

　　我们不能以今日刚哥、爽哥的硬气，作为当年软弱的论据。此一时彼一时也。就拿西汉说，在“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之前，文帝景帝积累国力的阶段，有过几十年卑躬屈膝向匈奴“和亲”的历史。那时候辞令的软弱可想而知。而正是这软弱，奠定了日后大汉帝国强硬的基石。在外交辞令背后，更应当看到的，是国家利益的实际得失。

　　说到这里，已经涉及了钱老师十几年曾经聚焦过的，外交与国内公众舆论的互动问题。这种互动，很多时候并不完美，会有比“软弱”更加严重的误读，甚至会误解到“卖国”的层面。

　　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在中国外交史上，北洋外交家是一个杰出的群体。以陆征祥、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一批英才为代表，他们背靠军阀混战、国力孱弱的局面，竭尽全力纵横捭阖，在列强环伺下伸张国权，殊为不易。但是，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热烈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往往得不到体谅，有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本是弱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或是最高当局整体路线的必然，却被简单化渲染为外交人员的无能，甚至又扣上卖国的帽子。如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公开抗议，并且电请国联调查，但群情激愤的学生们，把政府不出兵抵抗的怒火一股脑儿发泄在他身上，拳足相加，打破了他的脑袋。

　　就连五四运动中被冠以“国贼”骂名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按如今心平气和之后的历史观点来看，他们在“二十一条”签署过程中承担的责任，也未曾超越工作本来职责的范围。三人在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中身败名裂。二十年后，日本占领了华北，想拉旧官僚下水，曹、章、陆三人都拒绝了。反倒是高喊爱国口号、闯入赵家楼的进步学生梅思平，成了铁杆汉奸，历任汪伪要职，在抗战胜利后落了个枪决的下场。

　　这件事当然不至于动摇五四，也不是要把曹章陆三人重新塑造为圣人，但能说明一个道理：高喊爱国口号的，未必是真爱国，在屈辱条约上签字的，也不见得就是真汉奸。以言辞是否慷慨激昂，来判断外交人员的忠奸贤愚，是要不得的。民意如果被煽动起来，走入非理性的牛角尖，就很容易对外交活动造成牵制，甚至使外交使节在外受气、回国挨打。

　　如今的中国和中国外交，当然已经扬眉吐气，不复当年旧模样，但和民意之间的互动也并非完美。民意和公众舆论，自然有权监督和评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慎重的用好这个权利，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那样轻易的被貌似热血沸腾的言论蛊惑，而放弃了理性的判断，歪曲了判断外交活动成败和外交人员功罪的标准——要看言辞背后的作为，重要关头的抉择，在条件给定的前提下，究竟是否利于国家，或者相对利于国家。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受惠于钱其琛老的外交财富。

　　当年一起和我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就学的同窗们，有很多人奋战在外交一线，在相关国家部委的外事部门，或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理论和实践工作，他们遍布于钱老师所说的三条战线。还有一些同学，包括我在内，所谋之事与当年所学并无直接关联，但国关求学生涯惠我良多，无论是理论素养、分析解决问题的体系、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是国际化、多元化的视野，都在持续滋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希望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国际关系研究蒸蒸日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不忘初心，不负所学，有所成就。这是钱老师最好的告慰。

　　愿钱老师一路走好。

　　【附记】昨天写怼周小平、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所谓权钱交易辟谣的文章时，因为心中充满了不吐不快的情绪，所以文气也激烈了些。写完那篇，我就听到了钱老去世的消息，心情固然沉重，却也使我的心，又静下来了。

　　听到钱其琛老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时值夏初，暑热未生，本来是天清气爽、令人愉悦轻快的大好辰光，那一瞬间却觉得心中很是沉重，连身上都有了丝丝凉意。抬眼望去，西边的日头，已经斜斜的快要坠下山坡了。回到家，便开始一面回忆钱老的音容笑貌，一面写字，聊以寄托哀思。

　　钱其琛老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并长期担任外交部部长。官方的讣告里，称他为优秀党员、共产主义战士、革命家、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还有好长一串头衔。但是，我还是愿意称他为老师，为先生。

　　他到北大国国关学院当院长，在2000年1月，一直当到2005年，基本上覆盖了我在国关学院求学的大部分时光。虽然他并不驻院视事，也没有给我们授课，但从名义上说，的确不是名誉院长，以至于实际管事的潘国华老师，一直以常务副院长的名义主持工作。

　　我一直觉得，校长院长也好，教授也好，这些职衔本质上还是老师。说钱其琛老当过我的老师，大概还不算攀龙附凤。而就钱老自己而言，虽然头衔众多，但我想，称他为老师，为先生，也还不算折辱。中国人历来讲究天地君亲师，老师的称谓是很崇高的，只不过我们官本位的历史太过漫长，反倒有些模糊和淡忘了。

　　钱老师担任院长的前半段，尚未卸任副总理，后半段虽已淡出政坛一线，但也还担负着相当繁重的政治和社会工作，无法常来北大。我们这些学生，和他接触的机会是不多的。我的印象中，只有几次讲座、或是会议性质的活动。记忆中的钱老师头发一丝不苟，西装笔挺，举止有礼，进退有度，温文儒雅，语气和蔼，风度翩翩，和电视中所见的形象并无二致。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他的形象很是有光彩的。

　　即便不常到学校来，钱老师作为院长，也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将自己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宝贵经验与真知灼见，提炼为对我们这些后学之辈的教益。这也是一种传道授业。

　　在某次会议上，钱老师提出了外交研究“三线划分”的说法。其中，一线是外交部门;二线是各类研究机构;三线是大学。一线主要应对眼前，优势在于信息灵通;二线要进行中长期研究;而大学要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研究更长远、更具学理的问题。当时，所谓智囊、智库的概念，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很新鲜的，而今天早已是遍地开花，足以证明钱老师的远见。

　　在国关学院建院五周年、国际政治系建院四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钱老师有一个较长的讲话，内容也比较系统，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叫做《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题》。在这片文章里，钱老师谈信息技术发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谈外交与公众舆论，谈经济全球化，谈主权与人权，还特别提到了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当时，911还没有发生，全球主流视角还集中在后冷战时代的大国关系层面，像今天这样，宗教、民族、文化、恐怖主义问题错综复杂的形势，是难以想象的。这是钱老作为资深外交家的敏锐洞察。这篇文章，近二十年后再读一遍，也还没有过时。

　　院长的角色有特殊性，钱老师对国关学院的关心还不止这些。在他任上，国关学院在燕园西部靠近勺海的地方，建成了三栋楼。老师们结束了局促于老法学楼一角的历史，同学们也不再需要像打游击一样在公共教学楼到处逡巡着上专业课。在北大的诸多院系里，国关学院的财路不算广，但却能较早的独立建楼，改善教学科研条件，这离不开钱老师的努力。

　　大家都知道，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那毕竟是民国。

　　当然，钱老师九十年的人生道路，更多还是和外交实践联系在一起。从1955年担任驻苏使馆二等秘书开始，到2003年，卸任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在外交战线奋战近五十年，当得起大半部新中国外交史。而从1988年到1998年，钱老师担任外交部长的十年，再加上1998年到2003年，他担任主管副总理的五年，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局面最为复杂的一段时间。

　　当时恰逢苏东剧变，冷战终结，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倒下，中美苏大三角崩塌，西方阵营的压力几乎全部聚焦于中国，加上国内政治风潮引发了全面封锁。而中国的外交战略，在黑云压城的严峻的形势下，没有发生大的失误。这当然是战略决策的功劳，而钱老师作为外交一线工作的主持者，也足以赢得历史的尊敬。

　　在这段时间，钱老师率团先后访问了一百多个国家，在冷战末年经过十二轮“扯皮”达成了中苏正常化，在冷战结束、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之下，一步步重构中国与美国、西欧、日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亚非拉国家的外交关系新模式，帮助中国这艘逐渐加速的巨轮，避开了一个个险滩和雷区，为国内发展争取了较好的外部环境，更为二十一世纪初年的宝贵战略机遇期打下的基础，使中国经济在短短数年间连续超越英法、德国、日本，GDP从美国的八分之一奋起直追到二分之一强。这正是今天我们谈中国梦、谈大国崛起、谈民族复兴的底气所在。

　　钱老师的外交工作，牢牢抓住了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这个根本目标，而就外交业务本身来说，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

　　1991年，钱老师作为外交部长，在访问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时，提出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三超越原则”，是对中国外交路线摆脱冷战式划线思维的总结，今天我们在朝核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为标准，仍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钱老师也是一系列外交机制的开创者，包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新闻发言人制度。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了关于中国的长篇讲话，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召集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发布了简短的声明。声明只有三句话，但已使得他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外交部发言人，被载入了史册。

　　从个性风格上来说，钱老师理智、温和，柔而不弯，坚忍不拔，但并不咄咄逼人，和周恩来同志的外交风格有一脉相承之处，这也是中国外交的精神财富。退休之后，钱老著书立说，将亲身经历的十件大事集成《外交十记》，除了解密一些外交珍闻轶事，也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他的这种个性风格，是值得一读的。

　　说到钱老师个性风格里的温和一面，可能有的朋友会联想到外交部的整体风貌。在一段时间里，外交部常常承受公众的指责，认为他们过于软弱，特别是在一些问题上表态不够强硬，成了“抗议部”。进而就会有人认为，钱其琛作为部长也是有责任的，甚至流毒至今。这种看法的产生有它的土壤，但归根到底，还是对外交有所误解的。

　　这里说的误解，有两个层面。第一，体制上说，我国的外交决策权在中央，以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形式，对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重大事务进行领导和协调，里面涵盖了外交、国防、安全、商务、港澳台侨、宣传新闻方面的各个部委，大事甚至会在政治局层面决策。而外交部作为执行部门，权力是有限的。简而言之，强不强硬不由外交部决定，而且主要不由外交部来负责强硬。

　　第二，如果说的只是口头表态的强硬，那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众所周知，外交的背后，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国力不足以支撑战略意图的情况下，口头上的拿腔作势，非但没有实际意义，只会引起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意气之争，并没有好处，要么就是沦为冈比亚总统宣称“出兵帮助台湾惩戒中国大陆”之类的国际笑柄。

　　若真有西汉鼎盛时期面对匈奴残部的碾压性优势，学陈汤，抛几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狠话，振奋一下，也无可厚非。但若是学慈禧的豪言壮语，向天下万国开战，这样的强硬毫无意义。

　　外交部发言人的工资，不是外国人发的，不顾后果的抛几句狠话，在公众舆论面前换个“民族英雄”式的满堂彩，其实不难。但这会对实际的外交工作造成干扰，有损国家的利益。单说钱其琛老师主政的时代，外交部的风格，不能说全无可指责之处，但大体上，它和“韬光养晦有所不为”的总体战略是相适应的，为中国外交面向困境打开局面做出了贡献。

　　我们不能以今日刚哥、爽哥的硬气，作为当年软弱的论据。此一时彼一时也。就拿西汉说，在“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之前，文帝景帝积累国力的阶段，有过几十年卑躬屈膝向匈奴“和亲”的历史。那时候辞令的软弱可想而知。而正是这软弱，奠定了日后大汉帝国强硬的基石。在外交辞令背后，更应当看到的，是国家利益的实际得失。

　　说到这里，已经涉及了钱老师十几年曾经聚焦过的，外交与国内公众舆论的互动问题。这种互动，很多时候并不完美，会有比“软弱”更加严重的误读，甚至会误解到“卖国”的层面。

　　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在中国外交史上，北洋外交家是一个杰出的群体。以陆征祥、顾维钧、颜惠庆、王正廷等一批英才为代表，他们背靠军阀混战、国力孱弱的局面，竭尽全力纵横捭阖，在列强环伺下伸张国权，殊为不易。但是，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热烈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往往得不到体谅，有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本是弱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或是最高当局整体路线的必然，却被简单化渲染为外交人员的无能，甚至又扣上卖国的帽子。如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公开抗议，并且电请国联调查，但群情激愤的学生们，把政府不出兵抵抗的怒火一股脑儿发泄在他身上，拳足相加，打破了他的脑袋。

　　就连五四运动中被冠以“国贼”骂名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按如今心平气和之后的历史观点来看，他们在“二十一条”签署过程中承担的责任，也未曾超越工作本来职责的范围。三人在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中身败名裂。二十年后，日本占领了华北，想拉旧官僚下水，曹、章、陆三人都拒绝了。反倒是高喊爱国口号、闯入赵家楼的进步学生梅思平，成了铁杆汉奸，历任汪伪要职，在抗战胜利后落了个枪决的下场。

　　这件事当然不至于动摇五四，也不是要把曹章陆三人重新塑造为圣人，但能说明一个道理：高喊爱国口号的，未必是真爱国，在屈辱条约上签字的，也不见得就是真汉奸。以言辞是否慷慨激昂，来判断外交人员的忠奸贤愚，是要不得的。民意如果被煽动起来，走入非理性的牛角尖，就很容易对外交活动造成牵制，甚至使外交使节在外受气、回国挨打。

　　如今的中国和中国外交，当然已经扬眉吐气，不复当年旧模样，但和民意之间的互动也并非完美。民意和公众舆论，自然有权监督和评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慎重的用好这个权利，要时刻警醒自己，不要那样轻易的被貌似热血沸腾的言论蛊惑，而放弃了理性的判断，歪曲了判断外交活动成败和外交人员功罪的标准——要看言辞背后的作为，重要关头的抉择，在条件给定的前提下，究竟是否利于国家，或者相对利于国家。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受惠于钱其琛老的外交财富。

　　当年一起和我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就学的同窗们，有很多人奋战在外交一线，在相关国家部委的外事部门，或是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理论和实践工作，他们遍布于钱老师所说的三条战线。还有一些同学，包括我在内，所谋之事与当年所学并无直接关联，但国关求学生涯惠我良多，无论是理论素养、分析解决问题的体系、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是国际化、多元化的视野，都在持续滋养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希望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国际关系研究蒸蒸日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不忘初心，不负所学，有所成就。这是钱老师最好的告慰。

　　愿钱老师一路走好。

　　【附记】昨天写怼周小平、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所谓权钱交易辟谣的文章时，因为心中充满了不吐不快的情绪，所以文气也激烈了些。写完那篇，我就听到了钱老去世的消息，心情固然沉重，却也使我的心，又静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