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前，韩国这个字眼对中国人来讲是陌生的，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更是寥寥无几。

　　韩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一开始是不承认的，在朝鲜战争中说韩国军队总是加上“伪”字。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中韩两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两国之间更没有任何往来。中韩两国代表在国际多边场合碰面，就像仇人般互相仇视对方。即使两国多么不友好，建立外交关系却是历史大势所趋，但在期间却受到了重重阻碍。

　　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不会和南朝鲜建立任何关系。而且在内部也说，中国跟南朝鲜是不会建交，不会发展关系的。中国领导人见其他国家领导人互相握手、互相问候、十分热情，但是见了韩国领导人就不同了，两国领导人既不握手，也不寒喧，当做视而不见，感情十分冷淡，朝鲜对此则满心欢喜，说中国真够意思。

　　中国举办国际会议、体育比赛等重大活动时，不仅不同意而且还拒绝南朝鲜派人或者运动员来参加，即使要来也不给发签证。同样，韩国举办的重大活动、多边国际活动中国也是不主动参加的。开国际会议的时候，当南朝鲜代表发言时，中国代表团退席以示不满，根本不听南朝鲜代表发言。然而，这种僵硬的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改变，两国为了长久地发展，为两国成功建交默默地努力。

　　中国与韩国建交势在必行。中国改革开放，不仅需要扩大国际市场，吸引外资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也需要韩国参与。韩国当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国际上影响较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近一百个国家和南北朝鲜同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承认南北朝鲜的存在。面对这样的国际潮流，中国的半岛政策必须发生转变，应该和周边国家建立好外交关系，才能使国家不断变强，实现地区稳定。

　　但是，台湾问题和朝鲜关系问题，也是中韩建交的最大问题。

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

　　1986年，邓小平表达出与韩国建交的愿望：“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想要举办亚运会，这个愿望也是每个国人的愿望，中国十分看重这件事，亚洲许多国家也对中国寄予厚望，但亚奥理事会对申办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想申办成功，就必须保证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都能派代表团参加。韩国是亚奥理事会的成员，运动水平较高，但中国与韩国一直不来往，这成为中国申办亚运会的一个重大障碍。

　　1983年8月23日，当北京正式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写信给亚奥理事会主席表示，如北京申办成功，将保证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派团参加北京亚运会。

　　1990年，中国举办亚运会时，朝鲜来了，韩国也来了。朝鲜和韩国同时派出了大规模体育代表团参加，为中韩进一步发展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据北京亚运会组织者之一伍绍祖回忆：“在亚运会开幕式的场地上，韩国和朝鲜都派出了运动员参加，之前，组织方还是担心，害怕这两个政治敌对的国家的运动员，在现场发生纠纷，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他们在现场看到的却是朝鲜运动员和韩国运动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的场景也很难不让人唏嘘感慨。”

　　这预示着长期互不承认，互不来往的中韩关系发生了改变。不过，中韩改善关系还是非常艰难的，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也是中韩建交的一大阻碍，它不仅牵扯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而且也牵扯到韩国与台湾的关系，即使有重重阻碍，但韩国高层已经看到，与中国建交是大势所趋。

　　在发展双边关系上，韩国比中国更早地想要改善关系。在1973年7月23日这一天，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一个政策演说，首次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门户开放。

　　在申办亚运会之前，一个偶然事件，意外地促进了中韩关系的友好发展。1983年5月5号，中国意外的发生了劫机事件。劫机犯卓长仁等人劫持民航客机，准备逃亡台湾，为自己找到一个避风港。在途经韩国上空时遇到不测，被迫降落在韩国的春川机场。中国得知此事，马上派代表团前往韩国交涉、协商，争取把飞机、旅客和劫机犯都要回来。

　　在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韩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进一步加快了建立外交的速度。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发生这种突然事件一般是很难处理的，更何况是在短时期内要回飞机、旅客、劫机犯等。5月5号发生的劫机事件，5月9号就都完全回来了，不过劫机犯被韩国交给了台湾。但是通过这一事件，表明了韩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非常希望与中国尽快改善关系。

　　卢泰愚曾把韩中建交作为总统大选的重要的承诺。1987年，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后发表了一个“北方政策”，即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提出只有这样做，才能促使朝鲜半岛的局势走向缓和。并多次向中国发出信号，只是中国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1989年5月，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指示，成立了全权负责韩国相关政策的“南朝鲜领导小组”。

　　“南朝鲜领导小组”里的成员都十分重要。例如，小组组长由田纪云副总理兼政治局委员担任;军方的实力派人物叶剑英的儿子岳枫;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等现役军人等。

　　1991年，朝鲜半岛的一次重大变化，使中韩两国进一步靠近。这年9月，第46届联合国大会要讨论朝鲜和韩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中国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做出了重大的决策。

　　到1991年，世界上同时和朝鲜、韩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超过了100多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中国的意志。两个国家在国际上都是主权国家，在其它国家都驻有韩国大使。而且在参加联合国问题上，韩国愿意单独参加或者与朝鲜同时参加。

　　之前，中国是非常反对朝鲜半岛出现两个国家，一直支持朝鲜参加联合国，百般阻挠韩国的加入。而此时，中国如果固执不与韩国建交，外交策略不发生改变，那么就会被亚洲其它国家孤立，中国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因此，1991年5月，李鹏总理去朝鲜进行了访问，无非是交代清楚与韩国建交的可能，希望理解，不想得罪老朋友。过了几天之后，朝鲜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文章中表明赞成南北双方共同加入联合国。

　　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中国和韩国建交的趋势也就更加成为必然了。11月，钱其琛外长到汉城去参加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卢泰愚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会见了钱其琛，明确提出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建交过程中，中国则一直要求韩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断绝与台湾所有的正式关系，统一归还台湾财产等。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获邀出席。中国看准时机，抓住机会，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李相玉，并与他就改善双边关系进行接触商议最终达成协议。这两次官方交往预示着中韩建交的谈判的到来。

　　7月15日，还是钱其琛外长，他秘密前往平壤，重要使命是转达江泽民总书记给金日成主席的口信，告之中国即将和韩国建交。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但是这次有所不同，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钱其琛的只有朝鲜当时的外交部长金永南。

　　见到金日成，钱其琛外长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根据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韩国建交时机已成熟，现特向您通报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还将一如既往发展中朝友好关系，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

　　据说，通报结束后，屋内很静，金日成沉思片刻然后说：“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按你们的决定办吧，我们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将自己去克服。”说完之后金日成起身要走，中方代表意识到会见已结束，忙起身离座，金日成与钱外长握手告别。

　　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议，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据这次小组成员之一的张庭延说：“这是我参加过的历次会见中金日成谈话最少、气氛最为平淡的一次，与他过去会见中国客人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形成鲜明对照。”

　　据说，金日成后来向邓小平交涉：“既然你和我们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吗?”邓小平很强硬：“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断交。”

　　由于中韩建交，中国和朝鲜带来了很多恩怨，很显然，朝鲜对中韩建交表示不满。林锡星在《朝核危机的背后》说：“当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外国新闻中获悉中韩建交的消息时，气得脸都发青，扬言要在台北设立办事处等报复措施。”

1992年8月24日，韩国外务部部长李相玉与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了《中韩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国和朝鲜的恩怨》里说：“中韩建交对朝鲜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韩国当时是亚洲惟一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为了消除学潮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为了更好的解决台湾问题，决定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个消息对金日成无疑是一个晴空霹雳。”

　　1992年8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和韩国外长李相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韩成功建交，迎来了历史的新篇章。中韩建交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意义，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深受影响。

　　1992年前，韩国这个字眼对中国人来讲是陌生的，去过韩国的中国人更是寥寥无几。

　　韩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一开始是不承认的，在朝鲜战争中说韩国军队总是加上“伪”字。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中韩两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敌对状态，两国之间更没有任何往来。中韩两国代表在国际多边场合碰面，就像仇人般互相仇视对方。即使两国多么不友好，建立外交关系却是历史大势所趋，但在期间却受到了重重阻碍。

　　中国领导人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不会和南朝鲜建立任何关系。而且在内部也说，中国跟南朝鲜是不会建交，不会发展关系的。中国领导人见其他国家领导人互相握手、互相问候、十分热情，但是见了韩国领导人就不同了，两国领导人既不握手，也不寒喧，当做视而不见，感情十分冷淡，朝鲜对此则满心欢喜，说中国真够意思。

　　中国举办国际会议、体育比赛等重大活动时，不仅不同意而且还拒绝南朝鲜派人或者运动员来参加，即使要来也不给发签证。同样，韩国举办的重大活动、多边国际活动中国也是不主动参加的。开国际会议的时候，当南朝鲜代表发言时，中国代表团退席以示不满，根本不听南朝鲜代表发言。然而，这种僵硬的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改变，两国为了长久地发展，为两国成功建交默默地努力。

　　中国与韩国建交势在必行。中国改革开放，不仅需要扩大国际市场，吸引外资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也需要韩国参与。韩国当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80年代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国际上影响较大。更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近一百个国家和南北朝鲜同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承认南北朝鲜的存在。面对这样的国际潮流，中国的半岛政策必须发生转变，应该和周边国家建立好外交关系，才能使国家不断变强，实现地区稳定。

　　但是，台湾问题和朝鲜关系问题，也是中韩建交的最大问题。

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

　　1986年，邓小平表达出与韩国建交的愿望：“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想要举办亚运会，这个愿望也是每个国人的愿望，中国十分看重这件事，亚洲许多国家也对中国寄予厚望，但亚奥理事会对申办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想申办成功，就必须保证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都能派代表团参加。韩国是亚奥理事会的成员，运动水平较高，但中国与韩国一直不来往，这成为中国申办亚运会的一个重大障碍。

　　1983年8月23日，当北京正式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写信给亚奥理事会主席表示，如北京申办成功，将保证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派团参加北京亚运会。

　　1990年，中国举办亚运会时，朝鲜来了，韩国也来了。朝鲜和韩国同时派出了大规模体育代表团参加，为中韩进一步发展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据北京亚运会组织者之一伍绍祖回忆：“在亚运会开幕式的场地上，韩国和朝鲜都派出了运动员参加，之前，组织方还是担心，害怕这两个政治敌对的国家的运动员，在现场发生纠纷，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他们在现场看到的却是朝鲜运动员和韩国运动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的场景也很难不让人唏嘘感慨。”

　　这预示着长期互不承认，互不来往的中韩关系发生了改变。不过，中韩改善关系还是非常艰难的，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也是中韩建交的一大阻碍，它不仅牵扯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而且也牵扯到韩国与台湾的关系，即使有重重阻碍，但韩国高层已经看到，与中国建交是大势所趋。

　　在发展双边关系上，韩国比中国更早地想要改善关系。在1973年7月23日这一天，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一个政策演说，首次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门户开放。

　　在申办亚运会之前，一个偶然事件，意外地促进了中韩关系的友好发展。1983年5月5号，中国意外的发生了劫机事件。劫机犯卓长仁等人劫持民航客机，准备逃亡台湾，为自己找到一个避风港。在途经韩国上空时遇到不测，被迫降落在韩国的春川机场。中国得知此事，马上派代表团前往韩国交涉、协商，争取把飞机、旅客和劫机犯都要回来。

　　在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韩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进一步加快了建立外交的速度。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发生这种突然事件一般是很难处理的，更何况是在短时期内要回飞机、旅客、劫机犯等。5月5号发生的劫机事件，5月9号就都完全回来了，不过劫机犯被韩国交给了台湾。但是通过这一事件，表明了韩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非常希望与中国尽快改善关系。

　　卢泰愚曾把韩中建交作为总统大选的重要的承诺。1987年，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后发表了一个“北方政策”，即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他提出只有这样做，才能促使朝鲜半岛的局势走向缓和。并多次向中国发出信号，只是中国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1989年5月，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指示，成立了全权负责韩国相关政策的“南朝鲜领导小组”。

　　“南朝鲜领导小组”里的成员都十分重要。例如，小组组长由田纪云副总理兼政治局委员担任;军方的实力派人物叶剑英的儿子岳枫;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等现役军人等。

　　1991年，朝鲜半岛的一次重大变化，使中韩两国进一步靠近。这年9月，第46届联合国大会要讨论朝鲜和韩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中国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时做出了重大的决策。

　　到1991年，世界上同时和朝鲜、韩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超过了100多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中国的意志。两个国家在国际上都是主权国家，在其它国家都驻有韩国大使。而且在参加联合国问题上，韩国愿意单独参加或者与朝鲜同时参加。

　　之前，中国是非常反对朝鲜半岛出现两个国家，一直支持朝鲜参加联合国，百般阻挠韩国的加入。而此时，中国如果固执不与韩国建交，外交策略不发生改变，那么就会被亚洲其它国家孤立，中国将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因此，1991年5月，李鹏总理去朝鲜进行了访问，无非是交代清楚与韩国建交的可能，希望理解，不想得罪老朋友。过了几天之后，朝鲜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文章中表明赞成南北双方共同加入联合国。

　　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中国和韩国建交的趋势也就更加成为必然了。11月，钱其琛外长到汉城去参加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卢泰愚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会见了钱其琛，明确提出希望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建交过程中，中国则一直要求韩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断绝与台湾所有的正式关系，统一归还台湾财产等。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获邀出席。中国看准时机，抓住机会，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李相玉，并与他就改善双边关系进行接触商议最终达成协议。这两次官方交往预示着中韩建交的谈判的到来。

　　7月15日，还是钱其琛外长，他秘密前往平壤，重要使命是转达江泽民总书记给金日成主席的口信，告之中国即将和韩国建交。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但是这次有所不同，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钱其琛的只有朝鲜当时的外交部长金永南。

　　见到金日成，钱其琛外长转达了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根据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韩国建交时机已成熟，现特向您通报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还将一如既往发展中朝友好关系，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

　　据说，通报结束后，屋内很静，金日成沉思片刻然后说：“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按你们的决定办吧，我们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将自己去克服。”说完之后金日成起身要走，中方代表意识到会见已结束，忙起身离座，金日成与钱外长握手告别。

　　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议，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据这次小组成员之一的张庭延说：“这是我参加过的历次会见中金日成谈话最少、气氛最为平淡的一次，与他过去会见中国客人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形成鲜明对照。”

　　据说，金日成后来向邓小平交涉：“既然你和我们的敌人韩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么朝鲜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立外交关系吗?”邓小平很强硬：“你们要是和台湾建交那么中朝断交。”

　　由于中韩建交，中国和朝鲜带来了很多恩怨，很显然，朝鲜对中韩建交表示不满。林锡星在《朝核危机的背后》说：“当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在外国新闻中获悉中韩建交的消息时，气得脸都发青，扬言要在台北设立办事处等报复措施。”

1992年8月24日，韩国外务部部长李相玉与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了《中韩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国和朝鲜的恩怨》里说：“中韩建交对朝鲜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韩国当时是亚洲惟一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为了消除学潮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为了更好的解决台湾问题，决定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这个消息对金日成无疑是一个晴空霹雳。”

　　1992年8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和韩国外长李相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韩成功建交，迎来了历史的新篇章。中韩建交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意义，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深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