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双方力量均等才能谈权利。强者做他们想做的，而弱者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这个断语出自2000年前征服小小的米洛斯岛的雅典人，也许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亨利·迪克特·怀特引用过。当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优秀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大谈深奥的经济理论时，他的美国同行怀特说的却是堂堂的现实政治语言。凭借强大的工业经济和全球独一无二的核武库,美国谈判代表最终占了上风。

　　自此，这个世界不容争辩地按照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需要被塑造。回顾以往，相对于美国式和平的大行其道，当年貌似强大的制造了近40年恐惧的共产革命力量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然而，一个新的竞争者如今已经崛起。中国走出了它所谓的百年屈辱，并似乎有意愿有能力重塑在诞生之时它所缺席的那个体系。中共内部有各种声音，其中阎学通这样有影响的战略家现在在呼吁放弃邓小平“保持低调”的教诲(也称“韬光养晦”)，认为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也要在战略和政治影响上更加积极主动。这彻底背离了前几任中国政府的做法。

　　这些希望中国“有所作为”的新呼声反映了中国精英普遍的想法，他们认为与美国的力量差距已经缩小，而且自2008年华尔街崩溃以来，美国全球规则的合法性已经被削弱。在实力与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上，中央王国已经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经常超过美国：2017年中国GDP总量更大(按PPP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出口国;在21世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方面中国已经赶上来;中央王国在全球化时代成为124个国家的最重要双边贸易伙伴，远多于美国的区区74个。

　　面对经济动荡和美国新孤立主义抬头，中国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了全球化的生力军，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对全球化大加称颂。甚至在习近平达沃斯演讲之前，中国就已经参照全球资本主义方式，精心规划了自己的体制架构。渐进而不失果断地，北京建立起自己的评级机构(全球信用评级集团)，提升了其货币的国际地位(设立离岸人民币中心，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对联合国维和作出最大贡献，并创建了中国版世界银行——亚投行。正如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所说，中国逐渐但却坚定不移地提升了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张军称，中国“正迈入一个经济外交大有作为的新时代”，中国发起制定了勇敢的声明，比如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G20“行动计划”。

　　除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体制创新，中国过去五年还推出了现代史上似乎最雄心勃勃、超过“马歇尔计划”金融工具好几个数量级的经济一体化计划，即新丝绸之路，或官方所称的“一带一路”倡议。据中国高层官员最近的提法，该倡议已经通过国际合作获得“早期收获”，并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前沿。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特朗普在欧洲不受欢迎，中国人希望抓住机会，把“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到新的水平。

　　即将到来的北京丝绸之路峰会

　　丝绸之路峰会的官方叫法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计划于今年5月14-15日在北京召开。继习近平在达沃斯正式宣布之后，中国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一直小心翼翼地发布着有关峰会的消息。根据最新发布，至少有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0位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峰会。此外，受邀参加峰会的还有部长级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前政要、知名企业家和有影响力的专家。由于是“中国2017年举办的最重要外交活动”，这些客人将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与特朗普政府近期表态相反的是，峰会的主题将触及全球化的核心原则：贸易的互连互通。

　　预计习近平还会表现出最近在达沃斯的热情。这次峰会被官方描述为“中国2017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振兴世界经济的战略举措”、“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及一个“绘制'一带一路'蓝图”的契机。所有这一切不啻中国在逐步提升其国际领导地位。峰会还将让中国详细阐明其内容宏大但意图模糊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说，这次峰会与中国谴责保护主义和继续倡导全球化是一脉相承的。

　　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一带一路”计划的宏大加上媒体吹嘘的巨额投资，都让评论家们不由声称，这个内容依然欠奉的计划将“改变全球游戏规则”，其作用堪比二战后美国的迅速崛起。然而，美国当年面临的世界与中国今天面临的世界有明显的历史差异。二战摧毁了欧洲和亚洲，使美国一家独大，不受挑战地享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布雷顿森林是典型的美国单极场合，最终确定全球贸易规范的是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和工业实力。中国今天虽然正在崛起，却无法战胜周边主要竞争对手的合力，更不用说在全球投放军事力量了。然而北京还是逐渐发现自己有能力在国外投放商业、技术和一定程度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新的可能性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或许它能与塑造1944年以来全球发展态势的历史事件并肩而行。

　　与布雷顿森林会议非常相似的是，“一带一路”及峰会的初衷源自于对解决当前经济困境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渴望。1944年人们的共识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灾难性岁月源自于美国未能提供公共产品，虽然它那时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最大工业化国家。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查尔斯·金德伯格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今天，“一带一路”更大的作用是巩固以中国为主导核心的更大的国际社会，以及范围更广的欧亚大陆。后者有可能让世界经济出现新的权力关系。这并不是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新全球体系的诞生，而是现有体系在发生转变，其重心正从大西洋转向欧亚大陆。亨利·基辛格在最新著作《世界秩序》中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称，欧亚经济一体化把美国变成一个外围的地缘政治孤岛。虽然游戏总规则仍然有效，但一些大玩家失去优势，其他玩家上位，同时这种分裂导致更多玩家加入。以同样方式，英国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失去领导地位，同时德国、复兴的欧共体、日本和许多亚洲国家崛起。

　　因此，尽管布雷顿森林的权力变化与今天的不确定明显不同，但这里仍存在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即诞生了一个抽象共同体和一个能够维护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制度性架构。这个体系以前由美国提供保障，如今逐渐变成由中央王国来监护。事实上，这一被重建的体系的主要机构和政策已然确定。从在美国看来至少是世界银行竞争对手的亚投行，到数不清的把世界各国经济命运与中国绑在一起的双边和多边协议，欧亚大陆大部分国家被注满了打造“以中国为中心”新现状所需要的架构和故事。在一个多极世界里，全球治理架构的形成不是偶发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系统过程，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不会刻意地打造成一场引人注目的中国胜利，而是会精心策划，让中国作为充满朝气的世界大国回归。

　　从国际社会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基本安排是由中国提供大量流动资金，鼓励欧亚各经济体加强相互依赖和互连互通。本次峰会将力争以“命运共同体”为基础让“一带一路”获得全球认可。“命运共同体”是以西方为主的“国际社会”的镜像，旨在巩固世界经济的开放和自由贸易。

　　除了它的机构与实践，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的是全球经济现状，它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巨型经济协议，这个国际社会既创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与实践，也被这些机构与实践所创造。我们的论点是，丝绸之路峰会或许也能发挥这种催化剂作用。1944年7月代表们在布雷顿森林讨论的内容，前后一共花了两年时间准备。自从2013年正式宣布启动以来，伴随大量相关谈判，中国人的“一带一路”愿景也在不断的形成中。像布雷顿森林会谈一样，丝绸之路峰会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进程的正式结晶，它优于并超越先前的进程。这个进程注定是要所有体现的。

　　然而，丝绸之路峰会成功与否，不取决于它雄心勃勃的口号，而取决于中国和与会各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作出的承诺。从全球变暖和不平等，到自由贸易互惠和全球发展，中国有机会设置高标准，证明“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

　　中美信用的制度性共生

　　虽然1944年哈利·德克斯特·怀特可以简单否决英国人的要求，但今天华盛顿却不得不在一个不那么牢固的基础上与中国接触。抵制北京的倡议，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缺乏制度创新能力，这是一种自我伤害。也许最具战略远见的选择对美国来说是参加即将举行的峰会，对中国来说是发出邀请。通过出席和展示主动，美国将有机会发挥其仍然巨大的外交和经济能量，从内部塑造中国的倡议，不折不扣地坚守确保“二战后长期自由和平”的价值观。当年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这是自负的苏联对战后全球重建充满敌意并准备对抗的征兆。美国缺席“一带一路”峰会也可能引发中国类似的想法。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令人信服地指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追求是“确立和平变迁的方法”。“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议程，它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和经济繁荣宏伟愿景，为美中合作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路线图。两个本着友好精神的国家必须寻求制度共生，而不是制度竞争，这才是双方的最高智慧。哪个国家面对双边冲突都不会是无懈可击的。

　　“现实是，双方力量均等才能谈权利。强者做他们想做的，而弱者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这个断语出自2000年前征服小小的米洛斯岛的雅典人，也许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亨利·迪克特·怀特引用过。当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的优秀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大谈深奥的经济理论时，他的美国同行怀特说的却是堂堂的现实政治语言。凭借强大的工业经济和全球独一无二的核武库,美国谈判代表最终占了上风。

　　自此，这个世界不容争辩地按照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需要被塑造。回顾以往，相对于美国式和平的大行其道，当年貌似强大的制造了近40年恐惧的共产革命力量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然而，一个新的竞争者如今已经崛起。中国走出了它所谓的百年屈辱，并似乎有意愿有能力重塑在诞生之时它所缺席的那个体系。中共内部有各种声音，其中阎学通这样有影响的战略家现在在呼吁放弃邓小平“保持低调”的教诲(也称“韬光养晦”)，认为中国不仅要在经济上，也要在战略和政治影响上更加积极主动。这彻底背离了前几任中国政府的做法。

　　这些希望中国“有所作为”的新呼声反映了中国精英普遍的想法，他们认为与美国的力量差距已经缩小，而且自2008年华尔街崩溃以来，美国全球规则的合法性已经被削弱。在实力与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上，中央王国已经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经常超过美国：2017年中国GDP总量更大(按PPP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出口国;在21世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人工智能和量子通信)方面中国已经赶上来;中央王国在全球化时代成为124个国家的最重要双边贸易伙伴，远多于美国的区区74个。

　　面对经济动荡和美国新孤立主义抬头，中国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了全球化的生力军，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对全球化大加称颂。甚至在习近平达沃斯演讲之前，中国就已经参照全球资本主义方式，精心规划了自己的体制架构。渐进而不失果断地，北京建立起自己的评级机构(全球信用评级集团)，提升了其货币的国际地位(设立离岸人民币中心，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对联合国维和作出最大贡献，并创建了中国版世界银行——亚投行。正如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所说，中国逐渐但却坚定不移地提升了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张军称，中国“正迈入一个经济外交大有作为的新时代”，中国发起制定了勇敢的声明，比如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G20“行动计划”。

　　除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体制创新，中国过去五年还推出了现代史上似乎最雄心勃勃、超过“马歇尔计划”金融工具好几个数量级的经济一体化计划，即新丝绸之路，或官方所称的“一带一路”倡议。据中国高层官员最近的提法，该倡议已经通过国际合作获得“早期收获”，并把中国置于世界舞台的前沿。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特朗普在欧洲不受欢迎，中国人希望抓住机会，把“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到新的水平。

　　即将到来的北京丝绸之路峰会

　　丝绸之路峰会的官方叫法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计划于今年5月14-15日在北京召开。继习近平在达沃斯正式宣布之后，中国政府机构和官方媒体一直小心翼翼地发布着有关峰会的消息。根据最新发布，至少有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20位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峰会。此外，受邀参加峰会的还有部长级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前政要、知名企业家和有影响力的专家。由于是“中国2017年举办的最重要外交活动”，这些客人将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与特朗普政府近期表态相反的是，峰会的主题将触及全球化的核心原则：贸易的互连互通。

　　预计习近平还会表现出最近在达沃斯的热情。这次峰会被官方描述为“中国2017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振兴世界经济的战略举措”、“深化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以及一个“绘制'一带一路'蓝图”的契机。所有这一切不啻中国在逐步提升其国际领导地位。峰会还将让中国详细阐明其内容宏大但意图模糊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说，这次峰会与中国谴责保护主义和继续倡导全球化是一脉相承的。

　　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一带一路”计划的宏大加上媒体吹嘘的巨额投资，都让评论家们不由声称，这个内容依然欠奉的计划将“改变全球游戏规则”，其作用堪比二战后美国的迅速崛起。然而，美国当年面临的世界与中国今天面临的世界有明显的历史差异。二战摧毁了欧洲和亚洲，使美国一家独大，不受挑战地享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巨大的权力不对称。布雷顿森林是典型的美国单极场合，最终确定全球贸易规范的是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和工业实力。中国今天虽然正在崛起，却无法战胜周边主要竞争对手的合力，更不用说在全球投放军事力量了。然而北京还是逐渐发现自己有能力在国外投放商业、技术和一定程度的制度性权力。这一新的可能性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或许它能与塑造1944年以来全球发展态势的历史事件并肩而行。

　　与布雷顿森林会议非常相似的是，“一带一路”及峰会的初衷源自于对解决当前经济困境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渴望。1944年人们的共识是，两次大战之间的灾难性岁月源自于美国未能提供公共产品，虽然它那时已经超过英国成为最大工业化国家。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查尔斯·金德伯格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今天，“一带一路”更大的作用是巩固以中国为主导核心的更大的国际社会，以及范围更广的欧亚大陆。后者有可能让世界经济出现新的权力关系。这并不是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新全球体系的诞生，而是现有体系在发生转变，其重心正从大西洋转向欧亚大陆。亨利·基辛格在最新著作《世界秩序》中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称，欧亚经济一体化把美国变成一个外围的地缘政治孤岛。虽然游戏总规则仍然有效，但一些大玩家失去优势，其他玩家上位，同时这种分裂导致更多玩家加入。以同样方式，英国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失去领导地位，同时德国、复兴的欧共体、日本和许多亚洲国家崛起。

　　因此，尽管布雷顿森林的权力变化与今天的不确定明显不同，但这里仍存在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即诞生了一个抽象共同体和一个能够维护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制度性架构。这个体系以前由美国提供保障，如今逐渐变成由中央王国来监护。事实上，这一被重建的体系的主要机构和政策已然确定。从在美国看来至少是世界银行竞争对手的亚投行，到数不清的把世界各国经济命运与中国绑在一起的双边和多边协议，欧亚大陆大部分国家被注满了打造“以中国为中心”新现状所需要的架构和故事。在一个多极世界里，全球治理架构的形成不是偶发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系统过程，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不会刻意地打造成一场引人注目的中国胜利，而是会精心策划，让中国作为充满朝气的世界大国回归。

　　从国际社会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基本安排是由中国提供大量流动资金，鼓励欧亚各经济体加强相互依赖和互连互通。本次峰会将力争以“命运共同体”为基础让“一带一路”获得全球认可。“命运共同体”是以西方为主的“国际社会”的镜像，旨在巩固世界经济的开放和自由贸易。

　　除了它的机构与实践，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的是全球经济现状，它是一个国际社会的巨型经济协议，这个国际社会既创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与实践，也被这些机构与实践所创造。我们的论点是，丝绸之路峰会或许也能发挥这种催化剂作用。1944年7月代表们在布雷顿森林讨论的内容，前后一共花了两年时间准备。自从2013年正式宣布启动以来，伴随大量相关谈判，中国人的“一带一路”愿景也在不断的形成中。像布雷顿森林会谈一样，丝绸之路峰会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进程的正式结晶，它优于并超越先前的进程。这个进程注定是要所有体现的。

　　然而，丝绸之路峰会成功与否，不取决于它雄心勃勃的口号，而取决于中国和与会各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作出的承诺。从全球变暖和不平等，到自由贸易互惠和全球发展，中国有机会设置高标准，证明“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

　　中美信用的制度性共生

　　虽然1944年哈利·德克斯特·怀特可以简单否决英国人的要求，但今天华盛顿却不得不在一个不那么牢固的基础上与中国接触。抵制北京的倡议，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缺乏制度创新能力，这是一种自我伤害。也许最具战略远见的选择对美国来说是参加即将举行的峰会，对中国来说是发出邀请。通过出席和展示主动，美国将有机会发挥其仍然巨大的外交和经济能量，从内部塑造中国的倡议，不折不扣地坚守确保“二战后长期自由和平”的价值观。当年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这是自负的苏联对战后全球重建充满敌意并准备对抗的征兆。美国缺席“一带一路”峰会也可能引发中国类似的想法。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令人信服地指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追求是“确立和平变迁的方法”。“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议程，它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和经济繁荣宏伟愿景，为美中合作提供了颇具吸引力的路线图。两个本着友好精神的国家必须寻求制度共生，而不是制度竞争，这才是双方的最高智慧。哪个国家面对双边冲突都不会是无懈可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