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华盛顿关于人工智能(AI)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一个问题：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AI竞赛中取胜?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便签署行政命令，宣示要“维持并增强美国在全球AI领域的领导地位”。今年2月，在巴黎AI行动峰会上，副总统J.D.万斯强调，政府将确保“美国AI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黄金标准”。5月，白宫AI与加密货币事务主管大卫·萨克斯更以“赢得AI竞赛”为由，支持向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出口先进AI芯片。

　　AI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重塑国家实力与繁荣，因此，赢得这场竞赛至关重要。但谁能领先，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胜利”。一个常见的定义是率先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简单来说，即AI模型在各种认知任务上媲美甚至超越顶尖的人类专家。AGI能开启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力的非凡突破，率先达成的国家将获得不成比例的巨大优势。

　　然而，通往AGI的冲刺，并非AI竞争的全部。这场竞赛还包括以下几个关键赛场：

　　军事与情报应用：军队和情报机构必须充分利用AI的变革潜力，并有效应对其破坏性影响。

　　经济与社会整合：各国能否在经济社会中大规模应用AI，也将决定其竞争力。

　　技术生态系统主导权：各国正在竞相建立并主导支撑全球技术生态的底层标准、供应链和基础设施。

　　安全风险管控：所有参与方都必须合作管理AI滥用或失控带来的安全风险，避免陷入“竞相降低安全标准”的恶性循环。

　　将这些维度的竞赛纳入考量，美国的处境就显得不那么乐观了。尽管美国企业在AI研发前沿仍保持着显著(但正在缩小)的领先，但华盛顿很可能在其他几个赛场上落败。中国在某些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而两个超级大国似乎都不愿为避免灾难而携手合作。考虑到AI改变世界的潜力，其风险是深远的：失败可能意味着美国将陷入经济依赖、军事脆弱和全球领导力衰退的境地。

　　这种黯淡的未来并非不可避免。但美国亟需一个连贯的AI战略，一个能在创新、整合和风险管控之间取得平衡的战略，从而将美国强大的技术活力，转化为持久的战略优势。

　　创新竞赛：领先但非稳固

　　AGI竞赛是AI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正面交锋。美国的OpenAI、Anthropic、谷歌DeepMind，以及中国的深求智能(DeepSeek)等私营公司，都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激烈竞争。没人能确切预知这项技术将如何演变，但AGI改变国家实力的巨大潜力，让中美两国都志在必得。

　　目前，得益于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美国AI实验室占据明显优势。但这种领先并不牢固。中国的自主创新、规避管制以及知识产权窃取，使其紧随其后。像深求智能这样的中国顶尖AI公司，其技术仅落后美国同行数月。此外，北京的集中式管理模式，可能使其比华盛顿更快地整合并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成果。

　　与此同时，美国的开放体系虽然促进了创新，但也使其易受间谍活动和算法快速扩散的影响。一旦出现能削弱美国半导体主导地位的算法或新范式突破，其快速传播可能让中国迎头赶上。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受其他政治议程驱动，正在削减对基础AI研发的投资，并限制外国顶尖人才在美工作，这可能在未来几年拖累美国的发展。

　　此外，美国私营部门的商业决策，并不总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例如，AI公司倾向于在全球任何有可用能源的地方建设算力，无论其是否在美国。中东地区宽松的监管和丰富的资源已显示出巨大吸引力。世界上第一个5吉瓦的AI数据中心集群将建在阿联酋，而非美国——这还得益于特朗普政府近期向阿布扎比出口数十万枚尖端AI芯片的决定。虽然OpenAI和微软等美国公司将运营大部分算力，华盛顿也能从中获益，但将关键基础设施转移到安全可能松懈的海外，也为中国等竞争对手获取先进算力和模型提供了后门。

　　即便美国能在创新竞赛中保持领先，也可能不够。当前的市场趋势表明，前沿AI模型正变得日益普及且差异化不大。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到AGI时代，那么胜利将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应用AI——在这方面，美国并非稳操胜券。

　　军事竞赛：整合能力的挑战

　　在国家安全领域，胜利不仅取决于掌握前沿AI的能力与威胁，更在于能否将AI融入现有体系，以获取决定性的军事优势。AI有望增强情报处理、加速决策、优化后勤，并赋能复杂的自主系统，甚至可能催生出能瘫痪对手关键设施的“网络杀手锏”，或是在防御时让国家免受网络攻击。

　　要实现这种融合，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但目前双方的合作仍令人担忧。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难以接触到最新的AI模型，这延缓了技术转化进程。领先的AI实验室与五角大楼的合作才刚刚起步。冗长的采购流程、抗拒变革的官僚文化、以及基础设施和数据的匮乏，都阻碍了政府充分利用硅谷创新的能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简化了军民融合，使其在AI应用上拥有结构性优势。国家指令确保技术能迅速转化为军事和情报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积极拥抱AI，并计划到2030年部署“算法战”和“网络中心战”能力。这不仅是在武器中使用算法，更是向一种全新的战争模式过渡，即军事优势取决于算法的速度、复杂性和可靠性。

　　保持创新领先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美国可能不断取得技术突破，却错失了利用AI开辟革命性军事能力的战略机遇。华盛顿的官僚体系惯于渐进式改良，难以想象新兴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可能。而北京的集中决策体系，或许能更快地识别并利用这些颠覆性机会，这可能导致美国在技术上领先，却在战略上落后。

　　经济竞赛：应用与整合的赛场

　　AI竞赛的赢家，还必须成功地将AI融入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从教育、能源到金融、制造。美国在这方面有显著优势：拥有推动AI应用的科技巨头、充满活力的风投生态、以及较高的数字素养。然而，成功并非必然。如果企业和政府未能建立足够的公众信任并提供正确的激励，AI的应用可能会停滞不前。此外，AI取代人类劳动力的问题也迫在眉睫。Anthropic的CEO最近警告，AI可能在五年内导致美国失业率高达20%，这将严重动摇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可能在这场经济应用竞赛中表现出色。中国商界领袖更专注于AI应用而非模型开发。例如，深求智能的开源模型正在降低所有中国企业的AI使用成本，使更多企业能够进行技术尝试，这可能让中国在创造颠覆性产品方面占据优势。而且，中国政府受劳动力替代问题的政治影响较小，甚至可能欢迎AI应用，以应对其因人口老龄化和萎缩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

　　即使美国在经济中积极应用AI，但如果中国在AI驱动的制造业(尤其是机器人领域)进步更大，美国仍可能在整体竞争中落败。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安装方面已是世界第一，随着“黑灯工厂”的普及，制造业的极端自动化正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AI在空间推理和具身智能方面取得进步，工厂机器人将能执行更复杂的物理任务。

　　美国企业在软件和服务领域表现出色，但近几十年来，在制造业、物流等实体产业上已落后于中国。凭借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和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可以在这些领域大规模部署AI，带来显著的生产力提升，并最终超越美国经济。

　　生态系统竞赛：谁来制定规则?

　　世界科技强国还在竞相提供支撑全球AI开发与应用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不仅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法国、日本、韩国等老牌科技强国，以及巴西、印度、沙特等新兴市场也加入了战局。每个参与者都试图控制数据、芯片、数据中心以及AI模型，并影响全球AI的规范与标准。正如萨克斯所言：“如果世界上80%的人使用美国的技术栈，就是胜利。如果80%的人使用中国的技术，就是失败。”

　　半导体出口管制给了美国显著优势。但华盛顿的市场化战略，将导致在非洲、拉丁美洲等低收入国家投资不足。而中国正以价格低廉的“足够好”的AI模型和配套基础设施，在这些地区胜过美国。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成本和可及性比尖端性能更重要。

　　放弃这些新兴市场，可能导致美国未来赢了技术，却输了全球AI生态系统的主导权。中国的基础设施常常体现其数字威权主义价值观，使其能够输出监控机制并塑造政治叙事。相比之下，美国的技术栈通常更符合民主规范。确保塑造全球生活的技术与民主价值观一致，关键一步是华盛t顿激励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

　　糟糕的政策选择可能使美国在这场竞赛中倒退。过度严格的出口管制可能疏远盟友，而过于宽松的管制又可能让中国获取先进技术。如果华盛顿不能清晰地阐明一个在国家安全、经济开放和民主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的治理愿景，国际伙伴可能会转向别处。

　　安全竞赛：避免“竞相作死”

　　即便中美激烈竞争，也不能忘记AGI等高性能AI模型本身就构成潜在威胁。任何一方都绝不能因匆忙发展而加剧灾难风险。无论是AI被非国家行为体武器化，还是超级智能失控，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为了防止此类事件，AI强国必须避免在竞争中牺牲安全，陷入“竞相降低安全标准”的恶性循环。

　　当前最紧迫的风险包括：非国家行为者利用AI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或制造高致命性病原体。前沿AI公司预测，他们内部设定的危险能力阈值——即AI显著增强恶意行为者能力的程度——很可能在今年被突破。另一个逼近的威胁是出现与人类价值观不符的超级智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前沿AI模型已表现出欺骗性或阴谋行为，这使得风险越来越可信。

　　华盛顿和北京都希望防止危险AI能力的扩散。这一共同利益为两大超级大国在激烈竞争中进行合作创造了机会。对华盛顿而言，即便没有全球灾难，一次源自美国的重大AI相关事件，也会削弱人们对美国技术的信心，损害其全球领导地位，而中国则可以利用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

　　制胜之道：多线并进的整体战略

　　中美之间的AI竞赛紧密交织。赢得AGI开发竞赛，将提升领先国家的国家安全、经济活力和全球影响力。但竞争的压力又加剧了灾难风险。因此，要想取胜，需要制定一项能在多个赛场同时推进，并有效管理风险的整体战略。

　　首先，华盛顿必须避免被技术进步“打个措手不及”。这意味着要与国内行业领袖保持密切沟通，并密切关注国外的技术突破。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界也应随时了解最新的AI发展。

　　其次，政府应确保AI公司能获得所需资源，包括算力、数据、人才和能源，并在此过程中投资核能等清洁能源，以应对AI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第三，必须捍卫美国的技术优势。通过严格的技术管控、加强研究实验室和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止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

　　第四，建立可扩展的公私合作模式。政府和企业可以共同开发增强国家安全的AI应用，如先进的网络安全和生物防御工具。

　　第五，将AI应用拓展到科技领域之外。启动一项“工业AI”计划，加速制造业、物流业等领域的机器人技术和AI部署。同时，必须立即行动，帮助因AI而失业的工人，包括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投资和更新劳动法。

　　第六，引领全球AI生态系统。通过公私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美国云计算系统的访问权限，并扩大政府支持的金融工具，在巴西、印度、印尼等重要新兴市场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最后，必须降低最坏情况的风险。政府应针对AI灾难性滥用进行桌面演习和危机模拟。更重要的是，中美对自身和世界负有深切的义务，需要合作降低AI风险。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在核竞争中建立护栏一样，如今，华盛顿和北京也需要在AI的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到一条狭窄的道路。

　　认为中美之间只有一场AI竞赛，未能捕捉到当今竞争的真正复杂性。挑战在于赢得的并非一场决战，而是一场多线竞争。要驾驭这些相互交织的赛场，华盛顿需要一个整体战略。否则，一场竞赛的成功可能会在另一场竞赛中造成漏洞，而忽视其中任何一个赛场，都有可能不可挽回地削弱美国的全球地位。

　　作者简介：科林·H·卡尔(ColinH.Kahl)，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高级研究员(StevenC.HazySeniorFellow)，同时担任兰德公司高级顾问。吉姆·米特(JimMitre)，兰德公司副总裁，主管全球与新兴风险部门。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如今，华盛顿关于人工智能(AI)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聚焦于一个问题：美国如何在与中国的AI竞赛中取胜?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任伊始，便签署行政命令，宣示要“维持并增强美国在全球AI领域的领导地位”。今年2月，在巴黎AI行动峰会上，副总统J.D.万斯强调，政府将确保“美国AI技术继续成为全球的黄金标准”。5月，白宫AI与加密货币事务主管大卫·萨克斯更以“赢得AI竞赛”为由，支持向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出口先进AI芯片。

　　AI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重塑国家实力与繁荣，因此，赢得这场竞赛至关重要。但谁能领先，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胜利”。一个常见的定义是率先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简单来说，即AI模型在各种认知任务上媲美甚至超越顶尖的人类专家。AGI能开启科学、技术和经济生产力的非凡突破，率先达成的国家将获得不成比例的巨大优势。

　　然而，通往AGI的冲刺，并非AI竞争的全部。这场竞赛还包括以下几个关键赛场：

　　军事与情报应用：军队和情报机构必须充分利用AI的变革潜力，并有效应对其破坏性影响。

　　经济与社会整合：各国能否在经济社会中大规模应用AI，也将决定其竞争力。

　　技术生态系统主导权：各国正在竞相建立并主导支撑全球技术生态的底层标准、供应链和基础设施。

　　安全风险管控：所有参与方都必须合作管理AI滥用或失控带来的安全风险，避免陷入“竞相降低安全标准”的恶性循环。

　　将这些维度的竞赛纳入考量，美国的处境就显得不那么乐观了。尽管美国企业在AI研发前沿仍保持着显著(但正在缩小)的领先，但华盛顿很可能在其他几个赛场上落败。中国在某些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而两个超级大国似乎都不愿为避免灾难而携手合作。考虑到AI改变世界的潜力，其风险是深远的：失败可能意味着美国将陷入经济依赖、军事脆弱和全球领导力衰退的境地。

　　这种黯淡的未来并非不可避免。但美国亟需一个连贯的AI战略，一个能在创新、整合和风险管控之间取得平衡的战略，从而将美国强大的技术活力，转化为持久的战略优势。

　　创新竞赛：领先但非稳固

　　AGI竞赛是AI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正面交锋。美国的OpenAI、Anthropic、谷歌DeepMind，以及中国的深求智能(DeepSeek)等私营公司，都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激烈竞争。没人能确切预知这项技术将如何演变，但AGI改变国家实力的巨大潜力，让中美两国都志在必得。

　　目前，得益于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美国AI实验室占据明显优势。但这种领先并不牢固。中国的自主创新、规避管制以及知识产权窃取，使其紧随其后。像深求智能这样的中国顶尖AI公司，其技术仅落后美国同行数月。此外，北京的集中式管理模式，可能使其比华盛顿更快地整合并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成果。

　　与此同时，美国的开放体系虽然促进了创新，但也使其易受间谍活动和算法快速扩散的影响。一旦出现能削弱美国半导体主导地位的算法或新范式突破，其快速传播可能让中国迎头赶上。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受其他政治议程驱动，正在削减对基础AI研发的投资，并限制外国顶尖人才在美工作，这可能在未来几年拖累美国的发展。

　　此外，美国私营部门的商业决策，并不总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例如，AI公司倾向于在全球任何有可用能源的地方建设算力，无论其是否在美国。中东地区宽松的监管和丰富的资源已显示出巨大吸引力。世界上第一个5吉瓦的AI数据中心集群将建在阿联酋，而非美国——这还得益于特朗普政府近期向阿布扎比出口数十万枚尖端AI芯片的决定。虽然OpenAI和微软等美国公司将运营大部分算力，华盛顿也能从中获益，但将关键基础设施转移到安全可能松懈的海外，也为中国等竞争对手获取先进算力和模型提供了后门。

　　即便美国能在创新竞赛中保持领先，也可能不够。当前的市场趋势表明，前沿AI模型正变得日益普及且差异化不大。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到AGI时代，那么胜利将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应用AI——在这方面，美国并非稳操胜券。

　　军事竞赛：整合能力的挑战

　　在国家安全领域，胜利不仅取决于掌握前沿AI的能力与威胁，更在于能否将AI融入现有体系，以获取决定性的军事优势。AI有望增强情报处理、加速决策、优化后勤，并赋能复杂的自主系统，甚至可能催生出能瘫痪对手关键设施的“网络杀手锏”，或是在防御时让国家免受网络攻击。

　　要实现这种融合，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但目前双方的合作仍令人担忧。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难以接触到最新的AI模型，这延缓了技术转化进程。领先的AI实验室与五角大楼的合作才刚刚起步。冗长的采购流程、抗拒变革的官僚文化、以及基础设施和数据的匮乏，都阻碍了政府充分利用硅谷创新的能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简化了军民融合，使其在AI应用上拥有结构性优势。国家指令确保技术能迅速转化为军事和情报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积极拥抱AI，并计划到2030年部署“算法战”和“网络中心战”能力。这不仅是在武器中使用算法，更是向一种全新的战争模式过渡，即军事优势取决于算法的速度、复杂性和可靠性。

　　保持创新领先是必要的，但还不够。美国可能不断取得技术突破，却错失了利用AI开辟革命性军事能力的战略机遇。华盛顿的官僚体系惯于渐进式改良，难以想象新兴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可能。而北京的集中决策体系，或许能更快地识别并利用这些颠覆性机会，这可能导致美国在技术上领先，却在战略上落后。

　　经济竞赛：应用与整合的赛场

　　AI竞赛的赢家，还必须成功地将AI融入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从教育、能源到金融、制造。美国在这方面有显著优势：拥有推动AI应用的科技巨头、充满活力的风投生态、以及较高的数字素养。然而，成功并非必然。如果企业和政府未能建立足够的公众信任并提供正确的激励，AI的应用可能会停滞不前。此外，AI取代人类劳动力的问题也迫在眉睫。Anthropic的CEO最近警告，AI可能在五年内导致美国失业率高达20%，这将严重动摇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中国可能在这场经济应用竞赛中表现出色。中国商界领袖更专注于AI应用而非模型开发。例如，深求智能的开源模型正在降低所有中国企业的AI使用成本，使更多企业能够进行技术尝试，这可能让中国在创造颠覆性产品方面占据优势。而且，中国政府受劳动力替代问题的政治影响较小，甚至可能欢迎AI应用，以应对其因人口老龄化和萎缩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

　　即使美国在经济中积极应用AI，但如果中国在AI驱动的制造业(尤其是机器人领域)进步更大，美国仍可能在整体竞争中落败。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安装方面已是世界第一，随着“黑灯工厂”的普及，制造业的极端自动化正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AI在空间推理和具身智能方面取得进步，工厂机器人将能执行更复杂的物理任务。

　　美国企业在软件和服务领域表现出色，但近几十年来，在制造业、物流等实体产业上已落后于中国。凭借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和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可以在这些领域大规模部署AI，带来显著的生产力提升，并最终超越美国经济。

　　生态系统竞赛：谁来制定规则?

　　世界科技强国还在竞相提供支撑全球AI开发与应用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不仅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法国、日本、韩国等老牌科技强国，以及巴西、印度、沙特等新兴市场也加入了战局。每个参与者都试图控制数据、芯片、数据中心以及AI模型，并影响全球AI的规范与标准。正如萨克斯所言：“如果世界上80%的人使用美国的技术栈，就是胜利。如果80%的人使用中国的技术，就是失败。”

　　半导体出口管制给了美国显著优势。但华盛顿的市场化战略，将导致在非洲、拉丁美洲等低收入国家投资不足。而中国正以价格低廉的“足够好”的AI模型和配套基础设施，在这些地区胜过美国。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成本和可及性比尖端性能更重要。

　　放弃这些新兴市场，可能导致美国未来赢了技术，却输了全球AI生态系统的主导权。中国的基础设施常常体现其数字威权主义价值观，使其能够输出监控机制并塑造政治叙事。相比之下，美国的技术栈通常更符合民主规范。确保塑造全球生活的技术与民主价值观一致，关键一步是华盛t顿激励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

　　糟糕的政策选择可能使美国在这场竞赛中倒退。过度严格的出口管制可能疏远盟友，而过于宽松的管制又可能让中国获取先进技术。如果华盛顿不能清晰地阐明一个在国家安全、经济开放和民主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的治理愿景，国际伙伴可能会转向别处。

　　安全竞赛：避免“竞相作死”

　　即便中美激烈竞争，也不能忘记AGI等高性能AI模型本身就构成潜在威胁。任何一方都绝不能因匆忙发展而加剧灾难风险。无论是AI被非国家行为体武器化，还是超级智能失控，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为了防止此类事件，AI强国必须避免在竞争中牺牲安全，陷入“竞相降低安全标准”的恶性循环。

　　当前最紧迫的风险包括：非国家行为者利用AI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或制造高致命性病原体。前沿AI公司预测，他们内部设定的危险能力阈值——即AI显著增强恶意行为者能力的程度——很可能在今年被突破。另一个逼近的威胁是出现与人类价值观不符的超级智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前沿AI模型已表现出欺骗性或阴谋行为，这使得风险越来越可信。

　　华盛顿和北京都希望防止危险AI能力的扩散。这一共同利益为两大超级大国在激烈竞争中进行合作创造了机会。对华盛顿而言，即便没有全球灾难，一次源自美国的重大AI相关事件，也会削弱人们对美国技术的信心，损害其全球领导地位，而中国则可以利用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

　　制胜之道：多线并进的整体战略

　　中美之间的AI竞赛紧密交织。赢得AGI开发竞赛，将提升领先国家的国家安全、经济活力和全球影响力。但竞争的压力又加剧了灾难风险。因此，要想取胜，需要制定一项能在多个赛场同时推进，并有效管理风险的整体战略。

　　首先，华盛顿必须避免被技术进步“打个措手不及”。这意味着要与国内行业领袖保持密切沟通，并密切关注国外的技术突破。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界也应随时了解最新的AI发展。

　　其次，政府应确保AI公司能获得所需资源，包括算力、数据、人才和能源，并在此过程中投资核能等清洁能源，以应对AI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第三，必须捍卫美国的技术优势。通过严格的技术管控、加强研究实验室和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止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

　　第四，建立可扩展的公私合作模式。政府和企业可以共同开发增强国家安全的AI应用，如先进的网络安全和生物防御工具。

　　第五，将AI应用拓展到科技领域之外。启动一项“工业AI”计划，加速制造业、物流业等领域的机器人技术和AI部署。同时，必须立即行动，帮助因AI而失业的工人，包括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投资和更新劳动法。

　　第六，引领全球AI生态系统。通过公私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美国云计算系统的访问权限，并扩大政府支持的金融工具，在巴西、印度、印尼等重要新兴市场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最后，必须降低最坏情况的风险。政府应针对AI灾难性滥用进行桌面演习和危机模拟。更重要的是，中美对自身和世界负有深切的义务，需要合作降低AI风险。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在核竞争中建立护栏一样，如今，华盛顿和北京也需要在AI的竞争与合作之间找到一条狭窄的道路。

　　认为中美之间只有一场AI竞赛，未能捕捉到当今竞争的真正复杂性。挑战在于赢得的并非一场决战，而是一场多线竞争。要驾驭这些相互交织的赛场，华盛顿需要一个整体战略。否则，一场竞赛的成功可能会在另一场竞赛中造成漏洞，而忽视其中任何一个赛场，都有可能不可挽回地削弱美国的全球地位。

　　作者简介：科林·H·卡尔(ColinH.Kahl)，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高级研究员(StevenC.HazySeniorFellow)，同时担任兰德公司高级顾问。吉姆·米特(JimMitre)，兰德公司副总裁，主管全球与新兴风险部门。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