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公开表示，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尽管华盛顿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对此言论感到震惊，但赫格塞斯的讲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公开承认，而非真正的政策转向。早在特朗普竞选和执政过渡期间，这一立场就已存在，甚至拜登政府也对乌克兰短期内加入北约持怀疑态度。考虑到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潜在风险——这反映在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反对意见中——各方早已心知肚明，这并非易事。

　　甚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也承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转而，他将重心放在向西方支持者争取另一种形式的保障：既然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那么西方就应提供等同北约成员国待遇的安全保障，以防俄罗斯未来几年再次发动战争。由于美国政府坚持不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欧洲各国政府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聚焦于欧洲国家是否以及如何通过自身的军事部署来提供这种“安全保障”。

　　然而，我们有理由质疑，在缺乏美国大规模参与的情况下，欧洲的安全保证——尤其是军队部署——是否真的可行。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和谈阶段即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启，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安全保障并非阻止俄罗斯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相反，决策者更应考虑直接安全保障之外的其他方案：如何在解决冲突根源的同时，增强乌克兰自身的威慑能力。最终，这些措施可能比一支仓促组建的欧洲维和部队更可靠、更有效，毕竟后者在监视和军事后勤等关键领域，仍过度依赖美国的支持。

　　实地部署的困境

　　欧洲决策者近来格外关注涉及军队部署的安全保障，原因很简单：任何和平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莫过于如何防止战争在短暂的喘息后卷土重来。尽管乌克兰的暂时停火可能带来一线曙光，但只有实现更长久、更可持续的和平，才能为乌克兰的经济重建和未来繁荣奠定基础。如果战争阴云挥之不去，即使是各国政府也难下决心，为重建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提供大规模援助;而私营部门的投资意愿则更可想而知。

　　基辅方面一直坚称，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并将其作为最终和平协议的组成部分。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最佳选择，因为这会将未来战争的风险转嫁给美国。这对欧洲国家也有好处——正如一位欧盟领导人最近所言，这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方案——因为它无需投入过多开支、武器或军事部署，而更多地依赖北约第五条款提供的纸面承诺。

　　然而，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依然渺茫，短期内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决策者(尤其是德国)的疑虑，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峰会。当时，小布什政府曾试图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开辟加入北约的道路，却遭到欧洲多国政府的强烈抵制。而当前的战火，更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增添了重重阻碍。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和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采取他们过去四年一直竭力避免的行动：代表乌克兰直接与俄罗斯正面抗衡。

　　由于北约成员国身份遥不可及，美国又明确拒绝出兵，欧洲政策圈的讨论焦点，便转向了如何为乌克兰提供一种安全保障机制，使其能够媲美北约成员国待遇，却又无需真正加入北约。目前已达成了一些初步协议：法国、波兰和英国等国已与乌克兰签署了双边安全合作协议，内容主要集中在武器供应或军事训练方面。然而，关于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却始终显得扑朔迷离。尽管私下里，关于部署军队以执行停火线的讨论仍在进行，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曾暗示英国可能出兵，但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位此前唯一公开承诺可能出兵的欧洲领导人——在此问题上却态度暧昧，似乎有意收回最初的承诺。作为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波兰也明确否认了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计划。

　　对军队部署的过度关注，反映出欧洲政策圈普遍存在的担忧：仅仅依靠一纸空文式的保证(即承诺在未来遭受袭击时出兵)，其可信度实在令人怀疑。这种观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在此次俄乌冲突中，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美国，都不愿派遣本国士兵前往乌克兰战场，白白牺牲。如果缺乏某种实地部署的“诱饵”，迫使他们在冲突爆发时不得不有所作为，那么，仅仅口头上的安全保证，很可能会被莫斯科视为一纸空文，正如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一样，它曾向乌克兰承诺安全保障，以换取乌克兰放弃其境内的苏联时期核武器，但最终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

　　即便欧洲国家能够勉强凝聚起派遣这样一支部队的政治意愿，仍将面临其他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目前的前线绵延超过500英里，而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境线则长达2000多英里。各种军事评估均表明，需要4万至20万士兵才能有效维持和平，并震慑俄罗斯未来的潜在攻击。考虑到欧洲各国现有的兵力和战备水平，部署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尤其是在上限范围内，根本不切实际。因此，目前的谈判重心，被迫下调至最低限度，即计划部署约5万名欧洲士兵。

　　即使是5万人的部署规模，对欧洲国家而言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将迫使他们从其他冲突地区撤出维和部队，并可能与北约自身的国防规划要求相悖。这将为欧洲军队增添一项重要的全新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被要求逐步从美国手中接过更多的防务重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支规模有限的部队，可能既不足以有效震慑俄罗斯，反而可能成为将欧洲进一步拖入未来战争泥潭的“绊脚石”。德国智库SWP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将这种做法形容为“虚张声势、祈求侥幸”，即欧洲国家所做的承诺，与其当前的能力并不匹配，即使他们明知这些承诺远远不够。

　　外国干预的隐忧

　　华盛顿方面还面临另一个问题：欧洲的这些努力，并不一定能让美国置身于未来的冲突之外。首先，大多数专家在分析欧洲军队可能在乌克兰部署的文章时，通常都会加上一条重要的警示：要使部署成为可能，美国必须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指挥和控制、空中加油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等方面的支持)。这一需求反映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缺乏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欧洲国家根本无法独立开展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美国军队必须以某种形式驻扎在当地，至少需要少量部队，来为欧洲的部署提供后勤保障。

　　更重要的是，由欧洲军队主导的在乌克兰军事行动，依然会增加美国被卷入未来乌克兰战争的风险。如果欧洲的威慑力量规模有限，且缺乏足够的后备力量，以应对危机时刻的增援需求，那么这种风险将尤为突出。即使美国决策者事先明确声明，北约第五条款并不适用于已部署的欧洲军队，一旦俄罗斯发动攻击，美国仍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很可能被迫卷入战火。

　　最后，在乌克兰部署大规模欧洲军队的计划，似乎与俄罗斯在此次冲突中一直坚持的基本要求之一——即乌克兰不应成为北约军队或军事基地的驻地——相悖。这极有可能成为和平谈判本身的一大障碍。事实上，尽管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国家可以在乌克兰冲突后发挥维和作用，但这些讨论往往混淆了欧洲军队的维和行动(例如执行停火协议)与更广泛的冲突后威慑概念。

　　上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公开表示，美国政府的立场是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尽管华盛顿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对此言论感到震惊，但赫格塞斯的讲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对现实的公开承认，而非真正的政策转向。早在特朗普竞选和执政过渡期间，这一立场就已存在，甚至拜登政府也对乌克兰短期内加入北约持怀疑态度。考虑到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潜在风险——这反映在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的反对意见中——各方早已心知肚明，这并非易事。

　　甚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也承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转而，他将重心放在向西方支持者争取另一种形式的保障：既然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那么西方就应提供等同北约成员国待遇的安全保障，以防俄罗斯未来几年再次发动战争。由于美国政府坚持不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欧洲各国政府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聚焦于欧洲国家是否以及如何通过自身的军事部署来提供这种“安全保障”。

　　然而，我们有理由质疑，在缺乏美国大规模参与的情况下，欧洲的安全保证——尤其是军队部署——是否真的可行。随着乌克兰战争的和谈阶段即将在未来几天内开启，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安全保障并非阻止俄罗斯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相反，决策者更应考虑直接安全保障之外的其他方案：如何在解决冲突根源的同时，增强乌克兰自身的威慑能力。最终，这些措施可能比一支仓促组建的欧洲维和部队更可靠、更有效，毕竟后者在监视和军事后勤等关键领域，仍过度依赖美国的支持。

　　实地部署的困境

　　欧洲决策者近来格外关注涉及军队部署的安全保障，原因很简单：任何和平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莫过于如何防止战争在短暂的喘息后卷土重来。尽管乌克兰的暂时停火可能带来一线曙光，但只有实现更长久、更可持续的和平，才能为乌克兰的经济重建和未来繁荣奠定基础。如果战争阴云挥之不去，即使是各国政府也难下决心，为重建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提供大规模援助;而私营部门的投资意愿则更可想而知。

　　基辅方面一直坚称，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将乌克兰纳入北约，并将其作为最终和平协议的组成部分。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最佳选择，因为这会将未来战争的风险转嫁给美国。这对欧洲国家也有好处——正如一位欧盟领导人最近所言，这是一种“高性价比”的方案——因为它无需投入过多开支、武器或军事部署，而更多地依赖北约第五条款提供的纸面承诺。

　　然而，从长远来看，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依然渺茫，短期内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决策者(尤其是德国)的疑虑，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峰会。当时，小布什政府曾试图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开辟加入北约的道路，却遭到欧洲多国政府的强烈抵制。而当前的战火，更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增添了重重阻碍。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美国和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采取他们过去四年一直竭力避免的行动：代表乌克兰直接与俄罗斯正面抗衡。

　　由于北约成员国身份遥不可及，美国又明确拒绝出兵，欧洲政策圈的讨论焦点，便转向了如何为乌克兰提供一种安全保障机制，使其能够媲美北约成员国待遇，却又无需真正加入北约。目前已达成了一些初步协议：法国、波兰和英国等国已与乌克兰签署了双边安全合作协议，内容主要集中在武器供应或军事训练方面。然而，关于派遣地面部队的承诺，却始终显得扑朔迷离。尽管私下里，关于部署军队以执行停火线的讨论仍在进行，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曾暗示英国可能出兵，但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位此前唯一公开承诺可能出兵的欧洲领导人——在此问题上却态度暧昧，似乎有意收回最初的承诺。作为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波兰也明确否认了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计划。

　　对军队部署的过度关注，反映出欧洲政策圈普遍存在的担忧：仅仅依靠一纸空文式的保证(即承诺在未来遭受袭击时出兵)，其可信度实在令人怀疑。这种观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在此次俄乌冲突中，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美国，都不愿派遣本国士兵前往乌克兰战场，白白牺牲。如果缺乏某种实地部署的“诱饵”，迫使他们在冲突爆发时不得不有所作为，那么，仅仅口头上的安全保证，很可能会被莫斯科视为一纸空文，正如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一样，它曾向乌克兰承诺安全保障，以换取乌克兰放弃其境内的苏联时期核武器，但最终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

　　即便欧洲国家能够勉强凝聚起派遣这样一支部队的政治意愿，仍将面临其他严峻的问题。乌克兰目前的前线绵延超过500英里，而其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境线则长达2000多英里。各种军事评估均表明，需要4万至20万士兵才能有效维持和平，并震慑俄罗斯未来的潜在攻击。考虑到欧洲各国现有的兵力和战备水平，部署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尤其是在上限范围内，根本不切实际。因此，目前的谈判重心，被迫下调至最低限度，即计划部署约5万名欧洲士兵。

　　即使是5万人的部署规模，对欧洲国家而言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将迫使他们从其他冲突地区撤出维和部队，并可能与北约自身的国防规划要求相悖。这将为欧洲军队增添一项重要的全新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被要求逐步从美国手中接过更多的防务重担。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支规模有限的部队，可能既不足以有效震慑俄罗斯，反而可能成为将欧洲进一步拖入未来战争泥潭的“绊脚石”。德国智库SWP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将这种做法形容为“虚张声势、祈求侥幸”，即欧洲国家所做的承诺，与其当前的能力并不匹配，即使他们明知这些承诺远远不够。

　　外国干预的隐忧

　　华盛顿方面还面临另一个问题：欧洲的这些努力，并不一定能让美国置身于未来的冲突之外。首先，大多数专家在分析欧洲军队可能在乌克兰部署的文章时，通常都会加上一条重要的警示：要使部署成为可能，美国必须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指挥和控制、空中加油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等方面的支持)。这一需求反映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缺乏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欧洲国家根本无法独立开展如此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美国军队必须以某种形式驻扎在当地，至少需要少量部队，来为欧洲的部署提供后勤保障。

　　更重要的是，由欧洲军队主导的在乌克兰军事行动，依然会增加美国被卷入未来乌克兰战争的风险。如果欧洲的威慑力量规模有限，且缺乏足够的后备力量，以应对危机时刻的增援需求，那么这种风险将尤为突出。即使美国决策者事先明确声明，北约第五条款并不适用于已部署的欧洲军队，一旦俄罗斯发动攻击，美国仍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很可能被迫卷入战火。

　　最后，在乌克兰部署大规模欧洲军队的计划，似乎与俄罗斯在此次冲突中一直坚持的基本要求之一——即乌克兰不应成为北约军队或军事基地的驻地——相悖。这极有可能成为和平谈判本身的一大障碍。事实上，尽管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国家可以在乌克兰冲突后发挥维和作用，但这些讨论往往混淆了欧洲军队的维和行动(例如执行停火协议)与更广泛的冲突后威慑概念。

　　威慑，立足自身军力建设

　　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通过部署军队，还是通过北约联盟承诺直接保障乌克兰安全，对欧洲和美国而言，都蕴藏着过高的风险。然而，谈判者们仍需直面一个核心问题：究竟如何才能制定出一份和平协议，既能避免俄罗斯在未来几年内重整旗鼓，再次觊觎乌克兰领土，又能确保乌克兰的持久安全?

　　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增强乌克兰本土的威慑力量。毕竟，在西方武器和资金的援助下，乌克兰是独自扛起了这场战争。尽管乌克兰军队内部仍存在腐败和兵力不足等问题，但在冲突初期，他们的表现已属可圈可点。在无人机战术或海上拒止作战等领域，乌克兰军队展现出了显著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即便在今天，面对规模远超自身的俄罗斯军事机器，乌克兰军队依然在顽强抵抗。

　　一支经过重建并获得充足补给的乌克兰军队，将对莫斯科构成强大的威慑。而西方的持续支持，对乌克兰军队的重建至关重要。乌克兰真正需要的，并非一纸加入北约的空头承诺，也非欧洲军队那捉襟见肘的部署保证，而是其西方伙伴承诺，在未来战争爆发时，能够像过去三年一样，持续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这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更务实的安全保障——即在和平时期，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并在未来战争中提供及时的援助。然而，与军队部署或未来军事干预的书面保证不同，这种对乌克兰武器供应的承诺，其核心在于强调自救，而非外援，从而帮助乌克兰建立起强大的本土防御能力。

　　当前的战争经验，也凸显出乌克兰在抵御俄罗斯侵略方面，真正需要优先发展的领域。美国常常试图按照美军的模式来塑造其盟友的军队，优先考虑高科技、昂贵且复杂的武器系统，而非更简易、更经济的防御手段。过去三年来的战况表明，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HIMARS)等极高成本的武器，与低成本的简易系统(如第一人称视角FPV无人机)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常常在战场上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且更具成本效益。事实上，有许多低成本的防御措施(如地雷和防御工事)，能够有效提升入侵乌克兰的难度。而乌克兰自身的国防工业基础，完全有能力在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下，实现这些防御武器的本土化生产。其他一些军事发展领域，则应降低优先级，以节省有限的资源。例如，乌克兰现阶段可能并不需要过于先进的战斗机。

　　即使缺乏西方军队的直接部署，乌克兰本土的威慑力量，仍然可能在未来的谈判中引发争议。例如，2022年春季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谈判中，俄罗斯曾将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国”地位，与限制乌克兰发展某些类型的武器直接挂钩。未来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可能需要就某些武器限制进行谈判。但是，只要西方的援助重点，是那些能够有效拒止和防御的武器系统(例如导弹防御系统和静态防御工事，而非远程深度打击能力)，就没有理由认为这会与建立强大的乌克兰威慑力量相矛盾。然而，谈判人员绝不应接受对乌克兰军队规模的过度限制。乌克兰必须保持一支足够规模的军队，才能有效震慑俄罗斯，捍卫国家安全。

　　构建新的安全框架

　　在致力于增强乌克兰自身威慑力量的同时，政策制定者也不应回避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即尝试从根源上解决冲突的深层原因。这场战争自2014年以来，以不同的形式持续至今，期间的停火协议和谈判都以失败告终。十年来，冲突的范围不断扩大，其根本性问题也随之演变。许多此前曾有助于调和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紧张关系的机制，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及各种军备控制论坛，都已经萎缩，甚至被允许解散。

　　但冲突的核心根源依然存在：俄罗斯反对乌克兰持续倒向西方，包括加入北约和欧盟，而俄罗斯自身却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欧洲安全架构之外。随着旧的冷战结构瓦解，北约和欧盟持续东扩，俄罗斯在欧洲安全对话中的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俄罗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或其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但若能着力解决当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这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性质，将极大地有助于防止乌克兰冲突重演，也有助于避免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地再次爆发类似冲突。

　　一个相对狭义的解决方案是，乌克兰保持某种形式的“中立”地位，并承诺不加入北约，也不允许北约军队进驻其领土。在莫斯科看来，加入欧盟是否也意味着“中立”，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尽管在2022年的伊斯坦布尔会谈上，俄罗斯谈判代表似乎更愿意考虑，允许一个保持中立地位的乌克兰加入欧盟。如果真是如此，这或许能为未来冲突的降温，提供一种潜在的路径，同时也能保障乌克兰的经济重建。

　　而更进一步，为解决欧洲安全结构的零和博弈性质所做的更广泛尝试，将需要把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关注点，从纯粹的北约内部辩论，转向更具全局性的军备控制和美俄战略对话。当然，在目前来看，这种努力最宏大的设想，也仅仅是空中楼阁。但若能成功推动常规军备控制——例如，达成一份《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后续版本——或许能够为缓解东欧地区的紧张局势和安全担忧，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并降低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阻止下一场战争

　　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的讲话，与特朗普同日宣布已与普京直接通话的消息，形成了呼应之势。此后，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已在沙特阿拉伯展开谈判。这些动向在欧洲引发了一些失望情绪，人们担心美国政府可能会在和平谈判中，对莫斯科做出过多的让步。因此，欧洲国家可能会加大力度，推动军队部署计划。

　　然而，直接安全保障，仅仅是可能破坏当前冲突和谈进程的众多争议点之一。无论是领土完整、解除制裁、主权归属等核心议题，还是冲突降级、停火管理等更为具体的细节问题(例如，是否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或派遣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员)，都有充分的理由让人对能否在短期内达成协议，持谨慎态度。

　　或许，这正是美国政府如此热衷于公开阐述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那些心照不宣、却鲜少言明的现实考量的原因。这并非一种退让，而是在明确表明，西方的谈判立场，必须立足于清醒的现实主义。政策制定者也应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欧洲为乌克兰提供的安全保障前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充满不确定性，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可能蕴藏着巨大的风险。相反，决策者更应认真考虑那些能够有效威慑俄罗斯，并从根源上预防未来战争的替代方案，因为这些方案，或许反而能让和平谈判更有可能走向成功。

　　作者简介：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是史汀生中心“重塑大战略”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