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准备离任，其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正面临激烈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乌克兰目前的严峻形势部分是由于拜登在帮助基辅抵御俄罗斯入侵方面的胆怯态度。由于过度担心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回避了可能在关键时刻改变战争进程的快速和大规模武器转让。抛开关于武器库存、后勤、训练和不同武器系统的战场效果的争论，批评者核心论点是拜登团队因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威胁而不敢采取更大胆的行动，这是毫无必要的。

　　然而，这些批评者错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拜登政府高估了升级风险，这低估了在危机中把握红线和评估敌人风险计算的难度。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政府的做法类似于切香肠，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即一方试图以非常小的幅度破坏对手的红线，以至于任何实质性的报复都是不合理的。国际关系学者通常认为，这种策略是修正主义大国所采用的，比如俄罗斯在 2014 年派出全副武装的没有身份标识的突击队——所谓的“小绿人”——从乌克兰手中夺取克里米亚时。但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运用这一战略来对抗一个激进的修正主义对手。而且它奏效了。

　　讽刺的是，华盛顿的“切香肠”策略现在成了替罪羊。正是这一策略让乌克兰局势没有出现重大升级，批评人士认为，拜登政府本应更大胆一些，放弃可能从一开始就有助于防止局势升级的渐进主义。从这个事例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对于应对未来与修正主义大国的危机至关重要。

　　避免局势升级需要遵守的规则是什么

　　许多对拜登的乌克兰政策的批评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高级官员过于轻信俄罗斯的底线。自战争开始以来，普京已多次发出警告，旨在阻止西方干预。这些警告的范围从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关的一般威胁，到更具体的威胁，即如果西方国家提供远程导弹，莫斯科将如何应对。有时，普京会含蓄地威胁说，如果越过他的底线，他将使用核武器。

　　尽管拜登的批评者认为这些威胁都是虚张声势，但他们很少明确说明普京的实际红线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相反，他们只是暗示，由于美国经常越过普京设定的界限，而没有引发重大升级，因此更快速地越界是合理的。正如前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亚当·金辛格 (Adam Kinzinger) 和曾担任美国陆军欧洲司令的本·霍奇斯 (Ben Hodges) 在 2024 年 5 月为 CNN 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写：“在几乎每一个案例中，俄罗斯都威胁升级、攻击北约或使用核武器。每次，虚张声势都被识破，乌克兰得以更好地保卫其领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向乌克兰提供所有(乌克兰要求的)武器……战争可能已经结束。”

　　问题在于，红线和升级门槛并非刻是很明确的，而是在冲突过程中内生出现的。在特定时刻代表红线的东西不一定能永远发挥作用。

　　历史上有许多红线易变的例子。旋风行动就是其中之一。旋风行动是美国从 1979 年到 1992 年实施的一项秘密计划，旨在帮助反抗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圣战者。在罗纳德·里根总统执政初期，美国官员不愿向反叛分子提供能够击落苏联直升机的毒刺导弹。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升级考量的变化，里根政府放松了这一限制。其他明显的红线，包括禁止支持直接袭击苏联，仍然有效。

　　就乌克兰而言，战争初期可能被视为越过真正红线的行为，例如公开提供可以射入俄罗斯领土的武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行为可能不再被视为禁忌。值得记住的是，拜登是在乌克兰已经在俄罗斯领土上行动，并且发现朝鲜军队正在大量部署到前线之后，才放松了对乌克兰直接向俄罗斯发射 ATACMS(远程精确导弹)能力的限制。

　　在少数情况下，批评者明确提到俄罗斯的红线，但他们对红线的定义非常狭隘。基本思想是，北约公开直接参与冲突是普京唯一真正禁止的事情。正如丹·奥特曼 (Dan Altman)于 2022 年 7 月在《外交事务》上所写的那样，“北约应该采取一种战略，在乌克兰尽可能介入，但又不明显越过俄罗斯的红线——这意味着拒绝公开攻击俄罗斯军队或派遣作战部队进入该国。美国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在冷战最严重的危机中取得了胜利。”

　　如果像一些批评人士所暗示的那样，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与冷战时期的情况非常相似，那么它们可能确实为普京的真正底线提供了现成的蓝图。但这些类比和先例并不很适配，而且相互矛盾。例如，奥尔特曼说得对，苏联人通常容忍美国对圣战者的援助。用这个例子来论证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过于谨慎的问题在于，美国在 1980 年代对阿富汗的支持本来就是可以合理否认的。相比之下，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是备受瞩目的。

　　此外，在阿富汗等情况下，华盛顿的支持对象是叛乱武装。冷战初期，美国为削弱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而进行的多次“反击”行动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在乌克兰，美国公开支持一个主权政府抵抗无端的侵略。国际法显然站在它一边。这似乎给了华盛顿自由，可以向基辅提供它要求的任何东西。然而，在冷战中，一个超级大国向一个受到攻击的小国提供物资来打击与其有大片连续边界的拥有核武器的侵略者的主权领土，这种先例很少见。在拜登任期即将结束时，这正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此外，对莫斯科来说，乌克兰的赌注似乎远高于朝鲜和越南等冷战冲突，克里姆林宫在这些遥远的代理人战争中投入的资源要少得多。因此，冷战历史只能提供一个模糊的指南来辨别普京的真正红线在哪里。

　　判断普京的政策考量是复杂的

　　除了高估西方对普京底线的判断外，批评者还低估了当前冲突与冷战先例不同、并改变莫斯科对升级战略考量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政权生存的风险。军事上的意外挫折，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普京掌权能力的真正质疑。

　　2022 年秋季，随着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发动外界瞩目的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呼吁华盛顿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然而，根据鲍勃·伍德沃德在其 2024 年 10 月出版的《战争》一书中的报道，在那段时间里，华盛顿根据“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谈话”获得了“高度敏感、可靠”的情报，即普京“正在认真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如果俄罗斯在赫尔松的 3 万军队面临包围，美国情报部门——其在准确预测 2022 年最初的入侵后可信度极高——认为普京使用非战略核武器避免军队损失的可能性为 50%。政府外的分析人士还发现了其他可能且危险的核升级情景，包括在黑海上空发射“示范射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提出，普京可能下令袭击西方物资的运输枢纽。

　　美国政府显然认为升级威胁是可信的，因此全力以赴遏制俄罗斯。它向普京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发出私人信息，并且让世界各国领导人接连公开警告不要使用核武器，并制定了部署核武器的潜在应对措施。由于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因灾难性的战场损失而升级，美国政府不愿全力以赴，这正是让批评者感到沮丧的原因。它似乎把乌克兰卷入了一场消耗战，而乌克兰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乌克兰束手无策，尤其是当入侵的俄罗斯人陷入困境时，乌克兰如何能赢得胜利?毕竟，入侵部队的失败不一定对入侵者本身构成生存威胁。俄罗斯入侵邻国并阻止美国援助其受害者，这难道不是未来核秩序修正主义的处方吗?

　　问题在于，当事关生死存亡时，升级战争才变得可信，而对于像普京这样的个人主义独裁者来说，即使他所统治的国家并不面临威胁，也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当一位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威胁，而升级战争有望挽救他的地位时，一位理性的独裁者可能会选择为自己的权力而赌一把——比如，向乌克兰的目标发射一枚低当量核导弹。即使对俄罗斯人民来说风险大于利益，这场赌注也可能对普京本人来说成功。这种情形对于那些不打算在任期结束后和平退位的独裁者来说尤其重要。国际关系学者贾科莫·奇奥扎和海因·戈曼斯发现，流放、监禁或死亡的威胁可能导致领导人冒原本不会冒的风险。

　　许多观察家都从这些方面看待这种威胁。2022 年 10 月，退役将军、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 (David Petraeus) 称普京“绝望”。卢比奥警告说，普京的绝望可能会导致他使用核武器：“当然，今天的风险可能比一个月前更高。”乌克兰反攻结束后，类似的担忧仍然存在。在《战争》一书中，伍德沃德引用了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恩斯 (Avril Haines) 在 2024 年春天的话说：“美国和俄罗斯拥有世界上 90% 以上的核武器……你不希望一个拥有如此多核武器储备的国家感到核武器储备正在减少。”

　　如果领导人收到有关他们所面临威胁程度的扭曲信息，那么为了自保而冒险赌博就变得更加合理。2022 年 3 月，白宫表示，有可靠情报表明，普京从他的顾问那里得到了有关西方意图夸大威胁评估。而且，不需要特权访问就能看到，信息并没有准确地流经莫斯科的权力走廊。毕竟，入侵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乌克兰局势严重误判的评估之上的。

　　那些在华盛顿处理好升级问题的人必须考虑到，他们发出的任何信号在传到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决策者手中时，都可能遭受严重扭曲。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俄罗斯的地位稳定下来，与政权存亡有关的升级担忧已经消退。然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如何把握普京的诸多红线仍然是一个挑战。

　　随着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国家安全团队准备离任，其对乌克兰的外交政策正面临激烈的批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乌克兰目前的严峻形势部分是由于拜登在帮助基辅抵御俄罗斯入侵方面的胆怯态度。由于过度担心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回避了可能在关键时刻改变战争进程的快速和大规模武器转让。抛开关于武器库存、后勤、训练和不同武器系统的战场效果的争论，批评者核心论点是拜登团队因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威胁而不敢采取更大胆的行动，这是毫无必要的。

　　然而，这些批评者错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拜登政府高估了升级风险，这低估了在危机中把握红线和评估敌人风险计算的难度。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政府的做法类似于切香肠，这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即一方试图以非常小的幅度破坏对手的红线，以至于任何实质性的报复都是不合理的。国际关系学者通常认为，这种策略是修正主义大国所采用的，比如俄罗斯在 2014 年派出全副武装的没有身份标识的突击队——所谓的“小绿人”——从乌克兰手中夺取克里米亚时。但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运用这一战略来对抗一个激进的修正主义对手。而且它奏效了。

　　讽刺的是，华盛顿的“切香肠”策略现在成了替罪羊。正是这一策略让乌克兰局势没有出现重大升级，批评人士认为，拜登政府本应更大胆一些，放弃可能从一开始就有助于防止局势升级的渐进主义。从这个事例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对于应对未来与修正主义大国的危机至关重要。

　　避免局势升级需要遵守的规则是什么

　　许多对拜登的乌克兰政策的批评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那就是高级官员过于轻信俄罗斯的底线。自战争开始以来，普京已多次发出警告，旨在阻止西方干预。这些警告的范围从与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有关的一般威胁，到更具体的威胁，即如果西方国家提供远程导弹，莫斯科将如何应对。有时，普京会含蓄地威胁说，如果越过他的底线，他将使用核武器。

　　尽管拜登的批评者认为这些威胁都是虚张声势，但他们很少明确说明普京的实际红线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相反，他们只是暗示，由于美国经常越过普京设定的界限，而没有引发重大升级，因此更快速地越界是合理的。正如前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亚当·金辛格 (Adam Kinzinger) 和曾担任美国陆军欧洲司令的本·霍奇斯 (Ben Hodges) 在 2024 年 5 月为 CNN 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所写：“在几乎每一个案例中，俄罗斯都威胁升级、攻击北约或使用核武器。每次，虚张声势都被识破，乌克兰得以更好地保卫其领土……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向乌克兰提供所有(乌克兰要求的)武器……战争可能已经结束。”

　　问题在于，红线和升级门槛并非刻是很明确的，而是在冲突过程中内生出现的。在特定时刻代表红线的东西不一定能永远发挥作用。

　　历史上有许多红线易变的例子。旋风行动就是其中之一。旋风行动是美国从 1979 年到 1992 年实施的一项秘密计划，旨在帮助反抗苏联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圣战者。在罗纳德·里根总统执政初期，美国官员不愿向反叛分子提供能够击落苏联直升机的毒刺导弹。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升级考量的变化，里根政府放松了这一限制。其他明显的红线，包括禁止支持直接袭击苏联，仍然有效。

　　就乌克兰而言，战争初期可能被视为越过真正红线的行为，例如公开提供可以射入俄罗斯领土的武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行为可能不再被视为禁忌。值得记住的是，拜登是在乌克兰已经在俄罗斯领土上行动，并且发现朝鲜军队正在大量部署到前线之后，才放松了对乌克兰直接向俄罗斯发射 ATACMS(远程精确导弹)能力的限制。

　　在少数情况下，批评者明确提到俄罗斯的红线，但他们对红线的定义非常狭隘。基本思想是，北约公开直接参与冲突是普京唯一真正禁止的事情。正如丹·奥特曼 (Dan Altman)于 2022 年 7 月在《外交事务》上所写的那样，“北约应该采取一种战略，在乌克兰尽可能介入，但又不明显越过俄罗斯的红线——这意味着拒绝公开攻击俄罗斯军队或派遣作战部队进入该国。美国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在冷战最严重的危机中取得了胜利。”

　　如果像一些批评人士所暗示的那样，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与冷战时期的情况非常相似，那么它们可能确实为普京的真正底线提供了现成的蓝图。但这些类比和先例并不很适配，而且相互矛盾。例如，奥尔特曼说得对，苏联人通常容忍美国对圣战者的援助。用这个例子来论证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过于谨慎的问题在于，美国在 1980 年代对阿富汗的支持本来就是可以合理否认的。相比之下，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是备受瞩目的。

　　此外，在阿富汗等情况下，华盛顿的支持对象是叛乱武装。冷战初期，美国为削弱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力而进行的多次“反击”行动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在乌克兰，美国公开支持一个主权政府抵抗无端的侵略。国际法显然站在它一边。这似乎给了华盛顿自由，可以向基辅提供它要求的任何东西。然而，在冷战中，一个超级大国向一个受到攻击的小国提供物资来打击与其有大片连续边界的拥有核武器的侵略者的主权领土，这种先例很少见。在拜登任期即将结束时，这正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此外，对莫斯科来说，乌克兰的赌注似乎远高于朝鲜和越南等冷战冲突，克里姆林宫在这些遥远的代理人战争中投入的资源要少得多。因此，冷战历史只能提供一个模糊的指南来辨别普京的真正红线在哪里。

　　判断普京的政策考量是复杂的

　　除了高估西方对普京底线的判断外，批评者还低估了当前冲突与冷战先例不同、并改变莫斯科对升级战略考量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政权生存的风险。军事上的意外挫折，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普京掌权能力的真正质疑。

　　2022 年秋季，随着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发动外界瞩目的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呼吁华盛顿向基辅提供远程导弹。然而，根据鲍勃·伍德沃德在其 2024 年 10 月出版的《战争》一书中的报道，在那段时间里，华盛顿根据“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谈话”获得了“高度敏感、可靠”的情报，即普京“正在认真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如果俄罗斯在赫尔松的 3 万军队面临包围，美国情报部门——其在准确预测 2022 年最初的入侵后可信度极高——认为普京使用非战略核武器避免军队损失的可能性为 50%。政府外的分析人士还发现了其他可能且危险的核升级情景，包括在黑海上空发射“示范射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提出，普京可能下令袭击西方物资的运输枢纽。

　　美国政府显然认为升级威胁是可信的，因此全力以赴遏制俄罗斯。它向普京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发出私人信息，并且让世界各国领导人接连公开警告不要使用核武器，并制定了部署核武器的潜在应对措施。由于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因灾难性的战场损失而升级，美国政府不愿全力以赴，这正是让批评者感到沮丧的原因。它似乎把乌克兰卷入了一场消耗战，而乌克兰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乌克兰束手无策，尤其是当入侵的俄罗斯人陷入困境时，乌克兰如何能赢得胜利?毕竟，入侵部队的失败不一定对入侵者本身构成生存威胁。俄罗斯入侵邻国并阻止美国援助其受害者，这难道不是未来核秩序修正主义的处方吗?

　　问题在于，当事关生死存亡时，升级战争才变得可信，而对于像普京这样的个人主义独裁者来说，即使他所统治的国家并不面临威胁，也可能是“生死攸关的”。当一位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威胁，而升级战争有望挽救他的地位时，一位理性的独裁者可能会选择为自己的权力而赌一把——比如，向乌克兰的目标发射一枚低当量核导弹。即使对俄罗斯人民来说风险大于利益，这场赌注也可能对普京本人来说成功。这种情形对于那些不打算在任期结束后和平退位的独裁者来说尤其重要。国际关系学者贾科莫·奇奥扎和海因·戈曼斯发现，流放、监禁或死亡的威胁可能导致领导人冒原本不会冒的风险。

　　许多观察家都从这些方面看待这种威胁。2022 年 10 月，退役将军、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 (David Petraeus) 称普京“绝望”。卢比奥警告说，普京的绝望可能会导致他使用核武器：“当然，今天的风险可能比一个月前更高。”乌克兰反攻结束后，类似的担忧仍然存在。在《战争》一书中，伍德沃德引用了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恩斯 (Avril Haines) 在 2024 年春天的话说：“美国和俄罗斯拥有世界上 90% 以上的核武器……你不希望一个拥有如此多核武器储备的国家感到核武器储备正在减少。”

　　如果领导人收到有关他们所面临威胁程度的扭曲信息，那么为了自保而冒险赌博就变得更加合理。2022 年 3 月，白宫表示，有可靠情报表明，普京从他的顾问那里得到了有关西方意图夸大威胁评估。而且，不需要特权访问就能看到，信息并没有准确地流经莫斯科的权力走廊。毕竟，入侵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乌克兰局势严重误判的评估之上的。

　　那些在华盛顿处理好升级问题的人必须考虑到，他们发出的任何信号在传到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决策者手中时，都可能遭受严重扭曲。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俄罗斯的地位稳定下来，与政权存亡有关的升级担忧已经消退。然而，在整个战争期间，如何把握普京的诸多红线仍然是一个挑战。

　　关于策略运用的前沿研究

　　在《军备与影响》一书中，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将“萨拉米战术”描述为逐步改变现状的过程。谢林写道：“入侵者可以先从小规模开始，以致无法引起反应，然后逐渐加大攻击力度，但绝不会突然发起戏剧性的挑战，以引起坚定的反应。”这一概念通常适用于试图获得小幅收益但避免直接冲突的侵略者。在实践中，该策略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包括寻求控制升级的现状维护者。

　　萨拉米战术的概念基本上体现了拜登政府的战略。这是一个合理的回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普京可能会认为乌克兰战场上的重大损失事关生死存亡，而且缺乏现成的类比来确定明确的红线，这种情况下存在着风险。军事援助的渐进性使俄罗斯能够慢慢适应新的现状，即乌克兰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作战平台和弹药。避免故意突破界限，以至于华盛顿的任何一项决定都不会导致俄罗斯采取戏剧性的升级行动(例如使用战术核武器)，从而让武器和援助不断积累。

　　心理学也证实了“切香肠”方法的有效性。数十年的研究表明，人们更愿意冒险以避免损失，而不是获得同等的收益。损失的速度和幅度越大，人们对风险的接受度就越高;最近的几项研究发现，当人们迅速遭受巨额损失时，他们会表现出更大的风险偏好。正如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 在 2024 年 5 月的彭博专栏中所言，从理性领导人的角度来看，普京威胁攻击北约可能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袭击“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但领导人面临高额损失的前景，尤其是在挫折已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有时会做出看似不理智的事情。

　　鉴于普京真正的红线在哪里普遍存在不确定性，萨拉米战术在战略上是明智的——拜登政策的捍卫者认为，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才需要采取这种反复试验的方法。但这种策略在拜登政府认为它正在接近真正的红线时也会很有用，比如 5 月决定允许乌克兰使用 HIMARS 火箭系统袭击哈尔科夫附近的俄罗斯目标，随后在 11 月放松对 ATACMS 的限制。微妙地改变现状的行为本身就造成了美国是否确实越过红线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可以将现状改变到远远超出普京如果一次性提供同样的援助所能容忍的程度。

　　可以肯定的是，在冲突过程中，普京在重要方面升级了局势。11 月，他向第聂伯罗发射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部署至少 10，000 名朝鲜军队帮助俄罗斯，在某些情况下直接与乌克兰军队作战，这是另一次升级。评估拜登做法的核心问题不是是否发生了一些升级，确实是发生了。相反，真正的问题是情况是否会更糟。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情况可能更糟。

　　衡量战略成功的标准

　　拜登政府乌克兰政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衡量成功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如果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有没有向乌克兰提供夺回其所有主权领土的手段，那么拜登的政策就是部分失败。尽管西方的援助使乌克兰能够进行重大抵抗，但结果仍然不确定。然而，如果衡量成功的标准是美国的政策是否避免了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拜登政府的做法表现更好，尽管即使在这里，也很难知道如果更迅速地提供援助，是否能取得同样的结果。

　　但还有另一种很少被讨论的衡量成功的方法：即拜登的团队是否有效挫败了普京重新定义升级门槛的企图，因为这一企图将为未来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这场冲突不仅关乎乌克兰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还关乎美国和西方应该如何更广泛地看待新大国竞争时代的升级门槛，而这种竞争往往与冷战毫无相似之处。从一开始，普京就试图强力宣示红线，旨在阻止维持现状的一方——美国和北约盟国——援助乌克兰。拜登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慎重地侵蚀和破坏了这些红线。萨拉米战术并没有带来许多人希望带来的巨大胜利，但确实提供了重要的反击。

　　这些围绕着如何控制升级门槛的动态变化也会对中美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影响。历史上从未有过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直接交战的案例，冷战期间，决策者和分析人士曾担心这种情况，但从未发生过。在这种情况下，解读和应对决定冲突如何展开的升级门槛将需要大量的沟通、学习，甚至可能是切香肠策略。

　　作者简介：迈克尔·波兹南斯基(Michael Poznansky)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威廉·沃尔福斯 (William C. Wohlforth)是达特茅斯学院的丹尼尔·韦伯斯特政府学教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