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时，他就敲响了大国竞争的警钟。他的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的对手正试图削弱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这种观点在当时相对新颖，但如今，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他的基本看法。此后几年，竞争愈演愈烈。美国的对手和敌人正在加强合作，并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从欧洲到中东，它们正在给华盛顿带来政策困境和风险。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他将踏入一个比四年前更加危险的地缘政治舞台。仅仅恢复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环境，美国的对手正在快速武装自己，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卷入地区战争。这不再只是一场竞争;今天的冲突可能是更广泛战争的前奏。

　　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需要调整思维模式，以确保美国能够保护自己，并在日益危险的世界中恢复威慑力。它需要采取强势竞争战略，这是一个军事概念，指的是结合足够规模的能力，确保在战斗中取得对敌人的压倒性胜利。为了实现强势竞争，美国军队必须能够掌握主动权，保持行动自由，并找到限制对手采取反应措施的方法。更广泛地应用这种方法，美国现在必须寻求保持或发展对对手的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巨大优势。

　　现实情况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竞争的各个领域，美国都难以获得这种压倒性实力。首先，官僚主义僵化将持续阻碍任何全面战略的实施。但特朗普凭借其竞争本能、打破现状的倾向和紧迫感，可能是推动美国更接近其目标的那种领导人。作为总统，他需要增强国家的军事能力，巩固国内工业基础，减少对外经济依赖，巩固关键的政治联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风险面前增强美国的力量。特朗普曾帮助重塑了美国的战略思维。如果他再次获胜，新的形势要求他再次这样做。

　　国防层面的强势战略

　　大国竞争不仅限于军事较量。它正在跨越地域展开，正如中国日益参与拉丁美洲事务以推进其在美国本土附近的利益一样。它还包括代理人战争，例如伊朗利用其对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组织的支持来煽动中东暴力并威胁重要的商业海上航线，这是德黑兰寻求地区主导地位的一部分。太空领域的竞争也在升温，俄罗斯和朝鲜正在合作开发、部署和使用先进卫星进行太空战。

　　美国对此类事态的发展反应迟缓。过时的政策框架仍然存在，例如冷战时期的出口管制制度，它减缓了武器销售并阻碍了与盟友的合作。过去四十年来，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美国对关键矿产的外部供应存在危险的依赖，但这种认识并没有转化为解决这一脆弱性的严肃行动。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指出，五角大楼未充分利用其从国内购买关键材料的权力。与此同时，加快美国矿山开采许可的改革仍然停滞不前。

　　加强美国的军事地位是强势战略的关键，因为军事力量是国家经济和政治优势的支撑和保障。如果对手占据主导地位或爆发全球冲突，美国未来的繁荣将受到损害。如今，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大国已经下降;最近一份两党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甚至更胜一筹的军事竞争对手”。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华盛顿需要发展足够的能力来阻止威胁其其他利益的侵略行为。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有能力——并在必要时发出可信的信号——在多个战区发动持续的军事行动。

　　这种能力首先是重建威慑的必要条件，其次是一旦威慑失效，击败外国对手的必要条件。要达到这种军事能力水平，华盛顿目前的国防规划亟待改变，因为目前的规划基本上是建立在应对一场重大冲突的基础上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虽然艰巨，但必不可少。特朗普政府需要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需要增加国防开支，然后与国会合作，争取两党支持，为一项新的国防计划提供资金，其规模应与里根政府在冷战最后十年监督的建设规模相似。

　　重点不在于逐个平台地对抗每个对手的所有能力。相反，美国应该发展先进的作战能力，使其相对于对手拥有不对称优势。在乌克兰，无人机已经使俄罗斯坦克和军舰瘫痪或失效，俄罗斯军队发现很难防御这些打击。凭借卓越的技术和创新的作战概念，美国军方可以扰乱敌人的作战计划，降低其军队在冲突开始时被击溃并被诱导投降的风险。

　　加强经济议程

　　更好的武器、战术和作战概念只是难题的一部分。军事领域的优势还要求美国能够以足够高的速度补充人力、物资和弹药，以在持续的冲突中获胜。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提高其经济优势。华盛顿应该争取更大的经济主权，包括减少美国对从不友好和不可靠的国家进口的关键材料的依赖。

　　美国在这方面应采取的最大举措是激励对国内产业的投资，特别是那些将加强制造业基础、帮助华盛顿加强对支持军事生产的供应链的控制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是征收关税以保护关键行业，例如先进电池的发展方面。关税有助于抵消中国的补贴和倾销行为，并鼓励私营企业将投资从中国转移回美国或美国的伙伴国家。但仅靠关税是不够的。要使美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还需要降低在美国开展业务的成本。新一届政府应该简化环境和其他审查流程，这会延长开设新工厂的时间表，并引入出口税收激励措施和其他计划，使在美国生产对企业来说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致力于再工业化将抵消中国削弱美国的努力。中国公司向美国市场大量供应廉价或补贴产品，这些产品涉及战略领域，如钢铁和铝、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船岸起重机和医疗产品。这挤占了国内生产并导致失业。美国军方也过于依赖中国制造的商品。例如，中国生产了世界上 90% 以上的稀土永磁体，而稀土永磁体是美国许多军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造一艘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需要近 5，200 磅稀土材料，包括用于舰船推进系统、制导系统和武器的磁铁。这种依赖使美国变得脆弱;只要北京有效控制制造美国武器和军事系统的投入，美国就可能无法在潜在冲突中胜过中国。

　　此外，美国必须追求特朗普首届任期时经常提到的“能源主导地位”，即通过放松管制和技术创新来增加美国页岩油和天然气的产量。美国已于 2011 年超过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2018 年又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拜登政府已经扭转了特朗普的几项政策，将重点转向应对气候变化。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将决心利用美国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这也可以为支持欧洲和其他盟友提供机会。正如特朗普2017 年在波兰与中东欧领导人举行的峰会上所说，“如果你们中有人需要能源，就给我们打电话。”除了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外，新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战略可能还包括批准下一代裂变和聚变项目以及现代化能源基础设施。

　　恢复能源主导政策，即在其他能源既能满足能源需求，又能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满足需求之前，承认化石燃料的核心作用，将使美国摆脱与中国的恶性循环。随着美国和欧洲寻求用替代能源取代石油，它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风能和电池产品供应商。但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正在购买中国产品，中国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发展供应链和制造业并形成规模，从而巩固中国对该行业的控制。因此，美国的能源安全越来越依赖中国。这是一种弱势。通过依靠化石燃料作为美国的主要能源，同时让可再生能源产业有时间在西方国家建立起来，华盛顿可以增加其回旋余地。它可以减少其受到胁迫的脆弱性，加强联盟关系，重新夺回美国对能源地缘政治的影响力。

　　与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合作对于实现超越战略至关重要。特别是，新政府应该与拥有关键资源的国家谈判双边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包括拥有丰富关键矿产资源的澳大利亚、拥有充足资本的阿拉伯国家、拥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的印度和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传统盟友。现实主义的贸易政策既应该承认经济关系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效力，又应该寻求对美国的互惠。华盛顿不应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制定全球贸易议程，而应该专注于双边或区域安排。美国可以更轻松地要求其合作伙伴遵守此类协议的条款——而这种方法已经被特朗普认同。

　　需要更多盟友

　　培养美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目标。特朗普政府需要认识到，强势战略的一部分是拥有比对手更多、更好的朋友。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占据优势：它比中国、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能提供更多潜在盟友。华盛顿的对手有代理人、客户和依附者，而不是真正的朋友。利用这一优势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投资机会，帮助美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但要取得压倒性优势，美国的盟友必须致力于积极恢复威慑力，发展硬军事能力，并优先考虑必要的整合，以确保美国和盟军能够并肩作战。欧洲目前生产大约 172 种不同的武器平台，因此实现这种整合将非常困难，但这是北约军事委员会即将卸任的主席所说的北约迫切需要的“作战转型”的重要一步。美国还应明确表示，其在潜在冲突前线的合作伙伴必须承担第一反应的重担，而美国的作用是提供增援和专业能力。

　　美国的一些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一直试图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平衡与美国的关系和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但华盛顿应该抵制他们避免偏袒任何一方的努力。正如外交政策专家韦斯·米切尔最近所说，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反对中国重商主义的统一战线。拜登政府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步伐，但下一任总统应该鼓励伙伴国家使这种合作更加系统和全面。

　　华盛顿还应考虑建立超越传统伙伴关系的政治关系。为了更快地完成任务，它应该强调双边接触和小型联盟，而不是试图通过庞大的多边进程来开展工作。美国还应该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比其前任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更为冷静的态度，因为他们认识到快速脱碳给欠发达国家带来了难以接受的经济成本。这种想法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一致，这些国家决心不让国际脱碳压力阻碍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努力。特朗普可以利用这种决心，与这些国家合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增长计划，同时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使它们与美国更加紧密地结盟，减少对中国经济支持的依赖。

　　政策重置

　　强势战略的目标不是取得主导地位。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和不对称优势不断增强，美国的相对实力已经下降。特朗普首届政府采取了重要且必要的措施来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将世界定位为一个竞争环境，大国之间的较量推动着国际政治。这些假设至今仍指导着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政策。但在风险飙升的时代，竞争模式已不足以跟上步伐。如果华盛顿要保留其行动自由并保护美国人长期享有的自由，它需要一种强势战略来应对时代的紧迫性。

　　作者简介：纳迪亚·沙德洛(Nadia Schadlow)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她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副顾问。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从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时，他就敲响了大国竞争的警钟。他的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的对手正试图削弱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这种观点在当时相对新颖，但如今，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他的基本看法。此后几年，竞争愈演愈烈。美国的对手和敌人正在加强合作，并采取更激进的行动。从欧洲到中东，它们正在给华盛顿带来政策困境和风险。

　　如果特朗普重返白宫，他将踏入一个比四年前更加危险的地缘政治舞台。仅仅恢复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环境，美国的对手正在快速武装自己，俄罗斯和伊朗正在卷入地区战争。这不再只是一场竞争;今天的冲突可能是更广泛战争的前奏。

　　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需要调整思维模式，以确保美国能够保护自己，并在日益危险的世界中恢复威慑力。它需要采取强势竞争战略，这是一个军事概念，指的是结合足够规模的能力，确保在战斗中取得对敌人的压倒性胜利。为了实现强势竞争，美国军队必须能够掌握主动权，保持行动自由，并找到限制对手采取反应措施的方法。更广泛地应用这种方法，美国现在必须寻求保持或发展对对手的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巨大优势。

　　现实情况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竞争的各个领域，美国都难以获得这种压倒性实力。首先，官僚主义僵化将持续阻碍任何全面战略的实施。但特朗普凭借其竞争本能、打破现状的倾向和紧迫感，可能是推动美国更接近其目标的那种领导人。作为总统，他需要增强国家的军事能力，巩固国内工业基础，减少对外经济依赖，巩固关键的政治联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风险面前增强美国的力量。特朗普曾帮助重塑了美国的战略思维。如果他再次获胜，新的形势要求他再次这样做。

　　国防层面的强势战略

　　大国竞争不仅限于军事较量。它正在跨越地域展开，正如中国日益参与拉丁美洲事务以推进其在美国本土附近的利益一样。它还包括代理人战争，例如伊朗利用其对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组织的支持来煽动中东暴力并威胁重要的商业海上航线，这是德黑兰寻求地区主导地位的一部分。太空领域的竞争也在升温，俄罗斯和朝鲜正在合作开发、部署和使用先进卫星进行太空战。

　　美国对此类事态的发展反应迟缓。过时的政策框架仍然存在，例如冷战时期的出口管制制度，它减缓了武器销售并阻碍了与盟友的合作。过去四十年来，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美国对关键矿产的外部供应存在危险的依赖，但这种认识并没有转化为解决这一脆弱性的严肃行动。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指出，五角大楼未充分利用其从国内购买关键材料的权力。与此同时，加快美国矿山开采许可的改革仍然停滞不前。

　　加强美国的军事地位是强势战略的关键，因为军事力量是国家经济和政治优势的支撑和保障。如果对手占据主导地位或爆发全球冲突，美国未来的繁荣将受到损害。如今，美国的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大国已经下降;最近一份两党报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甚至更胜一筹的军事竞争对手”。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华盛顿需要发展足够的能力来阻止威胁其其他利益的侵略行为。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有能力——并在必要时发出可信的信号——在多个战区发动持续的军事行动。

　　这种能力首先是重建威慑的必要条件，其次是一旦威慑失效，击败外国对手的必要条件。要达到这种军事能力水平，华盛顿目前的国防规划亟待改变，因为目前的规划基本上是建立在应对一场重大冲突的基础上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虽然艰巨，但必不可少。特朗普政府需要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需要增加国防开支，然后与国会合作，争取两党支持，为一项新的国防计划提供资金，其规模应与里根政府在冷战最后十年监督的建设规模相似。

　　重点不在于逐个平台地对抗每个对手的所有能力。相反，美国应该发展先进的作战能力，使其相对于对手拥有不对称优势。在乌克兰，无人机已经使俄罗斯坦克和军舰瘫痪或失效，俄罗斯军队发现很难防御这些打击。凭借卓越的技术和创新的作战概念，美国军方可以扰乱敌人的作战计划，降低其军队在冲突开始时被击溃并被诱导投降的风险。

　　加强经济议程

　　更好的武器、战术和作战概念只是难题的一部分。军事领域的优势还要求美国能够以足够高的速度补充人力、物资和弹药，以在持续的冲突中获胜。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提高其经济优势。华盛顿应该争取更大的经济主权，包括减少美国对从不友好和不可靠的国家进口的关键材料的依赖。

　　美国在这方面应采取的最大举措是激励对国内产业的投资，特别是那些将加强制造业基础、帮助华盛顿加强对支持军事生产的供应链的控制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是征收关税以保护关键行业，例如先进电池的发展方面。关税有助于抵消中国的补贴和倾销行为，并鼓励私营企业将投资从中国转移回美国或美国的伙伴国家。但仅靠关税是不够的。要使美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还需要降低在美国开展业务的成本。新一届政府应该简化环境和其他审查流程，这会延长开设新工厂的时间表，并引入出口税收激励措施和其他计划，使在美国生产对企业来说成为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致力于再工业化将抵消中国削弱美国的努力。中国公司向美国市场大量供应廉价或补贴产品，这些产品涉及战略领域，如钢铁和铝、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船岸起重机和医疗产品。这挤占了国内生产并导致失业。美国军方也过于依赖中国制造的商品。例如，中国生产了世界上 90% 以上的稀土永磁体，而稀土永磁体是美国许多军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造一艘美国海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需要近 5，200 磅稀土材料，包括用于舰船推进系统、制导系统和武器的磁铁。这种依赖使美国变得脆弱;只要北京有效控制制造美国武器和军事系统的投入，美国就可能无法在潜在冲突中胜过中国。

　　此外，美国必须追求特朗普首届任期时经常提到的“能源主导地位”，即通过放松管制和技术创新来增加美国页岩油和天然气的产量。美国已于 2011 年超过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2018 年又超过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拜登政府已经扭转了特朗普的几项政策，将重点转向应对气候变化。在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将决心利用美国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这也可以为支持欧洲和其他盟友提供机会。正如特朗普2017 年在波兰与中东欧领导人举行的峰会上所说，“如果你们中有人需要能源，就给我们打电话。”除了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外，新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战略可能还包括批准下一代裂变和聚变项目以及现代化能源基础设施。

　　恢复能源主导政策，即在其他能源既能满足能源需求，又能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满足需求之前，承认化石燃料的核心作用，将使美国摆脱与中国的恶性循环。随着美国和欧洲寻求用替代能源取代石油，它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风能和电池产品供应商。但正是由于这些国家正在购买中国产品，中国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发展供应链和制造业并形成规模，从而巩固中国对该行业的控制。因此，美国的能源安全越来越依赖中国。这是一种弱势。通过依靠化石燃料作为美国的主要能源，同时让可再生能源产业有时间在西方国家建立起来，华盛顿可以增加其回旋余地。它可以减少其受到胁迫的脆弱性，加强联盟关系，重新夺回美国对能源地缘政治的影响力。

　　与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合作对于实现超越战略至关重要。特别是，新政府应该与拥有关键资源的国家谈判双边贸易协议。这些国家包括拥有丰富关键矿产资源的澳大利亚、拥有充足资本的阿拉伯国家、拥有受过良好教育和充满活力的劳动力的印度和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传统盟友。现实主义的贸易政策既应该承认经济关系作为地缘政治工具的效力，又应该寻求对美国的互惠。华盛顿不应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制定全球贸易议程，而应该专注于双边或区域安排。美国可以更轻松地要求其合作伙伴遵守此类协议的条款——而这种方法已经被特朗普认同。

　　需要更多盟友

　　培养美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目标。特朗普政府需要认识到，强势战略的一部分是拥有比对手更多、更好的朋友。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占据优势：它比中国、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能提供更多潜在盟友。华盛顿的对手有代理人、客户和依附者，而不是真正的朋友。利用这一优势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投资机会，帮助美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但要取得压倒性优势，美国的盟友必须致力于积极恢复威慑力，发展硬军事能力，并优先考虑必要的整合，以确保美国和盟军能够并肩作战。欧洲目前生产大约 172 种不同的武器平台，因此实现这种整合将非常困难，但这是北约军事委员会即将卸任的主席所说的北约迫切需要的“作战转型”的重要一步。美国还应明确表示，其在潜在冲突前线的合作伙伴必须承担第一反应的重担，而美国的作用是提供增援和专业能力。

　　美国的一些盟友，尤其是欧洲盟友，一直试图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平衡与美国的关系和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但华盛顿应该抵制他们避免偏袒任何一方的努力。正如外交政策专家韦斯·米切尔最近所说，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反对中国重商主义的统一战线。拜登政府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步伐，但下一任总统应该鼓励伙伴国家使这种合作更加系统和全面。

　　华盛顿还应考虑建立超越传统伙伴关系的政治关系。为了更快地完成任务，它应该强调双边接触和小型联盟，而不是试图通过庞大的多边进程来开展工作。美国还应该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比其前任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更为冷静的态度，因为他们认识到快速脱碳给欠发达国家带来了难以接受的经济成本。这种想法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观点一致，这些国家决心不让国际脱碳压力阻碍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努力。特朗普可以利用这种决心，与这些国家合作制定切实可行的增长计划，同时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使它们与美国更加紧密地结盟，减少对中国经济支持的依赖。

　　政策重置

　　强势战略的目标不是取得主导地位。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随着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和不对称优势不断增强，美国的相对实力已经下降。特朗普首届政府采取了重要且必要的措施来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将世界定位为一个竞争环境，大国之间的较量推动着国际政治。这些假设至今仍指导着美国政府的大部分政策。但在风险飙升的时代，竞争模式已不足以跟上步伐。如果华盛顿要保留其行动自由并保护美国人长期享有的自由，它需要一种强势战略来应对时代的紧迫性。

　　作者简介：纳迪亚·沙德洛(Nadia Schadlow)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她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副顾问。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