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拉·哈里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堕胎等社会问题上，两人分歧巨大。他们在是否加税或减税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他们可能会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引向相反的方向，尤其是在美国与欧洲的联盟问题上。

　　然而，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位候选人在一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提议对绝大多数商品征收 10-20% 的关税。哈里斯对全面关税持批评态度，但据一位竞选发言人称，她仍将“采用有针对性的战略关税来支持美国工人，加强我们的经济，并追究我们的对手的责任。”

　　他们的这种一致并不令人意外。在过去十年中，贸易保护主义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在任职总统的四年中，特朗普对来自盟友和对手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拜登则承诺开启一个不同的贸易时代，承诺回归多边主义。然而，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几乎所有关税，并且增加了新的关税，扩大了“购买美国货”条款，要求联邦机构购买国内产品。

　　拜登、哈里斯和特朗普认为，这些限制措施可以保护美国产业免受外国竞争。他们认为，关税可以促进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并恢复蓝领工作，他们声称这些工作岗位因进口竞争而消失。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期间表示：“我将重新谈判我们灾难性的贸易协议。我们只会达成优先考量美国工人利益的贸易协议。我们将让矿工和钢铁工人重返工作岗位。”

　　确实，进口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但政客们认为保护主义有助于创造就业是错误的。我们利用近期贸易和就业数据进行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中国的进口竞争不再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一个因素。美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就停止了——早在华盛顿开始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之前。即使2011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持续增长，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份额仍保持稳定。此后，即使特朗普征收关税并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这一份额也一直保持不变。

　　换句话说，美国正在打一场滞后的贸易战。其现行政策是为早已过去的时期而设计的，并没有扩大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这些政策可能正在抑制就业。根据我们的研究，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有助于美国制造商雇佣更多工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公司更容易进口零部件。

　　因此，华盛顿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它不应该推行保护主义政策，而应该专注于减少壁垒和加强全球经济联系。更重要的是，它应该优先考虑如何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这样做是帮助美国工人——以及全世界工人——的最佳方式。

　　“中国冲击”在特朗普上任前就结束了

　　从 1990 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开始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中国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巨额投资和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使得美国低技能制造业在全球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更加困难。结果，许多公司关闭工厂并解雇工人。

　　这些工作岗位的流失十分严重。根据经济学家罗伯特·芬斯特拉、马洪和徐元的研究，1991 年至 2011 年间，中国进口的快速增长导致美国约 150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在受影响工人集中的地区，贫困率飙升，吸毒率也大幅上升。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许多工人和他们的亲属转向支持特朗普，他承诺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并恢复就业。他们的支持帮助他赢得了传统民主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并入主白宫。

　　就任总统后，特朗普努力兑现承诺。他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关税。他开始对来自加拿大和欧盟的进口征收关税。关税减少了进口，但美国出口也下降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项创造就业的计划，他的关税计划失败了。事实证明，“中国冲击”在特朗普上任前就结束了。自那以后，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就业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我们的研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也从未损害过美国就业市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份额没有增长。在他的继任者执政期间也没有增长。

　　制造业复苏的关键并非关税

　　关税并未让美国制造业复苏，但却可能抑制了它的发展。中国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16.5%。其余则来自其他国家，包括几个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墨西哥、韩国、泰国和越南。当我们的团队研究美国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贸易时，我们发现进口对美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了积极贡献。2011 年至 2019 年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为美国创造了近 50 万个就业岗位，集中在许多十年前因中国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地区。这种增长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最大、生产力最高的制造商往往生产复杂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的投入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当进口价格合理时，它们更容易发展和招聘。

　　除了造成美国出口商可能面临报复性关税的风险之外，华盛顿对关税的执着还转移了人们对美国服务业实力的关注。商业服务业(如软件、工程、研发和金融服务)雇用的美国工人数量是制造业的两倍多，而且平均工资更高。它们为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这些行业中有许多是出口行业，其中的美国公司是全球领导者。然而，许多国家对服务贸易设置了很高的壁垒，限制了美国人的机会。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提高商品关税，而应该专注于减少服务贸易障碍，这将有助于在商业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贸易有助于创造美国就业机会，这对美国工人和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海外工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这意味着当美国参与全球贸易时，每一方都会受益。但这也意味着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提议，尤其是像特朗普宣布的那样全面征收关税的提议，很容易损害美国和外国工人的利益。

　　一些承认关税存在经济弊端的学者和官员仍然认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关税是必要的。他们认为，华盛顿必须削减与中国的贸易，以避免助长北京的崛起，并确保美国工业永远不会依赖中国进口产品。但关税和其他任何保护主义措施一样，都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生硬手段。为了降低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供应链中的风险，美国官员应该采取其他政策，明确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标，同时尽量减少经济成本。

　　事实上，全面征收关税可能会让美国变得不那么安全。如果华盛顿采取广泛且不加区分的保护主义措施，各国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回应。这样的贸易战将破坏稳定。正如许多政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商品和服务贸易有助于促进和平，因为它将经济体相互联系在一起，要求各国采用共同的标准和做法，并需要官员之间的合作。因此，切断或削弱这些联系会增加冲突的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拜登、哈里斯或特朗普担心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困境是错误的。但归根结底，美国的挑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的好处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富人。华盛顿不应退出全球经济，而应优先考虑让劳动力掌握在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他们应该特别注意培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因为他们往往更难找到工作。例如，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 年通过的一项 2800 亿美元的法案，旨在促进美国的研究和制造业)明智地扩大了对社区学院、职业项目和研究机构的支持。这些政策对于让工人获得工作，使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力至关重要。同时，雇主应该强调基于技能而不是血统的招聘。大学学位并不是获得宝贵技能的唯一途径。事实上，美国 51% 的工人都是通过其他途径培养技能的，例如培训计划、军队和社区学院。

　　相比之下，反动的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暂时缓解陷入困境的地区和行业的压力。为了打造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华盛顿应该通过更多劳动力和技能发展措施，就像《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提到的那样。这样做是提高美国劳动力技能、促进美国经济相互依存以及为美国取得长期成功做好准备的最佳方式。

　　作者简介：尼科洛·伯尼菲(Niccolo W. Bonifai)，乔治城大学全球化与共享繁荣实验室研究员;尼塔·鲁德拉(Nita Rudra)是乔治城大学政府系、外交学院和麦克多诺商学院的教授，也是全球化与共享繁荣实验室的主任;罗德尼·卢德马(Rodney Ludema)是乔治敦大学经济系和外交学院教授，也是美国国务院前首席经济学家;J·布莱德福特·延森(J. Bradford Jensen)是美国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Georgetown University's 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 教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卡玛拉·哈里斯和唐纳德·特朗普对美国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堕胎等社会问题上，两人分歧巨大。他们在是否加税或减税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他们可能会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引向相反的方向，尤其是在美国与欧洲的联盟问题上。

　　然而，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位候选人在一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提议对绝大多数商品征收 10-20% 的关税。哈里斯对全面关税持批评态度，但据一位竞选发言人称，她仍将“采用有针对性的战略关税来支持美国工人，加强我们的经济，并追究我们的对手的责任。”

　　他们的这种一致并不令人意外。在过去十年中，贸易保护主义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在任职总统的四年中，特朗普对来自盟友和对手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拜登则承诺开启一个不同的贸易时代，承诺回归多边主义。然而，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几乎所有关税，并且增加了新的关税，扩大了“购买美国货”条款，要求联邦机构购买国内产品。

　　拜登、哈里斯和特朗普认为，这些限制措施可以保护美国产业免受外国竞争。他们认为，关税可以促进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并恢复蓝领工作，他们声称这些工作岗位因进口竞争而消失。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期间表示：“我将重新谈判我们灾难性的贸易协议。我们只会达成优先考量美国工人利益的贸易协议。我们将让矿工和钢铁工人重返工作岗位。”

　　确实，进口竞争(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导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但政客们认为保护主义有助于创造就业是错误的。我们利用近期贸易和就业数据进行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中国的进口竞争不再是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一个因素。美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就停止了——早在华盛顿开始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之前。即使2011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持续增长，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份额仍保持稳定。此后，即使特朗普征收关税并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这一份额也一直保持不变。

　　换句话说，美国正在打一场滞后的贸易战。其现行政策是为早已过去的时期而设计的，并没有扩大劳动力市场。事实上，这些政策可能正在抑制就业。根据我们的研究，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有助于美国制造商雇佣更多工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公司更容易进口零部件。

　　因此，华盛顿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它不应该推行保护主义政策，而应该专注于减少壁垒和加强全球经济联系。更重要的是，它应该优先考虑如何确保所有美国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这样做是帮助美国工人——以及全世界工人——的最佳方式。

　　“中国冲击”在特朗普上任前就结束了

　　从 1990 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开始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中国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巨额投资和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使得美国低技能制造业在全球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更加困难。结果，许多公司关闭工厂并解雇工人。

　　这些工作岗位的流失十分严重。根据经济学家罗伯特·芬斯特拉、马洪和徐元的研究，1991 年至 2011 年间，中国进口的快速增长导致美国约 150 万个工作岗位流失。在受影响工人集中的地区，贫困率飙升，吸毒率也大幅上升。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许多工人和他们的亲属转向支持特朗普，他承诺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并恢复就业。他们的支持帮助他赢得了传统民主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并入主白宫。

　　就任总统后，特朗普努力兑现承诺。他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关税。他开始对来自加拿大和欧盟的进口征收关税。关税减少了进口，但美国出口也下降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项创造就业的计划，他的关税计划失败了。事实证明，“中国冲击”在特朗普上任前就结束了。自那以后，来自中国的进口对美国就业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我们的研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也从未损害过美国就业市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份额没有增长。在他的继任者执政期间也没有增长。

　　制造业复苏的关键并非关税

　　关税并未让美国制造业复苏，但却可能抑制了它的发展。中国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16.5%。其余则来自其他国家，包括几个新兴经济体——巴西、印度、墨西哥、韩国、泰国和越南。当我们的团队研究美国与这些新兴市场的贸易时，我们发现进口对美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了积极贡献。2011 年至 2019 年间，来自这些经济体的进口为美国创造了近 50 万个就业岗位，集中在许多十年前因中国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地区。这种增长的原因很简单：美国最大、生产力最高的制造商往往生产复杂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的投入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因此，当进口价格合理时，它们更容易发展和招聘。

　　除了造成美国出口商可能面临报复性关税的风险之外，华盛顿对关税的执着还转移了人们对美国服务业实力的关注。商业服务业(如软件、工程、研发和金融服务)雇用的美国工人数量是制造业的两倍多，而且平均工资更高。它们为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这些行业中有许多是出口行业，其中的美国公司是全球领导者。然而，许多国家对服务贸易设置了很高的壁垒，限制了美国人的机会。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应该提高商品关税，而应该专注于减少服务贸易障碍，这将有助于在商业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贸易有助于创造美国就业机会，这对美国工人和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海外工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这意味着当美国参与全球贸易时，每一方都会受益。但这也意味着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提议，尤其是像特朗普宣布的那样全面征收关税的提议，很容易损害美国和外国工人的利益。

　　一些承认关税存在经济弊端的学者和官员仍然认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关税是必要的。他们认为，华盛顿必须削减与中国的贸易，以避免助长北京的崛起，并确保美国工业永远不会依赖中国进口产品。但关税和其他任何保护主义措施一样，都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生硬手段。为了降低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供应链中的风险，美国官员应该采取其他政策，明确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目标，同时尽量减少经济成本。

　　事实上，全面征收关税可能会让美国变得不那么安全。如果华盛顿采取广泛且不加区分的保护主义措施，各国可能会做出同样的回应。这样的贸易战将破坏稳定。正如许多政治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商品和服务贸易有助于促进和平，因为它将经济体相互联系在一起，要求各国采用共同的标准和做法，并需要官员之间的合作。因此，切断或削弱这些联系会增加冲突的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拜登、哈里斯或特朗普担心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困境是错误的。但归根结底，美国的挑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的好处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富人。华盛顿不应退出全球经济，而应优先考虑让劳动力掌握在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他们应该特别注意培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因为他们往往更难找到工作。例如，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 年通过的一项 2800 亿美元的法案，旨在促进美国的研究和制造业)明智地扩大了对社区学院、职业项目和研究机构的支持。这些政策对于让工人获得工作，使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力至关重要。同时，雇主应该强调基于技能而不是血统的招聘。大学学位并不是获得宝贵技能的唯一途径。事实上，美国 51% 的工人都是通过其他途径培养技能的，例如培训计划、军队和社区学院。

　　相比之下，反动的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暂时缓解陷入困境的地区和行业的压力。为了打造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华盛顿应该通过更多劳动力和技能发展措施，就像《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提到的那样。这样做是提高美国劳动力技能、促进美国经济相互依存以及为美国取得长期成功做好准备的最佳方式。

　　作者简介：尼科洛·伯尼菲(Niccolo W. Bonifai)，乔治城大学全球化与共享繁荣实验室研究员;尼塔·鲁德拉(Nita Rudra)是乔治城大学政府系、外交学院和麦克多诺商学院的教授，也是全球化与共享繁荣实验室的主任;罗德尼·卢德马(Rodney Ludema)是乔治敦大学经济系和外交学院教授，也是美国国务院前首席经济学家;J·布莱德福特·延森(J. Bradford Jensen)是美国乔治敦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Georgetown University's 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 教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