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半后，美国结束战争的策略依然没有变：让俄罗斯付出足够多的代价，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别无选择，只能停止冲突。为了改变成本效益计算，华盛顿试图在支持乌克兰和惩罚俄罗斯与降低升级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方法虽然看起来很合理，但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普京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

　　证据表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普京根本无法说服;他已经押上所有赌注。对他来说，防止乌克兰成为西方用来威胁俄罗斯的堡垒是战略上的必要。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可能认为值得付出任何代价。试图强迫他放弃是徒劳无功的，只会浪费时间和资源。

　　要想以西方和基辅都能接受的条件结束乌克兰战争，只有一个可行的选择：等待普京下台。按照这一方法，美国将帮助乌克兰守住的防线，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将战争烈度和资源消耗降至最低，直到普京去世或卸任。只有这样，乌克兰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2024 年 7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内阁成员出席圣彼得堡阅兵式

　　普京是机会主义者吗?

　　这是一场普京选择的战争。俄罗斯没有面临紧急的安全威胁，本不必这样大规模入侵邻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和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高级主任埃里克·格林都注意到，其他俄罗斯官员似乎对普京的决定一无所知。即使在入侵前夕普京精心策划的电视会议上，一些与会者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俄罗斯精英最终支持了他，但在 2022 年 2 月之前，很少有人会推动一场让俄罗斯付出如此巨大代价并破坏与西方关系的对抗。

　　因为这是一场普京的战争，所以普京有能力阻止它。他意识到这场战争比他预想的要难，因此他可以决定减少损失。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说并不重要，即使他在口头上宣称非打不可。从乌克兰撤军不会威胁俄罗斯国家的生存，甚至不太可能威胁到他自己的统治。普京确保没有潜在的继任者出现。最接近挑战他的两个人——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和叛乱者叶夫根尼·普里戈津——现在已经去世。克里姆林宫有数十年的经验来塑造国内叙事以支持普京。他可以很容易地宣布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并发起一场伴随的宣传运动来为他的大转变辩护。

　　但尽管普京有能力阻止战争，他是否愿意这么做呢?美国决策者大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普京可能会被迫从乌克兰撤军，或者至少谈判停火。为了改变普京的盘算，华盛顿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制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和情报支持，并在全球舞台上孤立莫斯科。

　　这项政策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普京本质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遇弱则进遇强则退。根据这种观点，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既是出于他的帝国野心，也是出于他对西方和乌克兰弱点的认知。用拜登总统的话来说，普京对土地和权力有着“卑鄙的欲望”，并预计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后，“北约将分裂”。如果普京果真是这样，那么正确的处方就是展示实力和韧性。如果战争成本足够高，他最终会得出结论，他的机会主义没有得到回报。

　　普京的不安全感

　　但普京不是机会主义者，至少在乌克兰问题上不是。他在国际上最引人瞩目的举动并非为了获得优势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而是预防性措施，旨在防止所谓的损失或对所谓的挑衅进行报复。俄罗斯 2008 年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既是对该国袭击南奥塞梯分离主义地区的回应，也是为了避免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俄罗斯认为该地区是阻止格鲁吉亚融入西方的筹码。当普京于 2014 年夺取克里米亚时，他担心俄罗斯会失去那里的海军基地。当他于 2015 年干预叙利亚时，他担心亲俄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当他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他是在回应美国试图破坏他在俄罗斯地位的行为——即美国公开批评俄罗斯2011-12年大选，以及巴拿马文件在2016年春天揭露他的亲信的秘密金融交易。

　　如果机会主义是普京在乌克兰的动机——如果这一策略是他帝国贪婪的产物，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夺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控制权——那么，他从 2014 年到 2021 年对乌克兰采取的绝对非机会主义的做法就需要解释。2014 年 3 月和 4 月，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乌克兰政府陷入混乱。然而，普京并没有积极采取行动夺取更多领土，而是选择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小规模叛乱，以此作为限制基辅外交政策选择的筹码。2014 年 9 月，在俄罗斯军队在伊洛瓦伊斯克市给乌克兰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后，莫斯科本可以进一步沿亚速海海岸推进，开辟一条从克里米亚到俄罗斯的陆上走廊。然而，普京却选择了政治解决，同意了《明斯克协议》。

　　即使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后，华盛顿显然无意帮助基辅，普京仍然没有发动更广泛的军事攻击，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扩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力。这些错失的机会与普京被视为机会主义大师的观点显然并不相符。

　　与其说这是一场机会主义的侵略战争，不如说对乌克兰的攻击是一场不公正的预防性战争，旨在阻止普京认为的未来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在普京看来，乌克兰正在变成一个反俄国家，如果不加以制止，西方可能会利用乌克兰破坏俄罗斯的国内凝聚力，并接纳威胁俄罗斯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官员似乎明白这一点。正如国家情报总监阿夫里尔·海恩斯所说，“他认为乌克兰不可避免地会向西方和北约靠拢，远离俄罗斯。”

　　普京在国际上倾向于规避风险，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尽量减少俄罗斯资源的投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部署规模相对较小，只有几千名士兵，而且主要依赖俄罗斯空军。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 2019 年似乎即将被推翻时，普京只部署了几百名士兵来帮助他继续执政。相比之下，乌克兰战争让俄罗斯损失了 10 多万名士兵的生命，并对其经济和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言喻的损害。

　　这场战争与普京通常的风险评估如此不符，这表明他做出了一个关于乌克兰的战略决定，他不愿退缩。他决定在 2022 年派遣俄罗斯大部分军队进入乌克兰，然后在首次进攻失败后动员更多部队，这表明他认为这场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失败。尽管入侵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普京可能认为不采取行动的代价会更高——即俄罗斯将无法阻止与西方结盟的乌克兰的出现，而乌克兰可能会成为针对俄罗斯本身的“颜色革命”的跳板。他认为，如果普京现在不成功，俄罗斯注定要付出同样的代价。鉴于普京很可能正在权衡眼前的局面，西方的压力不太可能迫使他改变主意，以基辅和华盛顿都能接受的条件结束战争。

　　这就是结局

　　如果普京不愿停止对乌克兰的攻击，那么战争就只能以两种方式结束：要么俄罗斯失去了继续进攻的能力，要么普京不再掌权。

　　通过削弱俄罗斯的能力来实现第一种结果，这是不现实的。由于普京致力于战争，并能够继续向战斗投入士兵和资源，俄罗斯军队不太可能崩溃。要在乌克兰地面上击败普京，需要大幅增加弹药，但美国要到 2025 年才会开始增加必要炮弹的生产，即使这种增加也不足以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更不用说乌克兰可以使用的防空系统了。乌克兰还需要继续派遣士兵参战，虽然西方可以帮助训练他们，但西方国家不愿意派遣自己的军队。更困难的是，正如两年多的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在有准备的防御面前，更大规模的进攻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现在无人机和其他监视技术降低了双方出其不意的因素。

　　剩下的就是结束战争的第二条路：普京退出克里姆林宫。试图加速这一进程可能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几十年来，华盛顿几乎没有表现出成功影响俄罗斯政治的能力;现在试图这样做就代表着希望战胜了经验。此外，尽管普京可能已经认为美国一心想赶他下台，但如果美国真的开始采取措施，他很可能会注意到这种变化，并将其视为升级。作为回应，他可能会加大俄罗斯在美国社会制造混乱的力度。

　　鉴于这些风险，华盛顿的最佳做法是打持久战，等待普京下台。他可能会主动下台或被迫下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终有一天会死去。只有当他不再掌权时，才能真正开始永久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工作。

　　争取时间

　　在此之前，华盛顿应该专注于帮助乌克兰守住防线，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军事进攻。它应该继续对莫斯科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但不要指望它们能产生多大效果;这种压力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盟友发出正确信息，为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保留一个筹码，同时避免国内批评。与此同时，华盛顿应该节约资源，尽可能高效地使用资源，说服基辅避免大规模、浪费资源的攻势。即使是基辅迄今为止的成功攻势——包括上个月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突然袭击——对冲突的整体进程也影响不大。这仍然是一场消耗战，乌克兰没有即将取得突破的迹象。

　　当库尔斯克攻势减弱，基辅成功阻止俄罗斯在顿涅茨克的推进时，华盛顿也应该支持停火协议，停止战斗。虽然普京当然可以违反任何协议，但停火的好处大于风险。停火将使乌克兰巩固其防御并训练更多士兵，而西方可以通过继续向该国提供武器来规避风险。最重要的是，停火将防止更多士兵和平民死于这场战争，除非普京下台，否则这场战争不会真正结束。

　　然而，当普京真的下台时，华盛顿需要准备好一个计划——不仅要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还要为欧洲安全建立一个积极的框架，以缓解军事紧张局势，降低冲突风险，并提出一个新俄罗斯领导人可以接受的愿景。这将需要大胆的领导、自信的外交和妥协的意愿——无论是在莫斯科、基辅、布鲁塞尔还是华盛顿。

　　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的战略一直是一厢情愿。只要华盛顿能给普京施加足够的代价，它就能说服他停止乌克兰战争。只要它能向乌克兰运送足够的武器，基辅就能赶走俄罗斯军队。两年半之后，应该很清楚，这两种结果都不会发生。最好的办法是争取时间——守住乌克兰的阵地，尽量减少美国的成本，为普京最终离开的那一天做好准备。这是一种公认不那么令人满意且政治上难以接受的方法。但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作者简介：彼得·施罗德 (Peter Schroeder ) 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他曾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部门的分析师和成员，并于 2018 年至 2022 年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俄罗斯和欧亚事务的首席副国家情报官。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半后，美国结束战争的策略依然没有变：让俄罗斯付出足够多的代价，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别无选择，只能停止冲突。为了改变成本效益计算，华盛顿试图在支持乌克兰和惩罚俄罗斯与降低升级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种方法虽然看起来很合理，但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普京的想法是可以改变的。

　　证据表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普京根本无法说服;他已经押上所有赌注。对他来说，防止乌克兰成为西方用来威胁俄罗斯的堡垒是战略上的必要。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可能认为值得付出任何代价。试图强迫他放弃是徒劳无功的，只会浪费时间和资源。

　　要想以西方和基辅都能接受的条件结束乌克兰战争，只有一个可行的选择：等待普京下台。按照这一方法，美国将帮助乌克兰守住的防线，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将战争烈度和资源消耗降至最低，直到普京去世或卸任。只有这样，乌克兰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

2024 年 7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内阁成员出席圣彼得堡阅兵式

　　普京是机会主义者吗?

　　这是一场普京选择的战争。俄罗斯没有面临紧急的安全威胁，本不必这样大规模入侵邻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和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高级主任埃里克·格林都注意到，其他俄罗斯官员似乎对普京的决定一无所知。即使在入侵前夕普京精心策划的电视会议上，一些与会者似乎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俄罗斯精英最终支持了他，但在 2022 年 2 月之前，很少有人会推动一场让俄罗斯付出如此巨大代价并破坏与西方关系的对抗。

　　因为这是一场普京的战争，所以普京有能力阻止它。他意识到这场战争比他预想的要难，因此他可以决定减少损失。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说并不重要，即使他在口头上宣称非打不可。从乌克兰撤军不会威胁俄罗斯国家的生存，甚至不太可能威胁到他自己的统治。普京确保没有潜在的继任者出现。最接近挑战他的两个人——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和叛乱者叶夫根尼·普里戈津——现在已经去世。克里姆林宫有数十年的经验来塑造国内叙事以支持普京。他可以很容易地宣布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并发起一场伴随的宣传运动来为他的大转变辩护。

　　但尽管普京有能力阻止战争，他是否愿意这么做呢?美国决策者大多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如果施加足够的压力，普京可能会被迫从乌克兰撤军，或者至少谈判停火。为了改变普京的盘算，华盛顿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的经济制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和情报支持，并在全球舞台上孤立莫斯科。

　　这项政策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普京本质上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遇弱则进遇强则退。根据这种观点，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既是出于他的帝国野心，也是出于他对西方和乌克兰弱点的认知。用拜登总统的话来说，普京对土地和权力有着“卑鄙的欲望”，并预计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后，“北约将分裂”。如果普京果真是这样，那么正确的处方就是展示实力和韧性。如果战争成本足够高，他最终会得出结论，他的机会主义没有得到回报。

　　普京的不安全感

　　但普京不是机会主义者，至少在乌克兰问题上不是。他在国际上最引人瞩目的举动并非为了获得优势而采取的机会主义策略，而是预防性措施，旨在防止所谓的损失或对所谓的挑衅进行报复。俄罗斯 2008 年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既是对该国袭击南奥塞梯分离主义地区的回应，也是为了避免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俄罗斯认为该地区是阻止格鲁吉亚融入西方的筹码。当普京于 2014 年夺取克里米亚时，他担心俄罗斯会失去那里的海军基地。当他于 2015 年干预叙利亚时，他担心亲俄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被推翻。当他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他是在回应美国试图破坏他在俄罗斯地位的行为——即美国公开批评俄罗斯2011-12年大选，以及巴拿马文件在2016年春天揭露他的亲信的秘密金融交易。

　　如果机会主义是普京在乌克兰的动机——如果这一策略是他帝国贪婪的产物，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夺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控制权——那么，他从 2014 年到 2021 年对乌克兰采取的绝对非机会主义的做法就需要解释。2014 年 3 月和 4 月，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乌克兰政府陷入混乱。然而，普京并没有积极采取行动夺取更多领土，而是选择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小规模叛乱，以此作为限制基辅外交政策选择的筹码。2014 年 9 月，在俄罗斯军队在伊洛瓦伊斯克市给乌克兰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后，莫斯科本可以进一步沿亚速海海岸推进，开辟一条从克里米亚到俄罗斯的陆上走廊。然而，普京却选择了政治解决，同意了《明斯克协议》。

　　即使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后，华盛顿显然无意帮助基辅，普京仍然没有发动更广泛的军事攻击，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扩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力。这些错失的机会与普京被视为机会主义大师的观点显然并不相符。

　　与其说这是一场机会主义的侵略战争，不如说对乌克兰的攻击是一场不公正的预防性战争，旨在阻止普京认为的未来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在普京看来，乌克兰正在变成一个反俄国家，如果不加以制止，西方可能会利用乌克兰破坏俄罗斯的国内凝聚力，并接纳威胁俄罗斯本身。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官员似乎明白这一点。正如国家情报总监阿夫里尔·海恩斯所说，“他认为乌克兰不可避免地会向西方和北约靠拢，远离俄罗斯。”

　　普京在国际上倾向于规避风险，采取深思熟虑的行动，尽量减少俄罗斯资源的投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部署规模相对较小，只有几千名士兵，而且主要依赖俄罗斯空军。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在 2019 年似乎即将被推翻时，普京只部署了几百名士兵来帮助他继续执政。相比之下，乌克兰战争让俄罗斯损失了 10 多万名士兵的生命，并对其经济和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言喻的损害。

　　这场战争与普京通常的风险评估如此不符，这表明他做出了一个关于乌克兰的战略决定，他不愿退缩。他决定在 2022 年派遣俄罗斯大部分军队进入乌克兰，然后在首次进攻失败后动员更多部队，这表明他认为这场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失败。尽管入侵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普京可能认为不采取行动的代价会更高——即俄罗斯将无法阻止与西方结盟的乌克兰的出现，而乌克兰可能会成为针对俄罗斯本身的“颜色革命”的跳板。他认为，如果普京现在不成功，俄罗斯注定要付出同样的代价。鉴于普京很可能正在权衡眼前的局面，西方的压力不太可能迫使他改变主意，以基辅和华盛顿都能接受的条件结束战争。

　　这就是结局

　　如果普京不愿停止对乌克兰的攻击，那么战争就只能以两种方式结束：要么俄罗斯失去了继续进攻的能力，要么普京不再掌权。

　　通过削弱俄罗斯的能力来实现第一种结果，这是不现实的。由于普京致力于战争，并能够继续向战斗投入士兵和资源，俄罗斯军队不太可能崩溃。要在乌克兰地面上击败普京，需要大幅增加弹药，但美国要到 2025 年才会开始增加必要炮弹的生产，即使这种增加也不足以满足乌克兰的战场需求——更不用说乌克兰可以使用的防空系统了。乌克兰还需要继续派遣士兵参战，虽然西方可以帮助训练他们，但西方国家不愿意派遣自己的军队。更困难的是，正如两年多的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在有准备的防御面前，更大规模的进攻是极其困难的，尤其是现在无人机和其他监视技术降低了双方出其不意的因素。

　　剩下的就是结束战争的第二条路：普京退出克里姆林宫。试图加速这一进程可能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几十年来，华盛顿几乎没有表现出成功影响俄罗斯政治的能力;现在试图这样做就代表着希望战胜了经验。此外，尽管普京可能已经认为美国一心想赶他下台，但如果美国真的开始采取措施，他很可能会注意到这种变化，并将其视为升级。作为回应，他可能会加大俄罗斯在美国社会制造混乱的力度。

　　鉴于这些风险，华盛顿的最佳做法是打持久战，等待普京下台。他可能会主动下台或被迫下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终有一天会死去。只有当他不再掌权时，才能真正开始永久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工作。

　　争取时间

　　在此之前，华盛顿应该专注于帮助乌克兰守住防线，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军事进攻。它应该继续对莫斯科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但不要指望它们能产生多大效果;这种压力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盟友发出正确信息，为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保留一个筹码，同时避免国内批评。与此同时，华盛顿应该节约资源，尽可能高效地使用资源，说服基辅避免大规模、浪费资源的攻势。即使是基辅迄今为止的成功攻势——包括上个月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突然袭击——对冲突的整体进程也影响不大。这仍然是一场消耗战，乌克兰没有即将取得突破的迹象。

　　当库尔斯克攻势减弱，基辅成功阻止俄罗斯在顿涅茨克的推进时，华盛顿也应该支持停火协议，停止战斗。虽然普京当然可以违反任何协议，但停火的好处大于风险。停火将使乌克兰巩固其防御并训练更多士兵，而西方可以通过继续向该国提供武器来规避风险。最重要的是，停火将防止更多士兵和平民死于这场战争，除非普京下台，否则这场战争不会真正结束。

　　然而，当普京真的下台时，华盛顿需要准备好一个计划——不仅要解决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还要为欧洲安全建立一个积极的框架，以缓解军事紧张局势，降低冲突风险，并提出一个新俄罗斯领导人可以接受的愿景。这将需要大胆的领导、自信的外交和妥协的意愿——无论是在莫斯科、基辅、布鲁塞尔还是华盛顿。

　　自战争开始以来，美国的战略一直是一厢情愿。只要华盛顿能给普京施加足够的代价，它就能说服他停止乌克兰战争。只要它能向乌克兰运送足够的武器，基辅就能赶走俄罗斯军队。两年半之后，应该很清楚，这两种结果都不会发生。最好的办法是争取时间——守住乌克兰的阵地，尽量减少美国的成本，为普京最终离开的那一天做好准备。这是一种公认不那么令人满意且政治上难以接受的方法。但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作者简介：彼得·施罗德 (Peter Schroeder ) 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高级研究员。他曾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部门的分析师和成员，并于 2018 年至 2022 年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俄罗斯和欧亚事务的首席副国家情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