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强调了“颠覆性技术创新”改变历史的潜力。中国领导人强调，关键技术的进步已经重塑了世界。他列举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中国领导人表示，现在，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的突破已将世界推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那些开创新技术的国家将成为未来时代的赢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分析人士和学者对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技术颠覆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官方刊物上的一篇评论详细描述了过去技术革命的结果“英国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建立了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优势. . .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先进生产力的主导地位。”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在分析领导人讲话时指出，中国比美国更有机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获胜。

2024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国际电脑展上，一个人工智能数据标志

　　并非只有中国的分析人士这样看待技术创新和国家实力。美国政策制定者也看到了其中的重要联系。拜登总统在就职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在新兴技术竞争中“掌握未来”的必要性，并承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目标“不会在我的任期内发生”。2018年，美国国会成立了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召集政府官员、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研究人工智能的影响。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将人工智能的可能影响与电力等早期创新进行了比较，并警告说，如果美国不为“人工智能革命”做好充分准备，美国很快就会失去对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在执着于赢得未来的过程中，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有可能忽视一个关于技术和转型的关键事实。他们希望在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中主导关键技术创新，认为全球经济实力的平衡倾向于引领最重要创新的国家。按照这种观点，19世纪的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经济体，是因为它是新技术的发源地，这些新技术改变了蓬勃发展的纺织业，比如珍妮纺纱机。

　　但创新只能让你走这么远。如果没有传播新技术这一看起来次要一点的任务——创新如何传播和被采用——即使是最非凡的进步也无济于事。一个国家大规模接受技术的能力对于电力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尤其重要，这些基础进步只有在许多经济部门开始使用它们之后才能提高生产力。对技术传播的关注指向了技术革命如何改变地缘政治的另一种解释:哪个国家首先引入一项重大创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国家采用并传播这些创新。

　　谁是新技术的最佳传播者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80年持续到1840年)之后的崛起，经常被视为技术突破如何导致地缘政治霸权的典范。传统的说法往往将英国的崛起归因于其对棉纺织和其他领先行业创新的垄断。根据这种观点，英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源于培养天才发明家的制度能力。

　　但随着数据和方法的改进，经济历史学家对这种主流说法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事实证明，在广泛的经济活动中采用铁制机械，对其经济崛起的作用，要比开创纺织等新技术更为重要。尽管英国的工业竞争对手拥有更优越的高等技术教育体系，可以培养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但英国受益于机械学院、曼彻斯特艺术与科学学院等教育中心以及其他协会，这些协会扩大了技术素养的普及范围，并将机械知识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技术的传播也决定了各国如何从1870年左右开始、1914年左右结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受益。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机床发明(可互换零件的工业生产)的发明推动的。在此期间，美国并没有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但由于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床，美国的生产率超过了英国。1907年，美国的机器强度(衡量每个制造业工人安装机器的马力)是英国和德国的两倍多。与早期英国的例子一样，教育和公共政策在确保美国优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拥有广泛的机械工程专业知识，并得到土地赠与学校、技术学院以及螺纹和其他机械部件标准化工作的支持。这些机构扩大了专业知识的基础，培养了更有能力的工程师，而不仅仅是培养了狭隘的技术精英。化学工程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动态，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帮助培养了一种通用语言和一个化学工程师的专业社区，这些工程师可以帮助提高包括陶瓷、食品加工、玻璃、冶金和石油炼制在内的广泛行业的生产力。

　　技术的广泛应用至关重要

　　谁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专注于垄断创新的美国和中国的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过分强调了三点: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将以多快的速度塑造生产力增长;根本性的进步在哪里被开创;以及期望少数行业将利用新技术推动增长。他们忽视了这场竞争的真正决定因素:一个国家将人工智能进步应用到各个行业的能力，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当以这种方式重新审视大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时，美国似乎处于保持其技术优势的有利位置。美国企业在采用云计算、智能传感器和关键工业软件等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要快得多。在一项有影响力的指数中，中国在获得这些技术方面排名世界第83位，落后美国67位。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只有29所大学聘用了至少一名在领先的人工智能会议出版物上发表过至少一篇论文的研究人员(这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有能力培养人工智能工程师的粗略标准);而美国有 159 所。美国还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有助于在整个经济中应用人工智能的进步技术——这方面，美国远远超过中国。

　　但是，美国没有保持其在人工智能传播方面的优势，而是专注于主导领先行业的创新周期。无论是拒绝向中国高级技术领域的研究生发放签证，还是对用于训练大型模型的高端芯片实施出口管制，美国政策制定者都专注于确保尖端创新不会流向中国。以前的工业革命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基础创新，因此美国不可能切断中国与人工智能前沿发展的联系。

　　相反，美国应该优先考虑提高和维持人工智能融入广泛生产过程的速度。华盛顿应该把重点放在旨在扩大人才库的政策上，比如为社区大学提供更大的支持，以更好地培养精通人工智能的劳动力，并全面实施《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劳动力计划，扩大STEM领域的培训。对应用技术中心的投资，通过提供测试服务和进行应用研发，弥合基础研究业务与工业需求之间的差距;专门的现场服务，例如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它拥有经验丰富的专家，帮助企业采用新技术并使其市场多样化;和其他技术推广机构可以鼓励中小企业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需要明确的是，强强传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不支持在一个国家领先的实验室和大学进行令前沿研究。毫无疑问，更多的研发支出和为精英科学家提供更好的设施也将间接促进人工智能的更广泛应用。然而，增加研发支出往往成为任何战略技术的样板建议。人工智能需要不同的工具包。

　　当这个时代的一些主要思想家宣称人工智能革命将比以前的工业革命更重要时，我们很容易被他们的激动人心的宣言所吸引。每一代人中都有许多人最终相信他们的生活与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重要时期相吻合。但目前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史无前例。以前的工业革命表明，人工智能时代的真正成功将属于那些人口和工业最能接受新技术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发明新技术。

　　作者简介：杰弗里·丁(Jeffrey Ding)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著有《技术与大国的崛起：扩散如何塑造经济竞争》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2018 年，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强调了“颠覆性技术创新”改变历史的潜力。中国领导人强调，关键技术的进步已经重塑了世界。他列举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中国领导人表示，现在，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的突破已将世界推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口。那些开创新技术的国家将成为未来时代的赢家。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中国分析人士和学者对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技术颠覆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官方刊物上的一篇评论详细描述了过去技术革命的结果“英国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建立了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优势. . .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先进生产力的主导地位。”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金灿荣在分析领导人讲话时指出，中国比美国更有机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获胜。

2024年6月，在台北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国际电脑展上，一个人工智能数据标志

　　并非只有中国的分析人士这样看待技术创新和国家实力。美国政策制定者也看到了其中的重要联系。拜登总统在就职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在新兴技术竞争中“掌握未来”的必要性，并承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目标“不会在我的任期内发生”。2018年，美国国会成立了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召集政府官员、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研究人工智能的影响。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将人工智能的可能影响与电力等早期创新进行了比较，并警告说，如果美国不为“人工智能革命”做好充分准备，美国很快就会失去对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在执着于赢得未来的过程中，中国和美国领导人都有可能忽视一个关于技术和转型的关键事实。他们希望在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中主导关键技术创新，认为全球经济实力的平衡倾向于引领最重要创新的国家。按照这种观点，19世纪的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经济体，是因为它是新技术的发源地，这些新技术改变了蓬勃发展的纺织业，比如珍妮纺纱机。

　　但创新只能让你走这么远。如果没有传播新技术这一看起来次要一点的任务——创新如何传播和被采用——即使是最非凡的进步也无济于事。一个国家大规模接受技术的能力对于电力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尤其重要，这些基础进步只有在许多经济部门开始使用它们之后才能提高生产力。对技术传播的关注指向了技术革命如何改变地缘政治的另一种解释:哪个国家首先引入一项重大创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国家采用并传播这些创新。

　　谁是新技术的最佳传播者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780年持续到1840年)之后的崛起，经常被视为技术突破如何导致地缘政治霸权的典范。传统的说法往往将英国的崛起归因于其对棉纺织和其他领先行业创新的垄断。根据这种观点，英国的技术领先地位源于培养天才发明家的制度能力。

　　但随着数据和方法的改进，经济历史学家对这种主流说法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事实证明，在广泛的经济活动中采用铁制机械，对其经济崛起的作用，要比开创纺织等新技术更为重要。尽管英国的工业竞争对手拥有更优越的高等技术教育体系，可以培养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但英国受益于机械学院、曼彻斯特艺术与科学学院等教育中心以及其他协会，这些协会扩大了技术素养的普及范围，并将机械知识应用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技术的传播也决定了各国如何从1870年左右开始、1914年左右结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受益。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由机床发明(可互换零件的工业生产)的发明推动的。在此期间，美国并没有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但由于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都采用了机床，美国的生产率超过了英国。1907年，美国的机器强度(衡量每个制造业工人安装机器的马力)是英国和德国的两倍多。与早期英国的例子一样，教育和公共政策在确保美国优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拥有广泛的机械工程专业知识，并得到土地赠与学校、技术学院以及螺纹和其他机械部件标准化工作的支持。这些机构扩大了专业知识的基础，培养了更有能力的工程师，而不仅仅是培养了狭隘的技术精英。化学工程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动态，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帮助培养了一种通用语言和一个化学工程师的专业社区，这些工程师可以帮助提高包括陶瓷、食品加工、玻璃、冶金和石油炼制在内的广泛行业的生产力。

　　技术的广泛应用至关重要

　　谁将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专注于垄断创新的美国和中国的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过分强调了三点: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将以多快的速度塑造生产力增长;根本性的进步在哪里被开创;以及期望少数行业将利用新技术推动增长。他们忽视了这场竞争的真正决定因素:一个国家将人工智能进步应用到各个行业的能力，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年。

　　当以这种方式重新审视大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时，美国似乎处于保持其技术优势的有利位置。美国企业在采用云计算、智能传感器和关键工业软件等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要快得多。在一项有影响力的指数中，中国在获得这些技术方面排名世界第83位，落后美国67位。在人工智能方面，中国只有29所大学聘用了至少一名在领先的人工智能会议出版物上发表过至少一篇论文的研究人员(这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有能力培养人工智能工程师的粗略标准);而美国有 159 所。美国还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有助于在整个经济中应用人工智能的进步技术——这方面，美国远远超过中国。

　　但是，美国没有保持其在人工智能传播方面的优势，而是专注于主导领先行业的创新周期。无论是拒绝向中国高级技术领域的研究生发放签证，还是对用于训练大型模型的高端芯片实施出口管制，美国政策制定者都专注于确保尖端创新不会流向中国。以前的工业革命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基础创新，因此美国不可能切断中国与人工智能前沿发展的联系。

　　相反，美国应该优先考虑提高和维持人工智能融入广泛生产过程的速度。华盛顿应该把重点放在旨在扩大人才库的政策上，比如为社区大学提供更大的支持，以更好地培养精通人工智能的劳动力，并全面实施《芯片和科学法案》的劳动力计划，扩大STEM领域的培训。对应用技术中心的投资，通过提供测试服务和进行应用研发，弥合基础研究业务与工业需求之间的差距;专门的现场服务，例如制造业扩展伙伴关系，它拥有经验丰富的专家，帮助企业采用新技术并使其市场多样化;和其他技术推广机构可以鼓励中小企业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需要明确的是，强强传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不支持在一个国家领先的实验室和大学进行令前沿研究。毫无疑问，更多的研发支出和为精英科学家提供更好的设施也将间接促进人工智能的更广泛应用。然而，增加研发支出往往成为任何战略技术的样板建议。人工智能需要不同的工具包。

　　当这个时代的一些主要思想家宣称人工智能革命将比以前的工业革命更重要时，我们很容易被他们的激动人心的宣言所吸引。每一代人中都有许多人最终相信他们的生活与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重要时期相吻合。但目前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史无前例。以前的工业革命表明，人工智能时代的真正成功将属于那些人口和工业最能接受新技术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发明新技术。

　　作者简介：杰弗里·丁(Jeffrey Ding)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著有《技术与大国的崛起：扩散如何塑造经济竞争》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