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中日之间的友好达到高峰。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本，与日本时任首相福田康夫举行会晤，这是中国领导人十年来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一直是对手，仍有许多未解决的分歧，比如两国对东海岛屿的领土主张。但福田将发展与北京的友好关系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一年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国事访问期间，福田和胡锦涛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两国是“合作的伙伴，而不是相互威胁的对手”。

2024年4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会面

　　然而，这种和好并没有持续多久。在那次充满希望的峰会之后的几年里，双边贸易继续增长，但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给双边贸易蒙上了阴影。在2008年的联合声明后不久，北京就派出船只在“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海域巡逻。直到今天，中国船只仍在此海域活动，无视日本海上保安厅发出的警告。过去几年，日本空军紧急拦截接近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的事件也显著增加。去年4月至12月期间，发生了392起这样的事件，大约每两天发生三起。

　　到2008年底，早在华盛顿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日本就已经认识到了一个强势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今天，日本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2023年，中国占日本贸易总额的20%。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关键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日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困境:如何与一个距离日本仅205英里(约合160公里)之遥的国家合作，这个国家既是日本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又是日本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

　　日本的难题是“强势邻居”的典型案例。这种局面要求日本避免采取可能激怒中国的突然挑衅行为。但它也必须采取谨慎的、长期的工作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军事和联盟。如果它能实现这种平衡，就能实现阻止中国有强硬举动和避免冲突的双重目标。

　　安倍的平衡举措

　　日本无法仅凭一己之力阻止中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采取了两种平衡战略:一种是内部平衡，侧重于提高本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另一种是外部平衡，涉及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盟。笔者在安倍政府中担任过他主要外交政策的演讲稿撰写人。安倍投资于日美同盟，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事合作，促成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形成，安倍称之为亚洲的“民主安全柱石”。

　　他知道，与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其他领导人建立融洽关系，对四方会谈的成功至关重要。2022年，安倍遇刺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四位澳大利亚代总理或前总理在安倍的国葬上献花，这印证了安倍在这方面的努力。

　　安倍还认识到，应对中国需要日本调整二战后制定的“只防卫、不先发制人”的政策。2015年，他顶住了公众的强烈反对，推翻了该政策。今天，日本武装部队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用飞机、军舰和人员提供全天候增援。在亚洲以外，东京为乌克兰的防务贡献了超过120亿美元。今年1月，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基辅的一个防空洞发表讲话，承诺向北约的乌克兰基金再拨款3700万美元;这笔钱将用于购买无人机探测系统。

　　最后，为了巩固日本国内经济，安倍与澳大利亚合作，实现了2018年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未获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替代者。看到这一协议的成功，欧盟受到激励，与日本达成了类似的协议，从而在2019年达成了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民主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此类协议。去年，英国也签署了该协议。

　　正如安倍所做的那样，日本现任领导人必须做好内外平衡的工作。东京应该继续巩固与拥有相似价值观的海洋民主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英国——的联盟，同时努力增强其经济实力。

　　“强势邻居”

　　解决“强势邻居”问题需要在几个关键领域进行长期投资。首先，日本需要加强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盟国的同盟关系。维持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参与对日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而扩大这种参与将会更好。日本必须坚持不懈地提供激励措施，以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愿意承担驻日美军的费用，尽管公众对此的反对不时浮出水面。如果日本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前沿部署部队——超过53,000名现役军人——的所在地，这一政策就必须继续下去。

　　东京已经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迈进。4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华盛顿。他和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美国和英国将很快开始定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他们还宣布，将在近期内整合美日两军的指挥结构。明年，日本陆海空三军将首次设立常设联合司令部。拜登和岸田文雄表示，美军将建立一个隶属于日本的指挥部。这种集中化将使美军更容易与日本军队协调。

　　然而，这一努力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而不是东京的做法。岸田文雄是否能像安倍那样有效地引起特朗普的共鸣，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安倍是2016年大选后首位与特朗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他在特朗普大厦的顶层公寓里向特朗普赠送了一根金色高尔夫球杆。应当时的候任总统的要求，安倍独自前往。在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的情况下，日本几乎没有人预计岸田文雄会与特朗普形成像安倍那样牢固的个人关系。

　　四方安全对话其他成员国之间也有必要加强军事合作和联合演习。日本、意大利和英国正在合作开发第六代战斗机，进一步巩固了日本与价值观一致国家的政治关系。去年，伦敦和东京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广岛协议》，该协议规定，英国将很快定期向日本派遣航母战斗群，进行联合演习。

　　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内的AUKUS安全伙伴关系将很快将纳入日本作为技术伙伴。此次扩大将增强网络、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海底作战等方面的能力，将该集团转变为JAUKUS。尽管该组织尚未向东京发出正式邀请，但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从未像现在这样牢固。通过加强盟友关系，东京向北京方面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任何不受欢迎的举动都将付出代价。

　　当然，日本也必须加强自己的国防能力。2022年，东京承诺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达到北约规定的GDP的2%，届时日本的国防预算将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位居世界第三。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涉及增强军事硬件。日本正在从美国购买近150架F-35第五代战斗机。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日本出售多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易价值23.5亿美元。此举完全是为了增强日本的威慑能力，增强其军队打击有关国家内陆基地的能力。

　　最后，日本必须集中精力振兴经济，这是实现前两个目标的基础性步骤。这需要提高生产力，而这反过来又需要与志同道合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进行更多合作。这方面的进展已经在顺利进行。拜登在上个星期的峰会上指出，“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我们美国也是日本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内部调整并不容易

　　这一切都不会轻易实现。日本联邦预算的77%专门用于社会福利支出，特别是老年人护理、偿还政府债券债务以及对地方市政当局的补贴。国防开支翻倍是可能的，但可能会以牺牲其他国家优先事项为代价。

　　政府还必须说服国家的教育机构克服过时的和平主义精神;大多数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仍然禁止他们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与军队合作。贸易政策也需要改变:仅在2014年，政策才从禁止武器出口转向鼓励武器出口，迄今成效有限。日本的国防工业历来只服务于军队，要实现规模经济需要时间。

　　随着这个国家逐渐向移民敞开大门，由于与毗近强邻，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官员们必须谨慎地取得平衡:既要防范不良行为者的渗透，又要尊重普通移民的权利，邻国移民者占日本所有登记外国人的四分之一。

　　日本商界担心，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丰田、本田、优衣库等许多日本公司都在中国持有大量股份。优衣库在中国的门店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本田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即使是三菱重工等日本主要国防承包商的高管，也对破坏中日关系持谨慎态度，担心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可能面临严重后果。

　　然而，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旨在增强日本防务能力和扩大联盟网络的政策现在广受欢迎。自从安倍让日本走上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国一起进行集体防卫的道路以来，时代发生了变化。如今，岸田文雄面对的反对者寥寥无几。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但由于加强了与民主盟友的关系，日本得以保持冷静。

　　作者简介：谷口智彦是富士通未来研究中心的特别顾问。2014 年至 2020 年，他担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顾问。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2008年5月，中日之间的友好达到高峰。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本，与日本时任首相福田康夫举行会晤，这是中国领导人十年来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一直是对手，仍有许多未解决的分歧，比如两国对东海岛屿的领土主张。但福田将发展与北京的友好关系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一年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国事访问期间，福田和胡锦涛发表了联合声明，称两国是“合作的伙伴，而不是相互威胁的对手”。

2024年4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会面

　　然而，这种和好并没有持续多久。在那次充满希望的峰会之后的几年里，双边贸易继续增长，但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给双边贸易蒙上了阴影。在2008年的联合声明后不久，北京就派出船只在“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海域巡逻。直到今天，中国船只仍在此海域活动，无视日本海上保安厅发出的警告。过去几年，日本空军紧急拦截接近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的事件也显著增加。去年4月至12月期间，发生了392起这样的事件，大约每两天发生三起。

　　到2008年底，早在华盛顿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日本就已经认识到了一个强势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今天，日本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2023年，中国占日本贸易总额的20%。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关键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日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困境:如何与一个距离日本仅205英里(约合160公里)之遥的国家合作，这个国家既是日本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又是日本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

　　日本的难题是“强势邻居”的典型案例。这种局面要求日本避免采取可能激怒中国的突然挑衅行为。但它也必须采取谨慎的、长期的工作来加强自己的经济、军事和联盟。如果它能实现这种平衡，就能实现阻止中国有强硬举动和避免冲突的双重目标。

　　安倍的平衡举措

　　日本无法仅凭一己之力阻止中国。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采取了两种平衡战略:一种是内部平衡，侧重于提高本国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另一种是外部平衡，涉及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盟。笔者在安倍政府中担任过他主要外交政策的演讲稿撰写人。安倍投资于日美同盟，加强了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军事合作，促成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形成，安倍称之为亚洲的“民主安全柱石”。

　　他知道，与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其他领导人建立融洽关系，对四方会谈的成功至关重要。2022年，安倍遇刺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四位澳大利亚代总理或前总理在安倍的国葬上献花，这印证了安倍在这方面的努力。

　　安倍还认识到，应对中国需要日本调整二战后制定的“只防卫、不先发制人”的政策。2015年，他顶住了公众的强烈反对，推翻了该政策。今天，日本武装部队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用飞机、军舰和人员提供全天候增援。在亚洲以外，东京为乌克兰的防务贡献了超过120亿美元。今年1月，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基辅的一个防空洞发表讲话，承诺向北约的乌克兰基金再拨款3700万美元;这笔钱将用于购买无人机探测系统。

　　最后，为了巩固日本国内经济，安倍与澳大利亚合作，实现了2018年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未获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替代者。看到这一协议的成功，欧盟受到激励，与日本达成了类似的协议，从而在2019年达成了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民主国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此类协议。去年，英国也签署了该协议。

　　正如安倍所做的那样，日本现任领导人必须做好内外平衡的工作。东京应该继续巩固与拥有相似价值观的海洋民主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英国——的联盟，同时努力增强其经济实力。

　　“强势邻居”

　　解决“强势邻居”问题需要在几个关键领域进行长期投资。首先，日本需要加强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盟国的同盟关系。维持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参与对日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而扩大这种参与将会更好。日本必须坚持不懈地提供激励措施，以维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愿意承担驻日美军的费用，尽管公众对此的反对不时浮出水面。如果日本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前沿部署部队——超过53,000名现役军人——的所在地，这一政策就必须继续下去。

　　东京已经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迈进。4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华盛顿。他和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日本、美国和英国将很快开始定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他们还宣布，将在近期内整合美日两军的指挥结构。明年，日本陆海空三军将首次设立常设联合司令部。拜登和岸田文雄表示，美军将建立一个隶属于日本的指挥部。这种集中化将使美军更容易与日本军队协调。

　　然而，这一努力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而不是东京的做法。岸田文雄是否能像安倍那样有效地引起特朗普的共鸣，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安倍是2016年大选后首位与特朗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他在特朗普大厦的顶层公寓里向特朗普赠送了一根金色高尔夫球杆。应当时的候任总统的要求，安倍独自前往。在特朗普再次担任总统的情况下，日本几乎没有人预计岸田文雄会与特朗普形成像安倍那样牢固的个人关系。

　　四方安全对话其他成员国之间也有必要加强军事合作和联合演习。日本、意大利和英国正在合作开发第六代战斗机，进一步巩固了日本与价值观一致国家的政治关系。去年，伦敦和东京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广岛协议》，该协议规定，英国将很快定期向日本派遣航母战斗群，进行联合演习。

　　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内的AUKUS安全伙伴关系将很快将纳入日本作为技术伙伴。此次扩大将增强网络、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海底作战等方面的能力，将该集团转变为JAUKUS。尽管该组织尚未向东京发出正式邀请，但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从未像现在这样牢固。通过加强盟友关系，东京向北京方面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任何不受欢迎的举动都将付出代价。

　　当然，日本也必须加强自己的国防能力。2022年，东京承诺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达到北约规定的GDP的2%，届时日本的国防预算将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位居世界第三。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涉及增强军事硬件。日本正在从美国购买近150架F-35第五代战斗机。去年11月，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日本出售多达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交易价值23.5亿美元。此举完全是为了增强日本的威慑能力，增强其军队打击有关国家内陆基地的能力。

　　最后，日本必须集中精力振兴经济，这是实现前两个目标的基础性步骤。这需要提高生产力，而这反过来又需要与志同道合的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进行更多合作。这方面的进展已经在顺利进行。拜登在上个星期的峰会上指出，“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我们美国也是日本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内部调整并不容易

　　这一切都不会轻易实现。日本联邦预算的77%专门用于社会福利支出，特别是老年人护理、偿还政府债券债务以及对地方市政当局的补贴。国防开支翻倍是可能的，但可能会以牺牲其他国家优先事项为代价。

　　政府还必须说服国家的教育机构克服过时的和平主义精神;大多数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仍然禁止他们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与军队合作。贸易政策也需要改变:仅在2014年，政策才从禁止武器出口转向鼓励武器出口，迄今成效有限。日本的国防工业历来只服务于军队，要实现规模经济需要时间。

　　随着这个国家逐渐向移民敞开大门，由于与毗近强邻，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官员们必须谨慎地取得平衡:既要防范不良行为者的渗透，又要尊重普通移民的权利，邻国移民者占日本所有登记外国人的四分之一。

　　日本商界担心，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丰田、本田、优衣库等许多日本公司都在中国持有大量股份。优衣库在中国的门店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本田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即使是三菱重工等日本主要国防承包商的高管，也对破坏中日关系持谨慎态度，担心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可能面临严重后果。

　　然而，一系列民意调查显示，旨在增强日本防务能力和扩大联盟网络的政策现在广受欢迎。自从安倍让日本走上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国一起进行集体防卫的道路以来，时代发生了变化。如今，岸田文雄面对的反对者寥寥无几。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但由于加强了与民主盟友的关系，日本得以保持冷静。

　　作者简介：谷口智彦是富士通未来研究中心的特别顾问。2014 年至 2020 年，他担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特别顾问。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