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担任了四年总理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成为俄罗斯总统。许多俄罗斯人对他精心策划的回归感到不满：在2012年总统大选之前，“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一直是抗议集会上的热门标语。他们的不满与普京本人有关，与俄罗斯不断演变的政治体制也有很大关系。俄罗斯宪法中没有任何制度或条款可以约束普京。没有人能阻止他。

　　早期的普京主义的特点是令公众自满和冷漠。2000年至2008年，也就是普京担任总统的头八年，俄罗斯经济扩张，中产阶级崛起，自满情绪高涨。克里姆林宫通过阻止公众参与政治来灌输冷漠态度，这助长了威权主义。人们不需要爱戴普京;只要不关心他如何掌权就足够了。到2022年，俄罗斯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战时普京主义。它完全是专制的，部分是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满和冷漠的特点。

2024年2月，圣彼得堡，一名俄罗斯妇女正在观看普京的演讲

　　从3月15日到3月17日，俄罗斯将再次举行总统选举。选举过程——候选人、竞选活动、投票箱本身——不会影响克里姆林宫预定的结果。今年是普京执政的第25个年头，他将再连任六年。之后，他将有资格再次竞选，并将他的统治延长到2036年。

　　通过严密的控制，克里姆林宫试图使选举尽可能平安无事。尽管普京可能会在2024年赢得一场公平的选举，但一场没有控制的选举将引发真正的政治竞争和对总统的批评，而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一直禁止这种行为。实质性的批评将为另一种可能性打开大门：即普京的法令可能没有反映俄罗斯人民的一致意愿，他不会永远统治俄罗斯。

　　在位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普京一直在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种是建立一个庞大的镇压机制，消除任何反对他的国内力量或有可能反对他的力量。这一过程包括谋杀记者，逮捕不够忠诚的寡头，以及迫害任何可能取代普京的政治替代者。2016年，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克里姆林宫外遇害。政治活动家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 (Vladimir Kara-Murza)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一直被监禁。在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政治勇气后，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一个流放地去世，年仅47岁。纳瓦尔尼在2020年的一次投毒暗杀中幸免于难。一年后，在德国接受治疗后，他回到俄罗斯，充分明白自己面临的风险。

　　普京的另一个目标是让大多数俄罗斯人无法想象没有他的俄罗斯会怎样。因为今天不可能对抗他，所以人们的想法是，明天也不可能对抗他。不再受到议会、宪法或政治反对派的限制，普京正处于权力的巅峰。普遍存在的“永远的普京主义”给许多俄罗斯人带来了稳定感;他们最了解的是政治的连续性。对少数人来说，它会引发绝望或愤怒。

　　“永远的普京主义”也有其弱点。任何承诺永存的政权都不能让自己被视为失败。为了维持下去，普京政权不仅必须保持其必然性的幻想(它已经做到了)，还必须保持其自身不朽的幻想(它无法做到)。编织神话时可见的裂痕有可能破坏神话本身。普京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救世主——唯一能够掌控俄罗斯命运的人——因此对政权来说是一个长期的风险。

　　看上去无懈可击的“普京主义”

　　2022年入侵乌克兰是构建“永远的普京主义”的重要一步。与其说这场战争增强了克里姆林宫本已强大的权力，不如说它从根本上缩小了公民社会的范围，从而巩固了普京的地位。直到战前，政治精英还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场战争使他们成为普京意志的执行者，仅仅是总司令的副官。

　　如今，俄罗斯的机构不能质疑任何官方政策。他们还要表现出支持战争的坚定性;任何对战争持不同意见的言论都被定为犯罪。许多俄罗斯人现在接受以下命题作为“教义真理”：普京有能力打一场必要的战争，普京是唯一能领导俄罗斯的人，普京拥有俄罗斯的政治未来。任何提出反对意见的人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场战争使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显着军事化。在全国各地，广告牌和海报都在美化军人。国家媒体妖魔化了“西方集体”，后者把乌克兰变成了自己的傀儡，迫使俄罗斯陷入一场防御战争。在克里姆林宫的说法中，普京是不可替代的总司令，是可以把国家扛在肩上的战略家和外交官，是将带领国家走向胜利的秩序缔造者。即使在渴望和平的俄罗斯人中，许多人也认为只有普京才能实现和平。

　　俄罗斯社会可能是被选择性军事化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热情地支持或参加战争。克里姆林宫明白，它可以默许人们将这场战争忽视或抛诸脑后。这种选择性的军事化是战时普京主义的典型特征，它总体还是压制性的。

　　通过其媒体，克里姆林宫每天重复其谈话要点。它不无理由地声称，俄罗斯在战场上占据了上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外，公众舆论对俄罗斯的立场更为同情;俄罗斯经济状况良好，低失业率和工资上涨支撑了这一点。在国内观众的眼中，普京通过了一项重要的考验：他勇敢地面对西方，无视其批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种力量的投射要求莫斯科巩固其战场上的胜利。如果普京的军队失败了，这位领导人掌管国内的能力很可能会受到质疑。

　　然而，在2024年的头几个月，考虑到事态的发展，这场战争和“永远的普京主义”相辅相成。普京将自己定位为独一无二的人，他综合了俄罗斯帝国、苏联和后苏联历史的精华，一个从未被征服的伟大国家的历史;他恢复了俄罗斯的自豪感和俄罗斯的特性;他反对颓废，捍卫传统价值观;他有力量与背信弃义的西方抗衡。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对西方充满敌意而不是嫉妒，2024年的俄罗斯要比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安全得多。

　　普京所做的一切都是俄罗斯需要做的。他的言行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性质，而不是相反。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强化了普京作为俄罗斯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形象。这场战争已被塑造成一种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的基石，是“永远的普京主义”延续的又一事件。

　　无可避免的裂缝

　　即使是像鲍里斯·纳杰日丁(Boris Nadezhdin)这样胆怯的反对派，即使没有反抗现政权的记录，他的存在也是对永远的普京主义的侮辱。在总统选举中，纳杰日丁甚至没有被允许作为普京的反对派候选人参选。当纳杰日丁的竞选活动出乎意料地鼓励成千上万的人签署他的候选人资格，反战情绪开始围绕着他时，纳杰日丁不得不退出竞争，这揭示了威权政权的困境，它只会更容易地滑向更大的镇压。威权政府放松管制比镇压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更大。

　　与纳杰日丁短暂的竞选不同，纳瓦尔尼之死是“永远的普京主义”表面上的一道真正的涟漪，政权要湮没它并非易事。到2024年，纳瓦尔尼已经没有活动空间了：他长期被禁止竞选公职，他被剥夺了与公众接触的所有权利，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失去了生命。克里姆林宫将纳瓦尔尼之死视为无关紧要的事件，尽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数万人克服了对镇压的恐惧，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们的悲痛，并高呼纳瓦尔尼的名字。连续三天，哀悼者来到他在莫斯科的坟墓前，那里形成了一座鲜花山。

　　俄罗斯政府击败了纳瓦尔尼，却将他独特的经历变成了一个世俗圣人的故事。人们对他的纪念体现了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将永远阻碍普京主义：拒绝冷漠地接受现状，拒绝接受俄罗斯政治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运作。

　　纳瓦尔尼之死是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信号，表明普京主义永远不会隐藏自己，不会掩盖自己，不会假装民主或受外部影响。克里姆林宫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不受惩罚。俄罗斯国内的许多人，尽管他们当然明白普京终有一死，但仍然无法想象没有他的未来。因此，今年的总统选举不仅仅是一次例行公事，证明普京又执政了六年。它应该被解读为对那些在普京主义到来之前或使之复杂化的政治遗迹的最后告别。皇帝在他的宝座上，所有能说的就是：“恺撒万岁!”

　　未来并不是注定的

　　借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一句话，“永远普京主义”可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在一个没有纠错机制的威权国家，有很多地方可能出问题。乌克兰的战争每隔几个月就会发生变化，俄罗斯在那里的命运很可能会恶化。战时社会的临界点只有在达到时才会显现出来，普京的战争已经给俄罗斯带来了惊人的人员损失。

　　俄罗斯经济也依然动荡不安，容易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永远的普京主义”可能滑向过度扩张。专制政府会不明智地中饱私囊。他们可能与他们所统治的人失去联系，逐渐对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强制和镇压不再遮遮掩掩。

　　考虑到战争、市场和政治的变化，“永远的普京主义”的稳定程度是惊人的。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使普京主义更加强大。如果俄罗斯军队开始在乌克兰取得更接近胜利的东西，普京体制将在国内外变得更加自信。即使普京突然从舞台上消失，胁迫工具也可能会留在他安置的地方：克里姆林宫、安全部门和军队。除了普京之外，是否还有人能够管理这些工具是不可知的，但不管有没有普京，这些工具都与许多既得利益者和许多过去的先例保持一致。他们不会被和平地移交给其他系统的管理者。

　　1953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暴政之后，约瑟夫·斯大林去世，权位之争混乱而血腥。他的最终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取代了他的竞争对手，并处决了其中最令人敬畏的拉夫连季·贝利亚。赫鲁晓夫后来被他自己笼络的精英推翻了。他的继任者是信奉集体领导原则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随着领导层的更迭，幸存下来的是苏联的支柱——共产党。苏联的意识形态，苏联的军队，以及苏联政府内部的许多行政机构，也同样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并没有陷入内战。它没有选择退出冷战，也没有从地图上消失。

　　这是“永远的普京主义”可能复制的模式。由于普京没有指定继任者，权力之争很可能随着普京的退出而发生。那些参与这场斗争的人，如果他们能阻止一场血腥屠杀，就会有很多动机使现有制度永久化。他们将继续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权力。他们不希望看到内部冲突危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他们也不希望放弃普京构建的意识形态。这引发了一种发人深省的可能性，即永远围绕着一个人的普京主义，可能比普京本人的任期还要长。普京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确保任何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都必须跟随他。

　　作者简介：迈克尔·金马奇(Michael Kimmage)：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玛丽亚·利普曼(Maria Lipman)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欧洲、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资深客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2012年，担任了四年总理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再次成为俄罗斯总统。许多俄罗斯人对他精心策划的回归感到不满：在2012年总统大选之前，“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一直是抗议集会上的热门标语。他们的不满与普京本人有关，与俄罗斯不断演变的政治体制也有很大关系。俄罗斯宪法中没有任何制度或条款可以约束普京。没有人能阻止他。

　　早期的普京主义的特点是令公众自满和冷漠。2000年至2008年，也就是普京担任总统的头八年，俄罗斯经济扩张，中产阶级崛起，自满情绪高涨。克里姆林宫通过阻止公众参与政治来灌输冷漠态度，这助长了威权主义。人们不需要爱戴普京;只要不关心他如何掌权就足够了。到2022年，俄罗斯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战时普京主义。它完全是专制的，部分是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的，但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满和冷漠的特点。

2024年2月，圣彼得堡，一名俄罗斯妇女正在观看普京的演讲

　　从3月15日到3月17日，俄罗斯将再次举行总统选举。选举过程——候选人、竞选活动、投票箱本身——不会影响克里姆林宫预定的结果。今年是普京执政的第25个年头，他将再连任六年。之后，他将有资格再次竞选，并将他的统治延长到2036年。

　　通过严密的控制，克里姆林宫试图使选举尽可能平安无事。尽管普京可能会在2024年赢得一场公平的选举，但一场没有控制的选举将引发真正的政治竞争和对总统的批评，而克里姆林宫长期以来一直禁止这种行为。实质性的批评将为另一种可能性打开大门：即普京的法令可能没有反映俄罗斯人民的一致意愿，他不会永远统治俄罗斯。

　　在位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普京一直在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种是建立一个庞大的镇压机制，消除任何反对他的国内力量或有可能反对他的力量。这一过程包括谋杀记者，逮捕不够忠诚的寡头，以及迫害任何可能取代普京的政治替代者。2016年，自由派政治家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克里姆林宫外遇害。政治活动家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 (Vladimir Kara-Murza)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一直被监禁。在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政治勇气后，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一个流放地去世，年仅47岁。纳瓦尔尼在2020年的一次投毒暗杀中幸免于难。一年后，在德国接受治疗后，他回到俄罗斯，充分明白自己面临的风险。

　　普京的另一个目标是让大多数俄罗斯人无法想象没有他的俄罗斯会怎样。因为今天不可能对抗他，所以人们的想法是，明天也不可能对抗他。不再受到议会、宪法或政治反对派的限制，普京正处于权力的巅峰。普遍存在的“永远的普京主义”给许多俄罗斯人带来了稳定感;他们最了解的是政治的连续性。对少数人来说，它会引发绝望或愤怒。

　　“永远的普京主义”也有其弱点。任何承诺永存的政权都不能让自己被视为失败。为了维持下去，普京政权不仅必须保持其必然性的幻想(它已经做到了)，还必须保持其自身不朽的幻想(它无法做到)。编织神话时可见的裂痕有可能破坏神话本身。普京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救世主——唯一能够掌控俄罗斯命运的人——因此对政权来说是一个长期的风险。

　　看上去无懈可击的“普京主义”

　　2022年入侵乌克兰是构建“永远的普京主义”的重要一步。与其说这场战争增强了克里姆林宫本已强大的权力，不如说它从根本上缩小了公民社会的范围，从而巩固了普京的地位。直到战前，政治精英还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但这场战争使他们成为普京意志的执行者，仅仅是总司令的副官。

　　如今，俄罗斯的机构不能质疑任何官方政策。他们还要表现出支持战争的坚定性;任何对战争持不同意见的言论都被定为犯罪。许多俄罗斯人现在接受以下命题作为“教义真理”：普京有能力打一场必要的战争，普京是唯一能领导俄罗斯的人，普京拥有俄罗斯的政治未来。任何提出反对意见的人都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场战争使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显着军事化。在全国各地，广告牌和海报都在美化军人。国家媒体妖魔化了“西方集体”，后者把乌克兰变成了自己的傀儡，迫使俄罗斯陷入一场防御战争。在克里姆林宫的说法中，普京是不可替代的总司令，是可以把国家扛在肩上的战略家和外交官，是将带领国家走向胜利的秩序缔造者。即使在渴望和平的俄罗斯人中，许多人也认为只有普京才能实现和平。

　　俄罗斯社会可能是被选择性军事化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热情地支持或参加战争。克里姆林宫明白，它可以默许人们将这场战争忽视或抛诸脑后。这种选择性的军事化是战时普京主义的典型特征，它总体还是压制性的。

　　通过其媒体，克里姆林宫每天重复其谈话要点。它不无理由地声称，俄罗斯在战场上占据了上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之外，公众舆论对俄罗斯的立场更为同情;俄罗斯经济状况良好，低失业率和工资上涨支撑了这一点。在国内观众的眼中，普京通过了一项重要的考验：他勇敢地面对西方，无视其批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种力量的投射要求莫斯科巩固其战场上的胜利。如果普京的军队失败了，这位领导人掌管国内的能力很可能会受到质疑。

　　然而，在2024年的头几个月，考虑到事态的发展，这场战争和“永远的普京主义”相辅相成。普京将自己定位为独一无二的人，他综合了俄罗斯帝国、苏联和后苏联历史的精华，一个从未被征服的伟大国家的历史;他恢复了俄罗斯的自豪感和俄罗斯的特性;他反对颓废，捍卫传统价值观;他有力量与背信弃义的西方抗衡。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对西方充满敌意而不是嫉妒，2024年的俄罗斯要比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安全得多。

　　普京所做的一切都是俄罗斯需要做的。他的言行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性质，而不是相反。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强化了普京作为俄罗斯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形象。这场战争已被塑造成一种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的基石，是“永远的普京主义”延续的又一事件。

　　无可避免的裂缝

　　即使是像鲍里斯·纳杰日丁(Boris Nadezhdin)这样胆怯的反对派，即使没有反抗现政权的记录，他的存在也是对永远的普京主义的侮辱。在总统选举中，纳杰日丁甚至没有被允许作为普京的反对派候选人参选。当纳杰日丁的竞选活动出乎意料地鼓励成千上万的人签署他的候选人资格，反战情绪开始围绕着他时，纳杰日丁不得不退出竞争，这揭示了威权政权的困境，它只会更容易地滑向更大的镇压。威权政府放松管制比镇压给自己带来的危险更大。

　　与纳杰日丁短暂的竞选不同，纳瓦尔尼之死是“永远的普京主义”表面上的一道真正的涟漪，政权要湮没它并非易事。到2024年，纳瓦尔尼已经没有活动空间了：他长期被禁止竞选公职，他被剥夺了与公众接触的所有权利，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失去了生命。克里姆林宫将纳瓦尔尼之死视为无关紧要的事件，尽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数万人克服了对镇压的恐惧，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们的悲痛，并高呼纳瓦尔尼的名字。连续三天，哀悼者来到他在莫斯科的坟墓前，那里形成了一座鲜花山。

　　俄罗斯政府击败了纳瓦尔尼，却将他独特的经历变成了一个世俗圣人的故事。人们对他的纪念体现了两个原则，这两个原则将永远阻碍普京主义：拒绝冷漠地接受现状，拒绝接受俄罗斯政治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运作。

　　纳瓦尔尼之死是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信号，表明普京主义永远不会隐藏自己，不会掩盖自己，不会假装民主或受外部影响。克里姆林宫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不受惩罚。俄罗斯国内的许多人，尽管他们当然明白普京终有一死，但仍然无法想象没有他的未来。因此，今年的总统选举不仅仅是一次例行公事，证明普京又执政了六年。它应该被解读为对那些在普京主义到来之前或使之复杂化的政治遗迹的最后告别。皇帝在他的宝座上，所有能说的就是：“恺撒万岁!”

　　未来并不是注定的

　　借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一句话，“永远普京主义”可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在一个没有纠错机制的威权国家，有很多地方可能出问题。乌克兰的战争每隔几个月就会发生变化，俄罗斯在那里的命运很可能会恶化。战时社会的临界点只有在达到时才会显现出来，普京的战争已经给俄罗斯带来了惊人的人员损失。

　　俄罗斯经济也依然动荡不安，容易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永远的普京主义”可能滑向过度扩张。专制政府会不明智地中饱私囊。他们可能与他们所统治的人失去联系，逐渐对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强制和镇压不再遮遮掩掩。

　　考虑到战争、市场和政治的变化，“永远的普京主义”的稳定程度是惊人的。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使普京主义更加强大。如果俄罗斯军队开始在乌克兰取得更接近胜利的东西，普京体制将在国内外变得更加自信。即使普京突然从舞台上消失，胁迫工具也可能会留在他安置的地方：克里姆林宫、安全部门和军队。除了普京之外，是否还有人能够管理这些工具是不可知的，但不管有没有普京，这些工具都与许多既得利益者和许多过去的先例保持一致。他们不会被和平地移交给其他系统的管理者。

　　1953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暴政之后，约瑟夫·斯大林去世，权位之争混乱而血腥。他的最终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取代了他的竞争对手，并处决了其中最令人敬畏的拉夫连季·贝利亚。赫鲁晓夫后来被他自己笼络的精英推翻了。他的继任者是信奉集体领导原则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随着领导层的更迭，幸存下来的是苏联的支柱——共产党。苏联的意识形态，苏联的军队，以及苏联政府内部的许多行政机构，也同样如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并没有陷入内战。它没有选择退出冷战，也没有从地图上消失。

　　这是“永远的普京主义”可能复制的模式。由于普京没有指定继任者，权力之争很可能随着普京的退出而发生。那些参与这场斗争的人，如果他们能阻止一场血腥屠杀，就会有很多动机使现有制度永久化。他们将继续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门的权力。他们不希望看到内部冲突危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地位，他们也不希望放弃普京构建的意识形态。这引发了一种发人深省的可能性，即永远围绕着一个人的普京主义，可能比普京本人的任期还要长。普京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确保任何可能成为他的继承人都必须跟随他。

　　作者简介：迈克尔·金马奇(Michael Kimmage)：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玛丽亚·利普曼(Maria Lipman)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欧洲、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资深客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