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彼此相互依存程度很高的地步了，以至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可能产生全球影响。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在地缘政治上互为对手，但仍保持着广泛的联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可能略有下降，但“脱钩”对两国来说是不切实际的。例如，中国的经济收入仍然高度依赖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它还控制着关键矿物的加工，在某些情况下还控制着生产，这些矿物实际上用于在生产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需要稀土、铜、镍或钴的每种商品。中美之间贸易中断的潜在损害可能是广泛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对双方都是如此。

2022年美国GDP为25.46万亿美元，中国GDP为17.99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差距为7.47万亿美元。而到了2023年，美国GDP增长至26.94万亿美元，而中国GDP则有所减少至17.70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GDP差距变成9.24万亿美元。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也从2022年的71%下滑至2023年的65.3%。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相互依存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这两个对手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超越了非理性，成了不可想象的事情。战争的可怕代价难道不会导致两国在诉诸武装行动前寻求所有其他手段吗?不幸的是，历史使我们没有理由仅仅因为相互依赖的程度很强就相信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贸易伙伴之间有时确实会发生战争。如果根据相互依存的逻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本不应该发生。在过去，相互依存并不总是能防止战争，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可能无法保证和平的未来。

　　那么，为什么那些有避免战争动机的国家还是会爆发冲突呢?有时，战争是由于误解和非理性而发生的。在其他情况下，参与者认为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取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走向武装冲突的倾向，即使这样做似乎违背了国家利益，却是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在这个体系中，各国不断地就结果讨价还价——事实上，在任何形式的非武装冲突中都是如此。

　　有许多比喻来描述国际体系内的争端行为。在某些情况下，隐喻变得更加形式化，可以被视为游戏或模型。“囚徒困境”和“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它们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尽管各国有理由合作以避免可怕的后果，但各方也有理由试图迫使对方让步。结果是，当一个决策涉及到很多利害关系时，拒绝合作(如囚徒困境)或拒绝从即将发生的车辆碰撞中转向(如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成为每个参与者理性的短期选择。只有经过多次试探与推演，参与者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尝试合作，即使冒着被背叛的风险，也可能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但是，当可能没有另一个转弯可以考虑时，行为者倾向于接受共同的危险，拒绝妥协的选择，因为他们相信另一个行为者可能会让步。

　　那么，这种逻辑如何适用于美中之间高度相互关联的关系呢?“囚徒困境”和“狭路相逢勇者胜”是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博弈论模型。美国和苏联拥有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但也拥有摧毁对方的能力。双方都认为，从长远来看，趋势对他们有利——双方都不愿意在任何特定时刻完全让步，也都不希望挑起灾难。因此，双方制定了促进利益、检验承诺的机制，并在反应达到最高水平升级之前找到降低升级的方法。

　　为了说明这两种方法的不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采用的“大规模报复”原则，规定美国以压倒性的力量——使用战略核武器——对大大小小的挑衅进行回应。然而，美国将通过摧毁自己和敌人的挑衅想法很快被证明既危险又不可信。相反，各国领导人需要在妥协和压倒性武力之间做出选择。因此，理论家和美国政策制定者制定了以较低的武力水平(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做出可靠反应的选择。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这些应对措施成为美国政策和军事体系的一部分。有管控的升级成为两个大国之间正常互动的一部分，即使在战争风险很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最高级别的升级中，双方都理解“确保相互毁灭”，但双方都不局限于仅仅妥协或以无视文明的武力回应挑衅。

　　把冷战时期的局势与今天的情况作类比并不那么合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苏联，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20世纪中叶大不相同。然而，与前一个时代相同的是，存在着围绕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目标的冲突，同时双方都有能力给对方造成可怕的损害。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危机应对机制对当前紧张局势的主要脆弱性与其说是物质上的破坏，不如说是经济上的打击。一些危机应对机制可能是军事上的，但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将主要体现在商品供应受阻、收入减少和供应链中断。但是，可能促使领导人考虑是否接受冲突造成损害的风险的动机仍然存在。

　　因此，与其假设相互依存使冲突不可能发生，不如建议双方考虑提供应对挑衅手段的各种护栏和升级选项——理想的是介于妥协和灾难之间的选择。第一种冲动可能是通过“回流”或寻找替代资源和市场来减少脆弱性。这在少数情况下是可能的，但几十年来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轻易逆转的。另一个选择可能是接受相互依存作为国际制度的一个条件，并在该制度内努力制订解决冲突的方法。就像美国和苏联开始接受相互保证毁灭的事实和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一样，在目前这样的时刻，目标应该是相似的:让双方都有能力找到出口，以避免彼此间出现破坏性的武装冲突。

　　作者简介：布拉德利·马丁(Bradley Martin)，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所长。本文译自兰德公司网站。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彼此相互依存程度很高的地步了，以至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可能产生全球影响。事实上，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在地缘政治上互为对手，但仍保持着广泛的联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可能略有下降，但“脱钩”对两国来说是不切实际的。例如，中国的经济收入仍然高度依赖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它还控制着关键矿物的加工，在某些情况下还控制着生产，这些矿物实际上用于在生产过程中的任何阶段需要稀土、铜、镍或钴的每种商品。中美之间贸易中断的潜在损害可能是广泛的——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对双方都是如此。

2022年美国GDP为25.46万亿美元，中国GDP为17.99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差距为7.47万亿美元。而到了2023年，美国GDP增长至26.94万亿美元，而中国GDP则有所减少至17.70万亿美元，中美之间的GDP差距变成9.24万亿美元。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也从2022年的71%下滑至2023年的65.3%。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种相互依存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这两个对手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超越了非理性，成了不可想象的事情。战争的可怕代价难道不会导致两国在诉诸武装行动前寻求所有其他手段吗?不幸的是，历史使我们没有理由仅仅因为相互依赖的程度很强就相信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贸易伙伴之间有时确实会发生战争。如果根据相互依存的逻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本不应该发生。在过去，相互依存并不总是能防止战争，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它可能无法保证和平的未来。

　　那么，为什么那些有避免战争动机的国家还是会爆发冲突呢?有时，战争是由于误解和非理性而发生的。在其他情况下，参与者认为战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可取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走向武装冲突的倾向，即使这样做似乎违背了国家利益，却是国际体系的固有特征，在这个体系中，各国不断地就结果讨价还价——事实上，在任何形式的非武装冲突中都是如此。

　　有许多比喻来描述国际体系内的争端行为。在某些情况下，隐喻变得更加形式化，可以被视为游戏或模型。“囚徒困境”和“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两个这样的例子。它们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尽管各国有理由合作以避免可怕的后果，但各方也有理由试图迫使对方让步。结果是，当一个决策涉及到很多利害关系时，拒绝合作(如囚徒困境)或拒绝从即将发生的车辆碰撞中转向(如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成为每个参与者理性的短期选择。只有经过多次试探与推演，参与者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尝试合作，即使冒着被背叛的风险，也可能符合他们的长期利益。但是，当可能没有另一个转弯可以考虑时，行为者倾向于接受共同的危险，拒绝妥协的选择，因为他们相信另一个行为者可能会让步。

　　那么，这种逻辑如何适用于美中之间高度相互关联的关系呢?“囚徒困境”和“狭路相逢勇者胜”是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博弈论模型。美国和苏联拥有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但也拥有摧毁对方的能力。双方都认为，从长远来看，趋势对他们有利——双方都不愿意在任何特定时刻完全让步，也都不希望挑起灾难。因此，双方制定了促进利益、检验承诺的机制，并在反应达到最高水平升级之前找到降低升级的方法。

　　为了说明这两种方法的不同，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采用的“大规模报复”原则，规定美国以压倒性的力量——使用战略核武器——对大大小小的挑衅进行回应。然而，美国将通过摧毁自己和敌人的挑衅想法很快被证明既危险又不可信。相反，各国领导人需要在妥协和压倒性武力之间做出选择。因此，理论家和美国政策制定者制定了以较低的武力水平(包括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做出可靠反应的选择。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这些应对措施成为美国政策和军事体系的一部分。有管控的升级成为两个大国之间正常互动的一部分，即使在战争风险很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最高级别的升级中，双方都理解“确保相互毁灭”，但双方都不局限于仅仅妥协或以无视文明的武力回应挑衅。

　　把冷战时期的局势与今天的情况作类比并不那么合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苏联，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与20世纪中叶大不相同。然而，与前一个时代相同的是，存在着围绕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目标的冲突，同时双方都有能力给对方造成可怕的损害。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危机应对机制对当前紧张局势的主要脆弱性与其说是物质上的破坏，不如说是经济上的打击。一些危机应对机制可能是军事上的，但对国家造成的损害将主要体现在商品供应受阻、收入减少和供应链中断。但是，可能促使领导人考虑是否接受冲突造成损害的风险的动机仍然存在。

　　因此，与其假设相互依存使冲突不可能发生，不如建议双方考虑提供应对挑衅手段的各种护栏和升级选项——理想的是介于妥协和灾难之间的选择。第一种冲动可能是通过“回流”或寻找替代资源和市场来减少脆弱性。这在少数情况下是可能的，但几十年来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轻易逆转的。另一个选择可能是接受相互依存作为国际制度的一个条件，并在该制度内努力制订解决冲突的方法。就像美国和苏联开始接受相互保证毁灭的事实和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一样，在目前这样的时刻，目标应该是相似的:让双方都有能力找到出口，以避免彼此间出现破坏性的武装冲突。

　　作者简介：布拉德利·马丁(Bradley Martin)，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所长。本文译自兰德公司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