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的风险与回报

　　个人选择通常是由潜在的风险和回报驱动的。对今天的俄罗斯人来说，推动民主的成本远远超过了收益。

　　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确信异议是危险的。即使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仅仅是参加一场抗议活动就很容易让人入狱，有时甚至会被关上几年。但自战争开始以来，惩罚力度不断加大。如今，基本的抗议行为——比如穿黄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与乌克兰国旗的黄蓝颜色相匹配)——就可能会让人锒铛入狱。根据行动的规模，刑期可能会很短，但在一个大多数人每月靠500美元左右的工资生活的国家，即使是短暂的拘留也会剥夺人们养活孩子的能力。长的刑期也很常见。写一篇批评普京的文章，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结束“特别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判处长达15年的监禁。

2022年2月，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反战抗议者

　　这些都是法律层面的惩罚。在普京执政期间，许多俄罗斯记者和政治家也因批评政府而被暗杀或险些被暗杀。2003年，俄罗斯调查记者尤里·舍契科奇欣(Yuri Shchekochikhin)离奇死亡;亲属、同事和民间社会人士认为他是被毒死的。2015年，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之一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被枪杀。去年6月，反战活动人士阿纳托利·别列济科夫(Anatoly Berezikov)在拘留期间死亡，他的律师说死因是酷刑。许多其他反法西斯活动人士也遭受过酷刑——包括赤身裸体被点击。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下毒后险些丧命;今天，他在监狱里。反对派活动人士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在两次投毒行动中幸免于难。现在，他被判入狱25年。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站起来反对战争。但他们并没有阻止它。然而，有20，000多人被警察拘留，其中许多人随后遭到殴打和酷刑。他们只是最新的抗议者，尽管一边工作，一边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但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2017年和2018年针对俄罗斯腐败和专制统治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并没有带来重大改革。针对普京2012年打破常规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大规模抗议未能阻止他重返总统宝座。事实上，上一次针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成功抗议发生在2005年，当时老年人封锁了该国最重要的高速公路，以抗议政府收回他们的社会福利。

　　不幸的是，俄罗斯是专制国家的典型。在委内瑞拉，多年来反对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示威活动导致了逮捕和大规模镇压，但没有发生政权更迭。伊朗2022年的反政府抗议牵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但却以公开处决和数千人被捕结束。在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超过50万公民——或者说至少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抗议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总统2020年的舞弊连任。最终，白俄罗斯政府用持续不断的暴力扼杀了异议。即使在民主国家，抗议也常常是无效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示威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华盛顿还是出兵了。

　　在一些后苏联国家，抗议运动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例如，在乌克兰，2014年的独立广场革命成功推翻了该国腐败的总统，此前他曾试图阻止乌克兰深化与欧盟的关系。但与莫斯科不同，基辅不是一个专制政权。示威者没有预料到他们的行动会遭到大规模逮捕或杀害。事实上，当超过100人被警察杀害时，这场运动已经获得了几乎不可阻挡的势头。

　　抗议者还得到了主要政党、民选官员、报纸和电视频道的支持。在今天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没有任何这样的支持。普京缓慢而稳步地压制或摧毁了这些机构。他的政权以巧妙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普京的控制没有明显的转折点，也没有明确的给民主最后一击的时刻。相反，他只是堆积了一系列的稻草，最终压垮了这个国家。

　　来自西方的阻碍因素

　　然而，俄罗斯并非毫无希望。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反对派团体正试图让这个国家的人们相信，一个更加民主与和平的未来是更好的，也是可能的——我们远没有绝望。根据我们团队的电话调查，更多的俄罗斯人(46%)希望国家优先考虑社会支出，而不是军费支出(26%)。近一半(47%)的人同情那些试图逃避兵役的人，而36%的人谴责他们的行为。很难估计积极支持这场战争的俄罗斯人的数量，支持的定义是自愿参加、向军队捐款或以其他方式协助行动。但据我们估计，这个数字低于5%。事实上，参军的意愿是如此之低，以至于政府为与军方签订合同的人提供高达 11，000 美元的奖励。俄罗斯人并不是无所顾忌的战争贩子。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莫斯科结束对其邻国的攻击。

　　批评者可能会争辩说，由于团队的政治立场，我们的结论带有偏见。但专业的民意调查人员会尽一切努力，使用严格的方法来确保我们的数据是有效的。我们对如何进行调查、发布问卷和匿名数据集是透明的，以便任何社会科学家都可以检查和批评我们的工作——反过来，我们用这些批评来改进我们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发现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并不矛盾，无论是俄罗斯观察家还是勒瓦达中心。这些发现表明，相对于更多俄罗斯人，战争的支持者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存在不满并不意味着就会有积极的反对:回应民意调查与采取行动是不同的。为了将不满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活动人士必须说服心怀不满的俄罗斯人，让他们相信让国家回到正轨是值得冒险的，什么都不做将使俄罗斯陷入比现在更糟糕的境地。为了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试图通过制作一些政治娱乐节目来解释俄罗斯的真实经济状况和战场发生了什么，也在积极努力展示一个和平民主的俄罗斯可能是什么样子。

　　美国和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目标复杂化，部分原因是它们的限制使我们更难发挥作用。例如，以反战和反普京立场而闻名的俄罗斯非营利组织和媒体经理米蒂亚·阿列什科夫斯基 (Mitya Aleshkovsky)，在试图创建一个旨在支持俄罗斯反战倡议的非政府组织时，遇到了国际银行和PayPal的许多问题。拉脱维亚吊销了俄罗斯自由派电视频道TV Rain的执照，该频道已被莫斯科取缔。(拉脱维亚官员错误地声称，该电台支持了入侵。)

　　西方社会也给逃离的普通俄罗斯人制造了不必要的困难。绝大多数北约国家都让俄罗斯人很难获得签证或居留许可。与俄罗斯大陆接壤的欧盟国家——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已经禁止大多数持有旅游签证的俄罗斯人入境。这些障碍完全适得其反。这些限制措施表面上是为了表明西方政客的反普京立场，但其最重要的结果反而是强化了普京的说辞，即西方将所有俄罗斯人视为敌人。他们还阻止了许多身体健全、聪明的年轻人逃避兵役，而这些人正是普京在处理他的冲突时所需要的。

　　当然，西方确实有想要阻止俄罗斯某一阶层继续享受其优越生活：普京的亲信。而美国和欧洲在入侵后对俄罗斯寡头的制裁——尽管来迟了数年——也受到了俄罗斯反对派的欢迎。但西方最终可能需要对制裁人数的范围采取更精准一些。除了普京本人，俄罗斯的精英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西方的强硬立场意味着他们没有动力推动结束冲突。当然，克里姆林宫会因为他们的异议而惩罚他们。但是美国和欧洲的评论人士威胁要惩罚他们，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最安全的做法是支持现政权及其正在进行的入侵。“尽管他失败了，”政治分析人士塔蒂亚娜·斯坦诺瓦娅(Tatiana Stanovaya)在2022年11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写道，普京“仍然是他们维护这个让他们安全的政权的最佳选择。”

　　西方的言论也导致普通俄罗斯人支持普京。尽管俄罗斯民众并不认同入侵，但他们不希望看到在乌克兰的失败摧毁他们的国家，一些美国和欧洲组织发表文章，宣称俄罗斯应该被肢解。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委员会，旨在促进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和平——宣称“俄罗斯去殖民化”应该是一个“道德和战略目标”。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精英可能不同意这些呼吁，但它们很快就被俄罗斯新闻媒体推广，并引导俄罗斯的每个家庭反对。然后，宣传人员就会利用它们来辩称，普京确实是在为拯救俄罗斯而战。

　　因此，数百万俄罗斯人没有走上街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知道公众异议的代价太高，而民主化的潜在回报似乎非常低。

　　反普京、反战，但不要反俄罗斯人

　　对许多西方观察家来说，俄罗斯1.4亿人口所关心的事情并不重要。莫斯科发动了一场帝国主义入侵，因此俄罗斯人承受的苦难可能只是阻止克里姆林宫的代价。一些西方人甚至希望看到俄罗斯人受到伤害。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欧洲的反俄情绪正在上升，整个欧洲大陆的俄罗斯移民都受到了骚扰，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例如，在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大学(Prague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宣布他不会教俄罗斯学生，商店老板也贴出标语说他们不欢迎俄罗斯游客。

　　但这种想法是适得其反的(它破坏了普遍人权的原则)。针对普通俄罗斯人的举措无助于说服人们积极反对入侵或支持民主，无助于将俄罗斯转变为一个安全、忠诚和可靠的伙伴。

　　如果国际社会希望这场冲突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或者如果希望确保莫斯科不会发动新的冲突，俄罗斯就需要改变。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因此乌克兰可能无法重新夺回所有被占领的领土，除非俄罗斯决定撤军。即使基辅成功地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领土，克里姆林宫也不太可能就此罢手。鉴于普京过去的行为，莫斯科可能会继续下令从边境另一边发动袭击，或者试图干预美国或欧盟的选举。

　　因此，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最好采取新的做法。他们明确承诺，如果莫斯科放弃或输掉战争，他们不会试图分裂俄罗斯。他们还可以不拒绝试图进入他们国家的普通俄罗斯人，因为这些俄罗斯人正在逃离参与战争，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为西方经济做出贡献。美国和欧洲也应该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战争或输掉战争并进行转型，所有俄罗斯精英都不会受到惩罚。只有那些被证实积极参与战争的人才会受到惩罚。

　　为了争取精英阶层的支持，西方可以提出一些条件，让没有战争罪行记录的官员在战争结束后免受个人制裁。如果这些官员叛逃，西方国家甚至可以在战争结束前解除对他们的制裁。与此相关的是，美国和欧洲可能希望赦免罪行轻微的俄罗斯人，以换取反对普京的意愿，并使俄罗斯回到和平与合作的道路上。西方应该记住，大多数现任俄罗斯高级官员都参与了腐败、选举欺诈和其他专制罪行。如果他们害怕因这些罪行而受到惩罚，他们很可能会支持普京，并尽最大努力阻止民主化。

　　当然，有些战犯需要被追究责任;我和我的同事并不是在呼吁大赦。我们现在也不要求结束所有制裁，甚至大部分制裁。但西方在如何实施某些限制方面可以更明智一些，它应该为结束这些限制设定条件。普通俄罗斯人需要知道，如果他们的国家从乌克兰撤军，西方将解除制裁，允许俄罗斯经济增长，让他们更容易谋生。

　　值得庆幸的是，一些西方官员已经公开表示，如果入侵结束，他们愿意帮助俄罗斯人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在赫尔辛基发表讲话时宣称，美国“不是(俄罗斯人民的)敌人”。他说，在冷战结束时，“我们都希望俄罗斯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自由开放，与世界完全融合。”“30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与莫斯科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和平、安全和繁荣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我们今天仍然相信这一点。”

　　为了帮助创建一个和平、安全和繁荣的俄罗斯，西方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发表鼓励的声明。西方官员应该做出具体承诺，如果可能的话，现在就采取行动，支持试图逃离的俄罗斯人。普京的宣传机器将试图掩盖西方的友好姿态，但一种协调一致的反普京、反战、亲俄罗斯人民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鉴于权力阶层受宣传的影响较小，而且更容易获得外部信息，这些应该能迅速触及他们。

　　当然，采取这些措施本身不会改变俄罗斯。外国最终对俄罗斯国内政治没有什么影响力。最终，只有俄罗斯人才能给俄罗斯带来民主与和平。但是这些措施将会消除一些阻碍俄罗斯活动家工作的障碍。它可以帮助我们向其他俄罗斯人展示，我们的国家可以拥有一个不受孤立的未来，一个他们将比现在有更多机会实现繁荣的未来。它可以帮助我们说服俄罗斯人，如果莫斯科放弃侵略，他们的孩子就不必去前线每月挣2000美元。换句话说，西方可以帮助俄罗斯人不再担心民主化和乌克兰战争的结束。

　　反过来，这将增加俄罗斯开始解决其造成的苦难。乌克兰将有望获得和平和赔偿。俄罗斯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美国和欧洲将得到一个可预测的建设性伙伴，而不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威权政权。

　　作者简介：阿列克谢·米尼艾洛(Aleksei Miniailo)是莫斯科的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也是“编年史”研究项目的联合创始人。本文节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异议的风险与回报

　　个人选择通常是由潜在的风险和回报驱动的。对今天的俄罗斯人来说，推动民主的成本远远超过了收益。

　　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确信异议是危险的。即使在入侵乌克兰之前，仅仅是参加一场抗议活动就很容易让人入狱，有时甚至会被关上几年。但自战争开始以来，惩罚力度不断加大。如今，基本的抗议行为——比如穿黄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与乌克兰国旗的黄蓝颜色相匹配)——就可能会让人锒铛入狱。根据行动的规模，刑期可能会很短，但在一个大多数人每月靠500美元左右的工资生活的国家，即使是短暂的拘留也会剥夺人们养活孩子的能力。长的刑期也很常见。写一篇批评普京的文章，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结束“特别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判处长达15年的监禁。

2022年2月，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反战抗议者

　　这些都是法律层面的惩罚。在普京执政期间，许多俄罗斯记者和政治家也因批评政府而被暗杀或险些被暗杀。2003年，俄罗斯调查记者尤里·舍契科奇欣(Yuri Shchekochikhin)离奇死亡;亲属、同事和民间社会人士认为他是被毒死的。2015年，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之一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在克里姆林宫附近被枪杀。去年6月，反战活动人士阿纳托利·别列济科夫(Anatoly Berezikov)在拘留期间死亡，他的律师说死因是酷刑。许多其他反法西斯活动人士也遭受过酷刑——包括赤身裸体被点击。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下毒后险些丧命;今天，他在监狱里。反对派活动人士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Vladimir Kara-Murza)在两次投毒行动中幸免于难。现在，他被判入狱25年。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站起来反对战争。但他们并没有阻止它。然而，有20，000多人被警察拘留，其中许多人随后遭到殴打和酷刑。他们只是最新的抗议者，尽管一边工作，一边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但没有实现他们的目标。2017年和2018年针对俄罗斯腐败和专制统治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并没有带来重大改革。针对普京2012年打破常规的总统竞选活动的大规模抗议未能阻止他重返总统宝座。事实上，上一次针对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成功抗议发生在2005年，当时老年人封锁了该国最重要的高速公路，以抗议政府收回他们的社会福利。

　　不幸的是，俄罗斯是专制国家的典型。在委内瑞拉，多年来反对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示威活动导致了逮捕和大规模镇压，但没有发生政权更迭。伊朗2022年的反政府抗议牵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但却以公开处决和数千人被捕结束。在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超过50万公民——或者说至少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抗议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总统2020年的舞弊连任。最终，白俄罗斯政府用持续不断的暴力扼杀了异议。即使在民主国家，抗议也常常是无效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示威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华盛顿还是出兵了。

　　在一些后苏联国家，抗议运动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例如，在乌克兰，2014年的独立广场革命成功推翻了该国腐败的总统，此前他曾试图阻止乌克兰深化与欧盟的关系。但与莫斯科不同，基辅不是一个专制政权。示威者没有预料到他们的行动会遭到大规模逮捕或杀害。事实上，当超过100人被警察杀害时，这场运动已经获得了几乎不可阻挡的势头。

　　抗议者还得到了主要政党、民选官员、报纸和电视频道的支持。在今天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没有任何这样的支持。普京缓慢而稳步地压制或摧毁了这些机构。他的政权以巧妙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普京的控制没有明显的转折点，也没有明确的给民主最后一击的时刻。相反，他只是堆积了一系列的稻草，最终压垮了这个国家。

　　来自西方的阻碍因素

　　然而，俄罗斯并非毫无希望。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反对派团体正试图让这个国家的人们相信，一个更加民主与和平的未来是更好的，也是可能的——我们远没有绝望。根据我们团队的电话调查，更多的俄罗斯人(46%)希望国家优先考虑社会支出，而不是军费支出(26%)。近一半(47%)的人同情那些试图逃避兵役的人，而36%的人谴责他们的行为。很难估计积极支持这场战争的俄罗斯人的数量，支持的定义是自愿参加、向军队捐款或以其他方式协助行动。但据我们估计，这个数字低于5%。事实上，参军的意愿是如此之低，以至于政府为与军方签订合同的人提供高达 11，000 美元的奖励。俄罗斯人并不是无所顾忌的战争贩子。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莫斯科结束对其邻国的攻击。

　　批评者可能会争辩说，由于团队的政治立场，我们的结论带有偏见。但专业的民意调查人员会尽一切努力，使用严格的方法来确保我们的数据是有效的。我们对如何进行调查、发布问卷和匿名数据集是透明的，以便任何社会科学家都可以检查和批评我们的工作——反过来，我们用这些批评来改进我们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发现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并不矛盾，无论是俄罗斯观察家还是勒瓦达中心。这些发现表明，相对于更多俄罗斯人，战争的支持者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存在不满并不意味着就会有积极的反对:回应民意调查与采取行动是不同的。为了将不满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活动人士必须说服心怀不满的俄罗斯人，让他们相信让国家回到正轨是值得冒险的，什么都不做将使俄罗斯陷入比现在更糟糕的境地。为了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试图通过制作一些政治娱乐节目来解释俄罗斯的真实经济状况和战场发生了什么，也在积极努力展示一个和平民主的俄罗斯可能是什么样子。

　　美国和欧洲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目标复杂化，部分原因是它们的限制使我们更难发挥作用。例如，以反战和反普京立场而闻名的俄罗斯非营利组织和媒体经理米蒂亚·阿列什科夫斯基 (Mitya Aleshkovsky)，在试图创建一个旨在支持俄罗斯反战倡议的非政府组织时，遇到了国际银行和PayPal的许多问题。拉脱维亚吊销了俄罗斯自由派电视频道TV Rain的执照，该频道已被莫斯科取缔。(拉脱维亚官员错误地声称，该电台支持了入侵。)

　　西方社会也给逃离的普通俄罗斯人制造了不必要的困难。绝大多数北约国家都让俄罗斯人很难获得签证或居留许可。与俄罗斯大陆接壤的欧盟国家——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已经禁止大多数持有旅游签证的俄罗斯人入境。这些障碍完全适得其反。这些限制措施表面上是为了表明西方政客的反普京立场，但其最重要的结果反而是强化了普京的说辞，即西方将所有俄罗斯人视为敌人。他们还阻止了许多身体健全、聪明的年轻人逃避兵役，而这些人正是普京在处理他的冲突时所需要的。

　　当然，西方确实有想要阻止俄罗斯某一阶层继续享受其优越生活：普京的亲信。而美国和欧洲在入侵后对俄罗斯寡头的制裁——尽管来迟了数年——也受到了俄罗斯反对派的欢迎。但西方最终可能需要对制裁人数的范围采取更精准一些。除了普京本人，俄罗斯的精英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西方的强硬立场意味着他们没有动力推动结束冲突。当然，克里姆林宫会因为他们的异议而惩罚他们。但是美国和欧洲的评论人士威胁要惩罚他们，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最安全的做法是支持现政权及其正在进行的入侵。“尽管他失败了，”政治分析人士塔蒂亚娜·斯坦诺瓦娅(Tatiana Stanovaya)在2022年11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写道，普京“仍然是他们维护这个让他们安全的政权的最佳选择。”

　　西方的言论也导致普通俄罗斯人支持普京。尽管俄罗斯民众并不认同入侵，但他们不希望看到在乌克兰的失败摧毁他们的国家，一些美国和欧洲组织发表文章，宣称俄罗斯应该被肢解。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美国政府的一个独立委员会，旨在促进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和平——宣称“俄罗斯去殖民化”应该是一个“道德和战略目标”。大多数美国和欧洲精英可能不同意这些呼吁，但它们很快就被俄罗斯新闻媒体推广，并引导俄罗斯的每个家庭反对。然后，宣传人员就会利用它们来辩称，普京确实是在为拯救俄罗斯而战。

　　因此，数百万俄罗斯人没有走上街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知道公众异议的代价太高，而民主化的潜在回报似乎非常低。

　　反普京、反战，但不要反俄罗斯人

　　对许多西方观察家来说，俄罗斯1.4亿人口所关心的事情并不重要。莫斯科发动了一场帝国主义入侵，因此俄罗斯人承受的苦难可能只是阻止克里姆林宫的代价。一些西方人甚至希望看到俄罗斯人受到伤害。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欧洲的反俄情绪正在上升，整个欧洲大陆的俄罗斯移民都受到了骚扰，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例如，在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大学(Prague University)的一名教授宣布他不会教俄罗斯学生，商店老板也贴出标语说他们不欢迎俄罗斯游客。

　　但这种想法是适得其反的(它破坏了普遍人权的原则)。针对普通俄罗斯人的举措无助于说服人们积极反对入侵或支持民主，无助于将俄罗斯转变为一个安全、忠诚和可靠的伙伴。

　　如果国际社会希望这场冲突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或者如果希望确保莫斯科不会发动新的冲突，俄罗斯就需要改变。战争已经陷入僵局，因此乌克兰可能无法重新夺回所有被占领的领土，除非俄罗斯决定撤军。即使基辅成功地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领土，克里姆林宫也不太可能就此罢手。鉴于普京过去的行为，莫斯科可能会继续下令从边境另一边发动袭击，或者试图干预美国或欧盟的选举。

　　因此，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最好采取新的做法。他们明确承诺，如果莫斯科放弃或输掉战争，他们不会试图分裂俄罗斯。他们还可以不拒绝试图进入他们国家的普通俄罗斯人，因为这些俄罗斯人正在逃离参与战争，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为西方经济做出贡献。美国和欧洲也应该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停止战争或输掉战争并进行转型，所有俄罗斯精英都不会受到惩罚。只有那些被证实积极参与战争的人才会受到惩罚。

　　为了争取精英阶层的支持，西方可以提出一些条件，让没有战争罪行记录的官员在战争结束后免受个人制裁。如果这些官员叛逃，西方国家甚至可以在战争结束前解除对他们的制裁。与此相关的是，美国和欧洲可能希望赦免罪行轻微的俄罗斯人，以换取反对普京的意愿，并使俄罗斯回到和平与合作的道路上。西方应该记住，大多数现任俄罗斯高级官员都参与了腐败、选举欺诈和其他专制罪行。如果他们害怕因这些罪行而受到惩罚，他们很可能会支持普京，并尽最大努力阻止民主化。

　　当然，有些战犯需要被追究责任;我和我的同事并不是在呼吁大赦。我们现在也不要求结束所有制裁，甚至大部分制裁。但西方在如何实施某些限制方面可以更明智一些，它应该为结束这些限制设定条件。普通俄罗斯人需要知道，如果他们的国家从乌克兰撤军，西方将解除制裁，允许俄罗斯经济增长，让他们更容易谋生。

　　值得庆幸的是，一些西方官员已经公开表示，如果入侵结束，他们愿意帮助俄罗斯人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在赫尔辛基发表讲话时宣称，美国“不是(俄罗斯人民的)敌人”。他说，在冷战结束时，“我们都希望俄罗斯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自由开放，与世界完全融合。”“30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与莫斯科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和平、安全和繁荣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我们今天仍然相信这一点。”

　　为了帮助创建一个和平、安全和繁荣的俄罗斯，西方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发表鼓励的声明。西方官员应该做出具体承诺，如果可能的话，现在就采取行动，支持试图逃离的俄罗斯人。普京的宣传机器将试图掩盖西方的友好姿态，但一种协调一致的反普京、反战、亲俄罗斯人民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鉴于权力阶层受宣传的影响较小，而且更容易获得外部信息，这些应该能迅速触及他们。

　　当然，采取这些措施本身不会改变俄罗斯。外国最终对俄罗斯国内政治没有什么影响力。最终，只有俄罗斯人才能给俄罗斯带来民主与和平。但是这些措施将会消除一些阻碍俄罗斯活动家工作的障碍。它可以帮助我们向其他俄罗斯人展示，我们的国家可以拥有一个不受孤立的未来，一个他们将比现在有更多机会实现繁荣的未来。它可以帮助我们说服俄罗斯人，如果莫斯科放弃侵略，他们的孩子就不必去前线每月挣2000美元。换句话说，西方可以帮助俄罗斯人不再担心民主化和乌克兰战争的结束。

　　反过来，这将增加俄罗斯开始解决其造成的苦难。乌克兰将有望获得和平和赔偿。俄罗斯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美国和欧洲将得到一个可预测的建设性伙伴，而不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威权政权。

　　作者简介：阿列克谢·米尼艾洛(Aleksei Miniailo)是莫斯科的俄罗斯反对派活动人士，也是“编年史”研究项目的联合创始人。本文节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