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但它已经实现的目标是，此前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戛然而止。以色列和沙特的协议将使两国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使沙特阿拉伯更坚定地融入美国的安全框架，并促使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出承诺。事实上，对以色列和沙特和解的担忧可能是哈马斯10月7日发动袭击的主要动机之一。

以色列国防军11月7日发布的照片显示，以军地面部队在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

　　这场战争让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陷入困境，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他渴望地区稳定，这将使他更容易实现沙特经济多元化和减少对石油出口依赖的目标。可怕的暴力和更大范围局势升级的风险威胁着他在这方面的进展。萨勒曼现在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呼吁沙特阿拉伯在后哈马斯时代的加沙发挥主导作用，地区和国内组织敦促利雅得在巴勒斯坦人需要的时候更积极地支持他们。

　　但想拉拢利雅得的双方很可能都会失望。沙特阿拉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向战后的加沙派遣地面部队，也没有能力为加沙的重建提供大量资金。它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愿来运用自己掌握的工具，比如削减石油产量或出口，向以色列和美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尽管以色列和沙特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但促使沙特考虑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动机并没有消失。萨勒曼为沙特阿拉伯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只有在一个稳定的中东和与美国建立牢固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长期议程将决定他在当前冲突中的行动方针。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发展关系的背景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之前，拜登政府在促成沙特承认以色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存在重大障碍，即三方利益分歧。沙特要求以色列采取切实行动，改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治前景，至少开启两国方案谈判的可能性。考虑到以色列政府的极右翼组成，这些措施不太可能发生。利雅得对美国的要求也难以达成，包括正式的安全保证，以及在没有华盛顿要求以前的合作伙伴提供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帮助沙特建设民用核基础设施。尽管如此，还是议程还是在推进。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不到三周，萨勒曼对福克斯新闻表示，我们在谈判中“每天都更接近实现目标”。

　　也许是这样，但巴勒斯坦问题总是会构成障碍。虽然海湾国家反对与以色列建立关系的禁忌近年来已经消失，但阿拉伯公众仍然关心巴勒斯坦的事业。因此，阿拉伯领导人必须至少表现出同样的态度。甚至在战争之前，沙特阿拉伯就表示，以色列必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一些实质性的事情，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今年8月，随着与以色列的讨论取得进展，沙特阿拉伯任命了首位驻巴勒斯坦大使，许多人将这一姿态解读为，利雅得承诺为巴勒斯坦人争取以色列的保证。为了实现与利雅得的和解，以色列需要比在《亚伯拉罕协议》之前做得更多。《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与巴林、摩洛哥、苏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2020年至2021年之间达成的一系列正常化协议。作为这些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已经同意放弃吞并西岸30%领土的计划，这样的计划将实质性扼杀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

　　诸如此类的温和措施已不再足够。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攻击给巴勒斯坦平民造成了可怕的伤亡，这加大了这一赌注。只要以色列还受困于加沙问题，只要阿拉伯的公众舆论还在被动员起来支持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和沙特的协议就不可能达成。

　　沙特阿拉伯愿意考虑与以色列达成协议，这反映了其外交政策正在大幅度转变。2015年，随着父亲登上王位，萨勒曼也走上前台，这位沙特王储让该国走上了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之路，并开始在该地区施加利雅得的影响力，通常是为了对抗其宿敌伊朗。在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联盟中，他发动了一场战争，以击退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由于卡塔尔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的逊尼派伊斯兰组织，他组织了对卡塔尔的封锁。2017年，时任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访问利雅得时，穆罕默德王储强迫他辞职(哈里里回国后撤销了辞职声明)，希望黎巴嫩的政治危机会打击伊朗的盟友真主党。萨勒曼加强了对德黑兰的言论。“我们不会坐等战斗在沙特阿拉伯打响，”“相反，我们将努力使他们在伊朗而不是沙特阿拉伯作战。”对美国人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在沙特持不同政见的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期间，萨勒曼下令杀害了他。

　　萨勒曼咄咄逼人的国际立场在很多方面适得其反，不仅没有伤害他的敌人，还疏远了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国际支持者，拜登在2020年竞选总统时曾承诺要让利雅得成为国际“贱民”。在这种情况之后，利雅得在过去几年中改变了其地区方针，强调对话和寻求稳定。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停火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多。沙特领导的对卡塔尔的制裁于2021年初结束。最重要的是，沙特阿拉伯向中国伸出援手，后者斡旋其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以萨勒曼的经济改革计划“愿景2030”的名义进行的，该计划旨在使沙特经济多样化，减少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利雅得强调了区域稳定的必要性，以促进其所渴望的外国投资、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进行了调解。

　　沙特愿意介入加沙问题吗?

　　10月7日，沙特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希望地区稳定的愿望破灭了。利雅得对制造这场危机的哈马斯没什么好感。沙特担心并反对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突尼斯和其他地方的分支机构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取得的政治成果;哈马斯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另一方面，当以色列人在加沙袭击巴勒斯坦人时，沙特不能袖手旁观(或者更糟的是，继续与以色列谈判)。利雅得希望结束冲突，并朝着和平解决巴以问题的方向取得进展，但目前它几乎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推进这一目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一些美国评论人士建议，阿拉伯国家可以在战后加沙的管理中发挥作用。有关这些方面的外交讨论已经开始。最雄心勃勃的提议是要求沙特阿拉伯在战后派遣军事和行政人员管理加沙。更温和的建议仍然是让沙特承担加沙重建的资金。但利雅得不会允许其被视为需要清理以色列在加沙的烂摊子的角色。沙特国内安全部队没有在境外行动的经验。沙特军队在也门的糟糕表现也不能作为将其部署到其他地方的理由。而且沙特军队从未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充当过维和部队。

　　沙特阿拉伯可能愿意在联合国批准的过渡政府中发挥财政作用，这将促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新控制加沙。但这一角色与沙特过去的援助协议不同，后者相当于向自己青睐的客户进行投资。利雅得在最近与资金短缺的埃及的谈判中明确表示，它更喜欢投资机会，而不是现金转移。它对加沙的态度也将是类似的，除非美国愿意用利雅得希望从华盛顿获得的外交收益来换取与以色列的和解。

　　萨勒曼的经济计划优先于地区政治考量

　　1973年的阿以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之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实施了石油禁运，以惩罚华盛顿对以色列的支持。禁运以及随之而来的沙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减产导致油价上涨了四倍——在美国，加油站前排起长队的景象常常让人想起那段时期。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以及包括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内的金融领导人都警告称，一场与1973年至1974年的冲击类似的新石油危机可能即将到来。

　　这些担忧被夸大了，部分原因是他们对1973年发生的事情存在误解。与关于它的夸张说法相反，大肆吹嘘的禁运几乎没有效果。大型石油公司只是将供应转向其他来源，如南美、西非和伊朗。美国加油站大排长龙更多的是与价格控制、分配规定和消费者恐慌有关，而不是与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短缺有关。油价之所以上涨，是因为1973年最后几个月阿拉伯国家的减产吓坏了市场，尽管后来很明显，全球石油供应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阿拉伯产油国宣称自己的实力所造成的恐慌足以推高油价。在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第二次价格冲击之前，世界石油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帮助油价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保持了上涨。

　　即使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被禁运的阴影所困扰，他们也应该明白，今天的情况与1973年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的主要敌人埃及和叙利亚关系密切，但与哈马斯却并非如此。1973年，沙特愿意冒巨大风险支持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后者结束了沙特的敌意。如今，沙特人对与伊朗结盟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哈马斯没有同样的好感。

　　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减产，但自2022年底以来，沙特已经每天减产近200万桶，以支撑油价。(这些努力收效甚微:目前油价在每桶80至85美元之间，远低于今年夏天预测的每桶100美元。)利雅得不会从进一步减产中获益，因为减产不太可能给沙特带来任何影响力，而且会疏远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最重要的是，萨勒曼不希望沙特阿拉伯被视为一个政治重于利益的地方——尤其是考虑到他的主要目标是沙特的经济转型。即使在当前的动荡中，萨勒曼也表现出了他对追求这一目标的坚定承诺:10月下旬，尽管加沙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沙特阿拉伯继续举行年度未来投资倡议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金融人物参加了会议。萨勒曼希望被视为一个可靠的经济伙伴，而不是一个挥舞着“石油武器”的破坏者。

　　以色列-沙特关系正常化需要长期努力

　　加沙危机终会像其他所有危机一样结束。这很可能需要几个月而不是几周的时间，从而使中东的任何其他外交议程都被搁置。只要以色列军队还在加沙，拜登政府斡旋的以沙间接对话恢复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但推动这些谈判的因素并没有改变。以色列非常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沙特希望能够从以色列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受益，就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自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以来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仍将伊朗视为地区威胁，为寻求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提供了战略支撑。沙特要求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建国采取一些具体步骤，这仍然是一个障碍，但如果加沙的战争导致一个新的、更灵活的以色列政府，那么这种障碍可能会减少。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记住，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的每一项协议本质上都是阿拉伯国家与美国达成的协议。1979年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也是如此，该条约为美国向埃及提供外交和军事援助打开了大门;1994年以色列和约旦达成和平协议，使约旦在1990-91年海湾战争中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后重新获得华盛顿的好感;以及2020 - 2021年的《亚伯拉罕协议》，其中包括美国承认摩洛哥吞并西撒哈拉，取消美国将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以及特朗普政府承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可以购买F-35战斗机(这一承诺后来被拜登政府搁置)。无论加沙发生了什么，获得这些好处的前景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仍然具有吸引力。

　　最终重返以色列和沙特的谈判也意味着回到美国和沙特就利雅得的愿望清单进行谈判:安全保证和美国对沙特核计划的支持，而不受华盛顿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保障措施的限制。如果美国能够重新关注以色列-沙特外交，它必须考虑以色列-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回报是否值得美国做出新的军事承诺和承担该地区核武器扩散的更大风险。然而，就目前而言，华盛顿可以搁置此类担忧:只要加沙的冲突持续下去，以色列和沙特的协议就会保持冻结状态。

　　作者简介：格里高利·高斯三世(F. Gregory Gause III)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和约翰·h·林赛44届主席。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哈马斯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但它已经实现的目标是，此前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戛然而止。以色列和沙特的协议将使两国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使沙特阿拉伯更坚定地融入美国的安全框架，并促使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出承诺。事实上，对以色列和沙特和解的担忧可能是哈马斯10月7日发动袭击的主要动机之一。

以色列国防军11月7日发布的照片显示，以军地面部队在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

　　这场战争让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陷入困境，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他渴望地区稳定，这将使他更容易实现沙特经济多元化和减少对石油出口依赖的目标。可怕的暴力和更大范围局势升级的风险威胁着他在这方面的进展。萨勒曼现在也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呼吁沙特阿拉伯在后哈马斯时代的加沙发挥主导作用，地区和国内组织敦促利雅得在巴勒斯坦人需要的时候更积极地支持他们。

　　但想拉拢利雅得的双方很可能都会失望。沙特阿拉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向战后的加沙派遣地面部队，也没有能力为加沙的重建提供大量资金。它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愿来运用自己掌握的工具，比如削减石油产量或出口，向以色列和美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尽管以色列和沙特目前还没有达成协议，但促使沙特考虑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动机并没有消失。萨勒曼为沙特阿拉伯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经济目标只有在一个稳定的中东和与美国建立牢固关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长期议程将决定他在当前冲突中的行动方针。

　　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发展关系的背景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之前，拜登政府在促成沙特承认以色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存在重大障碍，即三方利益分歧。沙特要求以色列采取切实行动，改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治前景，至少开启两国方案谈判的可能性。考虑到以色列政府的极右翼组成，这些措施不太可能发生。利雅得对美国的要求也难以达成，包括正式的安全保证，以及在没有华盛顿要求以前的合作伙伴提供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帮助沙特建设民用核基础设施。尽管如此，还是议程还是在推进。在哈马斯发动袭击前不到三周，萨勒曼对福克斯新闻表示，我们在谈判中“每天都更接近实现目标”。

　　也许是这样，但巴勒斯坦问题总是会构成障碍。虽然海湾国家反对与以色列建立关系的禁忌近年来已经消失，但阿拉伯公众仍然关心巴勒斯坦的事业。因此，阿拉伯领导人必须至少表现出同样的态度。甚至在战争之前，沙特阿拉伯就表示，以色列必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一些实质性的事情，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今年8月，随着与以色列的讨论取得进展，沙特阿拉伯任命了首位驻巴勒斯坦大使，许多人将这一姿态解读为，利雅得承诺为巴勒斯坦人争取以色列的保证。为了实现与利雅得的和解，以色列需要比在《亚伯拉罕协议》之前做得更多。《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与巴林、摩洛哥、苏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2020年至2021年之间达成的一系列正常化协议。作为这些协议的一部分，以色列已经同意放弃吞并西岸30%领土的计划，这样的计划将实质性扼杀两国解决方案的前景。

　　诸如此类的温和措施已不再足够。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攻击给巴勒斯坦平民造成了可怕的伤亡，这加大了这一赌注。只要以色列还受困于加沙问题，只要阿拉伯的公众舆论还在被动员起来支持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和沙特的协议就不可能达成。

　　沙特阿拉伯愿意考虑与以色列达成协议，这反映了其外交政策正在大幅度转变。2015年，随着父亲登上王位，萨勒曼也走上前台，这位沙特王储让该国走上了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之路，并开始在该地区施加利雅得的影响力，通常是为了对抗其宿敌伊朗。在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联盟中，他发动了一场战争，以击退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由于卡塔尔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的逊尼派伊斯兰组织，他组织了对卡塔尔的封锁。2017年，时任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访问利雅得时，穆罕默德王储强迫他辞职(哈里里回国后撤销了辞职声明)，希望黎巴嫩的政治危机会打击伊朗的盟友真主党。萨勒曼加强了对德黑兰的言论。“我们不会坐等战斗在沙特阿拉伯打响，”“相反，我们将努力使他们在伊朗而不是沙特阿拉伯作战。”对美国人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在沙特持不同政见的记者贾马尔·卡舒吉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期间，萨勒曼下令杀害了他。

　　萨勒曼咄咄逼人的国际立场在很多方面适得其反，不仅没有伤害他的敌人，还疏远了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国际支持者，拜登在2020年竞选总统时曾承诺要让利雅得成为国际“贱民”。在这种情况之后，利雅得在过去几年中改变了其地区方针，强调对话和寻求稳定。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停火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多。沙特领导的对卡塔尔的制裁于2021年初结束。最重要的是，沙特阿拉伯向中国伸出援手，后者斡旋其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以萨勒曼的经济改革计划“愿景2030”的名义进行的，该计划旨在使沙特经济多样化，减少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利雅得强调了区域稳定的必要性，以促进其所渴望的外国投资、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进行了调解。

　　沙特愿意介入加沙问题吗?

　　10月7日，沙特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希望地区稳定的愿望破灭了。利雅得对制造这场危机的哈马斯没什么好感。沙特担心并反对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突尼斯和其他地方的分支机构在阿拉伯之春期间取得的政治成果;哈马斯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另一方面，当以色列人在加沙袭击巴勒斯坦人时，沙特不能袖手旁观(或者更糟的是，继续与以色列谈判)。利雅得希望结束冲突，并朝着和平解决巴以问题的方向取得进展，但目前它几乎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推进这一目标。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一些美国评论人士建议，阿拉伯国家可以在战后加沙的管理中发挥作用。有关这些方面的外交讨论已经开始。最雄心勃勃的提议是要求沙特阿拉伯在战后派遣军事和行政人员管理加沙。更温和的建议仍然是让沙特承担加沙重建的资金。但利雅得不会允许其被视为需要清理以色列在加沙的烂摊子的角色。沙特国内安全部队没有在境外行动的经验。沙特军队在也门的糟糕表现也不能作为将其部署到其他地方的理由。而且沙特军队从未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充当过维和部队。

　　沙特阿拉伯可能愿意在联合国批准的过渡政府中发挥财政作用，这将促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新控制加沙。但这一角色与沙特过去的援助协议不同，后者相当于向自己青睐的客户进行投资。利雅得在最近与资金短缺的埃及的谈判中明确表示，它更喜欢投资机会，而不是现金转移。它对加沙的态度也将是类似的，除非美国愿意用利雅得希望从华盛顿获得的外交收益来换取与以色列的和解。

　　萨勒曼的经济计划优先于地区政治考量

　　1973年的阿以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之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实施了石油禁运，以惩罚华盛顿对以色列的支持。禁运以及随之而来的沙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减产导致油价上涨了四倍——在美国，加油站前排起长队的景象常常让人想起那段时期。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以及包括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内的金融领导人都警告称，一场与1973年至1974年的冲击类似的新石油危机可能即将到来。

　　这些担忧被夸大了，部分原因是他们对1973年发生的事情存在误解。与关于它的夸张说法相反，大肆吹嘘的禁运几乎没有效果。大型石油公司只是将供应转向其他来源，如南美、西非和伊朗。美国加油站大排长龙更多的是与价格控制、分配规定和消费者恐慌有关，而不是与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短缺有关。油价之所以上涨，是因为1973年最后几个月阿拉伯国家的减产吓坏了市场，尽管后来很明显，全球石油供应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阿拉伯产油国宣称自己的实力所造成的恐慌足以推高油价。在1979年伊朗革命引发第二次价格冲击之前，世界石油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平衡帮助油价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保持了上涨。

　　即使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领袖被禁运的阴影所困扰，他们也应该明白，今天的情况与1973年的情况大不相同。当时，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中的主要敌人埃及和叙利亚关系密切，但与哈马斯却并非如此。1973年，沙特愿意冒巨大风险支持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后者结束了沙特的敌意。如今，沙特人对与伊朗结盟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哈马斯没有同样的好感。

　　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减产，但自2022年底以来，沙特已经每天减产近200万桶，以支撑油价。(这些努力收效甚微:目前油价在每桶80至85美元之间，远低于今年夏天预测的每桶100美元。)利雅得不会从进一步减产中获益，因为减产不太可能给沙特带来任何影响力，而且会疏远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最重要的是，萨勒曼不希望沙特阿拉伯被视为一个政治重于利益的地方——尤其是考虑到他的主要目标是沙特的经济转型。即使在当前的动荡中，萨勒曼也表现出了他对追求这一目标的坚定承诺:10月下旬，尽管加沙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沙特阿拉伯继续举行年度未来投资倡议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金融人物参加了会议。萨勒曼希望被视为一个可靠的经济伙伴，而不是一个挥舞着“石油武器”的破坏者。

　　以色列-沙特关系正常化需要长期努力

　　加沙危机终会像其他所有危机一样结束。这很可能需要几个月而不是几周的时间，从而使中东的任何其他外交议程都被搁置。只要以色列军队还在加沙，拜登政府斡旋的以沙间接对话恢复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但推动这些谈判的因素并没有改变。以色列非常希望与沙特阿拉伯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沙特希望能够从以色列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受益，就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自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以来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仍将伊朗视为地区威胁，为寻求更紧密的经济关系提供了战略支撑。沙特要求以色列为巴勒斯坦建国采取一些具体步骤，这仍然是一个障碍，但如果加沙的战争导致一个新的、更灵活的以色列政府，那么这种障碍可能会减少。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更大。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记住，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达成的每一项协议本质上都是阿拉伯国家与美国达成的协议。1979年的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也是如此，该条约为美国向埃及提供外交和军事援助打开了大门;1994年以色列和约旦达成和平协议，使约旦在1990-91年海湾战争中支持萨达姆·侯赛因后重新获得华盛顿的好感;以及2020 - 2021年的《亚伯拉罕协议》，其中包括美国承认摩洛哥吞并西撒哈拉，取消美国将苏丹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以及特朗普政府承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可以购买F-35战斗机(这一承诺后来被拜登政府搁置)。无论加沙发生了什么，获得这些好处的前景对沙特阿拉伯来说仍然具有吸引力。

　　最终重返以色列和沙特的谈判也意味着回到美国和沙特就利雅得的愿望清单进行谈判:安全保证和美国对沙特核计划的支持，而不受华盛顿强加给其他国家的保障措施的限制。如果美国能够重新关注以色列-沙特外交，它必须考虑以色列-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回报是否值得美国做出新的军事承诺和承担该地区核武器扩散的更大风险。然而，就目前而言，华盛顿可以搁置此类担忧:只要加沙的冲突持续下去，以色列和沙特的协议就会保持冻结状态。

　　作者简介：格里高利·高斯三世(F. Gregory Gause III)是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和约翰·h·林赛44届主席。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