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在采取措施恢复正常的外交接触，在二月份的“气球”事件后，这种接触已基本暂停了几个月。外界预期，两国领导人可能在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这是恢复两国关系积极势头的下一个机会。为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最近会见了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间隙和中国副主席韩正举行了会晤。

根据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达成的共识，中美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图为7月8日，何立峰在北京会见耶伦

　　然而，坦率地说，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说中美之间在短期内会出现实质性的和解。这是因为推动两国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和历史的力量、两国互动的不友好方式，以及双方阻碍相互和解的国内政治。这些驱动因素不断推动双方——尽管口头上说要让双边关系重回正轨——采取严厉的措辞，并对对方采取对抗和报复性政策，加剧了竞争紧张局势，阻碍缓和关系取得进展。

　　历史背景影响甚大。在过去七十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习惯于将这一地位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利用。但冷战的结束，恰逢中国经济崛起，开始了全球力量和影响力平衡的渐进式调整，911和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调整。美国一直在抵制甚至试图否认由于这些事态发展而导致的相对衰落。华盛顿继续宣称其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积累的财富、权力和影响力而言。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仍然是世界领先的大国。”

　　就中国而言，它一直是冷战以来力量平衡历史性转变的主要受益者(尽管从大多数发展指标来看，中国的绝对实力仍落后于美国)。北京过去一代人的外交政策旨在争取中国人认为自己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朝着更准确地反映21世纪力量平衡的“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与许多评论相反，这一议程并不不是打算建立中国的全球霸权——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合法性，并引起全球对其利益和安全的关注。然而，它也意在推动世界超越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如中国前高级外交官所说的那样，“美国没有资格说它想以实力地位与中国对话。”

　　这本质上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基础，也是中美外交互动的背景。布鲁金斯学会最近举办了一场富有洞察力的研讨会，讨论这种竞争是否构成“新冷战”。这取决于如何定义这个术语，如何评估美苏冷战的相关性，以及是否将中国和美国视为彼此的“生存”威胁(准确与否)。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是否称其为“冷战”并不重要，因为无论语义如何，战略竞争都将持续并可能加剧。

　　中国和美国国内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态势，甚至正在强化和夸大对对方威胁的看法。在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和功能失调、种族和民族紧张关系以及经济竞争力的削弱，加剧了国家的脆弱感，助长了对中国威胁的夸大。在中国国内，经济放缓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风险加剧了领导层对政权不稳定和外国颠覆的担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颠覆。华盛顿和北京现在都在越来越多地谈论“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并在扩大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现在，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存在”威胁，并将其定性为一种惯例。

　　考虑到这些心态和相互猜疑，华盛顿和北京在对待对方的方式和反应上如此自然而然地对立甚至敌对，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在“气球”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此期间，双方都对对方的行为和意图进行了最坏的假设，并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以牺牲相互理解和缓和紧张局势为代价。

　　它继续成为恢复建设性双边关系的大多数进程的特点，并成为阻碍因素。现在，双方都例行公事地将两国关系的糟糕状态归咎于对方。今年6月，王毅在北京会见布林肯总统时重申了北京的观点，即中美紧张关系的“根源”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这导致了华盛顿“误导性的对华政策”。同样，美国通常认为北京应负全部责任。双方都指责对方怀有敌意，部分原因是夸大了对方的战略野心。双方还互相指责对方对建设性接触不感兴趣——也许这是不追求和解可能需要的那种宽松政策的借口。

　　华盛顿和北京似乎都认为自己在两国关系中占据硬实力优势和道德制高点，这一悖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切。这是因为双方都高估了自己的相对影响力，而低估了对方的影响力。华盛顿对自己的相对优势和全球影响力充满信心，认为没有必要对北京做出重大让步。然而，北京权衡了自己的新兴优势、美国的相对弱点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倾向，并不倾向于让步。因此，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

　　因此，双方似乎都倾向于忽视对方的战略观点。在北京看来，华盛顿几乎没有准备好承认中国的任何合法利益和关切，也没有对中国对双边关系的看法表示理解。这些措施将包括明显旨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口和投资限制;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主导的几项多边倡议(如“四方对话”、“太平洋安全联盟”和最近在戴维营举行的三边峰会)旨在向中国的周边地区施压;华盛顿许多人明确呼吁“遏制”中国。

　　此外，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华盛顿似乎不愿意承认双边紧张局势在任何方面都可归因于美国的行动。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学者戴维·麦考特——他研究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群体及其在过去十年中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推断华盛顿从接触转向竞争是因为一项评估，即中国的变化需要美国做出不同的反应。他的结论是，美国不太可能恢复接触，因为“中国似乎没有真正的兴趣改变他们正在做的任何重大行动和事情，这些行动和事情促使他们首先转向战略竞争。”这既忽视了中国政策转变对美国政策的回应程度，也忽视了华盛顿似乎对改变任何相关政策或行动都没有真正的兴趣。

　　当然，北京方面的观点很难让人对其表示理解。它同样对美国的观点也没有表现出理解，并否认对双边紧张局势负有任何责任。北京方面的强硬，引起了其他国家对北京议程的抵制，又削弱了这些国家与北京接触的意愿。

　　也许最重要的是，两国的国内政治使得采取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种接触政策可以避免战略竞争升级到更加敌对的程度。在华盛顿，与北京“接触”的概念受到了一些人的谴责，他们说，这种战略在损害美国利益和安全的方面已经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学者迈克尔·贝克利警告说，“重新接触”可能是“所有方法中最危险的，因为它既不能满足中国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北京强力得到它想要的东西。”这过早地排除了它实际上可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可能性。此外，尽管贝克利在措辞上区分了接触和“绥靖”，但他几乎将它们等同起来，并将它们等同于向中国“投降”。无论如何，将接触定性为一种战略并加以拒绝是具有误导性的;相反，最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策略——外交互动的同义词——以及追求美国利益的必要机制。

　　然而，对于华盛顿的任何人来说，主张与北京进行正常的外交互动，在政治上是有风险的。此外，中国被广泛描绘为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根本挑战者，这要求美国的政策采取对抗性的、“全政府”甚至“全社会”的回应。尽管这种心态助长了美中关系中的敌对情绪，但美国微妙的选举平衡和政治动荡使得任何美国领导人都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准备好承担明显偏离这种对华政策的政治风险。

　　在中国方面，……鉴于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重大影响和中心地位，……提倡对华盛顿采取宽松的态度不是政治上容易的事，也不是个人所能实现。台海问题很好地体现了美中战略竞争的所有这些系统性因素。历史上，它是美中建交的关键。如今，由于四十年来东亚战略环境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这一问题已成为美中在该地区竞争的支点。

　　因此，这就是华盛顿和北京寻求表面上建立一种不会“陷入冲突”的关系的双边战略背景。双方都认为自己处于零和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之中。追求缓和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两国夸大了对对方战略意图的看法，而这比认真考虑妥协更容易。无论如何，国内政治几乎没有为后者留下任何空间。相反，为全面竞争做好准备似乎是唯一合理且可行的选择。

　　目前，很难看到能让美国和中国摆脱目前的敌对关系，转而找到一条通往互惠和解与和平共处的道路。这种情况让人想起经典电影《酷手卢克》中的著名台词：“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沟通失败。” 什么才能打破美中沟通不畅、互相误解、互相指责的循环?需要做些什么才行?

　　作者简介：保罗·希尔 (Paul Heer) 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他于 2007 年至 2015 年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在采取措施恢复正常的外交接触，在二月份的“气球”事件后，这种接触已基本暂停了几个月。外界预期，两国领导人可能在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面，这是恢复两国关系积极势头的下一个机会。为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最近会见了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间隙和中国副主席韩正举行了会晤。

根据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达成的共识，中美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图为7月8日，何立峰在北京会见耶伦

　　然而，坦率地说，即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说中美之间在短期内会出现实质性的和解。这是因为推动两国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和历史的力量、两国互动的不友好方式，以及双方阻碍相互和解的国内政治。这些驱动因素不断推动双方——尽管口头上说要让双边关系重回正轨——采取严厉的措辞，并对对方采取对抗和报复性政策，加剧了竞争紧张局势，阻碍缓和关系取得进展。

　　历史背景影响甚大。在过去七十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习惯于将这一地位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利用。但冷战的结束，恰逢中国经济崛起，开始了全球力量和影响力平衡的渐进式调整，911和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调整。美国一直在抵制甚至试图否认由于这些事态发展而导致的相对衰落。华盛顿继续宣称其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尤其是相对于中国积累的财富、权力和影响力而言。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仍然是世界领先的大国。”

　　就中国而言，它一直是冷战以来力量平衡历史性转变的主要受益者(尽管从大多数发展指标来看，中国的绝对实力仍落后于美国)。北京过去一代人的外交政策旨在争取中国人认为自己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朝着更准确地反映21世纪力量平衡的“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与许多评论相反，这一议程并不不是打算建立中国的全球霸权——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合法性，并引起全球对其利益和安全的关注。然而，它也意在推动世界超越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如中国前高级外交官所说的那样，“美国没有资格说它想以实力地位与中国对话。”

　　这本质上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基础，也是中美外交互动的背景。布鲁金斯学会最近举办了一场富有洞察力的研讨会，讨论这种竞争是否构成“新冷战”。这取决于如何定义这个术语，如何评估美苏冷战的相关性，以及是否将中国和美国视为彼此的“生存”威胁(准确与否)。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是否称其为“冷战”并不重要，因为无论语义如何，战略竞争都将持续并可能加剧。

　　中国和美国国内的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态势，甚至正在强化和夸大对对方威胁的看法。在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和功能失调、种族和民族紧张关系以及经济竞争力的削弱，加剧了国家的脆弱感，助长了对中国威胁的夸大。在中国国内，经济放缓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风险加剧了领导层对政权不稳定和外国颠覆的担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颠覆。华盛顿和北京现在都在越来越多地谈论“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并在扩大对“国家安全”的定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要求。现在，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存在”威胁，并将其定性为一种惯例。

　　考虑到这些心态和相互猜疑，华盛顿和北京在对待对方的方式和反应上如此自然而然地对立甚至敌对，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在“气球”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此期间，双方都对对方的行为和意图进行了最坏的假设，并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以牺牲相互理解和缓和紧张局势为代价。

　　它继续成为恢复建设性双边关系的大多数进程的特点，并成为阻碍因素。现在，双方都例行公事地将两国关系的糟糕状态归咎于对方。今年6月，王毅在北京会见布林肯总统时重申了北京的观点，即中美紧张关系的“根源”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这导致了华盛顿“误导性的对华政策”。同样，美国通常认为北京应负全部责任。双方都指责对方怀有敌意，部分原因是夸大了对方的战略野心。双方还互相指责对方对建设性接触不感兴趣——也许这是不追求和解可能需要的那种宽松政策的借口。

　　华盛顿和北京似乎都认为自己在两国关系中占据硬实力优势和道德制高点，这一悖论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切。这是因为双方都高估了自己的相对影响力，而低估了对方的影响力。华盛顿对自己的相对优势和全球影响力充满信心，认为没有必要对北京做出重大让步。然而，北京权衡了自己的新兴优势、美国的相对弱点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倾向，并不倾向于让步。因此，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

　　因此，双方似乎都倾向于忽视对方的战略观点。在北京看来，华盛顿几乎没有准备好承认中国的任何合法利益和关切，也没有对中国对双边关系的看法表示理解。这些措施将包括明显旨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口和投资限制;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主导的几项多边倡议(如“四方对话”、“太平洋安全联盟”和最近在戴维营举行的三边峰会)旨在向中国的周边地区施压;华盛顿许多人明确呼吁“遏制”中国。

　　此外，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华盛顿似乎不愿意承认双边紧张局势在任何方面都可归因于美国的行动。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学者戴维·麦考特——他研究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群体及其在过去十年中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推断华盛顿从接触转向竞争是因为一项评估，即中国的变化需要美国做出不同的反应。他的结论是，美国不太可能恢复接触，因为“中国似乎没有真正的兴趣改变他们正在做的任何重大行动和事情，这些行动和事情促使他们首先转向战略竞争。”这既忽视了中国政策转变对美国政策的回应程度，也忽视了华盛顿似乎对改变任何相关政策或行动都没有真正的兴趣。

　　当然，北京方面的观点很难让人对其表示理解。它同样对美国的观点也没有表现出理解，并否认对双边紧张局势负有任何责任。北京方面的强硬，引起了其他国家对北京议程的抵制，又削弱了这些国家与北京接触的意愿。

　　也许最重要的是，两国的国内政治使得采取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种接触政策可以避免战略竞争升级到更加敌对的程度。在华盛顿，与北京“接触”的概念受到了一些人的谴责，他们说，这种战略在损害美国利益和安全的方面已经不可挽回地失败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学者迈克尔·贝克利警告说，“重新接触”可能是“所有方法中最危险的，因为它既不能满足中国的要求，也不能阻止北京强力得到它想要的东西。”这过早地排除了它实际上可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可能性。此外，尽管贝克利在措辞上区分了接触和“绥靖”，但他几乎将它们等同起来，并将它们等同于向中国“投降”。无论如何，将接触定性为一种战略并加以拒绝是具有误导性的;相反，最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策略——外交互动的同义词——以及追求美国利益的必要机制。

　　然而，对于华盛顿的任何人来说，主张与北京进行正常的外交互动，在政治上是有风险的。此外，中国被广泛描绘为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根本挑战者，这要求美国的政策采取对抗性的、“全政府”甚至“全社会”的回应。尽管这种心态助长了美中关系中的敌对情绪，但美国微妙的选举平衡和政治动荡使得任何美国领导人都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准备好承担明显偏离这种对华政策的政治风险。

　　在中国方面，……鉴于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重大影响和中心地位，……提倡对华盛顿采取宽松的态度不是政治上容易的事，也不是个人所能实现。台海问题很好地体现了美中战略竞争的所有这些系统性因素。历史上，它是美中建交的关键。如今，由于四十年来东亚战略环境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这一问题已成为美中在该地区竞争的支点。

　　因此，这就是华盛顿和北京寻求表面上建立一种不会“陷入冲突”的关系的双边战略背景。双方都认为自己处于零和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之中。追求缓和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两国夸大了对对方战略意图的看法，而这比认真考虑妥协更容易。无论如何，国内政治几乎没有为后者留下任何空间。相反，为全面竞争做好准备似乎是唯一合理且可行的选择。

　　目前，很难看到能让美国和中国摆脱目前的敌对关系，转而找到一条通往互惠和解与和平共处的道路。这种情况让人想起经典电影《酷手卢克》中的著名台词：“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沟通失败。” 什么才能打破美中沟通不畅、互相误解、互相指责的循环?需要做些什么才行?

　　作者简介：保罗·希尔 (Paul Heer) 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他于 2007 年至 2015 年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