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越来越自信的中国的论辩中，许多评论人士都主张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遏制。根据这项冷战政策，无论苏联的政治和军事进展出现在哪里，华盛顿都予以反击，试图阻止其势力范围的蔓延。根据这种公认的智慧，遏制赢得了冷战，使美国能够在不与苏联直接开战的情况下遏制苏联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前例，美国应该重新拾起遏制策略，并将其应用于今天竞争对手。例如，历史学家哈尔·布兰兹认为，这种“优雅”和“制胜”的战略将被证明对北京是有效的，他写道，“为了成功地对抗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重新学习遏制这门课程。”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政治学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同样认为冷战遏制取得了“成功”，并认为应该“再次适用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尽管需要“经过修改和更新”。

　　这样的呼吁无疑是过度自信，而且很可能被误导了。遏制政策在冷战期间并不是特别成功，对今天的中国也不太可能奏效。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是苏联自己的错误和弱点导致了它的垮台。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它试图做得太多，而不是太少。就像昨天的苏联一样，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对手是自身。和上次一样，现在的关键不是寻找制衡崛起的霸权的方法，而是让其犯错误。

　　被高估的遏制策略

　　遏制政策最典型的学术表述仍然是1947年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署名“X”，这是当时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的笔名。尽管对苏联的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但他认为，这种实力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因为它与一种根本上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相辅相成。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政权“极有可能”“在其内部播下了自身衰败的种子，而这些种子已经萌芽”。

　　这些种子包括苏联人民的疲惫和幻灭，“不稳定的”经济发展，难以维持对东欧人民的控制，以及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不确定性(凯南预测这可能会“动摇苏联权力的基础”)。因此，凯南认为，美国政策的“主要因素”“必须是对俄罗斯扩张倾向的长期、耐心但坚定和警惕的遏制”。他希望，从长远来看，苏联人会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扩张感到沮丧，变得不那么敌对，且宽容。

　　这要花多长时间?当然，这是不可能预测的，但在他的文章中，凯南认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到15年，强烈暗示情况会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转移而改变:斯大林当时已经快70岁了。然而，事实证明，苏联政权在斯大林死后(1953年)仍然维持良好，此后几十年年，它能够保持对国内和欧洲中部人民的控制。

　　但更大的问题是，假设处处针对苏联进行遏制是可行和有效的。在X文章之后的几十年里，遏制政策除了引发了猪湾入侵和越南战争等失败之外，似乎没有阻止多少个国家转向共产主义。它可能在某些地方产生了影响——例如，1953年和1954年，CIA支持了推翻伊朗左翼政府的政变，以及危地马拉的政变。但很难确定这些被认为的成功是否真的阻止了一个左倾国家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事实上，秘密的政权更迭行动有着糟糕的记录。正如政治学家林赛•奥罗克发现的那样，大多数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很少能按计划完成，而且大多数成功被证明是昙花一现。

　　遏制成功的最明显例子是1950年，美国及其盟友击退了朝鲜对韩国的入侵，这场战争代价高昂，以僵局告终。当时，朝鲜的入侵几乎被普遍认为是苏联统治世界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机会主义的突袭。随着西方在朝鲜半岛表面上的成功，遏制政策变得更加军事化，凯南对这种发展感到沮丧。政策核心是军事威慑，导致美国将大量武器开支集中在欧洲。但正如凯南已经得出的结论，苏联不会被吓住:他们寻求帮助和激励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但他们从来没有兴趣发动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事情。在查阅了苏联的档案后，历史学家沃伊切·马斯特尼发现，莫斯科的所有计划都是防御性的，西方的大规模军事集结“与阻止敌人一开始就不想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遭遇的三次最大挫折中，遏制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每一次基本都是自身造成的。1948年，斯大林试图南斯拉夫置于更严格的控制之下，但失败了，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1965年，印尼军方暴力镇压了与中国有联系的共产党人，这些人显然试图夺取政权，从而防止印尼落入苏联阵营;鉴于印尼一直被视为主要的一环，这一事态发展削弱了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主要理由。在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因中国和苏联之间理论纷争而分裂。这些都不是美国人促成的。

　　苏联崩溃是自身原因

　　随着冷战接近尾声，苏联的扩张主义有所缓和。但这种转变与其说是遏制政策的成功，不如说是由于其失败。如果苏联体制的核心像凯南所说的那样腐烂，从逻辑上讲，不应该遏制它，而是让它扩张，这样它就更容易自我毁灭。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发生了。1975年，柬埔寨、南越和老挝突然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然后，部分出于对重蹈越南覆辙的恐惧，美国陷入了某种程度的遏制恐慌，因为苏联在一次令人瞩目的疏忽中，机会主义地将一群自愿加入的第三世界国家纳入自己的怀抱:安哥拉于1976年加入，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于1977年加入，南也门和阿富汗于1978年加入，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于1979年加入。

　　起初，苏联人兴高采烈地看待这些国家的加入——他们所谓的“力量对比”终于朝着他们有利的方向转变了。但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很快在经济和政治上陷入绝境。由于纠纷、财政管理不善和内战，他们满怀期待地转向莫斯科寻求维持。对苏联来说，最灾难性的是在阿富汗的经历。1979年12月，他们向那里派遣了一支庞大的部队，以建立秩序并镇压反共叛乱，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由于拥有如此多的依附国家，苏联很快意识到，它们还不如被“遏制住”。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很难被认为是遏制的结果。那时，华盛顿早就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并正式放弃了这一政策。莫斯科也宣布对抗的游戏。

　　在凯南写文章41年后，饱受经济、社会和军事灾难困扰的苏联，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了他们威胁性的意识形态。1988年底，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呼吁“国家间关系去意识形态化”。第二年，当苏联仍然控制着东欧大部分地区时，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也投桃报李。在一系列关于“超越遏制”的演讲中，宣布现在的目标是让“苏联融入国际社会”，欢迎它“重返世界秩序”。1989年和1990年，东欧国家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走上了民主和资本主义的道路。美国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也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以防止苏联本身崩溃。最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布什在乌克兰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基本上敦促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解决问题，留在苏联。如果说当时还在冷战的话，那美国和苏联是站在同一边的。

　　然而，在布什演讲后不久，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强硬派为了防止苏联解体，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这一尝试失败了，但它改变了人们对解体的看法，尤其是在乌克兰，结果正是阴谋家试图阻止的解体。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通过一些经济改革，包括削减国防开支，苏联可能会或多或少地维持下来。

　　正如分析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所说，苏联体制“崩溃是因为其核心存在不足和缺陷，而不是因为外部世界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或威胁要做什么。”历史学家奥德·阿恩·韦斯特德对此表示赞同:这主要是“由于苏联体制本身的弱点和矛盾”。

　　耐心等待

　　在决定是否对中国采取诸如遏制之类的措施时，首先有必要问一下，这个国家是否像苏联一样具有威胁性。中国，现在GDP总量排名第二(尽管人均GDP排名第78位)，似乎正在世界舞台上寻求一个中心位置。作为这一追求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并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一系列其他国家提供贷款，以及开展强硬外交，利用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获得影响力。

　　但中国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带来意识形态上的挑战。此外，除了在某个时候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部分边界和周边海域的争端之外，中国似乎没有太多领土野心。

　　对中国来说，最令人不安的是其国内经济的困难，就像昔日的苏联一样。由此产生的问题几乎是全局性的：地方性腐败、环境恶化、增长放缓、政府政策的反复、效率低下的企业、虚假的统计报告、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生产严重过剩、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不断增加的债务、房地产泡沫、不稳定的少数群体、保护主义政策、西方投资者的疏远，以及对公民管束。人们的信心似乎也有所下降，这种变化可能会产生长期后果。

　　此外，近年来，中国为获得大国地位所做的努力成效甚微。不仅西方国家，而且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越南也对其产生了警惕。其重要邻国中的一些转向了美国的怀抱。备受推崇的“一带一路”倡议正陷入未偿还债务的泥潭，贷款支出从2016年的750亿美元削减到2019年的40亿美元。

　　考虑到中国的诸多弱点，几乎没有必要采取遏制政策。事实上，这可能会助长而不是缓和北京方面的领导人普遍抱有的一种信念，即华盛顿正试图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然而，中国的大多数扩张行动都与武力无关。正如美国前外交官查斯·弗里曼所言，“对建立在商业和航海非暴力扩张基础上的大战略，军事手段无济于事。”

　　另一种选择是等待(或许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变得成熟。在采取这种耐心政策的同时，可以谨慎地尽可能地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问题中获利。美国还可以通过欢迎中国加入全球领导力俱乐部来取悦中国，实际上意义不大。

　　冷战的教训不是关于持续遏制在摧毁对手意志和削弱其力量方面的价值。这是关于退后一步，保持冷静，让对手系统中的矛盾变得明显的智慧。库尔特·坎贝尔和埃利·拉特纳(两人现在都是拜登政府的成员)在2018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美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其有能力决定中国的道路。”政策制定者不应重复这种被误导的做法，而不妨牢记拿破仑·波拿巴的一句恰如其分的格言:“当敌人犯错时，永远不要打断他。”

　　作者简介：约翰·穆勒(John Mueller)，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战争的愚蠢》一书。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在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越来越自信的中国的论辩中，许多评论人士都主张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遏制。根据这项冷战政策，无论苏联的政治和军事进展出现在哪里，华盛顿都予以反击，试图阻止其势力范围的蔓延。根据这种公认的智慧，遏制赢得了冷战，使美国能够在不与苏联直接开战的情况下遏制苏联的力量。

　　许多人认为，有了这样的历史前例，美国应该重新拾起遏制策略，并将其应用于今天竞争对手。例如，历史学家哈尔·布兰兹认为，这种“优雅”和“制胜”的战略将被证明对北京是有效的，他写道，“为了成功地对抗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重新学习遏制这门课程。”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政治学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同样认为冷战遏制取得了“成功”，并认为应该“再次适用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尽管需要“经过修改和更新”。

　　这样的呼吁无疑是过度自信，而且很可能被误导了。遏制政策在冷战期间并不是特别成功，对今天的中国也不太可能奏效。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是苏联自己的错误和弱点导致了它的垮台。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它试图做得太多，而不是太少。就像昨天的苏联一样，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对手是自身。和上次一样，现在的关键不是寻找制衡崛起的霸权的方法，而是让其犯错误。

　　被高估的遏制策略

　　遏制政策最典型的学术表述仍然是1947年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署名“X”，这是当时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乔治·凯南的笔名。尽管对苏联的军事实力感到担忧，但他认为，这种实力之所以具有威胁性，是因为它与一种根本上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相辅相成。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政权“极有可能”“在其内部播下了自身衰败的种子，而这些种子已经萌芽”。

　　这些种子包括苏联人民的疲惫和幻灭，“不稳定的”经济发展，难以维持对东欧人民的控制，以及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去世后即将发生的权力转移的不确定性(凯南预测这可能会“动摇苏联权力的基础”)。因此，凯南认为，美国政策的“主要因素”“必须是对俄罗斯扩张倾向的长期、耐心但坚定和警惕的遏制”。他希望，从长远来看，苏联人会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扩张感到沮丧，变得不那么敌对，且宽容。

　　这要花多长时间?当然，这是不可能预测的，但在他的文章中，凯南认为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到15年，强烈暗示情况会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转移而改变:斯大林当时已经快70岁了。然而，事实证明，苏联政权在斯大林死后(1953年)仍然维持良好，此后几十年年，它能够保持对国内和欧洲中部人民的控制。

　　但更大的问题是，假设处处针对苏联进行遏制是可行和有效的。在X文章之后的几十年里，遏制政策除了引发了猪湾入侵和越南战争等失败之外，似乎没有阻止多少个国家转向共产主义。它可能在某些地方产生了影响——例如，1953年和1954年，CIA支持了推翻伊朗左翼政府的政变，以及危地马拉的政变。但很难确定这些被认为的成功是否真的阻止了一个左倾国家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事实上，秘密的政权更迭行动有着糟糕的记录。正如政治学家林赛•奥罗克发现的那样，大多数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很少能按计划完成，而且大多数成功被证明是昙花一现。

　　遏制成功的最明显例子是1950年，美国及其盟友击退了朝鲜对韩国的入侵，这场战争代价高昂，以僵局告终。当时，朝鲜的入侵几乎被普遍认为是苏联统治世界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机会主义的突袭。随着西方在朝鲜半岛表面上的成功，遏制政策变得更加军事化，凯南对这种发展感到沮丧。政策核心是军事威慑，导致美国将大量武器开支集中在欧洲。但正如凯南已经得出的结论，苏联不会被吓住:他们寻求帮助和激励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但他们从来没有兴趣发动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事情。在查阅了苏联的档案后，历史学家沃伊切·马斯特尼发现，莫斯科的所有计划都是防御性的，西方的大规模军事集结“与阻止敌人一开始就不想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无关”。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遭遇的三次最大挫折中，遏制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每一次基本都是自身造成的。1948年，斯大林试图南斯拉夫置于更严格的控制之下，但失败了，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1965年，印尼军方暴力镇压了与中国有联系的共产党人，这些人显然试图夺取政权，从而防止印尼落入苏联阵营;鉴于印尼一直被视为主要的一环，这一事态发展削弱了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主要理由。在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因中国和苏联之间理论纷争而分裂。这些都不是美国人促成的。

　　苏联崩溃是自身原因

　　随着冷战接近尾声，苏联的扩张主义有所缓和。但这种转变与其说是遏制政策的成功，不如说是由于其失败。如果苏联体制的核心像凯南所说的那样腐烂，从逻辑上讲，不应该遏制它，而是让它扩张，这样它就更容易自我毁灭。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发生了。1975年，柬埔寨、南越和老挝突然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然后，部分出于对重蹈越南覆辙的恐惧，美国陷入了某种程度的遏制恐慌，因为苏联在一次令人瞩目的疏忽中，机会主义地将一群自愿加入的第三世界国家纳入自己的怀抱:安哥拉于1976年加入，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于1977年加入，南也门和阿富汗于1978年加入，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于1979年加入。

　　起初，苏联人兴高采烈地看待这些国家的加入——他们所谓的“力量对比”终于朝着他们有利的方向转变了。但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很快在经济和政治上陷入绝境。由于纠纷、财政管理不善和内战，他们满怀期待地转向莫斯科寻求维持。对苏联来说，最灾难性的是在阿富汗的经历。1979年12月，他们向那里派遣了一支庞大的部队，以建立秩序并镇压反共叛乱，但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由于拥有如此多的依附国家，苏联很快意识到，它们还不如被“遏制住”。1991年底苏联的解体很难被认为是遏制的结果。那时，华盛顿早就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并正式放弃了这一政策。莫斯科也宣布对抗的游戏。

　　在凯南写文章41年后，饱受经济、社会和军事灾难困扰的苏联，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了他们威胁性的意识形态。1988年底，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呼吁“国家间关系去意识形态化”。第二年，当苏联仍然控制着东欧大部分地区时，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也投桃报李。在一系列关于“超越遏制”的演讲中，宣布现在的目标是让“苏联融入国际社会”，欢迎它“重返世界秩序”。1989年和1990年，东欧国家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走上了民主和资本主义的道路。美国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也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以防止苏联本身崩溃。最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布什在乌克兰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在演讲中基本上敦促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解决问题，留在苏联。如果说当时还在冷战的话，那美国和苏联是站在同一边的。

　　然而，在布什演讲后不久，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强硬派为了防止苏联解体，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这一尝试失败了，但它改变了人们对解体的看法，尤其是在乌克兰，结果正是阴谋家试图阻止的解体。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通过一些经济改革，包括削减国防开支，苏联可能会或多或少地维持下来。

　　正如分析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所说，苏联体制“崩溃是因为其核心存在不足和缺陷，而不是因为外部世界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或威胁要做什么。”历史学家奥德·阿恩·韦斯特德对此表示赞同:这主要是“由于苏联体制本身的弱点和矛盾”。

　　耐心等待

　　在决定是否对中国采取诸如遏制之类的措施时，首先有必要问一下，这个国家是否像苏联一样具有威胁性。中国，现在GDP总量排名第二(尽管人均GDP排名第78位)，似乎正在世界舞台上寻求一个中心位置。作为这一追求的一部分，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并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一系列其他国家提供贷款，以及开展强硬外交，利用经济和军事实力来获得影响力。

　　但中国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带来意识形态上的挑战。此外，除了在某个时候解决台湾问题，以及部分边界和周边海域的争端之外，中国似乎没有太多领土野心。

　　对中国来说，最令人不安的是其国内经济的困难，就像昔日的苏联一样。由此产生的问题几乎是全局性的：地方性腐败、环境恶化、增长放缓、政府政策的反复、效率低下的企业、虚假的统计报告、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生产严重过剩、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不断增加的债务、房地产泡沫、不稳定的少数群体、保护主义政策、西方投资者的疏远，以及对公民管束。人们的信心似乎也有所下降，这种变化可能会产生长期后果。

　　此外，近年来，中国为获得大国地位所做的努力成效甚微。不仅西方国家，而且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越南也对其产生了警惕。其重要邻国中的一些转向了美国的怀抱。备受推崇的“一带一路”倡议正陷入未偿还债务的泥潭，贷款支出从2016年的750亿美元削减到2019年的40亿美元。

　　考虑到中国的诸多弱点，几乎没有必要采取遏制政策。事实上，这可能会助长而不是缓和北京方面的领导人普遍抱有的一种信念，即华盛顿正试图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然而，中国的大多数扩张行动都与武力无关。正如美国前外交官查斯·弗里曼所言，“对建立在商业和航海非暴力扩张基础上的大战略，军事手段无济于事。”

　　另一种选择是等待(或许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变得成熟。在采取这种耐心政策的同时，可以谨慎地尽可能地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问题中获利。美国还可以通过欢迎中国加入全球领导力俱乐部来取悦中国，实际上意义不大。

　　冷战的教训不是关于持续遏制在摧毁对手意志和削弱其力量方面的价值。这是关于退后一步，保持冷静，让对手系统中的矛盾变得明显的智慧。库尔特·坎贝尔和埃利·拉特纳(两人现在都是拜登政府的成员)在2018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开始就指出，“美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其有能力决定中国的道路。”政策制定者不应重复这种被误导的做法，而不妨牢记拿破仑·波拿巴的一句恰如其分的格言:“当敌人犯错时，永远不要打断他。”

　　作者简介：约翰·穆勒(John Mueller)，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战争的愚蠢》一书。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