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和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大学在研究和教育领域合作对于促进繁荣和友谊的价值。然而如今，美国政策制定者非常担心先进的科学技术可能从美国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国，以至于他们一步步地、有意无意地阻碍学术交流。2021年，美国和中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研究论文几十年来首次下降，离开美国前往中国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人数有所上升，调查显示，在许多考虑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心中，美国正成为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目的地。

　　8月下旬，美国政府继续表明其对与中国进行学术合作的谨慎态度，直到最后一刻才续签可追溯到1979年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中科技合作协议》(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greement)。该协议承诺两国鼓励两国人民和组织之间的接触，并为联合研究和科学家及学生的交流铺平道路。拜登政府只将其延长了6个月，国会山的一些议员则希望它终止。

　　尽管中国在与美国合作进行科学探索时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保持两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类似于一场新冷战的程度，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对抗，可能有损于两国和世界。只要准确评估而非夸大相互接触所带来的风险，大学可以为稳定这种关系做出贡献。

　　弥合差距

　　大学往往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相互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美国和苏联政府也看到了在学术科学领域合作的必要性。1958年《莱西-扎鲁宾协定》授权哥伦比亚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以及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互派教授代表团。该协议还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促进更广泛的一系列访问。在这些交流进行了18年后，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卡尔·凯森领导的一个小组发现，这个由学院赞助的项目在建立两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帮助美国了解苏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能力以及改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甚至是惊人的”成功。

　　当然，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与今天的美中关系有重要的区别。在经济上，美国与苏联并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但今天的美中两国则有密切的联系，这意味着经济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比冷战时期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今天，更多的技术既有商业用途，也有军事用途。这种重叠使哪些研究领域过于敏感而不允许合作的问题复杂化。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学术交流可以帮助人们超越各自的国家叙事，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找到共同点。

　　培养人才

　　美国大学促进国与国之间相互了解（同时也促进美国利益）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教育。来美国的国际学生比去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中国和印度是美国学生的最大外国来源国。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美国大学吸引世界上最优秀人才的能力是美国成功的关键。这也恰好是风险最小的全球参与形式。一般来说，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受限的，所以他们作为外国代理人的效用有限。

　　然而，这些天来，我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所美国大学要为一个不友好国家的培养人才?答案是，总的来说，教育国际人才，包括不友好国家的人才，对美国绝对有利。在全国范围内，在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等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超过一半的美国博士学位由国际学生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关于博士学位的调查告诉我们，这些国际博士获得者中的大多数——包括近四分之三的中国博士获得者——打算在完成学业后留在美国。尽管美国政府设置了障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找到了留下来的方法。2017年的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5年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STEM学生中，有90%仍留在美国，帮助美国进步，为美国做贡献。这是一个国家应该庆祝的人才收获。

　　不幸的是，美国近年来一直在破坏自己的政策，不鼓励优秀学生到美国学校就读，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针对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旅行禁令开始。2018年，美国政府将中国研究生在某些领域学习的学生签证从5年缩短至1年。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拒绝向目前或以前隶属于支持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机构的中国研究生发放签证。拜登政府保留了这一政策。

　　这一针对中国研究生的限制既宽泛又不透明，其实施标准从未明确过。根据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2021年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只要这项政策仍然有效，每年可能会阻止3000至5000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研究生课程。尽管有关中国学生参与“情报收集”威胁美国国家或经济安全活动的报道很少。

　　即使国际研究生来到美国，他们也很难留下来。在获得学位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从一种临时身份转移到另一种临时身份，没有明确的途径获得绿卡以获得永久居留权。由于美国按国家和类别对绿卡有严格的年度配额，研究生往往要等上数年才能得到保证，他们和家人不会意外地背井离乡。

　　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等大学，许多国际研究生成为了企业家，他们常常把在我们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公司产品。然而，美国并不专门为这些年轻的创业者提供签证，而是要求雇主提供担保。这些创始人通常必须证明他们是自己创业公司的雇员，并且有可能被解雇，这迫使他们做出艰难的选择，要么失去对自己发明的控制，要么离开这个国家。

　　实际上，华盛顿两党达成了相当大的共识，即政府需要解决这一问题，让在STEM领域获得高等学位的国际学生尽可能容易地留在美国，在美国工作、创办公司。多年来，有许多建议为STEM领域的国际研究生的文凭“钉上绿卡”。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朗兹 7月份提议将免除STEM高级毕业生的绿卡配额。但由于在全面移民改革问题上存在激烈分歧，这些提议一直被国会搁置。

　　如果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学生不留下来，而是回国帮助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建立自己的能力，那会怎么样?他们带着在美国校园获得的观点回国，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往往是当今促进本国实现社会和政治进步的唯一希望。

　　明确界线

　　与中国的其他类型的接触，包括研究合作和机构伙伴关系，要求大学更加谨慎。北京渴望在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上与华盛顿竞争，并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毫不奇怪，北京试图从西方发明的技术中受益，有时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来实现。但中国是世界上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其国有和私营部门研发投资总额仅次于美国。由于目前在中国进行的研究质量很高，中国研究人员是美国研究人员在同行评审的科学和工程期刊上最常见的国际合著者。因此，全面限制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将意味着限制美国的进步。尽管如此，两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设置更高的研究和教育交流壁垒。

　　2019年，麻省理工学院收紧了对与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潜在国际合作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特殊风险的项目的审查程序。经过仔细筛选，再由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一个小委员会审查最棘手的提案。到2021年，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麻省理工学院很清楚，它需要明确一项针对中国的战略。该大学成立了一个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并责成该小组在获得科学和教育合作的利益与避免损害美国国家或经济安全或中国人权之间找到平衡。该小组的建议现已成为大学政策，排除了中国国防大学、军事研究机构、民用大学的国防实验室以及中国军事供应商等公司作为潜在的研究伙伴。由于大多数与中国的接触都是由教职员工发起的，该小组的报告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提供了指导，告诉他们可以和应该从事哪些活动，以及应该避免哪些活动。该大学敦促研究人员确保任何合作的好处都是相互的。

　　大学在考虑任何国际合作所涉及的风险时，也应该考虑不与外国伙伴合作所带来的风险。如果大学能够取得适当的平衡，它们就可以保障开放的科学研究、开放的交流以及思想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同时仍然认识到，在与不友好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时，单个研究人员的善意并不能保证取得好结果。

　　避免错误指控

　　然而，有时候，当涉及到中国时，美国学者需要保护的是他们自己的政府。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中国倡议”，旨在解决北京方面资助人员盗窃敏感数据和技术的问题。许多学术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在中国出生或有中国血统而对这些调查感到耻辱。再加上大流行期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浪潮，其结果是美国本应长期受欢迎的人才产生了恐惧和焦虑感。

　　在麻省理工学院，这件事很快就变成了个人问题，因为我们的一位同事，陈刚，传热和能源转换领域的杰出教授，被联邦检察官逮捕并指控未能在拨款申请中披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他有信心，司法部最终撤销了指控。他的故事并不是个例：许多针对大学研究人员的此类案件被撤销或驳回。

　　此后，美国司法部认识到“中国倡议”这个名称的不公平性，撤销了该计划，转而采用更广泛的“应对民族国家威胁战略”(Strategy for counter Nation-State Threats)。但影响仍然存在，像陈刚这样被错误指控的研究人员现在在他们的工作和决定是否寻求联邦资助或接受哪些学生和合作者时更加谨慎。由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赞助的一项针对华裔美国大学科学家的调查发现，72%的人觉得在美国当学术研究人员不安全，65%的人担心与中国的合作，86%的人觉得更难招到国际学生。

　　在考虑安全风险时，每一所大学都不应仅仅遵守政府规则，还应制定政策，帮助机构和教职员工决定何时与外国合作合适，何时不合适。显然，美国政府必须对任何非法向其他国家转让技术的人采取行动。但政府和大学领导人都有责任确保合理的国家安全担忧不会导致不分青红皂白的政策，从而使大多数学术交流无法进行。不同类型的合作涉及不同级别的风险，应该对它们进行相应的评估。例如，每个国家的科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工作但一起发表的论文可能比共享实验室的合作引起的问题更少。

　　还有一些特定领域，如气候变化、流行病预防、癌症治疗和食品安全，在这些领域，合作的风险很小，而对人类的潜在好处却是巨大的。即使是在中美两国竞争激烈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两国也有可能在基础的、竞争前的研究方面联手。这种合作所产生的科学进步是公开发表的，以造福世界——尽管两国正在竞相开发基于这些科学的应用程序，寻求自己的利益。

　　大国的教育

　　如果强烈劝阻美国大学与中国合作，它们将不再有能力通过与中国科学家分享思想和资源来加速应对全球挑战的进展，或者通过合作、竞争和吸引优秀人才来提高自己。最重要的是，美国将更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仅在技术发展和军事现代化方面，而且在中国人民的目标和愿望方面。

　　不幸的是，中国现在似乎对被美国了解不那么感兴趣了。它切断了外国对其最重要的学术数据库的访问，不仅让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感到沮丧，也让研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美国人感到沮丧，这些人帮助美国了解其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

　　科学合作是外交的基本形式，可以产生开放的思想、耐心和同理心。一旦他们开始为一项更高的事业而共同努力，来自长期存在敌意国家的教师和学生往往会克服他们的文化偏见，学会作为同龄人相互尊重。在学术环境中建立的联系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后果:在冷战期间，美国科学家在考虑纯粹的科学问题时与苏联同事建立的信任有助于达成军备控制方面的双边协议。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赞成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但协议能够达成的事实，肯定得益于两名谈判关键人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关系:时任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和时任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麻省理工学院校友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正如莫尼兹所说，虽然两人在麻省理工学院不认识，但由于他们都隶属于这所大学，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和专业联系，有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

　　美国需要更全面地了解其战略竞争对手，既要应对挑战，又要在一个非零和世界中寻求共同点，实现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如果美国和中国停止理解对方，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大学有独特的能力通过教育、研究和共同解决问题架起桥梁。因为它们采用科学和学术的共同语言，所以在对话似乎不可能的时刻，它们有时是唯一仍然能够搭建这些桥梁的机构。尽管存在政治上的阻力，美国的大学应该接受并承担起建设这些桥梁的责任。

　　作者简介：拉斐尔·赖夫（L·Rafael Reif）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校长和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自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和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大学在研究和教育领域合作对于促进繁荣和友谊的价值。然而如今，美国政策制定者非常担心先进的科学技术可能从美国大学实验室转移到中国，以至于他们一步步地、有意无意地阻碍学术交流。2021年，美国和中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研究论文几十年来首次下降，离开美国前往中国的美国华裔科学家人数有所上升，调查显示，在许多考虑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心中，美国正成为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目的地。

　　8月下旬，美国政府继续表明其对与中国进行学术合作的谨慎态度，直到最后一刻才续签可追溯到1979年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中科技合作协议》(U.S.-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greement)。该协议承诺两国鼓励两国人民和组织之间的接触，并为联合研究和科学家及学生的交流铺平道路。拜登政府只将其延长了6个月，国会山的一些议员则希望它终止。

　　尽管中国在与美国合作进行科学探索时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保持两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类似于一场新冷战的程度，形成了一种危险的对抗，可能有损于两国和世界。只要准确评估而非夸大相互接触所带来的风险，大学可以为稳定这种关系做出贡献。

　　弥合差距

　　大学往往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相互理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美国和苏联政府也看到了在学术科学领域合作的必要性。1958年《莱西-扎鲁宾协定》授权哥伦比亚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以及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互派教授代表团。该协议还要求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促进更广泛的一系列访问。在这些交流进行了18年后，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卡尔·凯森领导的一个小组发现，这个由学院赞助的项目在建立两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帮助美国了解苏联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能力以及改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甚至是惊人的”成功。

　　当然，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与今天的美中关系有重要的区别。在经济上，美国与苏联并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但今天的美中两国则有密切的联系，这意味着经济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比冷战时期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今天，更多的技术既有商业用途，也有军事用途。这种重叠使哪些研究领域过于敏感而不允许合作的问题复杂化。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学术交流可以帮助人们超越各自的国家叙事，在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中找到共同点。

　　培养人才

　　美国大学促进国与国之间相互了解（同时也促进美国利益）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教育。来美国的国际学生比去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中国和印度是美国学生的最大外国来源国。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美国大学吸引世界上最优秀人才的能力是美国成功的关键。这也恰好是风险最小的全球参与形式。一般来说，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受限的，所以他们作为外国代理人的效用有限。

　　然而，这些天来，我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所美国大学要为一个不友好国家的培养人才?答案是，总的来说，教育国际人才，包括不友好国家的人才，对美国绝对有利。在全国范围内，在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等对经济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超过一半的美国博士学位由国际学生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关于博士学位的调查告诉我们，这些国际博士获得者中的大多数——包括近四分之三的中国博士获得者——打算在完成学业后留在美国。尽管美国政府设置了障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找到了留下来的方法。2017年的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5年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STEM学生中，有90%仍留在美国，帮助美国进步，为美国做贡献。这是一个国家应该庆祝的人才收获。

　　不幸的是，美国近年来一直在破坏自己的政策，不鼓励优秀学生到美国学校就读，从2017年特朗普政府针对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旅行禁令开始。2018年，美国政府将中国研究生在某些领域学习的学生签证从5年缩短至1年。2020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拒绝向目前或以前隶属于支持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机构的中国研究生发放签证。拜登政府保留了这一政策。

　　这一针对中国研究生的限制既宽泛又不透明，其实施标准从未明确过。根据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2021年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只要这项政策仍然有效，每年可能会阻止3000至5000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的研究生课程。尽管有关中国学生参与“情报收集”威胁美国国家或经济安全活动的报道很少。

　　即使国际研究生来到美国，他们也很难留下来。在获得学位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从一种临时身份转移到另一种临时身份，没有明确的途径获得绿卡以获得永久居留权。由于美国按国家和类别对绿卡有严格的年度配额，研究生往往要等上数年才能得到保证，他们和家人不会意外地背井离乡。

　　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等大学，许多国际研究生成为了企业家，他们常常把在我们实验室进行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公司产品。然而，美国并不专门为这些年轻的创业者提供签证，而是要求雇主提供担保。这些创始人通常必须证明他们是自己创业公司的雇员，并且有可能被解雇，这迫使他们做出艰难的选择，要么失去对自己发明的控制，要么离开这个国家。

　　实际上，华盛顿两党达成了相当大的共识，即政府需要解决这一问题，让在STEM领域获得高等学位的国际学生尽可能容易地留在美国，在美国工作、创办公司。多年来，有许多建议为STEM领域的国际研究生的文凭“钉上绿卡”。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迪克·德宾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朗兹 7月份提议将免除STEM高级毕业生的绿卡配额。但由于在全面移民改革问题上存在激烈分歧，这些提议一直被国会搁置。

　　如果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学生不留下来，而是回国帮助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建立自己的能力，那会怎么样?他们带着在美国校园获得的观点回国，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往往是当今促进本国实现社会和政治进步的唯一希望。

　　明确界线

　　与中国的其他类型的接触，包括研究合作和机构伙伴关系，要求大学更加谨慎。北京渴望在经济、外交和军事力量上与华盛顿竞争，并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毫不奇怪，北京试图从西方发明的技术中受益，有时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来实现。但中国是世界上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其国有和私营部门研发投资总额仅次于美国。由于目前在中国进行的研究质量很高，中国研究人员是美国研究人员在同行评审的科学和工程期刊上最常见的国际合著者。因此，全面限制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将意味着限制美国的进步。尽管如此，两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设置更高的研究和教育交流壁垒。

　　2019年，麻省理工学院收紧了对与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潜在国际合作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特殊风险的项目的审查程序。经过仔细筛选，再由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一个小委员会审查最棘手的提案。到2021年，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麻省理工学院很清楚，它需要明确一项针对中国的战略。该大学成立了一个小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并责成该小组在获得科学和教育合作的利益与避免损害美国国家或经济安全或中国人权之间找到平衡。该小组的建议现已成为大学政策，排除了中国国防大学、军事研究机构、民用大学的国防实验室以及中国军事供应商等公司作为潜在的研究伙伴。由于大多数与中国的接触都是由教职员工发起的，该小组的报告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提供了指导，告诉他们可以和应该从事哪些活动，以及应该避免哪些活动。该大学敦促研究人员确保任何合作的好处都是相互的。

　　大学在考虑任何国际合作所涉及的风险时，也应该考虑不与外国伙伴合作所带来的风险。如果大学能够取得适当的平衡，它们就可以保障开放的科学研究、开放的交流以及思想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同时仍然认识到，在与不友好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时，单个研究人员的善意并不能保证取得好结果。

　　避免错误指控

　　然而，有时候，当涉及到中国时，美国学者需要保护的是他们自己的政府。2018年，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中国倡议”，旨在解决北京方面资助人员盗窃敏感数据和技术的问题。许多学术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在中国出生或有中国血统而对这些调查感到耻辱。再加上大流行期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浪潮，其结果是美国本应长期受欢迎的人才产生了恐惧和焦虑感。

　　在麻省理工学院，这件事很快就变成了个人问题，因为我们的一位同事，陈刚，传热和能源转换领域的杰出教授，被联邦检察官逮捕并指控未能在拨款申请中披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他有信心，司法部最终撤销了指控。他的故事并不是个例：许多针对大学研究人员的此类案件被撤销或驳回。

　　此后，美国司法部认识到“中国倡议”这个名称的不公平性，撤销了该计划，转而采用更广泛的“应对民族国家威胁战略”(Strategy for counter Nation-State Threats)。但影响仍然存在，像陈刚这样被错误指控的研究人员现在在他们的工作和决定是否寻求联邦资助或接受哪些学生和合作者时更加谨慎。由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sian American Scholar Forum)赞助的一项针对华裔美国大学科学家的调查发现，72%的人觉得在美国当学术研究人员不安全，65%的人担心与中国的合作，86%的人觉得更难招到国际学生。

　　在考虑安全风险时，每一所大学都不应仅仅遵守政府规则，还应制定政策，帮助机构和教职员工决定何时与外国合作合适，何时不合适。显然，美国政府必须对任何非法向其他国家转让技术的人采取行动。但政府和大学领导人都有责任确保合理的国家安全担忧不会导致不分青红皂白的政策，从而使大多数学术交流无法进行。不同类型的合作涉及不同级别的风险，应该对它们进行相应的评估。例如，每个国家的科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工作但一起发表的论文可能比共享实验室的合作引起的问题更少。

　　还有一些特定领域，如气候变化、流行病预防、癌症治疗和食品安全，在这些领域，合作的风险很小，而对人类的潜在好处却是巨大的。即使是在中美两国竞争激烈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两国也有可能在基础的、竞争前的研究方面联手。这种合作所产生的科学进步是公开发表的，以造福世界——尽管两国正在竞相开发基于这些科学的应用程序，寻求自己的利益。

　　大国的教育

　　如果强烈劝阻美国大学与中国合作，它们将不再有能力通过与中国科学家分享思想和资源来加速应对全球挑战的进展，或者通过合作、竞争和吸引优秀人才来提高自己。最重要的是，美国将更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仅在技术发展和军事现代化方面，而且在中国人民的目标和愿望方面。

　　不幸的是，中国现在似乎对被美国了解不那么感兴趣了。它切断了外国对其最重要的学术数据库的访问，不仅让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感到沮丧，也让研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美国人感到沮丧，这些人帮助美国了解其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

　　科学合作是外交的基本形式，可以产生开放的思想、耐心和同理心。一旦他们开始为一项更高的事业而共同努力，来自长期存在敌意国家的教师和学生往往会克服他们的文化偏见，学会作为同龄人相互尊重。在学术环境中建立的联系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后果:在冷战期间，美国科学家在考虑纯粹的科学问题时与苏联同事建立的信任有助于达成军备控制方面的双边协议。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赞成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但协议能够达成的事实，肯定得益于两名谈判关键人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关系:时任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和时任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麻省理工学院校友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正如莫尼兹所说，虽然两人在麻省理工学院不认识，但由于他们都隶属于这所大学，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和专业联系，有助于他们建立相互信任。

　　美国需要更全面地了解其战略竞争对手，既要应对挑战，又要在一个非零和世界中寻求共同点，实现和平共处和共同繁荣。如果美国和中国停止理解对方，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大学有独特的能力通过教育、研究和共同解决问题架起桥梁。因为它们采用科学和学术的共同语言，所以在对话似乎不可能的时刻，它们有时是唯一仍然能够搭建这些桥梁的机构。尽管存在政治上的阻力，美国的大学应该接受并承担起建设这些桥梁的责任。

　　作者简介：拉斐尔·赖夫（L·Rafael Reif）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校长和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教授。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