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赢得与中国的竞争。这意味着需要几代人接力参与这场竞赛，将涉及对科学、技术开发和国内制造业的大量投资;私营部门参与建设国家能力;持续的行动应对中国的谋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确定下个世纪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并制定连贯和详细的计划来培育这些技术。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已经制定了大致相同的19项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生物技术、高超音速和空间系统。但鉴于这19项技术中的17项由私营部门主导，既有民用用途，也有军事用途，因此迫切需要使私营部门与政府部门协调一致。如果华盛顿不能制定和实施这样的战略，而是任由北京在寻求技术主导地位方面取得成功，美国可能会被甩在后面，在许多关键领域依赖中国的进口，包括人工智能、电信、生物工程和量子科学。

8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大会堂会见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是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赢得与中国的技术竞赛的长期战略需要多管齐下。首先，政府应该向美国人表明这场竞赛的重要性、漫长性，以及取得成功所需的大规模投资。要让美国人参与到这场竞赛中来，文化上的转变是必要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承认和表彰那些帮助赢得这场竞赛的个人和公司，让人们更多地关注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就像美国在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为自己的宇航员欢呼一样。

　　然而，最重要的是需要为先进的产业制定全面的政策框架。这对于确保美国在新兴技术的开发、采用和规模化方面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在与中国自上而下、清晰的工业战略竞争时，美国不能再指望自由放任的做法取得成功，中国的工业战略得到了持续的大规模投资的加强。如果美国自由放任，先进技术公司的盈利战略不太可能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保持一致，也不太可能产生理想的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和国内产业。另一方面，采用中国的做法，将企业指定为“国家龙头企业”，或由政府直接控制，将适得其反。相反，美国应该通过政策支持先进技术领域，而不是特定的公司，如税收优惠和对一系列技术项目的直接投资(如制造业美国计划)，旨在确保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换句话说，一家公司可以在政府认为至关重要的行业中成为市场领导者，不是因为政府认定它是赢家，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击败了竞争对手，同时得到了一些支持和保护。

　　这样的政策框架可以包括几个组成部分。为了确保适当的投资水平，每年用于科学和工程研究的联邦资金应该增加到GDP的2%。这一水平将与20世纪60年代达到的历史高点相匹配，并将比目前占GDP的0.66%大幅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也相当于《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授权支出的9倍，即每年4600亿美元。

　　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是必要的，因为政府是唯一能够长期持续追求突破性技术的风险资本来源。虽然有些人可能期望私营部门进行这些投资，但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风险资本家关注的是更短的时间范围。就像过去七十年一样，政府对研究的支持(包括直接资助和税收投资)可以刺激新产业的创造，这可能促使谷歌和微软等公司创造全球平台和数百万高薪工作。但这些努力必须超越研究范围，包括鼓励企业扩大创新和在国内生产。否则，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竞争对手，将从美国国内新技术的发展中获益。这就是为什么国会至少应该恢复机器、设备和软件投资的第一年支出，或者更好的是，重新建立投资税收抵免。

　　先进的产业政策还必须促进培训和教育，以确保美国劳动力能够为国家在新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做出贡献。即使《芯片和科学法案》为美国半导体投资提供了计划中的激励措施，美国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工人来制造先进的芯片。国家必须培养更多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利用增加的科技投资。除了扩大STEM教育——特别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政府还需要制定移民改革，以鼓励更多的全球STEM人才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政策的设计必须相互促进。考虑到联邦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要实现政策的相互强化，比冷战时期要困难得多。例如，虽然政治和军事工具集中在国防部和国务院，但许多经济工具分散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私营部门。更复杂的是，不同的国会委员会控制着这些不同政府部门的支出优先次序。与中国的技术竞赛具有广泛的性质，要求各部门和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一致。

　　国防部的支出能力还需要用于为自主系统和空间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市场建立工业基础。冷战期间，国防部是半导体等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这种做法使新兴产业得以实现规模，迅速降低成本，并随后渗透到商业市场。今天，国防部有机会恢复这一传统，通过早期投资和采用政府仍然是主要客户的技术，建立一个相对于中国强大的工业基础。这些技术包括卫星技术、天基通信、无人水下航行器和先进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

　　保持前进，不争一时的快慢

　　除了总体的先进产业政策外，美国在技术竞赛中的战略还应建立在几个额外的支柱上。

　　第一个支柱是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为创新和国内生产的长期投资创造更平衡的激励机制。这些激励措施将鼓励企业在更长的时间内承担更大的风险，并加大在国内的投资，这些措施对于发展特定领域的国家能力至关重要。自二十世纪后几十年以来，有两种趋势强化了公司内部的短期主义。全球化使企业能够通过离岸生产获得更高的盈利能力(和更低的价格)，包括利用更低的劳动力价格以及外国政府提供的更慷慨的税率和补贴的制造业。股东革命导致短期股东的利益远远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整个国家的利益。随着公司机构持股比例的增加，当期财务回报已变得至关重要;机构投资者现在持有股票的平均时间不到一年，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八年。资本市场参与者，如激进投资者和私募股权公司，也在更短的投资期限内运作，并鼓励首席执行官用现金流回购股票，这是一种优化季度每股收益(EPS)的策略，而不是投资于长期竞争力。结果，公司的研发实验室——比如AT&T的贝尔实验室——被淘汰了，而公司则放弃了制造，远离硬件产品，越来越依赖海外供应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导致了设计和生产能力的重大损失。

　　再加上短期激励，全球化导致了对来自中国的供应链的危险依赖。例如，在大流行期间，美国政策制定者发现，美国97%的抗生素、80%的药物成分和85%的稀土矿物加工依赖中国，而稀土对半导体、磁铁和电子产品等一系列产品至关重要。除非美国能够改变资本市场激励机制，奖励长期的国内投资，否则政府更需要投资研发和生产，以确保国家在关键先进行业的领导地位。美国国会至少应该将针对企业的研发税收抵免提高一倍，目前美国的研发税收抵免远远落后于中国。它应该降低长期投资的资本收益率，以鼓励对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投资。证券交易委员会、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和商业团体也应该制定绩效指标和会计标准，以衡量长期能力发展和研发生产力，并支持避免公司陷入短期主义的措施。

　　第二个支柱是减缓中国利用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来进一步推进自己的进步。在拜登政府时期，商务部于2022年对先进半导体和设备实施了出口管制。国会还应该修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的第337条法规，以便更容易地排除那些受益于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中国商品和服务。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已经赋予政府这样做的权力，但该法律需要更新，包括取消在采取行动之前证明经济损害的必要性。华盛顿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股市上市;对来自中国的稀土矿物等指定类别的商品征收选择性关税;限制中国获取美国研究成果，包括增加对知识产权盗窃的调查、起诉和处罚;结束与中国的大部分科技合作;当美国公司同意避免与中国分享技术时，放松反垄断规则的执行;并禁止美国政府采购中国商品和服务。

　　作为第三个支柱，美国应该与盟友和伙伴更密切地合作，规范与中国的投资和贸易。这些措施应包括更有效地筛选中国对外投资，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和限制技术转让，加强商业反间谍合作，并共同制定对受益于不公平做法的中国商品的进口限制。华盛顿也应该降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贸易壁垒。为了提高亚洲盟友和伙伴应对中国的能力，美国应该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AUKUS安全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将加拿大和日本等其他国家纳入包括共同防御、更强大的盟国国防工业基础和增强的贸易集团在内的多目标安排中，正式建立泛太平洋条约联盟。

　　政策制定者很早就认识到，美国的不对称优势在于其盟友和合作伙伴。这个网络相对于中国的规模是影响中国经济、外交和军事行为的唯一实际途径。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可以共同重建供应链，开发替代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业，包括与印度更密切地合作，帮助印度成为制造业中心，尤其是电子行业。

　　最后，华盛顿和伙伴国政府应该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慷慨的项目融资，以替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导致的债务负担。在此过程中，美国将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并更接近于实现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

　　作者简介：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盾资本合伙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前主任。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avid Atkinson)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本文由“钝角网”节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华盛顿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赢得与中国的竞争。这意味着需要几代人接力参与这场竞赛，将涉及对科学、技术开发和国内制造业的大量投资;私营部门参与建设国家能力;持续的行动应对中国的谋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确定下个世纪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并制定连贯和详细的计划来培育这些技术。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已经制定了大致相同的19项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生物技术、高超音速和空间系统。但鉴于这19项技术中的17项由私营部门主导，既有民用用途，也有军事用途，因此迫切需要使私营部门与政府部门协调一致。如果华盛顿不能制定和实施这样的战略，而是任由北京在寻求技术主导地位方面取得成功，美国可能会被甩在后面，在许多关键领域依赖中国的进口，包括人工智能、电信、生物工程和量子科学。

8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大会堂会见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是马拉松，而不是短跑

　　赢得与中国的技术竞赛的长期战略需要多管齐下。首先，政府应该向美国人表明这场竞赛的重要性、漫长性，以及取得成功所需的大规模投资。要让美国人参与到这场竞赛中来，文化上的转变是必要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承认和表彰那些帮助赢得这场竞赛的个人和公司，让人们更多地关注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成就，就像美国在与苏联的太空竞赛中为自己的宇航员欢呼一样。

　　然而，最重要的是需要为先进的产业制定全面的政策框架。这对于确保美国在新兴技术的开发、采用和规模化方面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在与中国自上而下、清晰的工业战略竞争时，美国不能再指望自由放任的做法取得成功，中国的工业战略得到了持续的大规模投资的加强。如果美国自由放任，先进技术公司的盈利战略不太可能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保持一致，也不太可能产生理想的军民两用技术开发和国内产业。另一方面，采用中国的做法，将企业指定为“国家龙头企业”，或由政府直接控制，将适得其反。相反，美国应该通过政策支持先进技术领域，而不是特定的公司，如税收优惠和对一系列技术项目的直接投资(如制造业美国计划)，旨在确保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换句话说，一家公司可以在政府认为至关重要的行业中成为市场领导者，不是因为政府认定它是赢家，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击败了竞争对手，同时得到了一些支持和保护。

　　这样的政策框架可以包括几个组成部分。为了确保适当的投资水平，每年用于科学和工程研究的联邦资金应该增加到GDP的2%。这一水平将与20世纪60年代达到的历史高点相匹配，并将比目前占GDP的0.66%大幅增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也相当于《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授权支出的9倍，即每年4600亿美元。

　　这种大规模的投资是必要的，因为政府是唯一能够长期持续追求突破性技术的风险资本来源。虽然有些人可能期望私营部门进行这些投资，但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风险资本家关注的是更短的时间范围。就像过去七十年一样，政府对研究的支持(包括直接资助和税收投资)可以刺激新产业的创造，这可能促使谷歌和微软等公司创造全球平台和数百万高薪工作。但这些努力必须超越研究范围，包括鼓励企业扩大创新和在国内生产。否则，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竞争对手，将从美国国内新技术的发展中获益。这就是为什么国会至少应该恢复机器、设备和软件投资的第一年支出，或者更好的是，重新建立投资税收抵免。

　　先进的产业政策还必须促进培训和教育，以确保美国劳动力能够为国家在新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做出贡献。即使《芯片和科学法案》为美国半导体投资提供了计划中的激励措施，美国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工人来制造先进的芯片。国家必须培养更多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利用增加的科技投资。除了扩大STEM教育——特别是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政府还需要制定移民改革，以鼓励更多的全球STEM人才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

　　与此同时，政策的设计必须相互促进。考虑到联邦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要实现政策的相互强化，比冷战时期要困难得多。例如，虽然政治和军事工具集中在国防部和国务院，但许多经济工具分散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私营部门。更复杂的是，不同的国会委员会控制着这些不同政府部门的支出优先次序。与中国的技术竞赛具有广泛的性质，要求各部门和各级政府的政策协调一致。

　　国防部的支出能力还需要用于为自主系统和空间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市场建立工业基础。冷战期间，国防部是半导体等新技术的早期采用者，这种做法使新兴产业得以实现规模，迅速降低成本，并随后渗透到商业市场。今天，国防部有机会恢复这一传统，通过早期投资和采用政府仍然是主要客户的技术，建立一个相对于中国强大的工业基础。这些技术包括卫星技术、天基通信、无人水下航行器和先进电池等清洁能源技术。

　　保持前进，不争一时的快慢

　　除了总体的先进产业政策外，美国在技术竞赛中的战略还应建立在几个额外的支柱上。

　　第一个支柱是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为创新和国内生产的长期投资创造更平衡的激励机制。这些激励措施将鼓励企业在更长的时间内承担更大的风险，并加大在国内的投资，这些措施对于发展特定领域的国家能力至关重要。自二十世纪后几十年以来，有两种趋势强化了公司内部的短期主义。全球化使企业能够通过离岸生产获得更高的盈利能力(和更低的价格)，包括利用更低的劳动力价格以及外国政府提供的更慷慨的税率和补贴的制造业。股东革命导致短期股东的利益远远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整个国家的利益。随着公司机构持股比例的增加，当期财务回报已变得至关重要;机构投资者现在持有股票的平均时间不到一年，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八年。资本市场参与者，如激进投资者和私募股权公司，也在更短的投资期限内运作，并鼓励首席执行官用现金流回购股票，这是一种优化季度每股收益(EPS)的策略，而不是投资于长期竞争力。结果，公司的研发实验室——比如AT&T的贝尔实验室——被淘汰了，而公司则放弃了制造，远离硬件产品，越来越依赖海外供应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导致了设计和生产能力的重大损失。

　　再加上短期激励，全球化导致了对来自中国的供应链的危险依赖。例如，在大流行期间，美国政策制定者发现，美国97%的抗生素、80%的药物成分和85%的稀土矿物加工依赖中国，而稀土对半导体、磁铁和电子产品等一系列产品至关重要。除非美国能够改变资本市场激励机制，奖励长期的国内投资，否则政府更需要投资研发和生产，以确保国家在关键先进行业的领导地位。美国国会至少应该将针对企业的研发税收抵免提高一倍，目前美国的研发税收抵免远远落后于中国。它应该降低长期投资的资本收益率，以鼓励对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投资。证券交易委员会、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和商业团体也应该制定绩效指标和会计标准，以衡量长期能力发展和研发生产力，并支持避免公司陷入短期主义的措施。

　　第二个支柱是减缓中国利用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来进一步推进自己的进步。在拜登政府时期，商务部于2022年对先进半导体和设备实施了出口管制。国会还应该修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的第337条法规，以便更容易地排除那些受益于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中国商品和服务。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已经赋予政府这样做的权力，但该法律需要更新，包括取消在采取行动之前证明经济损害的必要性。华盛顿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阻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股市上市;对来自中国的稀土矿物等指定类别的商品征收选择性关税;限制中国获取美国研究成果，包括增加对知识产权盗窃的调查、起诉和处罚;结束与中国的大部分科技合作;当美国公司同意避免与中国分享技术时，放松反垄断规则的执行;并禁止美国政府采购中国商品和服务。

　　作为第三个支柱，美国应该与盟友和伙伴更密切地合作，规范与中国的投资和贸易。这些措施应包括更有效地筛选中国对外投资，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和限制技术转让，加强商业反间谍合作，并共同制定对受益于不公平做法的中国商品的进口限制。华盛顿也应该降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贸易壁垒。为了提高亚洲盟友和伙伴应对中国的能力，美国应该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AUKUS安全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将加拿大和日本等其他国家纳入包括共同防御、更强大的盟国国防工业基础和增强的贸易集团在内的多目标安排中，正式建立泛太平洋条约联盟。

　　政策制定者很早就认识到，美国的不对称优势在于其盟友和合作伙伴。这个网络相对于中国的规模是影响中国经济、外交和军事行为的唯一实际途径。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可以共同重建供应链，开发替代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业，包括与印度更密切地合作，帮助印度成为制造业中心，尤其是电子行业。

　　最后，华盛顿和伙伴国政府应该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慷慨的项目融资，以替代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导致的债务负担。在此过程中，美国将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并更接近于实现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

　　作者简介：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盾资本合伙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部门前主任。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avid Atkinson)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本文由“钝角网”节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