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华盛顿已采取措施重新与北京进行高层外交接触。去年 11 月，两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峰会上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进程。但在 2 月份，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因气球事件而推迟了对北京的访问，直到6月访问了北京，随后是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预计也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被邀请访问华盛顿。

　　然而，在缓和双边紧张局势和促进两国关系积极势头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似乎仍然十分有限。相反，迄今为止的一系列会谈不过是双方交换了此前已为对方所熟知的观点。布林肯和他的美国同事重申，接触的目的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通过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就中方而言，北京一直强调有必要贯彻落实巴厘岛协议，并重申北京的目标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可以预见的是，他们还重复了长期以来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抱怨，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核心利益所在”。

　　重新接触之路上的一个障碍是，北京拒绝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与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之间的会晤邀请。但上个月，李尚福会见了来访的百岁老人亨利·基辛格，并向他传达了北京的谈话要点。许多美国评论都批评北京和基辛格——中国领导人被描述为偏爱美国对话者，而基辛格则扮演了他作为中国意见管道的长期角色。北京认识到基辛格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有限;美国总统通常不会与中国内阁官员会面;基辛格对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真正的、合理的担忧。

　　尽管如此，基辛格事件引起的关注——尤其是他与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会晤——突显出美中关系陷入了一个叙事循环。布林肯在随后的采访中说，美国对李的制裁对他与美国官员的会面“并不矛盾”，因此北京方面的决定“是一个政治决定”。但制裁本身是一个政治决定，没有实际效果。另外，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上个月的一次采访中说，北京目前对美中军事对话的厌恶是中国军民关系和其他“结构性”问题的副产品，可能与“美中关系的状况没有直接关系”。但这忽略了最近双边关系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这几乎肯定影响了北京对与华盛顿进行军事对话的效用的考量。

　　中美关系没有积极向前发展的原因与双方对待两国关系的方式不对称有很大关系——双方似乎都没有准备承认，或者甚至没有能力认识到这种对称性。华盛顿和北京都声称有兴趣重新开始实质性的接触，但双方都在努力占据上风，试图将对方描绘成恳求者。此外，双方都指责对方在谈判方面缺乏进展，同时继续采取必然会阻碍进展的报复行动。简而言之，双方都希望双管齐下:启动这一进程，但只在有利于各自议程的条件下进行。

　　这种对称性在中美官员的相应声明中很明显。例如，当王毅在6月会见布林肯时，他说(根据中国的解读)双边关系陷入低谷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导致了华盛顿错误的对华政策”。与此相呼应的是，坎贝尔在7月份的采访中表示，华盛顿寻求在与北京的互动中“消除对美国的一些错误看法”，并补充说，“中国或许也在寻求与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坎贝尔的其他一些言论也与中国的叙事和思维方式相似。他指出:“我们在(与北京方面)的每次互动中都听到一长串的不满……有很多人会重复谈话要点，(通常)你会感觉到，人们在对着自己的团队说话，就像我们也是说给自己听一样。”然而，他补充说，“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为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打下标记。”坎贝尔还说，北京今年早些时候似乎决定不与华盛顿接触，但“几个月前突然改变了想法”，因为中国显然认为“某些共同接触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北京同样认为，它与美国官员的互动是对中国不满的清单——通常是为了美国观众的利益——并认为自己在对中国重要的问题上“打下了标记”。此外，中国官员几乎可以肯定地判断，今年早些时候，在气球事件发生后，是美方暂停了接触，但出于外交需要而改变了方针。

　　坎贝尔肯定了美国方面的说法，即北京对双边关系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如果不是完全责任的话。坎贝尔重申了他长期以来的观点，即美国与北京交往的早期阶段是基于对美国影响中国能力的错误假设，他说，华盛顿花了太长时间才认识到它“正在与一个试图在许多方面破坏它的竞争对手打交道”。鉴于这一挑战的性质和范围，他说，“中国正在做的一些事情需要一系列相应的行动来反击。”但北京显然看到了一个类似的等式:中国领导人评估华盛顿“试图在许多方面破坏(中国)”，而北京必须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反击”。

　　这触及了美中两国对待彼此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视。尽管两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各自的战略目标和追求战略目标的手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深刻差异，但国家安全主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也变得更加突出。这一点在正在进行的关于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降低风险”的辩论中得到了特别的反映。在访问北京期间，耶伦强调，华盛顿“使关键供应链多样化”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对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必要的”，“出于直接的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在军事领域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同时也是为了应对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行动和情报行动所带来的威胁。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国家安全”及其威胁的不断扩大的定义的推动。

　　最后，双方持续采取对抗行动，继续破坏在接触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潜力，这是对称的。中国的胁迫和挑衅行为无所不包，从在南海和东海的侵略性军事行为到网络黑客行动、唯利是图的经济行为和刻薄的外交。与此同时，华盛顿继续收紧涉及中国的出口和投资限制，并开展明确旨在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此外，白宫最近宣布了一项新的3.4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台湾“副总统”赖清德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获准过境美国。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问题，因为它可能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设性重新接触的最大障碍。部分原因是它体现了上述对称性——双方都指责对方加剧了紧张局势，同时继续采取措施使问题恶化——部分是因为它确实是美中关系的基础。只要华盛顿坚持其“一个中国政策”是明确的、可信的，并且“没有改变”，美中关系实质性改善的空间就有限;只要北京继续以强硬的立场回应美国的立场——以及台北方面脱离“一个中国”框架。双方都没有或拒绝承认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不合理的，都没有认真对待台湾问题的核心困境，这正在逐渐侵蚀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性。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不难看出为什么最近爆发的美中高层外交尚未在建设性工作关系的方向上产生明显的突破，更不用说相互适应了——这最终将是必要的。双方都在玩着欲擒故纵的游戏，大概是在等待对方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至少是第一个做出实质的让步来打破僵局。双方显然都认为，他们可以承担得起拖延的代价，因为他们拥有道德制高点和杠杆平衡。事实上，每一方都高估了自己的立场，低估了对方。

　　北京和华盛顿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等式的对称性，并认识到否认这一点会导致更大的误解和不信任，甚至可能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在零和博弈或赢者通吃的竞争中，双方都无法确保对方投降，也无法以任何可持续的方式获胜。唯一可行的退路是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相互理解和逐步关注彼此核心关切的实质性外交。除此之外，还应决心在建立合作领域方面投入与管理不可避免的竞争领域同样多的努力。

　　国内政治将使双方在接触方面的努力变得困难。鉴于北京方面普遍怀疑美国是否真的能接受和平共处，中国领导人仍然面临着在北京与华盛顿建立建设性关系的挑战。拜登政府可以——也应该——努力纠正中国的这种观点，但它将受到华盛顿相应的怀疑，即北京是一个有价值的对话者，以及拜登的政治对手随时准备将他描述为对中国威胁的严重性漠不关心的挑战。

　　这在7月20日举行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现得很明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说:“推动高层接触是以保护我们免受北京方面侵略为代价的。”他形容拜登政府“像热情的追求者一样拼命寻求(与中国官员)会面”，把“能够获得两党支持的(对华)好政策”作为“接触祭坛上的牺牲”。针对这一指控，坎贝尔在采访中断言，“我们不是一个狂热的追求者”;助理国务卿丹·克里滕布林克在委员会听证会上强调，政府“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并重申“激烈的竞争需要密切的外交”。

　　华盛顿应该想方设法引导北京认真追求和平共处——既合作又竞争——而不是一场相互指责和占上风的外交游戏。如果华盛顿所谓的“反华”两党共识禁止这一点，美中关系将继续向相互仇视甚至敌对的方向发展。

　　作者简介：保罗·希尔(Paul Heer)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2007年至2015年，他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他是《X先生与太平洋:乔治·F·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的作者。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今年夏天，华盛顿已采取措施重新与北京进行高层外交接触。去年 11 月，两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峰会上原则上同意了这一进程。但在 2 月份，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因气球事件而推迟了对北京的访问，直到6月访问了北京，随后是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和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预计也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被邀请访问华盛顿。

　　然而，在缓和双边紧张局势和促进两国关系积极势头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似乎仍然十分有限。相反，迄今为止的一系列会谈不过是双方交换了此前已为对方所熟知的观点。布林肯和他的美国同事重申，接触的目的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通过减少误解和误判的风险，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就中方而言，北京一直强调有必要贯彻落实巴厘岛协议，并重申北京的目标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基础上的双边关系。可以预见的是，他们还重复了长期以来对美国对台政策的抱怨，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核心利益所在”。

　　重新接触之路上的一个障碍是，北京拒绝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与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之间的会晤邀请。但上个月，李尚福会见了来访的百岁老人亨利·基辛格，并向他传达了北京的谈话要点。许多美国评论都批评北京和基辛格——中国领导人被描述为偏爱美国对话者，而基辛格则扮演了他作为中国意见管道的长期角色。北京认识到基辛格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有限;美国总统通常不会与中国内阁官员会面;基辛格对美中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真正的、合理的担忧。

　　尽管如此，基辛格事件引起的关注——尤其是他与国防部长李尚福的会晤——突显出美中关系陷入了一个叙事循环。布林肯在随后的采访中说，美国对李的制裁对他与美国官员的会面“并不矛盾”，因此北京方面的决定“是一个政治决定”。但制裁本身是一个政治决定，没有实际效果。另外，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在上个月的一次采访中说，北京目前对美中军事对话的厌恶是中国军民关系和其他“结构性”问题的副产品，可能与“美中关系的状况没有直接关系”。但这忽略了最近双边关系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这几乎肯定影响了北京对与华盛顿进行军事对话的效用的考量。

　　中美关系没有积极向前发展的原因与双方对待两国关系的方式不对称有很大关系——双方似乎都没有准备承认，或者甚至没有能力认识到这种对称性。华盛顿和北京都声称有兴趣重新开始实质性的接触，但双方都在努力占据上风，试图将对方描绘成恳求者。此外，双方都指责对方在谈判方面缺乏进展，同时继续采取必然会阻碍进展的报复行动。简而言之，双方都希望双管齐下:启动这一进程，但只在有利于各自议程的条件下进行。

　　这种对称性在中美官员的相应声明中很明显。例如，当王毅在6月会见布林肯时，他说(根据中国的解读)双边关系陷入低谷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误解导致了华盛顿错误的对华政策”。与此相呼应的是，坎贝尔在7月份的采访中表示，华盛顿寻求在与北京的互动中“消除对美国的一些错误看法”，并补充说，“中国或许也在寻求与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坎贝尔的其他一些言论也与中国的叙事和思维方式相似。他指出:“我们在(与北京方面)的每次互动中都听到一长串的不满……有很多人会重复谈话要点，(通常)你会感觉到，人们在对着自己的团队说话，就像我们也是说给自己听一样。”然而，他补充说，“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为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打下标记。”坎贝尔还说，北京今年早些时候似乎决定不与华盛顿接触，但“几个月前突然改变了想法”，因为中国显然认为“某些共同接触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北京同样认为，它与美国官员的互动是对中国不满的清单——通常是为了美国观众的利益——并认为自己在对中国重要的问题上“打下了标记”。此外，中国官员几乎可以肯定地判断，今年早些时候，在气球事件发生后，是美方暂停了接触，但出于外交需要而改变了方针。

　　坎贝尔肯定了美国方面的说法，即北京对双边关系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如果不是完全责任的话。坎贝尔重申了他长期以来的观点，即美国与北京交往的早期阶段是基于对美国影响中国能力的错误假设，他说，华盛顿花了太长时间才认识到它“正在与一个试图在许多方面破坏它的竞争对手打交道”。鉴于这一挑战的性质和范围，他说，“中国正在做的一些事情需要一系列相应的行动来反击。”但北京显然看到了一个类似的等式:中国领导人评估华盛顿“试图在许多方面破坏(中国)”，而北京必须采取“一系列行动来反击”。

　　这触及了美中两国对待彼此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视。尽管两国的政治体制，以及各自的战略目标和追求战略目标的手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深刻差异，但国家安全主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也变得更加突出。这一点在正在进行的关于美国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降低风险”的辩论中得到了特别的反映。在访问北京期间，耶伦强调，华盛顿“使关键供应链多样化”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对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必要的”，“出于直接的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在军事领域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同时也是为了应对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行动和情报行动所带来的威胁。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国家安全”及其威胁的不断扩大的定义的推动。

　　最后，双方持续采取对抗行动，继续破坏在接触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潜力，这是对称的。中国的胁迫和挑衅行为无所不包，从在南海和东海的侵略性军事行为到网络黑客行动、唯利是图的经济行为和刻薄的外交。与此同时，华盛顿继续收紧涉及中国的出口和投资限制，并开展明确旨在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此外，白宫最近宣布了一项新的3.4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台湾“副总统”赖清德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获准过境美国。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问题，因为它可能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设性重新接触的最大障碍。部分原因是它体现了上述对称性——双方都指责对方加剧了紧张局势，同时继续采取措施使问题恶化——部分是因为它确实是美中关系的基础。只要华盛顿坚持其“一个中国政策”是明确的、可信的，并且“没有改变”，美中关系实质性改善的空间就有限;只要北京继续以强硬的立场回应美国的立场——以及台北方面脱离“一个中国”框架。双方都没有或拒绝承认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不合理的，都没有认真对待台湾问题的核心困境，这正在逐渐侵蚀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性。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不难看出为什么最近爆发的美中高层外交尚未在建设性工作关系的方向上产生明显的突破，更不用说相互适应了——这最终将是必要的。双方都在玩着欲擒故纵的游戏，大概是在等待对方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者至少是第一个做出实质的让步来打破僵局。双方显然都认为，他们可以承担得起拖延的代价，因为他们拥有道德制高点和杠杆平衡。事实上，每一方都高估了自己的立场，低估了对方。

　　北京和华盛顿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等式的对称性，并认识到否认这一点会导致更大的误解和不信任，甚至可能导致不可避免的冲突。在零和博弈或赢者通吃的竞争中，双方都无法确保对方投降，也无法以任何可持续的方式获胜。唯一可行的退路是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相互理解和逐步关注彼此核心关切的实质性外交。除此之外，还应决心在建立合作领域方面投入与管理不可避免的竞争领域同样多的努力。

　　国内政治将使双方在接触方面的努力变得困难。鉴于北京方面普遍怀疑美国是否真的能接受和平共处，中国领导人仍然面临着在北京与华盛顿建立建设性关系的挑战。拜登政府可以——也应该——努力纠正中国的这种观点，但它将受到华盛顿相应的怀疑，即北京是一个有价值的对话者，以及拜登的政治对手随时准备将他描述为对中国威胁的严重性漠不关心的挑战。

　　这在7月20日举行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现得很明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说:“推动高层接触是以保护我们免受北京方面侵略为代价的。”他形容拜登政府“像热情的追求者一样拼命寻求(与中国官员)会面”，把“能够获得两党支持的(对华)好政策”作为“接触祭坛上的牺牲”。针对这一指控，坎贝尔在采访中断言，“我们不是一个狂热的追求者”;助理国务卿丹·克里滕布林克在委员会听证会上强调，政府“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有清醒的认识”，并重申“激烈的竞争需要密切的外交”。

　　华盛顿应该想方设法引导北京认真追求和平共处——既合作又竞争——而不是一场相互指责和占上风的外交游戏。如果华盛顿所谓的“反华”两党共识禁止这一点，美中关系将继续向相互仇视甚至敌对的方向发展。

　　作者简介：保罗·希尔(Paul Heer)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2007年至2015年，他担任东亚国家情报官。他是《X先生与太平洋:乔治·F·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的作者。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