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经济方面过度依赖的危险已经得以证明。尤其是如果在重要商品方面，依赖的还一个战略竞争对手。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暴露了基本药物的普遍缺乏，即使在美国等富裕国家也是如此，以及中国在基本防护设备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令人担忧。然后，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暴露了欧盟对莫斯科天然气和石油出口的依赖程度。这些事件迫使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考虑以各种方式重新调整与北京的商业关系，并切断与莫斯科的关系。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在冷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方国家大多相信——或者至少希望——苏联的解体将开启民主与威权之间良性关系的新模式。当时的美国参议员奥巴马在2006年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看待国际关系的过时方式。奥巴马总结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致力于一套共同的国际贸易、经济政策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规则。”但这种评估不再成立。可以理解的是，西方越来越不把相互依赖看作是稳定其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因素，而是潜在的弱点。

　　然而，西方迅速转变路线的努力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如果说早期的全球化时代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家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所说的“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即控制关键信息和金融中心的国家胁迫和惩罚其他国家——那么未来的时代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脱钩的武器化”，即更大的经济独立使国家更有胆量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换句话说，北京和莫斯科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害怕与西方争夺影响力，更有可能加深他们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够加强与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西方国家在调整与主要竞争对手的经济关系时应该小心谨慎。

　　减少相互依赖带来的弱势

　　对西方来说，解除长期存在的商业债券问题需要时间。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七国集团成员国也没有实施完全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的禁令。尽管欧盟不再直接从莫斯科进口石油，但它通过从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的拒绝制裁俄罗斯的国家购买折扣石油，间接进口。尽管如此，趋势是明确的:西方正在努力填补制裁漏洞，加速向不来自俄罗斯的清洁能源和化石燃料过渡。

　　减少与中国的联系将更加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西方与北京的经济联系比与莫斯科的经济联系要广泛得多。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共识较少。华盛顿把北京——用《2022 年国家安全战略》的措辞——视为“唯一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并且越来越多地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来自布鲁塞尔的观点没有那么鲜明。在2019年3月的一份文件中，欧盟委员会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和“谈判伙伴”，同时称其为“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为了制定一种更加协调的方法，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了脱钩的争论，转而支持“去风险化”。此外，他们越来越认同，减少与中国在前沿技术核心领域的相互依赖，既是经济上的必要，也是安全上的必要。这种担忧目前主要集中在计算领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涵盖其他领域，包括生物信息领域和清洁能源。

　　西方日益增强的凝聚力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莫斯科受到了自二战以来最严厉的制裁。这些制裁已经严重限制了莫斯科对欧盟的影响力:2021年，俄罗斯提供了欧盟45%的天然气和27%的石油，但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17%和3%。随着时间的推移，制裁还将限制俄罗斯采购半导体的能力，从而削弱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因其强硬的“战狼”外交和不愿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削弱了其在西方的地位。北京在半导体生产方面实现自力更生的计划一直雄心勃勃，随着西方开始设置贸易壁垒(从特朗普政府于2018 年中期发起关税行动开始)，该计划变得更加困难。日本、荷兰和美国达成的多边出口管制使这项任务进一步复杂化，削弱了中国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而这些技术对于制造处于创新前沿的3纳米和5纳米芯片至关重要。

　　经济重压之下会发生什么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西方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压力最终会有多大效果。首先，西方在全球经济中的总体影响力正在下降。1993年，七国集团的六个西方成员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0%。今天，这个数字是40%。尽管俄罗斯与西方的脱钩进展迅速，但莫斯科远未成为全球贱民。它正在深化与中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它与印度保持着重要的能源联系和有利可图的武器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俄罗斯虚伪地声称，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是西方制裁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它的侵略。如果乌克兰刚刚开始的反攻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连反对莫斯科的跨大西洋团结也可能开始瓦解。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孤立中国要困难得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俄罗斯的九倍多，预计未来五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22.6%的贡献。此外，中国还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俄罗斯也越来越多地从生存的角度看待战略竞争，因此不会轻易屈服于西方的经济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西方的目的是“将局部冲突转变为全球对抗阶段”，并警告说，俄罗斯的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指责西方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包围和压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他敦促国家安全机构“为最坏情况和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随着西方的压力不断增加，这些国家可能会更加大胆。既然俄罗斯基本上与西方隔绝，莫斯科可能会认为，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破坏，或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更激进的选举干预行动和网络攻击，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普京还可能升级俄罗斯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动;例如，想想瓦格纳准军事公司在中非不断扩大的军事和经济立足点。西方的制裁可能会削弱俄罗斯的实力，但即便是实力严重削弱的俄罗斯仍将拥有重要的资源和联系——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巨大的能源储备，以及与非西方国家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从而播下不稳定的种子。

　　西方与中国的其他经济联系远远超过了其与俄罗斯的联系。因此，减少与中国的联系将需要更长的时间，但考虑到北京的经济吸引力，这样做可能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国寻求更大的金融自立的努力尚未成功:3月份人民币仅占全球支付的2.3%，与两年前基本持平。如果北京不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几乎没有机会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尽管如此，北京将尝试用人民币结算更多的双边贸易，正如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4月份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元或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应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技术领域，中国认为发展国内半导体供应链是一项基本任务，并为此提供相应的资源。仅在2022年，政府就向190家国内上市芯片公司提供了约17.5亿美元的补贴。此外，在设计规避出口管制的新方法之际，北京正在扩大其在为消费电子产品提供动力的不太先进的半导体生产中的作用，从而获得新的影响力。地缘政治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和智库新责任基金会(Stiftung Neue Verantwortung)估计，在10年内，中国将占全球50至180纳米芯片制造能力的46%。

　　过去三年，经济方面过度依赖的危险已经得以证明。尤其是如果在重要商品方面，依赖的还一个战略竞争对手。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暴露了基本药物的普遍缺乏，即使在美国等富裕国家也是如此，以及中国在基本防护设备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令人担忧。然后，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暴露了欧盟对莫斯科天然气和石油出口的依赖程度。这些事件迫使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考虑以各种方式重新调整与北京的商业关系，并切断与莫斯科的关系。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在冷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西方国家大多相信——或者至少希望——苏联的解体将开启民主与威权之间良性关系的新模式。当时的美国参议员奥巴马在2006年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看待国际关系的过时方式。奥巴马总结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致力于一套共同的国际贸易、经济政策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规则。”但这种评估不再成立。可以理解的是，西方越来越不把相互依赖看作是稳定其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因素，而是潜在的弱点。

　　然而，西方迅速转变路线的努力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如果说早期的全球化时代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家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所说的“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即控制关键信息和金融中心的国家胁迫和惩罚其他国家——那么未来的时代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脱钩的武器化”，即更大的经济独立使国家更有胆量采取更具侵略性的行动。换句话说，北京和莫斯科可能会变得不那么害怕与西方争夺影响力，更有可能加深他们的伙伴关系，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够加强与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西方国家在调整与主要竞争对手的经济关系时应该小心谨慎。

　　减少相互依赖带来的弱势

　　对西方来说，解除长期存在的商业债券问题需要时间。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七国集团成员国也没有实施完全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的禁令。尽管欧盟不再直接从莫斯科进口石油，但它通过从包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在内的拒绝制裁俄罗斯的国家购买折扣石油，间接进口。尽管如此，趋势是明确的:西方正在努力填补制裁漏洞，加速向不来自俄罗斯的清洁能源和化石燃料过渡。

　　减少与中国的联系将更加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西方与北京的经济联系比与莫斯科的经济联系要广泛得多。对于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共识较少。华盛顿把北京——用《2022 年国家安全战略》的措辞——视为“唯一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并且越来越多地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来自布鲁塞尔的观点没有那么鲜明。在2019年3月的一份文件中，欧盟委员会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和“谈判伙伴”，同时称其为“经济竞争对手”和“系统性竞争对手”。为了制定一种更加协调的方法，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搁置了脱钩的争论，转而支持“去风险化”。此外，他们越来越认同，减少与中国在前沿技术核心领域的相互依赖，既是经济上的必要，也是安全上的必要。这种担忧目前主要集中在计算领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涵盖其他领域，包括生物信息领域和清洁能源。

　　西方日益增强的凝聚力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入侵乌克兰之后，莫斯科受到了自二战以来最严厉的制裁。这些制裁已经严重限制了莫斯科对欧盟的影响力:2021年，俄罗斯提供了欧盟45%的天然气和27%的石油，但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到17%和3%。随着时间的推移，制裁还将限制俄罗斯采购半导体的能力，从而削弱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因其强硬的“战狼”外交和不愿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削弱了其在西方的地位。北京在半导体生产方面实现自力更生的计划一直雄心勃勃，随着西方开始设置贸易壁垒(从特朗普政府于2018 年中期发起关税行动开始)，该计划变得更加困难。日本、荷兰和美国达成的多边出口管制使这项任务进一步复杂化，削弱了中国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而这些技术对于制造处于创新前沿的3纳米和5纳米芯片至关重要。

　　经济重压之下会发生什么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西方对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压力最终会有多大效果。首先，西方在全球经济中的总体影响力正在下降。1993年，七国集团的六个西方成员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0%。今天，这个数字是40%。尽管俄罗斯与西方的脱钩进展迅速，但莫斯科远未成为全球贱民。它正在深化与中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它与印度保持着重要的能源联系和有利可图的武器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俄罗斯虚伪地声称，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是西方制裁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它的侵略。如果乌克兰刚刚开始的反攻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连反对莫斯科的跨大西洋团结也可能开始瓦解。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孤立中国要困难得多。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俄罗斯的九倍多，预计未来五年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22.6%的贡献。此外，中国还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和俄罗斯也越来越多地从生存的角度看待战略竞争，因此不会轻易屈服于西方的经济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西方的目的是“将局部冲突转变为全球对抗阶段”，并警告说，俄罗斯的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指责西方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包围和压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他敦促国家安全机构“为最坏情况和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随着西方的压力不断增加，这些国家可能会更加大胆。既然俄罗斯基本上与西方隔绝，莫斯科可能会认为，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破坏，或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更激进的选举干预行动和网络攻击，对自己没有什么损失。普京还可能升级俄罗斯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动;例如，想想瓦格纳准军事公司在中非不断扩大的军事和经济立足点。西方的制裁可能会削弱俄罗斯的实力，但即便是实力严重削弱的俄罗斯仍将拥有重要的资源和联系——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巨大的能源储备，以及与非西方国家不断扩大的经济联系——从而播下不稳定的种子。

　　西方与中国的其他经济联系远远超过了其与俄罗斯的联系。因此，减少与中国的联系将需要更长的时间，但考虑到北京的经济吸引力，这样做可能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中国寻求更大的金融自立的努力尚未成功:3月份人民币仅占全球支付的2.3%，与两年前基本持平。如果北京不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人民币几乎没有机会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尽管如此，北京将尝试用人民币结算更多的双边贸易，正如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4月份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元或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应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技术领域，中国认为发展国内半导体供应链是一项基本任务，并为此提供相应的资源。仅在2022年，政府就向190家国内上市芯片公司提供了约17.5亿美元的补贴。此外，在设计规避出口管制的新方法之际，北京正在扩大其在为消费电子产品提供动力的不太先进的半导体生产中的作用，从而获得新的影响力。地缘政治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和智库新责任基金会(Stiftung Neue Verantwortung)估计，在10年内，中国将占全球50至180纳米芯片制造能力的46%。

　　可怕的困境

　　许多著名的西方观察家——包括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和前澳大利亚高级国防和情报官员罗斯·巴贝奇——相信北京方面可能会寻求在2030年推动台海两岸统一。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可能会变得更有能力承受来自西方的经济报复。到那时，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并拥有比现在更完备的半导体供应链。

　　中国经济方面的独立自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例如，中国可能会更积极地在东海和南海推进其领土主张，并进一步扩展与印度有争议的边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安全保障的增强，可能会让北京在武装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美国对手时变得果断。中国越是保护自己不受西方经济压力的影响，全球南方国家就越愿意采用中国的技术平台，加强双边贸易关系，参与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地缘经济事业。毕竟，发展中国家会对中国的增长前景更有信心，也会对自己规避西方国家因与中国打交道而可能对其实施的二级制裁的能力更有信心。

　　这些前景并非必然，特别是考虑到中国面临重大的经济阻力。它的人口正在减少，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世界上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越来越多地联合起来。北京在亚洲取得主导地位的前景渺茫，更不用说超越华盛顿并建立新的单极秩序了。但考虑到中国目前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在30年前是多么不可思议，现在就认为中国不足以寻求更大的金融和技术自立还为时过早。事实上，它已经通过利用第三国和使用云计算服务，规避了旨在减缓其尖端芯片开发的出口管制。

　　寻求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鉴于相互依赖在历史上未能阻止战争，它似乎不值得捍卫。但没有任何结构性联系可以避免冲突;发起敌对行动的决定归根结底是人的决定。而且相互依赖会让决定发动侵略的国家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而迫使潜在的交战国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此外，正如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与复兴的中国的互动一样，相互依赖可以减缓猜疑向对抗的转变。最后，相互依赖可以为今天看来越来越不可想象的大国合作创造空间。例如，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军备控制对话的希望在十年前似乎是可行的，但现在却不然。

　　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北京、布鲁塞尔、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官员都对相互依赖持悲观态度。事实上，他们的怀疑本身就可能让世界变得更加令人担忧。2014年，政治学家戴尔·科普兰通过对1790年至1991年间大国冲突的40个案例研究得出结论，在解释敌对行动爆发时，相互依赖程度的重要性不如对其发展轨迹的预期。他写道:“如果领导人认为明天或不久的将来会被切断贸易联系，那么过去和现在的贸易水平是否很高都无关紧要。”“正是他们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可能会促使这些领导人考虑采取强硬措施，甚至发动战争，以维护国家的长期安全。”

　　本世纪20年代的头几年已经清楚地表明，当威权政权深植于西方秩序中时，它们可能是危险的。但当它们的整合程度最低时，它们也可能是危险的。如果西方的经济压力在不经意间使中国和俄罗斯逐渐成为更具侵略性的竞争对手，并削弱西方自身塑造国际体系的能力，那将是不幸且具有讽刺意味的。

　　西方政策制定者不太可能重新转向提出新的贸易协议，或鼓励企业建立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的供应链。但考虑到这些事实，美国和欧洲不应完全放弃相互依赖。相反，它们应该考虑如何建立一种更可持续的相互依赖关系，让自身和战略竞争对手都参与其中。西方应该谨慎渐进，但要严格，因为它致力于增强重要商品和关键技术供应链的弹性，减少潜在胁迫的风险，同时保持对维持其创新生态系统活力至关重要的科技交流。

　　最重要的是，西方应该接受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持续下去的事实。太久远的历史可能会鼓励美国和欧洲追求全面的胜利，就像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时华盛顿最终对莫斯科的胜利一样。但这样的结果在今天不太可能发生。因此，西方面临的长期挑战是管理来自依赖和脱钩的风险，并弄清楚如何与之共存。

　　作者简介：阿里·韦恩(Ali Wyne)，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全球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