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以色列军方数千名预备役人员宣布，如果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不放弃改革该国司法系统的计划，他们将不再参加训练和行动，这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一项拟议措施将实质性限制以色列最高法院对政府及其通过的法律的监督。预备役人员直言不讳的批评是内塔尼亚胡决定暂时搁置改革措施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围绕这一改革计划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领导的调解倡议在解决争端方面进展甚微。

　　在以色列，服兵役被视为一种公民义务和成年礼，预备役人员的异议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它还具有实际的军事影响，特别是因为许多预备役人员属于空军，并且是以色列国防军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其他地方行动的核心力量。到目前为止，预备役人员仍在继续执行任务。但只要围绕改革的斗争还在继续，未来出现异议的可能性就会持续存在。

　　按照民主制下军民关系的传统规范，预备役人员拒绝服役的威胁将会也应该受到广泛谴责。但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很大一部分社会人士认为，政府计划的改革是对以色列民主存在的威胁。这就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维持健康的民主本来是需要军人避免干预政治的。与此同时，在民选领导人摧毁民主时被动地袖手旁观，与军人支持和捍卫民主的承诺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预备役人员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是合理的。即便如此，这种异议对以色列军民关系和潜在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长期风险。

　　以色列是目前这种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但是，军队对文职当局的服从与其维护民主的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是以色列独有的:每当政治领导人威胁要侵蚀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时，世界各地的军事人员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摊牌的结果，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远远超出了以色列一国的范畴。

2023年2月，以色列预备役人员在耶路撒冷附近抗议

　　预备役人员拒绝服役的威胁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以色列后备军中持不同意见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预备役人员在国家军队和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不像在美国，只有一小部分人选择参军，所有以色列人——除了这个国家的阿拉伯公民和大多数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都在18岁时自动被征召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女性服役两年，男性服役近三年。服完兵役后，进入预备役，接受训练，必要时参加军事行动。

　　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以色列人——仅仅超过人口的1%——参加常规的预备役训练和任务。但这些人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运作能力至关重要。以色列的常备军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预备役人员是必不可少的。在空军方面，即使是有限的行动，比如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伊朗代理人的频繁袭击，也依赖于自愿加入的预备役人员。一些特种部队和部分情报机构也是如此。这些平民士兵受到的尊敬和威望远远超过军队。他们拒绝服役的威胁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更不用说战斗机闲置或特种部队成员拒绝执行任务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了。

　　预备役人员此前曾公开反对以色列政府。2003年，24名空军预备役飞行员公开谴责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造成的平民伤亡。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发动战争后，一些预备役人员指责政府处理冲突的方式。但最近的动荡是史无前例的。过去的抗议活动规模相对较小;这一次，持不同意见的有数千人，而且更有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威胁的罢工可能会使整个部队瘫痪。

　　为什么许多预备役人员认为他们的立场超越了政党政治和政策争论

　　不出所料，内塔尼亚胡阵营对这种阻力感到愤怒。以色列财政部长指责预备役人员对政府发动军事“叛乱”，一家右翼报纸称，预备役人员的异议“非常接近教科书对军事政变的定义”。相比之下，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最高级别军事官员赫尔兹·哈勒维对这种夸张的说法避而不谈。哈勒维会见了一些预备役人员，提醒他们服役的义务，呼吁团结，并强调远离政治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直接谴责他们或他们的行为。因此，亲内塔尼亚胡的权威人士给他贴上了“耻辱”的标签。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谴责军方过度干预政务是正确的。即使在士兵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以色列，武装部队也不会试图左右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这一责任落在公民和他们选出来为他们服务的政治领导人身上。但目前的情况使这种评估复杂化。以色列可能没有成文的宪法让预备役人员宣誓效忠，但他们参军的决定反映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深刻责任感。内塔尼亚胡对司法部门的攻击挑战了司法部门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取消三权分立就是违反他们同意为之服务的社会契约。

　　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预备役人员认为他们的立场超越了政党政治和政策争论。在公开声明中，他们强调了自己在不同类型的政府和他们个人不同意的军事任务下的服务。他们不是反对特定的命令或政府政策，而是在一场关乎自由民主本身命运的斗争中站队。正如情报部门预备役人员的一封公开信所言，为“一个单方面改变与其公民基本协议条款的国家”服务是没有意义的。另一封由预备役潜艇艇员写的信呼吁内塔尼亚胡“不要破坏以色列的民主”，因为“对它造成的任何伤害都将是破坏性的、不可逆转的”。

　　一些预备役人员还担心，削弱对行政部门的司法检查可能会破坏军事规划的决策过程。反过来，这可能会使政府更容易派遣他们执行任务，而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内政治议程，并可能使他们面临国际法下的刑事诉讼。政府不愿重新考虑改革方案，也不愿在一些最具争议的内容上做出妥协，这只会加剧这些担忧。

　　以色列仍处于激烈的争议之中

　　不幸的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在军队中压制批评者的选择是有限的。作为总理，他不是三军统帅，因为以色列法律规定军队服从于国防部长，最终服从于整个内阁。当然，内塔尼亚胡可以解雇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在加兰特呼吁与反对司法改革的人达成妥协后，他确实在3月底宣布了这一决定。然而，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内塔尼亚胡做出了让步，加兰特继续留任。内塔尼亚胡也可以尝试用一个更顺从的总参谋长来取代哈勒维，但这样做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令人担忧，而且可能会引起比他解雇加兰特失败更大的公愤。

　　更危险的是，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在这些正式措施之外采取其他手段。例如，他已经向军方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公开质疑预备役人员和更广泛的反政府抗议的合法性。以色列右翼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试图给预备役飞行员贴上精英的标签，可见这种攻击路线。他们的说法利用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前者被认为是更上层、更左翼的群体，后者往往来自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倾向于右翼。这样的策略可能会使以色列国防军——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社会的统一力量和平衡者——沿着社会和政治的断层线分裂，一些单位或队伍站在政府一边，而另一些则反对政府。幸运的是，目前几乎没有这种分裂的迹象，共享服务的纽带继续保持下去。不过，与抗议的预备役人员不同，战斗部队的普通官兵和下级军官中包括许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同情极右翼联合政府的人。这给一个依赖于队伍团结的机构带来了麻烦。

　　除了在军队内部造成分裂外，目前的冲突还对文官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构成了威胁。在民主国家，军人无权左右国家的发展方向。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做出这些决定，并由军方来执行这些决定。当然，这是建立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一个日益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被掏空的国家。然而，如果以色列经受住目前的风暴，预备役人员的行动可能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正如以色列社会学家亚吉尔·列维所指出的那样，右翼预备役人员或现役军人可能会阻止未来政府将土地归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努力，并指出今天的事态发展为这种干预辩护。

　　最后，抗议活动可能会损害以色列国家的安全，因为它向该国的对手发出信号，表明该国的军队和社会是分裂的、脆弱的。最近几周，以色列遭受的袭击有所增加，其中包括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激进分子发动的火箭弹袭击。政府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即对以色列软弱的认知使其反对者敢于测试该国的威慑能力——尽管他们对谁应该为这种情况负责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以色列仍处于激烈的争议之中。司法改革方面的妥协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尚不清楚，政府可能还会面临来自后备军的进一步抵制。无论结果如何，这个国家的军民关系已经严重动摇。

　　当民主退步时，其他地方的军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动荡。在服务平民领导人和保护自由民主准则之间不应该有冲突——但这需要领导人认同同样的原则。当一个政府瞄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从内部侵蚀它们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军事人员可能会面临一个他们本不应该面对的选择：服从文官当局，还是维护他们本应服务的民主制度的完整性。

　　作者简介：丽莎·布鲁克斯 (Risa Brooks) 是马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阿维谢 ·本·萨森-戈迪斯(Aavishay Ben Sasson-Gordis)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讲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今年3月，以色列军方数千名预备役人员宣布，如果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不放弃改革该国司法系统的计划，他们将不再参加训练和行动，这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一项拟议措施将实质性限制以色列最高法院对政府及其通过的法律的监督。预备役人员直言不讳的批评是内塔尼亚胡决定暂时搁置改革措施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围绕这一改革计划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领导的调解倡议在解决争端方面进展甚微。

　　在以色列，服兵役被视为一种公民义务和成年礼，预备役人员的异议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它还具有实际的军事影响，特别是因为许多预备役人员属于空军，并且是以色列国防军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其他地方行动的核心力量。到目前为止，预备役人员仍在继续执行任务。但只要围绕改革的斗争还在继续，未来出现异议的可能性就会持续存在。

　　按照民主制下军民关系的传统规范，预备役人员拒绝服役的威胁将会也应该受到广泛谴责。但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很大一部分社会人士认为，政府计划的改革是对以色列民主存在的威胁。这就带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维持健康的民主本来是需要军人避免干预政治的。与此同时，在民选领导人摧毁民主时被动地袖手旁观，与军人支持和捍卫民主的承诺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预备役人员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是合理的。即便如此，这种异议对以色列军民关系和潜在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长期风险。

　　以色列是目前这种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但是，军队对文职当局的服从与其维护民主的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是以色列独有的:每当政治领导人威胁要侵蚀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时，世界各地的军事人员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摊牌的结果，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远远超出了以色列一国的范畴。

2023年2月，以色列预备役人员在耶路撒冷附近抗议

　　预备役人员拒绝服役的威胁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以色列后备军中持不同意见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预备役人员在国家军队和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不像在美国，只有一小部分人选择参军，所有以色列人——除了这个国家的阿拉伯公民和大多数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都在18岁时自动被征召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女性服役两年，男性服役近三年。服完兵役后，进入预备役，接受训练，必要时参加军事行动。

　　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以色列人——仅仅超过人口的1%——参加常规的预备役训练和任务。但这些人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运作能力至关重要。以色列的常备军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预备役人员是必不可少的。在空军方面，即使是有限的行动，比如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伊朗代理人的频繁袭击，也依赖于自愿加入的预备役人员。一些特种部队和部分情报机构也是如此。这些平民士兵受到的尊敬和威望远远超过军队。他们拒绝服役的威胁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更不用说战斗机闲置或特种部队成员拒绝执行任务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了。

　　预备役人员此前曾公开反对以色列政府。2003年，24名空军预备役飞行员公开谴责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造成的平民伤亡。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发动战争后，一些预备役人员指责政府处理冲突的方式。但最近的动荡是史无前例的。过去的抗议活动规模相对较小;这一次，持不同意见的有数千人，而且更有组织。在某些情况下，威胁的罢工可能会使整个部队瘫痪。

　　为什么许多预备役人员认为他们的立场超越了政党政治和政策争论

　　不出所料，内塔尼亚胡阵营对这种阻力感到愤怒。以色列财政部长指责预备役人员对政府发动军事“叛乱”，一家右翼报纸称，预备役人员的异议“非常接近教科书对军事政变的定义”。相比之下，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最高级别军事官员赫尔兹·哈勒维对这种夸张的说法避而不谈。哈勒维会见了一些预备役人员，提醒他们服役的义务，呼吁团结，并强调远离政治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直接谴责他们或他们的行为。因此，亲内塔尼亚胡的权威人士给他贴上了“耻辱”的标签。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谴责军方过度干预政务是正确的。即使在士兵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以色列，武装部队也不会试图左右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这一责任落在公民和他们选出来为他们服务的政治领导人身上。但目前的情况使这种评估复杂化。以色列可能没有成文的宪法让预备役人员宣誓效忠，但他们参军的决定反映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深刻责任感。内塔尼亚胡对司法部门的攻击挑战了司法部门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取消三权分立就是违反他们同意为之服务的社会契约。

　　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预备役人员认为他们的立场超越了政党政治和政策争论。在公开声明中，他们强调了自己在不同类型的政府和他们个人不同意的军事任务下的服务。他们不是反对特定的命令或政府政策，而是在一场关乎自由民主本身命运的斗争中站队。正如情报部门预备役人员的一封公开信所言，为“一个单方面改变与其公民基本协议条款的国家”服务是没有意义的。另一封由预备役潜艇艇员写的信呼吁内塔尼亚胡“不要破坏以色列的民主”，因为“对它造成的任何伤害都将是破坏性的、不可逆转的”。

　　一些预备役人员还担心，削弱对行政部门的司法检查可能会破坏军事规划的决策过程。反过来，这可能会使政府更容易派遣他们执行任务，而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内政治议程，并可能使他们面临国际法下的刑事诉讼。政府不愿重新考虑改革方案，也不愿在一些最具争议的内容上做出妥协，这只会加剧这些担忧。

　　以色列仍处于激烈的争议之中

　　不幸的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在军队中压制批评者的选择是有限的。作为总理，他不是三军统帅，因为以色列法律规定军队服从于国防部长，最终服从于整个内阁。当然，内塔尼亚胡可以解雇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在加兰特呼吁与反对司法改革的人达成妥协后，他确实在3月底宣布了这一决定。然而，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内塔尼亚胡做出了让步，加兰特继续留任。内塔尼亚胡也可以尝试用一个更顺从的总参谋长来取代哈勒维，但这样做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令人担忧，而且可能会引起比他解雇加兰特失败更大的公愤。

　　更危险的是，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在这些正式措施之外采取其他手段。例如，他已经向军方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公开质疑预备役人员和更广泛的反政府抗议的合法性。以色列右翼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试图给预备役飞行员贴上精英的标签，可见这种攻击路线。他们的说法利用了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前者被认为是更上层、更左翼的群体，后者往往来自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倾向于右翼。这样的策略可能会使以色列国防军——长期以来是以色列社会的统一力量和平衡者——沿着社会和政治的断层线分裂，一些单位或队伍站在政府一边，而另一些则反对政府。幸运的是，目前几乎没有这种分裂的迹象，共享服务的纽带继续保持下去。不过，与抗议的预备役人员不同，战斗部队的普通官兵和下级军官中包括许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同情极右翼联合政府的人。这给一个依赖于队伍团结的机构带来了麻烦。

　　除了在军队内部造成分裂外，目前的冲突还对文官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构成了威胁。在民主国家，军人无权左右国家的发展方向。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做出这些决定，并由军方来执行这些决定。当然，这是建立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一个日益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被掏空的国家。然而，如果以色列经受住目前的风暴，预备役人员的行动可能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正如以色列社会学家亚吉尔·列维所指出的那样，右翼预备役人员或现役军人可能会阻止未来政府将土地归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努力，并指出今天的事态发展为这种干预辩护。

　　最后，抗议活动可能会损害以色列国家的安全，因为它向该国的对手发出信号，表明该国的军队和社会是分裂的、脆弱的。最近几周，以色列遭受的袭击有所增加，其中包括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激进分子发动的火箭弹袭击。政府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即对以色列软弱的认知使其反对者敢于测试该国的威慑能力——尽管他们对谁应该为这种情况负责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以色列仍处于激烈的争议之中。司法改革方面的妥协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尚不清楚，政府可能还会面临来自后备军的进一步抵制。无论结果如何，这个国家的军民关系已经严重动摇。

　　当民主退步时，其他地方的军队可能会面临这样的动荡。在服务平民领导人和保护自由民主准则之间不应该有冲突——但这需要领导人认同同样的原则。当一个政府瞄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从内部侵蚀它们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军事人员可能会面临一个他们本不应该面对的选择：服从文官当局，还是维护他们本应服务的民主制度的完整性。

　　作者简介：丽莎·布鲁克斯 (Risa Brooks) 是马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阿维谢 ·本·萨森-戈迪斯(Aavishay Ben Sasson-Gordis)是哈佛大学政府学院讲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