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中关系的负面发展趋势凸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否仍然可能?还是说美国和中国注定要形成敌对关系?恢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实质性外交还能达到什么目标?

　　关于新“冷战”正在兴起的说法反复出现，显然唤起了人们对美苏冷战的记忆。尽管那段历史与当前的美中关系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仍然可以从这种比较中吸取教训。从学者弗兰克·科斯蒂廖拉为乔治·凯南撰写的新传记中可以得到一些这样的教训，凯南是美国遏制苏联政策背后的思想者。《凯南：世界之间的生活》一书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凯南在后半生未能说服他在华盛顿制定政策的继任者，即遏制不是作为一种军事战略，而是作为美苏和平共处谈判条件的先决条件。

　　根据科斯蒂廖拉的说法，凯南几乎从冷战一开始就寻求通过“严肃的外交”来结束冷战，旨在达成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一项妥当的可以缓解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从而避免出现代价高昂的军事斗争。凯南的核心建议是美国和苏联都从欧洲军事撤离，在他看来，这将化解或消除美苏不可避免的竞争中最危险的局面。凯南关注的是他所认为的美国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与苏联达成某种和解的需要，这样美国才能足够专注和集中资源来解决美国国内的挑战。简而言之，凯南提倡政策需要“耐心、牺牲和克制”。

　　但正如科斯蒂廖拉所表明的那样，在冷战期间，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领导人所忽视，而倾向于采取军事化的遏制措施，寻求“逆转”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力。在凯南看来，华盛顿实质上采纳了让莫斯科“无条件投降”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但即使是凯南的许多推崇者也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大多数人支持这样一种共识，即更强硬的遏制战略可以使美苏关系总体稳定，而不需要美国对莫斯科做出实质性妥协。

　　所有这些想法在今天的美中关系中都有反映。华盛顿正在对北京采取一种近乎完全竞争的方式，其中有许多类似它对苏联采取的军事化、零和遏制的战略。目标似乎同样是让中国无条件投降。许多战略家和分析人士转而主张军事克制，与中国进行严肃的外交，并强调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日益明显受到限制。一些人特别主张与北京进行旨在缓解东亚军事紧张局势的谈判，类似于凯南建议美苏就欧洲军事态势进行谈判。但与凯南一样，这些想法被批评为盲目乐观或不切实际，因为中国被认为是不值得信赖和咄咄逼人。对抗中国的被认为比与北京妥协或迁就更可取，后者即使不会适得其反，也可能是徒劳的。

　　这也与凯南对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态度的更广泛观察相呼应，尤其是对对手的诋毁和缺乏战略同理心。上世纪70年代，凯南辨别出华盛顿对莫斯科的几个假设:

　　苏联领导层受到了统治世界的愿望和意图的鼓舞，并将与美国的军事摊牌视为两个大国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苏联武装力量主要用于侵略而不是防御。补充这些观点的似乎还有一种假设，即苏联和美国之间在目标和前景方面的分歧确实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想象和平解决这些分歧。

　　在中国问题上，同样的假设现在正在华盛顿变得普遍。凯南进一步阐述说，这些假设助长了美国人的对抗心态，在这种心态下，“苏联的姿态比以前更具威胁性”。这种心态的特点包括:

　　美国对东西方关系的看法全面军事化化;对致命的和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假设;接受苏美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以及)轻蔑地忽视更有利的情况……所有这些假设和情况要么是非常不正确的，要么是极不可能的;但它们现在已经深深地、广泛地植入了公众的脑海，很可能我说什么都无法根除它们……与此同时，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事实(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出现)，这种性质的扭曲，就像所有预言和所有关于冲突和敌意的虚假想象一样，往往会自我实现。

　　同样，这似乎准确地捕捉到了美国人新兴起的对中国的心态，以及这种心态的内在危险。在这方面，凯南指出了未能认识到苏联将如何看待和了解美国态度的特殊风险:

　　这一切会给莫斯科的最高决策权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呢?我们确切知道吗?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苏联领导人会看到这些现象背后的险恶动机，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已经把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的，并把和平解决我们分歧的所有可能性都排除在外。如果他们有了这种印象，那么他们也会倾向于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凯南洞察到，华盛顿经常未能或拒绝承认苏联的强硬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美国行动的回应，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缺乏战略同理心的情况。他还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华盛顿对与莫斯科谈判几乎没有兴趣，因为“俄罗斯已经被认定为邪恶的缩影;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与邪恶一方进行谈判和妥协看起来并不好。”

　　在凯南以这种方式描述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近五十年后，它显然在美国对中国的新态度中产生了反响。华盛顿盛行的说法是，我们正面临一场“致命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因为中国寻求“统治世界”。

　　美中之间的竞争被描绘成民主与专制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国会议员迈克·加拉格尔是新成立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他在2月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国和中国正在“就21世纪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展开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此外，华盛顿对与北京进行外交接触的大部分阻力似乎是由国内政治风险带来的，这种风险似乎是“与邪恶一方谈判和妥协”。因此，如果中国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国人“已经把和平解决分歧的所有可能性都排除在外”，并因此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北京对这种双边关系的变化负有责任，因为它自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缺乏对美国观点的战略同情，以及对与华盛顿接触的周期性抵制。但双方都需要认识到的是他们观点的对称性，以及助长这种对称性导致了相互不信任和相互指责。

　　如果凯南未能让华盛顿和莫斯科走出这种互动模式，达成一种可能缓解或结束冷战的外交权宜方式，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华盛顿和北京是否还有机会在两国关系的竞争方面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场冷战或更糟的情况之前，通过谈判寻求一种类似的权宜方式。凯南正确地警告说，错误的动机归因和错误的敌意假设可能会自我实现。美中关系现在似乎正走在这条道路上。如果在冷战期间错过了缓和美苏关系的机会，那么我们现在可能正在错过将美中关系置于一条不那么敌对、更具建设性的道路上的机会。

　　然而，与北京方面就此进行谈判的支持者面临着与凯南一样的障碍和反对意见。与中国的“接触”被广泛地描述为一种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方法——因为它假定的目的是引导北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并支持西方的利益。有人认为，中国方面背离了美国的目标，不能相信他们会真诚地与华盛顿打交道，而且确实对互惠接触不感兴趣。因此，美国的对抗性做法侧重于“极端竞争”和相当于军事遏制的措施，被认为是比寻求与北京妥协更安全的选择，而且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也许，与中国的互利关系和和平共处在今天只是一个白日梦，就像50年前凯南与苏联“光荣解决”的愿景一样。考虑到双边不信任的程度和双方的国内政治，在华盛顿或北京，战略同理心可能不再能够实现，甚至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实现。双方领导人可能不准备或不愿意承担寻求相互妥协的风险，尤其是在他们已经认定这样做是徒劳的情况下。

　　但他们准备好承担不这样做或拒绝这样做的风险了吗?华盛顿和北京似乎都认为，他们正在以一种优势地位接近竞争对手，即使自己不是占上风的话。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又低估了对方。华盛顿尤其有可能忽视今天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那段历史中，华盛顿可以拖延时间，并普遍无视凯南关于美苏军事撤离欧洲的建议，因为苏联在核领域之外的相对全球实力和影响力远远落后于美国。除了核军备控制之外，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没有必要考虑妥协。

　　然而，中国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全球经济实力和外交影响力远远超过苏联。因此，北京和华盛顿注定会有重叠的势力范围，并拥有抵抗对方意志的能力和筹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某种形式的相互迁就几乎肯定是避免冲突的唯一选择。双方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一味否认现实。由于这些原因，当前，凯南追求和平共处的“严肃外交”理念比50年前更需要迫切考虑和认真对待。

　　作者简介：保罗·希尔(Paul Heer)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前CIA东亚情报官员，著有《X先生与太平洋：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最近美中关系的负面发展趋势凸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否仍然可能?还是说美国和中国注定要形成敌对关系?恢复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实质性外交还能达到什么目标?

　　关于新“冷战”正在兴起的说法反复出现，显然唤起了人们对美苏冷战的记忆。尽管那段历史与当前的美中关系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仍然可以从这种比较中吸取教训。从学者弗兰克·科斯蒂廖拉为乔治·凯南撰写的新传记中可以得到一些这样的教训，凯南是美国遏制苏联政策背后的思想者。《凯南：世界之间的生活》一书的一个关键主题是，凯南在后半生未能说服他在华盛顿制定政策的继任者，即遏制不是作为一种军事战略，而是作为美苏和平共处谈判条件的先决条件。

　　根据科斯蒂廖拉的说法，凯南几乎从冷战一开始就寻求通过“严肃的外交”来结束冷战，旨在达成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一项妥当的可以缓解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从而避免出现代价高昂的军事斗争。凯南的核心建议是美国和苏联都从欧洲军事撤离，在他看来，这将化解或消除美苏不可避免的竞争中最危险的局面。凯南关注的是他所认为的美国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与苏联达成某种和解的需要，这样美国才能足够专注和集中资源来解决美国国内的挑战。简而言之，凯南提倡政策需要“耐心、牺牲和克制”。

　　但正如科斯蒂廖拉所表明的那样，在冷战期间，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领导人所忽视，而倾向于采取军事化的遏制措施，寻求“逆转”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力。在凯南看来，华盛顿实质上采纳了让莫斯科“无条件投降”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但即使是凯南的许多推崇者也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大多数人支持这样一种共识，即更强硬的遏制战略可以使美苏关系总体稳定，而不需要美国对莫斯科做出实质性妥协。

　　所有这些想法在今天的美中关系中都有反映。华盛顿正在对北京采取一种近乎完全竞争的方式，其中有许多类似它对苏联采取的军事化、零和遏制的战略。目标似乎同样是让中国无条件投降。许多战略家和分析人士转而主张军事克制，与中国进行严肃的外交，并强调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日益明显受到限制。一些人特别主张与北京进行旨在缓解东亚军事紧张局势的谈判，类似于凯南建议美苏就欧洲军事态势进行谈判。但与凯南一样，这些想法被批评为盲目乐观或不切实际，因为中国被认为是不值得信赖和咄咄逼人。对抗中国的被认为比与北京妥协或迁就更可取，后者即使不会适得其反，也可能是徒劳的。

　　这也与凯南对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态度的更广泛观察相呼应，尤其是对对手的诋毁和缺乏战略同理心。上世纪70年代，凯南辨别出华盛顿对莫斯科的几个假设:

　　苏联领导层受到了统治世界的愿望和意图的鼓舞，并将与美国的军事摊牌视为两个大国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冲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苏联武装力量主要用于侵略而不是防御。补充这些观点的似乎还有一种假设，即苏联和美国之间在目标和前景方面的分歧确实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想象和平解决这些分歧。

　　在中国问题上，同样的假设现在正在华盛顿变得普遍。凯南进一步阐述说，这些假设助长了美国人的对抗心态，在这种心态下，“苏联的姿态比以前更具威胁性”。这种心态的特点包括:

　　美国对东西方关系的看法全面军事化化;对致命的和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假设;接受苏美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以及)轻蔑地忽视更有利的情况……所有这些假设和情况要么是非常不正确的，要么是极不可能的;但它们现在已经深深地、广泛地植入了公众的脑海，很可能我说什么都无法根除它们……与此同时，我们面临这样一个事实(最大的危险就在这里出现)，这种性质的扭曲，就像所有预言和所有关于冲突和敌意的虚假想象一样，往往会自我实现。

　　同样，这似乎准确地捕捉到了美国人新兴起的对中国的心态，以及这种心态的内在危险。在这方面，凯南指出了未能认识到苏联将如何看待和了解美国态度的特殊风险:

　　这一切会给莫斯科的最高决策权的人留下什么印象呢?我们确切知道吗?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苏联领导人会看到这些现象背后的险恶动机，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已经把战争视为不可避免的，并把和平解决我们分歧的所有可能性都排除在外。如果他们有了这种印象，那么他们也会倾向于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凯南洞察到，华盛顿经常未能或拒绝承认苏联的强硬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美国行动的回应，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缺乏战略同理心的情况。他还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华盛顿对与莫斯科谈判几乎没有兴趣，因为“俄罗斯已经被认定为邪恶的缩影;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与邪恶一方进行谈判和妥协看起来并不好。”

　　在凯南以这种方式描述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近五十年后，它显然在美国对中国的新态度中产生了反响。华盛顿盛行的说法是，我们正面临一场“致命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话)”，因为中国寻求“统治世界”。

　　美中之间的竞争被描绘成民主与专制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国会议员迈克·加拉格尔是新成立的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他在2月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国和中国正在“就21世纪的生活将是什么样子展开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此外，华盛顿对与北京进行外交接触的大部分阻力似乎是由国内政治风险带来的，这种风险似乎是“与邪恶一方谈判和妥协”。因此，如果中国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国人“已经把和平解决分歧的所有可能性都排除在外”，并因此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北京对这种双边关系的变化负有责任，因为它自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缺乏对美国观点的战略同情，以及对与华盛顿接触的周期性抵制。但双方都需要认识到的是他们观点的对称性，以及助长这种对称性导致了相互不信任和相互指责。

　　如果凯南未能让华盛顿和莫斯科走出这种互动模式，达成一种可能缓解或结束冷战的外交权宜方式，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华盛顿和北京是否还有机会在两国关系的竞争方面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场冷战或更糟的情况之前，通过谈判寻求一种类似的权宜方式。凯南正确地警告说，错误的动机归因和错误的敌意假设可能会自我实现。美中关系现在似乎正走在这条道路上。如果在冷战期间错过了缓和美苏关系的机会，那么我们现在可能正在错过将美中关系置于一条不那么敌对、更具建设性的道路上的机会。

　　然而，与北京方面就此进行谈判的支持者面临着与凯南一样的障碍和反对意见。与中国的“接触”被广泛地描述为一种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方法——因为它假定的目的是引导北京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并支持西方的利益。有人认为，中国方面背离了美国的目标，不能相信他们会真诚地与华盛顿打交道，而且确实对互惠接触不感兴趣。因此，美国的对抗性做法侧重于“极端竞争”和相当于军事遏制的措施，被认为是比寻求与北京妥协更安全的选择，而且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也许，与中国的互利关系和和平共处在今天只是一个白日梦，就像50年前凯南与苏联“光荣解决”的愿景一样。考虑到双边不信任的程度和双方的国内政治，在华盛顿或北京，战略同理心可能不再能够实现，甚至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实现。双方领导人可能不准备或不愿意承担寻求相互妥协的风险，尤其是在他们已经认定这样做是徒劳的情况下。

　　但他们准备好承担不这样做或拒绝这样做的风险了吗?华盛顿和北京似乎都认为，他们正在以一种优势地位接近竞争对手，即使自己不是占上风的话。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又低估了对方。华盛顿尤其有可能忽视今天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那段历史中，华盛顿可以拖延时间，并普遍无视凯南关于美苏军事撤离欧洲的建议，因为苏联在核领域之外的相对全球实力和影响力远远落后于美国。除了核军备控制之外，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没有必要考虑妥协。

　　然而，中国是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全球经济实力和外交影响力远远超过苏联。因此，北京和华盛顿注定会有重叠的势力范围，并拥有抵抗对方意志的能力和筹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某种形式的相互迁就几乎肯定是避免冲突的唯一选择。双方都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而不是一味否认现实。由于这些原因，当前，凯南追求和平共处的“严肃外交”理念比50年前更需要迫切考虑和认真对待。

　　作者简介：保罗·希尔(Paul Heer)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前CIA东亚情报官员，著有《X先生与太平洋：乔治·凯南与美国东亚政策》(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