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士兵几乎一直被部署在国外。最为人所知的国外军事干预——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规模大、时间长且代价高昂。但美国还进行了数十次类似的行动，其中许多规模较小或时间较短，目的从威慑到训练不等。总的来说，这些行动好坏参半。其中一些行动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比如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该行动将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赶出了科威特。但在其他国家，如索马里、海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则令人失望或彻底失败。正是这些不成功的冷战后干预，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中引发了对武力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作用的严重怀疑。

2021年8月，美军士兵在喀布尔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

　　即便如此，美国的决策仍然强烈倾向于军事干预。当危机出现时，要求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往往能促成行动，理由是试图控制局势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本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探究美国军事干预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目标，我们建立了一个1946年至2018年间涉及美国利益的冲突和危机数据库。冲突案例来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危机案例来自国际危机行为数据集。为了确定涉及美国利益的案件，我们寻找对美国本土或美国条约盟友构成直接威胁的冲突和危机，这些冲突和危机发生在对美国具有高度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或涉及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然后，我们确定了促使美国部署军事力量的冲突和危机。要被视为干预，美国军队必须达到一定的门槛(全年至少有 100 人，或者在地面干预的情况下，人数更多，时间更短)。对于每一场冲突或危机，我们还收集了若干结果衡量指标的信息，包括冲突或危机持续时间、强度、经济发展变化和受冲突或危机影响的国家的民主制度。1946年至2018年，在涉及美国利益的222次冲突和危机中，美国选择干预的有50次，不干预的有172次。

　　我们的发现颠覆了传统观点:不管美国是否干预，结果基本相同。在我们考量的每个维度上，促使干预的案例和没有干预的案例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换句话说，美国军事干预能够持续实现其目标的证据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干预都失败了。仔细观察表明，有一部分行动更有可能促进美国的利益，实现美国的目标:那些有明确、可实现的目标，并通过对当地情况的准确评估获得信息的行动。

　　华盛顿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其目标与军事力量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停止将军事冒险视为所有潜在威胁的首选解决方案。然而，与此同时，它不能将每一次潜在的干预都视为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从而分散国内优先事项的资源。真正的危险不是军事干预本身，而是具有脱离实地现实的宏大目标的大规模干预。这是拿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做赌注。

　　为什么军事干预会失败

　　显然，一些军事干预确实促进了美国的利益。我们的研究表明，小型、短期的干预，目标精确，非常适合运用军事力量，可以取得成功。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飞机和航空母舰挫败了利比亚控制锡德拉湾的企图。1998年，美国巡航导弹袭击了阿富汗和苏丹的目标，以报复基地组织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轰炸。

　　但如果在错误的情况下使用，干预措施可能会灾难性地失败。大的危机带来的风险尤其大。尽管大规模使用武力有时可能是实现美国高风险目标的唯一途径——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那样——但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赌注。如果不谨慎行事，大规模干预可能会变成消耗资源的失败，并背负着单靠军事力量无法实现的宏大政治目标。

　　美国军队在处理政治任务方面的准备工作很差。军事力量可以推翻独裁政权，但它不能建立一个有效和民主的替代者。它也无法稳定长期的内战局势或克服由来已久的种族分歧。美国试图在越南、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实现这一目标的军事干预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军事力量非常适合的任务——例如组建一支伙伴军队——也可能在任务范围太大或任务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时失败。要想证明这一点，只要看看2021年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当地安全部队的崩溃就知道了。

　　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设定如此宏大的目标往往会导致失败，但我们的分析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决定使用军事干预来实现广泛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普遍。二战前，美国的干预主要是为了征服其他国家或保卫自己的领土。但在冷战开始后，美国的野心越来越大。华盛顿现在寻求加强地区安全，反对共产主义，重建国家，促进全球规范。冷战结束后，反恐被列入目标清单，尽管美国没有更频繁地进行干预，但其目标逐渐变得更加广泛。毫不奇怪，雄心壮志降低了美国干预的成功率，尽管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却经常遭遇失败。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未能实现目标的干预行动比例稳步上升。我们的分析表明，在1945年之前，美国实现了大约80%的干预目标。然而，在冷战期间，它实现目标的成功率仅为60%左右，而在后冷战时期，成功率已降至略低于50%。

　　批评者可能会说，我们的研究存在选择性问题：如果美国干预的危机和冲突无论如何都最有可能走向失败。但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反对意见。数十个案例研究表明，局势的困难程度与干预的可能性之间没有关系:在很多困难的情况下，美国进行了干预，而在很多简单的情况下，美国选择了不干预。但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受到的限制逐渐减弱，美国确实为其选择的干预行动设定了越来越广泛的目标，因此，仅依靠军事力量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越来越小。

　　华盛顿的失败记录

　　为什么美国这么多的干预都失败了?我们研究的关键发现之一是军事干预最有可能成功的时机：何时军事干预会决定性地改变当地的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这意味着成功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美国代理人和对手的军事实力、民众对美国目标的支持程度，以及第三方可以干预的程度。然而，华盛顿往往考虑这些因素过于迟缓(甚至根本不考虑)，而且在考虑这些因素时，它往往依赖于不准确或不充分的信息。

　　在正确评估其他国家军事实力方面，美国的记录尤其糟糕。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政策制定者大大低估了越共的战斗力，因此误判了胜利的几率。美国在评估其合作伙伴时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在越南，华盛顿对其南越伙伴越南共和国陆军的能力和自给自足过于乐观。1979年，美国高估了其在伊朗的长期盟友、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平息国内动荡的能力，并对他迅速下台感到意外。最近，华盛顿对其在阿富汗建立的安全部队的能力和承诺过于自信，但这支部队在塔利班的推进下迅速崩溃。

　　这些错误的代价是很高的。高估合作伙伴的能力或低估对手的实力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开始有风险或代价高昂的干预，而如果有更好的信息，他们本可以避免这些干预。这种错误的判断也会导致他们为旷日持久的干预寻找理由，而这些干预没有似乎可行的成功之路。事实上，缺乏当地的支持一直是美国军事干预失败的原因。当美国在1994年干预海地时，美国政策制定者错误地将海地人支持推翻军政府与美国支持的民主政府等同起来。同样，在2003年后的伊拉克，五角大楼对公众对政治转型热情的乐观评估意味着美国军队对随后的叛乱毫无准备。

　　美国政策制定者也经常对第三方的破坏力量感到惊讶。外国民兵组织、邻国和其他对手一再破坏美国精心制定的计划。1950年，美国政策制定者未能预测到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他们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重蹈覆辙，当时他们对伊朗民兵的迅速崛起感到惊讶。在这两种情况下，第三方的介入都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华盛顿未能考虑到这一点而付出了高昂代价。

　　准确评估各种可能影响局势的力量

　　在某些情况下，军事干预是美国最佳或唯一的选择。但政策制定者也必须认识到，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应对危机或潜在威胁的最佳对策是根本不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依靠外交或制裁——或者干脆学会面对日益严重的威胁。

　　在部署军事力量之前，美国不应首先考虑这样做是否能够迅速和充分地改变当地的力量平衡，使美国军队或合作伙伴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或仅仅有可能，那么政策制定者应该支持非军事的替代方案。政策制定者应该对涉及大规模干预的提案进行特别严格的审查。此外，他们在设定扩张性目标时也应谨慎。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目标会把那些最好的目标和那些必不可少的目标混为一谈。例如，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后，狭义的的反恐任务与广泛的国家建设项目交织在一起，从而将愿景转变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尽管这并没有真正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政策制定者不应增加干预的规模或持续时间，以实现更远大的目标，而应专注于那些可实现的目标。

　　政策制定者必须掌握有关当地情况的准确信息，以评估拟定的干预成功的可能性。为了确保政策制定者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情报机构应该在简报和分析中更重视不同的当地专家的声音，包括那些有地位和倾向提供华盛顿可能不欢迎的坦诚信息的人。这些数据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当地政治态度和动态可能给美国军事干预带来的潜在风险。这些专家还应与华盛顿的情报和国防领导层合作，以确定哪些第三方有能力、有兴趣和意图介入干预计划，以及可能引发这种介入的条件。挑战在于理解双方可能如何以及何时进行干预。认真对待其他政治领导人的红线将是美国军事干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政策制定者需要更详细和及时的信息，以评估美国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军事实力，情报机构往往难以提供这些信息。例如，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政府高估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低估了乌克兰的能力。结果，政策制定者们预期——甚至开始为俄罗斯的迅速胜利做准备。更可靠地了解其他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军事能力必须成为情报界的首要任务。分析人员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计算坦克、船只和飞机的数量;他们还需要考虑对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基础、政治和战略文化及其战斗意志进行更复杂的评估。

　　未来美国可能还会进行军事干预，但需要避免代价高昂的失败。更有效的政策要求华盛顿重新思考其对军事干预的看法：它不是万能的锤子，而是一种最好谨慎使用的专门工具。

　　作者简介：詹妮弗·卡瓦纳 (Jennifer Kavanagh) 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弗雷德里克 (Bryan Frederick)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士兵几乎一直被部署在国外。最为人所知的国外军事干预——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规模大、时间长且代价高昂。但美国还进行了数十次类似的行动，其中许多规模较小或时间较短，目的从威慑到训练不等。总的来说，这些行动好坏参半。其中一些行动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比如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该行动将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赶出了科威特。但在其他国家，如索马里、海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其他地方，则令人失望或彻底失败。正是这些不成功的冷战后干预，在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中引发了对武力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作用的严重怀疑。

2021年8月，美军士兵在喀布尔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

　　即便如此，美国的决策仍然强烈倾向于军事干预。当危机出现时，要求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往往能促成行动，理由是试图控制局势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在很多情况下，美国本可以在不进行军事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探究美国军事干预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目标，我们建立了一个1946年至2018年间涉及美国利益的冲突和危机数据库。冲突案例来自乌普萨拉冲突数据项目，危机案例来自国际危机行为数据集。为了确定涉及美国利益的案件，我们寻找对美国本土或美国条约盟友构成直接威胁的冲突和危机，这些冲突和危机发生在对美国具有高度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或涉及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然后，我们确定了促使美国部署军事力量的冲突和危机。要被视为干预，美国军队必须达到一定的门槛(全年至少有 100 人，或者在地面干预的情况下，人数更多，时间更短)。对于每一场冲突或危机，我们还收集了若干结果衡量指标的信息，包括冲突或危机持续时间、强度、经济发展变化和受冲突或危机影响的国家的民主制度。1946年至2018年，在涉及美国利益的222次冲突和危机中，美国选择干预的有50次，不干预的有172次。

　　我们的发现颠覆了传统观点:不管美国是否干预，结果基本相同。在我们考量的每个维度上，促使干预的案例和没有干预的案例之间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换句话说，美国军事干预能够持续实现其目标的证据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干预都失败了。仔细观察表明，有一部分行动更有可能促进美国的利益，实现美国的目标:那些有明确、可实现的目标，并通过对当地情况的准确评估获得信息的行动。

　　华盛顿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其目标与军事力量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它需要停止将军事冒险视为所有潜在威胁的首选解决方案。然而，与此同时，它不能将每一次潜在的干预都视为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从而分散国内优先事项的资源。真正的危险不是军事干预本身，而是具有脱离实地现实的宏大目标的大规模干预。这是拿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做赌注。

　　为什么军事干预会失败

　　显然，一些军事干预确实促进了美国的利益。我们的研究表明，小型、短期的干预，目标精确，非常适合运用军事力量，可以取得成功。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飞机和航空母舰挫败了利比亚控制锡德拉湾的企图。1998年，美国巡航导弹袭击了阿富汗和苏丹的目标，以报复基地组织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轰炸。

　　但如果在错误的情况下使用，干预措施可能会灾难性地失败。大的危机带来的风险尤其大。尽管大规模使用武力有时可能是实现美国高风险目标的唯一途径——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那样——但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赌注。如果不谨慎行事，大规模干预可能会变成消耗资源的失败，并背负着单靠军事力量无法实现的宏大政治目标。

　　美国军队在处理政治任务方面的准备工作很差。军事力量可以推翻独裁政权，但它不能建立一个有效和民主的替代者。它也无法稳定长期的内战局势或克服由来已久的种族分歧。美国试图在越南、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实现这一目标的军事干预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是军事力量非常适合的任务——例如组建一支伙伴军队——也可能在任务范围太大或任务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时失败。要想证明这一点，只要看看2021年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当地安全部队的崩溃就知道了。

　　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设定如此宏大的目标往往会导致失败，但我们的分析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决定使用军事干预来实现广泛的目标变得越来越普遍。二战前，美国的干预主要是为了征服其他国家或保卫自己的领土。但在冷战开始后，美国的野心越来越大。华盛顿现在寻求加强地区安全，反对共产主义，重建国家，促进全球规范。冷战结束后，反恐被列入目标清单，尽管美国没有更频繁地进行干预，但其目标逐渐变得更加广泛。毫不奇怪，雄心壮志降低了美国干预的成功率，尽管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却经常遭遇失败。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未能实现目标的干预行动比例稳步上升。我们的分析表明，在1945年之前，美国实现了大约80%的干预目标。然而，在冷战期间，它实现目标的成功率仅为60%左右，而在后冷战时期，成功率已降至略低于50%。

　　批评者可能会说，我们的研究存在选择性问题：如果美国干预的危机和冲突无论如何都最有可能走向失败。但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反对意见。数十个案例研究表明，局势的困难程度与干预的可能性之间没有关系:在很多困难的情况下，美国进行了干预，而在很多简单的情况下，美国选择了不干预。但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受到的限制逐渐减弱，美国确实为其选择的干预行动设定了越来越广泛的目标，因此，仅依靠军事力量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越来越小。

　　华盛顿的失败记录

　　为什么美国这么多的干预都失败了?我们研究的关键发现之一是军事干预最有可能成功的时机：何时军事干预会决定性地改变当地的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这意味着成功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美国代理人和对手的军事实力、民众对美国目标的支持程度，以及第三方可以干预的程度。然而，华盛顿往往考虑这些因素过于迟缓(甚至根本不考虑)，而且在考虑这些因素时，它往往依赖于不准确或不充分的信息。

　　在正确评估其他国家军事实力方面，美国的记录尤其糟糕。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政策制定者大大低估了越共的战斗力，因此误判了胜利的几率。美国在评估其合作伙伴时也经常犯类似的错误。在越南，华盛顿对其南越伙伴越南共和国陆军的能力和自给自足过于乐观。1979年，美国高估了其在伊朗的长期盟友、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平息国内动荡的能力，并对他迅速下台感到意外。最近，华盛顿对其在阿富汗建立的安全部队的能力和承诺过于自信，但这支部队在塔利班的推进下迅速崩溃。

　　这些错误的代价是很高的。高估合作伙伴的能力或低估对手的实力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开始有风险或代价高昂的干预，而如果有更好的信息，他们本可以避免这些干预。这种错误的判断也会导致他们为旷日持久的干预寻找理由，而这些干预没有似乎可行的成功之路。事实上，缺乏当地的支持一直是美国军事干预失败的原因。当美国在1994年干预海地时，美国政策制定者错误地将海地人支持推翻军政府与美国支持的民主政府等同起来。同样，在2003年后的伊拉克，五角大楼对公众对政治转型热情的乐观评估意味着美国军队对随后的叛乱毫无准备。

　　美国政策制定者也经常对第三方的破坏力量感到惊讶。外国民兵组织、邻国和其他对手一再破坏美国精心制定的计划。1950年，美国政策制定者未能预测到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他们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重蹈覆辙，当时他们对伊朗民兵的迅速崛起感到惊讶。在这两种情况下，第三方的介入都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华盛顿未能考虑到这一点而付出了高昂代价。

　　准确评估各种可能影响局势的力量

　　在某些情况下，军事干预是美国最佳或唯一的选择。但政策制定者也必须认识到，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应对危机或潜在威胁的最佳对策是根本不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依靠外交或制裁——或者干脆学会面对日益严重的威胁。

　　在部署军事力量之前，美国不应首先考虑这样做是否能够迅速和充分地改变当地的力量平衡，使美国军队或合作伙伴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如果答案是否定或仅仅有可能，那么政策制定者应该支持非军事的替代方案。政策制定者应该对涉及大规模干预的提案进行特别严格的审查。此外，他们在设定扩张性目标时也应谨慎。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目标会把那些最好的目标和那些必不可少的目标混为一谈。例如，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后，狭义的的反恐任务与广泛的国家建设项目交织在一起，从而将愿景转变为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尽管这并没有真正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政策制定者不应增加干预的规模或持续时间，以实现更远大的目标，而应专注于那些可实现的目标。

　　政策制定者必须掌握有关当地情况的准确信息，以评估拟定的干预成功的可能性。为了确保政策制定者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情报机构应该在简报和分析中更重视不同的当地专家的声音，包括那些有地位和倾向提供华盛顿可能不欢迎的坦诚信息的人。这些数据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当地政治态度和动态可能给美国军事干预带来的潜在风险。这些专家还应与华盛顿的情报和国防领导层合作，以确定哪些第三方有能力、有兴趣和意图介入干预计划，以及可能引发这种介入的条件。挑战在于理解双方可能如何以及何时进行干预。认真对待其他政治领导人的红线将是美国军事干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政策制定者需要更详细和及时的信息，以评估美国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军事实力，情报机构往往难以提供这些信息。例如，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政府高估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低估了乌克兰的能力。结果，政策制定者们预期——甚至开始为俄罗斯的迅速胜利做准备。更可靠地了解其他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军事能力必须成为情报界的首要任务。分析人员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计算坦克、船只和飞机的数量;他们还需要考虑对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社会、经济和工业基础、政治和战略文化及其战斗意志进行更复杂的评估。

　　未来美国可能还会进行军事干预，但需要避免代价高昂的失败。更有效的政策要求华盛顿重新思考其对军事干预的看法：它不是万能的锤子，而是一种最好谨慎使用的专门工具。

　　作者简介：詹妮弗·卡瓦纳 (Jennifer Kavanagh) 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弗雷德里克 (Bryan Frederick)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