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土耳其南部十个省份发生地震，这是该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繁华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古老的城堡、成千上万的住宅和商业建筑倒塌。截至2月24日，除了邻国叙利亚的大量伤亡外，土耳其也有超过4.4万人死亡。超过10万人受伤，还有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土耳其六分之一的人口——超过1300万人——被认为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向灾区提供救援是土耳其政府最紧迫的任务。然而，这场灾难不仅带来了后勤上的挑战，也带来了政治上的挑战。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受到了审查，因为疏忽和腐败导致近几十年来建造了许多不符合标准的建筑。自2003年以来担任土耳其总统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现在面临着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考验。

2023年2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

　　他可能会想起一段熟悉的历史。1999年，一场地震造成近1.9万人死亡，暴露了土耳其民众与家长制政府之间社会契约的局限性。那场自然灾害，再加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促使自1922年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崛起以来一直统治该国的世俗、威权政府被推翻。埃尔多安和他的伊斯兰政党最终掌权并改变了土耳其。现在问题来到埃尔多安跟前。这次地震的影响可能与近25年前的那场地震大致相同，导致僵化的政治秩序崩溃。1999年的地震帮助埃尔多安上台。2023年的地震可能会结束他的统治。

　　家长制问题

　　土耳其有着悠久的家长制、自上而下的治理传统，这种传统源于19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运动。土耳其的国家被昵称为devlet baba(父亲国家)，而国家被称为ana vatan(祖国)。在这种政治传统中，国家就像一位严于律己的父亲，照顾着他的后代——公民;它严厉而冷酷，但也引导它的公民，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土耳其领导人一直坚称，他们知道什么对人民有利：首先是奥斯曼帝国已故苏丹;然后是现代土耳其的二十世纪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和他的继任者——被称为凯末尔主义者;现在是埃尔多安。这些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对国家的悉心管理需要人民的服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将土耳其从盟军占领中解放出来后，阿塔图尔克宣传了这种家长制的社会契约。他竭尽全力按照自己的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形象塑造国家和社会。阿塔图尔克代表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令人痛心的是，1934年，土耳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赋予他唯一的姓氏“阿塔图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直到今天，土耳其公民都不允许使用这一姓氏。

　　1938年，阿塔图尔克去世，1950年土耳其成为多党民主国家后，他与公民之间的“慈父般的契约”依然有效。左翼和右翼的凯末尔主义政党延续了这种形式的统治。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父亲国家”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强大的、全能的。公民别无选择，只能畏惧它。

　　一场自然灾害动摇了凯末尔主义国家的根基。1999年毁灭性的地震摧毁了伊斯坦布尔郊区的工业区。随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土耳其公民的命运：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的祖国却不见踪影，成千上万受伤的人躺在废墟下，等待救援机构的帮助，但救援从来没有到来。政府救援物资需要数天，有时甚至数周才能到达一些社区。那次失败的救灾让一个严厉但有效的凯末尔式国家的假象破灭了。

　　次年的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给凯末尔式的“父亲国家”以致命一击。土耳其公民不仅感到被国家抛弃，而且不再害怕。大门为埃尔多安敞开了。

　　掌舵者

　　1999年的地震和随后的经济危机撕毁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使国家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松动。2001年，埃尔多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功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后，凭借他的声望，成立了他的正义与发展党(AKP)。2002年11月，他的政党赢得全国大选，2003年3月，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总理。

　　从那以后，埃尔多安部分通过实现经济增长和帮助公民摆脱贫困，部分通过打击反对者，巩固了他作为专制和强权领导人的声名，公民应该同时敬畏和尊重他。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为新版“父亲国家”的代表。埃尔多安的形象令人喜忧参半：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强势但努力工作的父权人物，像凯末尔一样，希望公民遵循他指定的生活方式。当然，与他的凯末尔派前任不同，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并且认识到在严格的伊斯兰虔诚和政治之间没有隔离墙。

　　他的支持者爱戴他，而他的对手则惧怕他。为了赢得这种爱和恐惧，他让许多土耳其人摆脱了贫困，同时通过将反对者送进监狱来镇压异见。埃尔多安的绰号是reis(船长)，这个词源自他的家族在黑海海岸的海上血统。这个头衔也凸显了他无可争议的土耳其掌舵人地位。乘客必须听船长的话，因为他们的安危取决于他。

　　即将到来的动荡

　　然而，埃尔多安的政治形象可能经不起即将到来的大风浪。本月的地震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它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一个世纪前的土耳其独立战争还多。

　　也许任何政府都难以迅速而全面地应对这样的灾难。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埃尔多安政府最初的反应都是缓慢而随意的。埃尔多安将因在过去十年里破坏和操纵该国的重要机构(包括救援机构)而接受审查，他涉嫌用忠诚的人取代有专业性的高管，并在此过程中使这些机构无法正常运作。埃尔多安降低了与国际红十字会有联系的救援组织土耳其红新月会的级别，因为该组织不愿向他的权力低头。相反，他设立了土耳其的灾难和应急管理局(AFAD)，相当于美国的自然灾害管理机构——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红新月会是土耳其传统的救援机构，但在地震后，它已不复存在。它的替代者灾难和应急管理局也没有出现。最后，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向地震灾民提供充分或协调一致的援助。

　　土耳其民众仍对地震造成的破坏规模感到震惊，他们对政府的疏忽导致如此高的死亡人数感到愤怒。受灾严重的城镇和城市的图像显示，一个又一个公寓楼完全被夷为平地，这是普遍违反法规和建筑相关规定以及腐败的证据。来自安塔基亚(安提阿古城)的照片揭示了这种渎职行为：一座大型公寓楼倒塌，数十人(甚至数百人)被困和死亡，而旁边一座类似大小的建筑几乎完好无损，里面众多居民可能幸免。

　　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以掀起建筑狂潮知名：在大多数城镇，巨大的公寓楼取代了独栋住宅，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主要历史城市的天际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埃尔多安已经面临着公众的严厉批评，因为他的政府对地震的反应不当，以及近年来对劣质建筑的纵容，此外还有指控称，腐败使承包商得以建造许多质量低劣的建筑，而这些建筑现在已经倒塌。

　　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将面临压力。正如1999年的地震撼动了凯末尔主义国家一样，2月的地震正在损害埃尔多安及其长期以来培养的权力和效率的名声。

　　事实上，一旦更准确的死亡人数公布，埃尔多安的形象可能会受到无法修复的损害——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仍被埋在废墟下——公众的悲痛转化为愤怒。许多公民将得出结论，埃尔多安未能履行职责，因此不再值得敬畏。换句话说，土耳其人可能开始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完美的领袖，而更像是一只纸老虎。上周末，数千名观看足球比赛的人向埃尔多安政府发出嘘声，并要求他辞职。

　　埃尔多安的政治手腕

　　埃尔多安是一位手腕高超的政客，他将尽最大努力避免即将到来的骚动。为了给自己开脱，保护自己的声誉，他会声称地震是他无法控制的天灾，利用他对土耳其约90%的媒体的影响力，让公民相信，考虑到地震的规模，高死亡人数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可能试图将责任转移到小型建筑公司身上，强调个人的疏忽和不当行为，以免除政府的责任。例如，2月12日，警方逮捕了许多涉嫌与数千栋建筑倒塌有关的嫌疑人。

　　然而，这些行动都不足以使他免受民众的愤怒。一旦地震造成的实际死亡人数明确，关于救援物资的运送和协调，以及政府的失误是否最终阻碍了被困人员的救援，土耳其国内将展开争论。

　　作为回应，埃尔多安将改变姿态，寻求再次向公民灌输恐惧，试图表现出强势和掌舵能力。他已经开始采取这样的立场，包括在地震后的首次全国讲话中。镜头对准他张开的鼻孔，这个角度是为了突出他的愤怒，埃尔多安指责公民传播“假新闻”，在如此巨大的悲伤和损失的时刻，这种愤怒的语气显得格格不入。

　　在该国即将举行的选举之前，地震及其后果现在给埃尔多安带来了挑战。根据土耳其宪法，议会和总统选举必须在上次选举后的五年内举行，这次是在今年 6 月。在前几周，民意调查显示，土耳其的六大反对党联合集团与埃尔多安的政党不相伯仲。

　　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 's Party)领导人基马尔•基利奇达洛格鲁已经誓言要结束腐败。腐败导致了许多劣质建筑的建造，并造成了如此多的人员伤亡。他的言论表明，反对派将利用地震在竞选期间抨击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意识到自己的支持率下降，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决定推迟选举。这样的推迟公然违反土耳其宪法，但埃尔多安可以利用他对最高选举委员会(YSK)等关键机构的控制来推迟投票。最高选举委员会是监督民意调查的国家委员会。

　　埃尔多安曾利用包括最高选举委员会在内的国家机构来对付他的对手。2019年3月，他指示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结果无效，正义与发展党候选人以微弱优势输掉那次选举。这一决定引发了愤怒，并对埃尔多安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影响：反对派候选人在6月的后续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可以肯定的是，最高选举委员会在宪法上没有权力将全国大选推迟到6月18日之后，埃尔多安在这方面的任何做法都将面临阻力。但他仍然可以悄悄地迫使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地震使6月份的选举无法举行，从而从而将任何推迟都归咎于这个表面上独立的机构。即使他以某种方式绕过宪法，土耳其选民也可能会非常愤怒，在推迟的投票中惩罚他，就像2019年伊斯坦布尔选民所做的那样。

　　如果埃尔多安决定他不能或不想推迟选举，他可能会转向其他专制措施。他的政府于2月7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暂停了受地震影响的十个省份的权利和自由。一旦紧急状态在5月到期，他可能会延长紧急状态。这将意味着，在10个地震受灾省份(占土耳其人口的六分之一以上，其中许多是最愤怒和最受伤害的公民)，这种选举既不公平也不自由，这将使埃尔多安在民意调查中拥有竞争优势。

　　除非能恢复他关怀和高效的领袖形象，否则埃尔多安作为土耳其令人敬畏和尊敬的领导人的时代就结束了。愤怒和痛苦正在全国蔓延。那些热爱埃尔多安的人正在减少对他的热爱;敬畏他的人增加对他的惧怕。

　　反过来，埃尔多安将试图抓住权力不放，要么违反国家宪法推迟选举，要么在紧急状态下举行不公平的选举。如果抗议活动开始并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回应他的行动或镇压，他甚至可以将紧急状态扩大到整个国家。也许是预料到公众的反对，他在2月11日关闭了土耳其的大学，将800多万学生送到虚拟教室，并将年轻人从可能的抗议和叛乱中心分散出去。

　　坚韧的公民社会

　　一场潜在的激烈摊牌迫在眉睫，但退一步看，乐观的理由就显而易见了。从整体来看，土耳其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家长制治理模式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该国的公民社会在应对地震方面表现异常出色，为灾民提供了大量和迅速的救援，同时也领导，甚至超越了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例如，土耳其摇滚明星哈鲁克·莱文特通过他的非营利组织所做的事情可能比一些政府机构还多。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土耳其慈善基金会在灾难发生后几天内就筹集了850多万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工作。该国强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埃尔多安时代经济增长的产物，他们负责抗震救灾工作，国家及其领导人则迟滞在后面。

　　土耳其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的韧性在一片阴霾中带来了一线希望。土耳其公民现在看到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他们不再像婴儿一样幼稚，政治领导人也不再简单地把自己标榜为严厉的父亲，把不守规矩的后代关在一起。这次地震不会产生另一个家长制政府，而是有助于重新平衡土耳其国家与社会之间失衡的关系。

　　作者简介：索内尔·恰普塔伊(Soner Cagaptay)是位现居于美国的土耳其裔政治学家。他任职于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是土耳其研究项目科主任。恰普塔伊是历史学家，专长于美国与土耳其外交关系、土耳其政策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2月6日，土耳其南部十个省份发生地震，这是该国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繁华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古老的城堡、成千上万的住宅和商业建筑倒塌。截至2月24日，除了邻国叙利亚的大量伤亡外，土耳其也有超过4.4万人死亡。超过10万人受伤，还有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土耳其六分之一的人口——超过1300万人——被认为受到了地震的影响。

　　向灾区提供救援是土耳其政府最紧迫的任务。然而，这场灾难不仅带来了后勤上的挑战，也带来了政治上的挑战。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受到了审查，因为疏忽和腐败导致近几十年来建造了许多不符合标准的建筑。自2003年以来担任土耳其总统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现在面临着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考验。

2023年2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

　　他可能会想起一段熟悉的历史。1999年，一场地震造成近1.9万人死亡，暴露了土耳其民众与家长制政府之间社会契约的局限性。那场自然灾害，再加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激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促使自1922年土耳其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崛起以来一直统治该国的世俗、威权政府被推翻。埃尔多安和他的伊斯兰政党最终掌权并改变了土耳其。现在问题来到埃尔多安跟前。这次地震的影响可能与近25年前的那场地震大致相同，导致僵化的政治秩序崩溃。1999年的地震帮助埃尔多安上台。2023年的地震可能会结束他的统治。

　　家长制问题

　　土耳其有着悠久的家长制、自上而下的治理传统，这种传统源于19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运动。土耳其的国家被昵称为devlet baba(父亲国家)，而国家被称为ana vatan(祖国)。在这种政治传统中，国家就像一位严于律己的父亲，照顾着他的后代——公民;它严厉而冷酷，但也引导它的公民，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土耳其领导人一直坚称，他们知道什么对人民有利：首先是奥斯曼帝国已故苏丹;然后是现代土耳其的二十世纪创始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和他的继任者——被称为凯末尔主义者;现在是埃尔多安。这些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对国家的悉心管理需要人民的服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将土耳其从盟军占领中解放出来后，阿塔图尔克宣传了这种家长制的社会契约。他竭尽全力按照自己的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形象塑造国家和社会。阿塔图尔克代表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令人痛心的是，1934年，土耳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赋予他唯一的姓氏“阿塔图尔克”，意为“土耳其之父”。直到今天，土耳其公民都不允许使用这一姓氏。

　　1938年，阿塔图尔克去世，1950年土耳其成为多党民主国家后，他与公民之间的“慈父般的契约”依然有效。左翼和右翼的凯末尔主义政党延续了这种形式的统治。在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父亲国家”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强大的、全能的。公民别无选择，只能畏惧它。

　　一场自然灾害动摇了凯末尔主义国家的根基。1999年毁灭性的地震摧毁了伊斯坦布尔郊区的工业区。随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土耳其公民的命运：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的祖国却不见踪影，成千上万受伤的人躺在废墟下，等待救援机构的帮助，但救援从来没有到来。政府救援物资需要数天，有时甚至数周才能到达一些社区。那次失败的救灾让一个严厉但有效的凯末尔式国家的假象破灭了。

　　次年的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给凯末尔式的“父亲国家”以致命一击。土耳其公民不仅感到被国家抛弃，而且不再害怕。大门为埃尔多安敞开了。

　　掌舵者

　　1999年的地震和随后的经济危机撕毁了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使国家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松动。2001年，埃尔多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功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后，凭借他的声望，成立了他的正义与发展党(AKP)。2002年11月，他的政党赢得全国大选，2003年3月，埃尔多安成为土耳其总理。

　　从那以后，埃尔多安部分通过实现经济增长和帮助公民摆脱贫困，部分通过打击反对者，巩固了他作为专制和强权领导人的声名，公民应该同时敬畏和尊重他。换句话说，他已经成为新版“父亲国家”的代表。埃尔多安的形象令人喜忧参半：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强势但努力工作的父权人物，像凯末尔一样，希望公民遵循他指定的生活方式。当然，与他的凯末尔派前任不同，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并且认识到在严格的伊斯兰虔诚和政治之间没有隔离墙。

　　他的支持者爱戴他，而他的对手则惧怕他。为了赢得这种爱和恐惧，他让许多土耳其人摆脱了贫困，同时通过将反对者送进监狱来镇压异见。埃尔多安的绰号是reis(船长)，这个词源自他的家族在黑海海岸的海上血统。这个头衔也凸显了他无可争议的土耳其掌舵人地位。乘客必须听船长的话，因为他们的安危取决于他。

　　即将到来的动荡

　　然而，埃尔多安的政治形象可能经不起即将到来的大风浪。本月的地震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它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一个世纪前的土耳其独立战争还多。

　　也许任何政府都难以迅速而全面地应对这样的灾难。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埃尔多安政府最初的反应都是缓慢而随意的。埃尔多安将因在过去十年里破坏和操纵该国的重要机构(包括救援机构)而接受审查，他涉嫌用忠诚的人取代有专业性的高管，并在此过程中使这些机构无法正常运作。埃尔多安降低了与国际红十字会有联系的救援组织土耳其红新月会的级别，因为该组织不愿向他的权力低头。相反，他设立了土耳其的灾难和应急管理局(AFAD)，相当于美国的自然灾害管理机构——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红新月会是土耳其传统的救援机构，但在地震后，它已不复存在。它的替代者灾难和应急管理局也没有出现。最后，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向地震灾民提供充分或协调一致的援助。

　　土耳其民众仍对地震造成的破坏规模感到震惊，他们对政府的疏忽导致如此高的死亡人数感到愤怒。受灾严重的城镇和城市的图像显示，一个又一个公寓楼完全被夷为平地，这是普遍违反法规和建筑相关规定以及腐败的证据。来自安塔基亚(安提阿古城)的照片揭示了这种渎职行为：一座大型公寓楼倒塌，数十人(甚至数百人)被困和死亡，而旁边一座类似大小的建筑几乎完好无损，里面众多居民可能幸免。

　　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以掀起建筑狂潮知名：在大多数城镇，巨大的公寓楼取代了独栋住宅，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主要历史城市的天际线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埃尔多安已经面临着公众的严厉批评，因为他的政府对地震的反应不当，以及近年来对劣质建筑的纵容，此外还有指控称，腐败使承包商得以建造许多质量低劣的建筑，而这些建筑现在已经倒塌。

　　更重要的是，埃尔多安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将面临压力。正如1999年的地震撼动了凯末尔主义国家一样，2月的地震正在损害埃尔多安及其长期以来培养的权力和效率的名声。

　　事实上，一旦更准确的死亡人数公布，埃尔多安的形象可能会受到无法修复的损害——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仍被埋在废墟下——公众的悲痛转化为愤怒。许多公民将得出结论，埃尔多安未能履行职责，因此不再值得敬畏。换句话说，土耳其人可能开始不再把他看作是一个完美的领袖，而更像是一只纸老虎。上周末，数千名观看足球比赛的人向埃尔多安政府发出嘘声，并要求他辞职。

　　埃尔多安的政治手腕

　　埃尔多安是一位手腕高超的政客，他将尽最大努力避免即将到来的骚动。为了给自己开脱，保护自己的声誉，他会声称地震是他无法控制的天灾，利用他对土耳其约90%的媒体的影响力，让公民相信，考虑到地震的规模，高死亡人数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可能试图将责任转移到小型建筑公司身上，强调个人的疏忽和不当行为，以免除政府的责任。例如，2月12日，警方逮捕了许多涉嫌与数千栋建筑倒塌有关的嫌疑人。

　　然而，这些行动都不足以使他免受民众的愤怒。一旦地震造成的实际死亡人数明确，关于救援物资的运送和协调，以及政府的失误是否最终阻碍了被困人员的救援，土耳其国内将展开争论。

　　作为回应，埃尔多安将改变姿态，寻求再次向公民灌输恐惧，试图表现出强势和掌舵能力。他已经开始采取这样的立场，包括在地震后的首次全国讲话中。镜头对准他张开的鼻孔，这个角度是为了突出他的愤怒，埃尔多安指责公民传播“假新闻”，在如此巨大的悲伤和损失的时刻，这种愤怒的语气显得格格不入。

　　在该国即将举行的选举之前，地震及其后果现在给埃尔多安带来了挑战。根据土耳其宪法，议会和总统选举必须在上次选举后的五年内举行，这次是在今年 6 月。在前几周，民意调查显示，土耳其的六大反对党联合集团与埃尔多安的政党不相伯仲。

　　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Republican People 's Party)领导人基马尔•基利奇达洛格鲁已经誓言要结束腐败。腐败导致了许多劣质建筑的建造，并造成了如此多的人员伤亡。他的言论表明，反对派将利用地震在竞选期间抨击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意识到自己的支持率下降，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决定推迟选举。这样的推迟公然违反土耳其宪法，但埃尔多安可以利用他对最高选举委员会(YSK)等关键机构的控制来推迟投票。最高选举委员会是监督民意调查的国家委员会。

　　埃尔多安曾利用包括最高选举委员会在内的国家机构来对付他的对手。2019年3月，他指示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结果无效，正义与发展党候选人以微弱优势输掉那次选举。这一决定引发了愤怒，并对埃尔多安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影响：反对派候选人在6月的后续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可以肯定的是，最高选举委员会在宪法上没有权力将全国大选推迟到6月18日之后，埃尔多安在这方面的任何做法都将面临阻力。但他仍然可以悄悄地迫使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地震使6月份的选举无法举行，从而从而将任何推迟都归咎于这个表面上独立的机构。即使他以某种方式绕过宪法，土耳其选民也可能会非常愤怒，在推迟的投票中惩罚他，就像2019年伊斯坦布尔选民所做的那样。

　　如果埃尔多安决定他不能或不想推迟选举，他可能会转向其他专制措施。他的政府于2月7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暂停了受地震影响的十个省份的权利和自由。一旦紧急状态在5月到期，他可能会延长紧急状态。这将意味着，在10个地震受灾省份(占土耳其人口的六分之一以上，其中许多是最愤怒和最受伤害的公民)，这种选举既不公平也不自由，这将使埃尔多安在民意调查中拥有竞争优势。

　　除非能恢复他关怀和高效的领袖形象，否则埃尔多安作为土耳其令人敬畏和尊敬的领导人的时代就结束了。愤怒和痛苦正在全国蔓延。那些热爱埃尔多安的人正在减少对他的热爱;敬畏他的人增加对他的惧怕。

　　反过来，埃尔多安将试图抓住权力不放，要么违反国家宪法推迟选举，要么在紧急状态下举行不公平的选举。如果抗议活动开始并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回应他的行动或镇压，他甚至可以将紧急状态扩大到整个国家。也许是预料到公众的反对，他在2月11日关闭了土耳其的大学，将800多万学生送到虚拟教室，并将年轻人从可能的抗议和叛乱中心分散出去。

　　坚韧的公民社会

　　一场潜在的激烈摊牌迫在眉睫，但退一步看，乐观的理由就显而易见了。从整体来看，土耳其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家长制治理模式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该国的公民社会在应对地震方面表现异常出色，为灾民提供了大量和迅速的救援，同时也领导，甚至超越了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例如，土耳其摇滚明星哈鲁克·莱文特通过他的非营利组织所做的事情可能比一些政府机构还多。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土耳其慈善基金会在灾难发生后几天内就筹集了850多万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工作。该国强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埃尔多安时代经济增长的产物，他们负责抗震救灾工作，国家及其领导人则迟滞在后面。

　　土耳其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的韧性在一片阴霾中带来了一线希望。土耳其公民现在看到了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他们不再像婴儿一样幼稚，政治领导人也不再简单地把自己标榜为严厉的父亲，把不守规矩的后代关在一起。这次地震不会产生另一个家长制政府，而是有助于重新平衡土耳其国家与社会之间失衡的关系。

　　作者简介：索内尔·恰普塔伊(Soner Cagaptay)是位现居于美国的土耳其裔政治学家。他任职于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是土耳其研究项目科主任。恰普塔伊是历史学家，专长于美国与土耳其外交关系、土耳其政策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