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之前，俄罗斯社会对形势的适应性就很强，善于配合政府和逃避责任，而不是积极抗议，这一点并不令人费解。从一开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建立的体制就基于公众不参与的理念，将政治和公民关注的问题留给高层。尽管独立政治和公民行动的空间缩小到接近于零，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但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没有理由参与集体行动：这种情况更有可能招致警察殴打或被判长期监禁，而不是真正的改变。这种安排对公民和国家都很“合适”。俄罗斯社会被有计划地“原子化”了。

　　但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尤其是在他们遭遇了比预期更顽强的抵抗之后，战争的冲击似乎有可能打破这种态势。在入侵的几天内，俄罗斯发现自己比几十年来更加孤立，面临着西方可能摧毁其经济的制裁。国际公司和品牌纷纷离开，与外部世界的航班被取消，卢布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普京为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提出了“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模糊目标，但许多俄罗斯人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俄罗斯坦克突然在乌克兰行驶——推而广之，为什么莫斯科要承担战争的风险和代价。

　　然而，经过一年的乌克兰战争，现在很清楚的是，普京的战争非但没有破坏现有的“社会默契”，反而扩大了它。在入侵的最初几天，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试图将这场战争宣传为每个俄罗斯人都必须为之牺牲的决定性斗争;相反，政府给俄罗斯人的印象那是一场遥远的、低成本的、外包给专业人士的战争，人们如果不在意，甚至可以忽略它。

　　“内部移民”

　　自苏联后期以来，俄罗斯社会一直擅长政治伪装——也就是说，表面上对国家忠诚，而实际上却对它怀有一种更加愤懑或者更加漠然的态度。普京体制继承了这一特点，而且由于高油价引发的消费热潮，在很多方面只会加剧这种情况。双方——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民众彼此之间泾渭分明。

　　俄罗斯公众对政府政策的赞同或反对的力度并不大，并且仅仅存在于政府政策之外。个人的作用不是影响国家的行为，而是防范国家行为的后果。因此，大多数反对普京的俄罗斯人并没有积极抵抗，而是试图与他的统治撇清关系，即使只是在情感或心理层面上，一些研究俄罗斯的社会学家称之为“内部移民”。人们在身体上留在俄罗斯政体中，但在精神上却不在。

　　俄罗斯政治学家叶卡捷琳娜·舒尔曼解释说，这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抗议的主要方式。“在美国，人们拿着海报走上街头，”她说。“在法国，人们喜欢罢工。而在俄罗斯，弱者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使用的方法是：逃避、破坏、模仿、伪装，必要时逃跑，甚至自残。”入侵后不久，舒尔曼自己也离开了俄罗斯，接受了柏林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obert Bosch Foundation)的奖学金。在她抵达俄罗斯两天后，俄罗斯政府宣布她为“外国特工”，这意味着她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

　　俄罗斯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格雷格·尤金认为，考虑到许多人已经深深地内化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力感，这种普遍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注意到外面开始下雨了，坐在那里制定一个如何停止下雨的计划是愚蠢的，”他告诉我。“最好想办法不被淋湿。”他在俄罗斯社会中确定了三个阵营，他称之为“激进派”、“持不同政见者”和“旁观者”——也就是说，支持战争的狂热分子，强烈反对战争的批评者，以及大多数(他估计大约60%)试图避免这个话题，不采取任何立场。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克里姆林宫提供了足够振奋人心的支持战争的内容，以吸引激进分子的参与，但这也给了“旁观者”一个视而不见、继续生活的机会。

　　去年夏天，俄罗斯唯一的独立民调机构勒瓦达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很少或根本不关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该中心主任丹尼斯·沃尔科夫告诉我，“我们看到的对战争的高支持率是人们不参与调查的结果。”沃尔科夫分享了他和他的同事在入侵后在俄罗斯各个城市举行的焦点小组会议上的印象。“人们告诉我们，他们知道炸弹落在某个地方，但却无能为力，这一切都相当痛苦——所以最好不要往那个方向看，也不要想太多。”否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沃尔科夫，“我们会让自己生病的。”

　　“务实”的公众

　　去年9月，这种消极的态度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当时普京需要新的军队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线，他宣布进行“部分动员”，军队将征召数十万的适龄俄罗斯男子。政府没有明确说明动员的具体条款和规则，俄罗斯各地的家庭都担心，动员可能会比普京承诺的更广泛、更乱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旁观者”倾向于不积极抵制政府，但他们对政府的背离倾向还是很清楚的。)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在几周内逃离了这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符合征兵条件的男性——这表明相当数量的“旁观者”不容易转变为激进分子。

　　9月，在征兵动员之后，勒瓦达中心录了自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以来公众情绪的最大降幅——俄罗斯人表示他们感到压力、愤怒或恐惧的比例。1998年，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俄罗斯人一生的积蓄付之一付之光。表示有压力的受访者比例上升了15个百分点;表示害怕的人数增加了11个百分点。征兵令俄罗斯人感到恐惧和迷茫。

　　“晚上你可能会在电视上听到几分钟关于战争的消息，”舒尔曼告诉我。“新闻播音员喋喋不休，你跟着点头，什么都没想。这就是人们习惯于生活 20 年的方式。” 但突然间，规则改变了。“人们在有人敲门的那一刻没有做任何准备，”舒尔曼说。

　　然而，事实迅速证明，动员与其说是对现状的打破，不如说是对现状的延续，尽管当时的情况相当令人担忧。征兵最初最活跃的阶段——大批男子被征召入伍，警察和军事官员在街道、工作场所、餐馆和地铁站寻找应征者——在一两个月内就结束了。没有被动员或没有看到直系亲属被征召的俄罗斯人能够回到他们惯常的“旁观”状态。至少在目前，大多数男人和大多数家庭都躲过了一劫。

　　这段压力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使俄罗斯社会更加倾向于其基本的实用主义。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推卸了与他们个人无关的任何责任。即使是亲身受到战争影响的俄罗斯人——比如，一位儿子被征召入伍的父母——也倾向于将其划分开来，拒绝让这种关联导致他们质疑这场战争是否公正，或者普京是否犯了战略错误。他们没有直接面对政府，而是专注于适应新的情况：也许是让孩子离开这个国家，或者找一份不符合征兵条件的工作。

　　考虑到俄罗斯战时审查和镇压的氛围，很难衡量公众对战争的真正支持。勒瓦达中心去年年底的民调显示，尽管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特别军事行动”，但超过一半的人表示，现在是俄罗斯参与谈判以结束行动的时候了——这表明人们的热情可能正在减弱。矛盾的是，战争带来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也会对普京有利。当你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即使你不喜欢战争，甚至不理解战争，失败的想法也会让你麻痹。就连一些对普京没有好感的俄罗斯人也担心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长期的经济困难或政权的混乱崩溃。

　　与战争“和平相处”

　　勒瓦达中心主任沃尔科夫向我讲述了最近一个焦点小组中的一位女性。2019年，她曾参加反对俄罗斯北部一个垃圾填埋场的抗议活动。现在，她告诉沃尔科夫，她已经把那些抗议战争的人视为“被西方收买了”。沃尔科夫解释说，这场战争符合克里姆林宫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的战略，甚至一些曾经反对普京的人最终也在战争中选择了俄罗斯一方。勒瓦达中心的大量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将这场战争归咎于美国和北约，而不是俄罗斯甚至乌克兰。

　　俄罗斯社会学家尤金说，过去一年里，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冒着巨大的风险，拒绝保持沉默或妥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也对一些人感到震惊，这些人承认这场战争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但却表示现在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赢得这场战争。据他估计，他们的立场是“所有立场中最可怕的”，因为这可能会真正巩固对战争的支持。尤金告诉我，他在高等教育界认识的一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教育项目或至少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们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侮辱——比如避免质疑或批评战争，或者在他们的同事被解雇时保持沉默。他把他们比作一辆冲向砖墙的汽车里的乘客。他说:“他们看到了前面的危险，但跳出来比呆着不动更可怕。”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二年，由于俄罗斯不太可能集结必要的军事力量来取得彻底的胜利，砖墙只会越来越近。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预期更多的俄罗斯人会在撞墙前从车里跳出来。

　　作者简介：约书亚·雅法(Joshua Yaffa)，《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其著作《在两场大火之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的真相、野心和妥协》(Between Two Fires: Truth, Ambition, and Compromise in Putin’s Russia)获得英国奥威尔奖(Orwell Prizes)。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之前，俄罗斯社会对形势的适应性就很强，善于配合政府和逃避责任，而不是积极抗议，这一点并不令人费解。从一开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建立的体制就基于公众不参与的理念，将政治和公民关注的问题留给高层。尽管独立政治和公民行动的空间缩小到接近于零，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但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没有理由参与集体行动：这种情况更有可能招致警察殴打或被判长期监禁，而不是真正的改变。这种安排对公民和国家都很“合适”。俄罗斯社会被有计划地“原子化”了。

　　但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尤其是在他们遭遇了比预期更顽强的抵抗之后，战争的冲击似乎有可能打破这种态势。在入侵的几天内，俄罗斯发现自己比几十年来更加孤立，面临着西方可能摧毁其经济的制裁。国际公司和品牌纷纷离开，与外部世界的航班被取消，卢布跌至历史最低水平。普京为他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提出了“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模糊目标，但许多俄罗斯人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俄罗斯坦克突然在乌克兰行驶——推而广之，为什么莫斯科要承担战争的风险和代价。

　　然而，经过一年的乌克兰战争，现在很清楚的是，普京的战争非但没有破坏现有的“社会默契”，反而扩大了它。在入侵的最初几天，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试图将这场战争宣传为每个俄罗斯人都必须为之牺牲的决定性斗争;相反，政府给俄罗斯人的印象那是一场遥远的、低成本的、外包给专业人士的战争，人们如果不在意，甚至可以忽略它。

　　“内部移民”

　　自苏联后期以来，俄罗斯社会一直擅长政治伪装——也就是说，表面上对国家忠诚，而实际上却对它怀有一种更加愤懑或者更加漠然的态度。普京体制继承了这一特点，而且由于高油价引发的消费热潮，在很多方面只会加剧这种情况。双方——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民众彼此之间泾渭分明。

　　俄罗斯公众对政府政策的赞同或反对的力度并不大，并且仅仅存在于政府政策之外。个人的作用不是影响国家的行为，而是防范国家行为的后果。因此，大多数反对普京的俄罗斯人并没有积极抵抗，而是试图与他的统治撇清关系，即使只是在情感或心理层面上，一些研究俄罗斯的社会学家称之为“内部移民”。人们在身体上留在俄罗斯政体中，但在精神上却不在。

　　俄罗斯政治学家叶卡捷琳娜·舒尔曼解释说，这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抗议的主要方式。“在美国，人们拿着海报走上街头，”她说。“在法国，人们喜欢罢工。而在俄罗斯，弱者和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使用的方法是：逃避、破坏、模仿、伪装，必要时逃跑，甚至自残。”入侵后不久，舒尔曼自己也离开了俄罗斯，接受了柏林罗伯特·博世基金会(Robert Bosch Foundation)的奖学金。在她抵达俄罗斯两天后，俄罗斯政府宣布她为“外国特工”，这意味着她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

　　俄罗斯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格雷格·尤金认为，考虑到许多人已经深深地内化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无力感，这种普遍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注意到外面开始下雨了，坐在那里制定一个如何停止下雨的计划是愚蠢的，”他告诉我。“最好想办法不被淋湿。”他在俄罗斯社会中确定了三个阵营，他称之为“激进派”、“持不同政见者”和“旁观者”——也就是说，支持战争的狂热分子，强烈反对战争的批评者，以及大多数(他估计大约60%)试图避免这个话题，不采取任何立场。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克里姆林宫提供了足够振奋人心的支持战争的内容，以吸引激进分子的参与，但这也给了“旁观者”一个视而不见、继续生活的机会。

　　去年夏天，俄罗斯唯一的独立民调机构勒瓦达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近一半的受访者很少或根本不关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该中心主任丹尼斯·沃尔科夫告诉我，“我们看到的对战争的高支持率是人们不参与调查的结果。”沃尔科夫分享了他和他的同事在入侵后在俄罗斯各个城市举行的焦点小组会议上的印象。“人们告诉我们，他们知道炸弹落在某个地方，但却无能为力，这一切都相当痛苦——所以最好不要往那个方向看，也不要想太多。”否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沃尔科夫，“我们会让自己生病的。”

　　“务实”的公众

　　去年9月，这种消极的态度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当时普京需要新的军队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线，他宣布进行“部分动员”，军队将征召数十万的适龄俄罗斯男子。政府没有明确说明动员的具体条款和规则，俄罗斯各地的家庭都担心，动员可能会比普京承诺的更广泛、更乱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旁观者”倾向于不积极抵制政府，但他们对政府的背离倾向还是很清楚的。)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在几周内逃离了这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符合征兵条件的男性——这表明相当数量的“旁观者”不容易转变为激进分子。

　　9月，在征兵动员之后，勒瓦达中心录了自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以来公众情绪的最大降幅——俄罗斯人表示他们感到压力、愤怒或恐惧的比例。1998年，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俄罗斯人一生的积蓄付之一付之光。表示有压力的受访者比例上升了15个百分点;表示害怕的人数增加了11个百分点。征兵令俄罗斯人感到恐惧和迷茫。

　　“晚上你可能会在电视上听到几分钟关于战争的消息，”舒尔曼告诉我。“新闻播音员喋喋不休，你跟着点头，什么都没想。这就是人们习惯于生活 20 年的方式。” 但突然间，规则改变了。“人们在有人敲门的那一刻没有做任何准备，”舒尔曼说。

　　然而，事实迅速证明，动员与其说是对现状的打破，不如说是对现状的延续，尽管当时的情况相当令人担忧。征兵最初最活跃的阶段——大批男子被征召入伍，警察和军事官员在街道、工作场所、餐馆和地铁站寻找应征者——在一两个月内就结束了。没有被动员或没有看到直系亲属被征召的俄罗斯人能够回到他们惯常的“旁观”状态。至少在目前，大多数男人和大多数家庭都躲过了一劫。

　　这段压力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期使俄罗斯社会更加倾向于其基本的实用主义。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推卸了与他们个人无关的任何责任。即使是亲身受到战争影响的俄罗斯人——比如，一位儿子被征召入伍的父母——也倾向于将其划分开来，拒绝让这种关联导致他们质疑这场战争是否公正，或者普京是否犯了战略错误。他们没有直接面对政府，而是专注于适应新的情况：也许是让孩子离开这个国家，或者找一份不符合征兵条件的工作。

　　考虑到俄罗斯战时审查和镇压的氛围，很难衡量公众对战争的真正支持。勒瓦达中心去年年底的民调显示，尽管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特别军事行动”，但超过一半的人表示，现在是俄罗斯参与谈判以结束行动的时候了——这表明人们的热情可能正在减弱。矛盾的是，战争带来的无助感和不安全感也会对普京有利。当你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即使你不喜欢战争，甚至不理解战争，失败的想法也会让你麻痹。就连一些对普京没有好感的俄罗斯人也担心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长期的经济困难或政权的混乱崩溃。

　　与战争“和平相处”

　　勒瓦达中心主任沃尔科夫向我讲述了最近一个焦点小组中的一位女性。2019年，她曾参加反对俄罗斯北部一个垃圾填埋场的抗议活动。现在，她告诉沃尔科夫，她已经把那些抗议战争的人视为“被西方收买了”。沃尔科夫解释说，这场战争符合克里姆林宫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的战略，甚至一些曾经反对普京的人最终也在战争中选择了俄罗斯一方。勒瓦达中心的大量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将这场战争归咎于美国和北约，而不是俄罗斯甚至乌克兰。

　　俄罗斯社会学家尤金说，过去一年里，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冒着巨大的风险，拒绝保持沉默或妥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也对一些人感到震惊，这些人承认这场战争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但却表示现在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赢得这场战争。据他估计，他们的立场是“所有立场中最可怕的”，因为这可能会真正巩固对战争的支持。尤金告诉我，他在高等教育界认识的一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教育项目或至少保住自己的工作，他们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侮辱——比如避免质疑或批评战争，或者在他们的同事被解雇时保持沉默。他把他们比作一辆冲向砖墙的汽车里的乘客。他说:“他们看到了前面的危险，但跳出来比呆着不动更可怕。”

　　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二年，由于俄罗斯不太可能集结必要的军事力量来取得彻底的胜利，砖墙只会越来越近。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预期更多的俄罗斯人会在撞墙前从车里跳出来。

　　作者简介：约书亚·雅法(Joshua Yaffa)，《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其著作《在两场大火之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的真相、野心和妥协》(Between Two Fires: Truth, Ambition, and Compromise in Putin’s Russia)获得英国奥威尔奖(Orwell Prizes)。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