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政治风险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此前“清零”政策的损害，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更能因此受益。5月，《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的封面报道，提出是否将迎来“印度时代”——结论是，是的，很可能是。最近，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宣布，“印度现在表现突出”，并指出该国“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去年11月，摩根士丹利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切坦•阿赫亚预测，未来十年，印度经济将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

　　毫无疑问，如果印度能够增加私人投资，包括吸引大量来自中国的全球公司，那么印度将处于走向历史性繁荣的重要节点。但新德里能抓住这个机会吗?答案并不明显。早在2021年，我们就印度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前景进行了清醒的评估。我们指出，关于经济繁荣的通常假设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印度的经济崛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步履蹒跚，并在2018年之后完全停滞。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放缓的深层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框架：强调自力更生，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缺陷——我们称之为“软件漏洞”。

　　一年后，尽管媒体大肆报道，但印度的经济环境基本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仍然认为，印度需要彻底改变政策，才能重振国内投资，更不用说说服大量全球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印度。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从中国的衰落到印度的崛起，不存在必然，也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理想之地?

　　在某些方面，印度看起来像是跨国公司的乐土，具有结构性优势，其潜在竞争对手存在严重缺陷，而且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激励。先说结构性优势。印度的国土面积是德国的9倍，人口也将很快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是少数几个大到足以容纳许多大型工业的国家之一，这些工业最初为全球市场生产，最终可以为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生产。此外，它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拥有悠久的法律传统，以及非常年轻、有才华、会说英语的劳动力。此外，印度也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就:近年来，印度的实体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改善，而其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金融支付系统——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

　　除了这些优势之外，还有替代选项的问题。如果国际公司不去印度，他们还能去哪里?几年前，其他南亚国家可能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候选国。但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在过去的一年里，斯里兰卡经历了一场划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巴基斯坦一直饱受冲击，这加剧了其长期的宏观经济脆弱性和政治不稳定。就连长期被视为发展宠儿的孟加拉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耗尽该国外汇储备后，也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在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泽所称的南亚“多元危机”中，印度作为稳定的避风港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与印度最明显的经济竞争对手中国相比，印度的民主使其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最后，印度已经采取措施，至少从表面上看，为国际公司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2021年初，印度政府推出了与生产相关的激励(PLI)计划，为“印度制造”的国内外制造公司提供经济激励。从那时起，激励(PLI)计划——向电信、电子和医疗设备等先进行业的制造商提供大量补贴——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例如，2022年9月，苹果宣布计划在印度生产5%至10%的新款iPhone 14;去年11月，富士康表示，计划与印度一家国内合作伙伴合作，在印度建设一座价值200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

　　描绘的与现实的

　　然而，如果印度真的是乐土，那么应该有许多其他国家效仿。国际公司应该排着队把他们的生产转移到次大陆，而国内公司则增加投资，从繁荣中获利。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两种情况正在发生。从许多方面来看，印度经济仍在努力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

　　以印度的GDP为例。的确，正如热情的评论人士不断指出的那样，过去两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异常迅速，比任何其他主要国家都要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上的错觉。被忽视的是，在大流行的第一年，印度遭受了所有大型发展中国家中最严重的产出收缩。与2019年相比，今天印度的GDP仅增长了7.6%，而中国为13.1%，增长缓慢的美国为4.6%。实际上，印度过去三年的年增长率只有2.5%，远低于该国认为的增长潜力7%的年增长率。工业部门的表现更为不佳。

　　前瞻性指标也不太令人鼓舞。新项目的宣布(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衡量)在大流行后短暂反弹后再次下降，仍然远低于本世纪初繁荣时期的水平。更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外国公司正在将生产转移到印度。

　　尽管人们都在谈论印度是首选的投资目的地，但在过去十年里，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一直停滞不前，只占印度GDP的2%左右。对于每一家抓住印度机遇的公司来说，更多的公司在印度都有过不成功的经历，包括谷歌、沃尔玛、沃达丰和通用汽车。就连亚马逊也在苦苦挣扎，11月底宣布关闭在印度的三家企业，涉及食品配送、教育和批发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为什么跨国公司不愿意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转移到印度?与国内企业不愿投资的原因相同:因为风险仍然太高。

　　“软件错误”

　　在投资印度的众多风险中，有两个尤为重要。首先，企业仍然缺乏信心，认为他们投资时实施的政策以后不会改变，从而导致他们的投资无利可图。而且，即使政策框架在纸面上仍然具有吸引力，公司也不能确定这些规则会公正地执行，而不是有利于“国家冠军”——政府所青睐的印度大型企业集团。

　　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电信公司已经看到他们的利润因政策的变化而受到破坏。能源供应商一直难以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难以从国家电力局(State Electricity Boards)获得承诺的收入。电子商务公司已经发现，在他们按照原来的规则进行了大量投资之后，政府关于允许行为的规定可以被撤销。

　　与此同时，国家“冠军企业”蓬勃发展。截至2022年8月，印度股市市值今年迄今增长了1600亿美元，其中近80%来自一家企业集团——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该集团的创始人突然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换句话说，竞争环境并不是公平的。

　　外国公司也不能通过与国内大型公司合作来降低风险。与国内冠军企业合作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些集团本身也在寻求主导同样利润丰厚的领域，比如电子商务。而其他国内公司也不希望涉足由政府提供大量监管支持的集团主导的行业。

　　风险与回报

　　除了风险升高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使得跨国公司可能对印度保持谨慎。例如，PLI计划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提高外国制造零部件的关税。这一想法是为了鼓励迁往印度的公司在国内市场购买投入，但这种做法严重阻碍了大多数跨国企业，因为许多行业的先进产品通常由数百甚至数千个零件组成，这些零件来自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商。通过对这些部分征收高额关税，新德里对考虑在该国投资的公司起到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对于苹果等计划在印度销售产品的公司来说，高额进口关税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些公司为数不多，因为印度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市场规模仍然小得惊人——根据研究，印度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市场规模不超过5000亿美元，而全球市场规模约为30万亿美元。根据国际定义，只有15%的人口可以被视为中产阶级，而占GDP很大一部分的富人往往会把很大一部分收入存起来。这两个因素都会减少中产阶级的消费。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在印度做生意的风险超过了潜在的回报。

　　新德里认识到其保护主义政策与提高印度全球竞争力的目标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最近与澳大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谈判。但与印度在亚洲的竞争对手相比，这些举措——针对规模较小、活力较弱的经济体——显得苍白无力。与之相比，越南自2010年以来签署了10项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中国、欧盟和英国，以及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区域伙伴。

　　危险的赤字

　　在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先决条件是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平衡状态:财政和外贸赤字需要较低，通胀也需要较低。但在今天的印度，这些指标已经失衡。早在大流行开始之前，通货膨胀率就已经超过了央行法定的6%的上限。与此同时，印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22年第三季度翻了一番，达到GDP的4%左右，原因是印度在进口继续增长的同时努力增加出口。

　　当然，许多国家都存在宏观经济问题，但印度这三项指标的平均值比除美国和土耳其以外的任何一个大经济体都要差。最令人担忧的是，印度政府的总体赤字约占GDP的10%，是世界上赤字最高的国家之一，仅利息支付就占预算的20%以上。(相比之下，债务支付只占美国预算的8%。)更糟糕的是印度国有配电公司的困境，除了财政赤字之外，它们的亏损目前约占GDP的1.5%。

　　阻碍增长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深刻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破坏了私营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印度非常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首先是2016年大面额纸币的废钞令，这对保持现金营运资本的小型企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然后在第二年通过新的商品和服务税;最后是COVID-19大流行。因此，低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大幅下降，农村的实际工资实际上也在下降，迫使印度的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减少消费。

　　这些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是一个警示，提醒人们印度引以为豪的数字行业——其前景似乎几乎是无限的——雇佣的高技能工人只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因此，印度作为数字强国的崛起，无论多么成功，似乎都不太可能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以实现该国所需的更广泛的结构转型。

　　印度的选择

　　也就是说，印度在寻求成为“下一个中国”的过程中面临三大障碍：投资风险太大、政策内向性太强、宏观经济失衡太大。这些障碍需要在跨国公司投资之前消除，因为他们确实有其他选择。他们可以把业务搬回东盟，在这个角色转移到中国之前，东盟曾是世界工厂。他们可以把他们带回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东盟国家之前发挥了这一作用。或者，他们可以在中国保留这些工厂，接受风险，理由是印度的替代方案也好不到哪儿去。

　　如果印度当局愿意改弦易辙，消除投资和增长的障碍，专家们的乐观预言确实可能成为现实。然而，如果不是这样，印度将继续得过且过，部分经济表现良好，但整个国家未能发挥其潜力。

　　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相信，中国的衰落注定了印度令人振奋的复苏。但归根结底，印度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力量或地缘政治的问题。这需要印度政府自身做出重大政策转变。

　　作者简介：阿文德·苏伯拉曼尼(Arvind Subramanian)，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2014年至2018年担任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乔什·费尔曼(Josh Felman)，JH咨询公司总监，2006年至2008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度高级驻地代表。

　　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政治风险上升、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此前“清零”政策的损害，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更能因此受益。5月，《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的封面报道，提出是否将迎来“印度时代”——结论是，是的，很可能是。最近，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宣布，“印度现在表现突出”，并指出该国“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去年11月，摩根士丹利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切坦•阿赫亚预测，未来十年，印度经济将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

　　毫无疑问，如果印度能够增加私人投资，包括吸引大量来自中国的全球公司，那么印度将处于走向历史性繁荣的重要节点。但新德里能抓住这个机会吗?答案并不明显。早在2021年，我们就印度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前景进行了清醒的评估。我们指出，关于经济繁荣的通常假设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印度的经济崛起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步履蹒跚，并在2018年之后完全停滞。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放缓的深层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框架：强调自力更生，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缺陷——我们称之为“软件漏洞”。

　　一年后，尽管媒体大肆报道，但印度的经济环境基本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仍然认为，印度需要彻底改变政策，才能重振国内投资，更不用说说服大量全球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印度。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从中国的衰落到印度的崛起，不存在必然，也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理想之地?

　　在某些方面，印度看起来像是跨国公司的乐土，具有结构性优势，其潜在竞争对手存在严重缺陷，而且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投资激励。先说结构性优势。印度的国土面积是德国的9倍，人口也将很快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是少数几个大到足以容纳许多大型工业的国家之一，这些工业最初为全球市场生产，最终可以为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生产。此外，它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拥有悠久的法律传统，以及非常年轻、有才华、会说英语的劳动力。此外，印度也取得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就:近年来，印度的实体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改善，而其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金融支付系统——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

　　除了这些优势之外，还有替代选项的问题。如果国际公司不去印度，他们还能去哪里?几年前，其他南亚国家可能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候选国。但这种情况已经改变。在过去的一年里，斯里兰卡经历了一场划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巴基斯坦一直饱受冲击，这加剧了其长期的宏观经济脆弱性和政治不稳定。就连长期被视为发展宠儿的孟加拉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耗尽该国外汇储备后，也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在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泽所称的南亚“多元危机”中，印度作为稳定的避风港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与印度最明显的经济竞争对手中国相比，印度的民主使其看起来更有吸引力。

　　最后，印度已经采取措施，至少从表面上看，为国际公司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2021年初，印度政府推出了与生产相关的激励(PLI)计划，为“印度制造”的国内外制造公司提供经济激励。从那时起，激励(PLI)计划——向电信、电子和医疗设备等先进行业的制造商提供大量补贴——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例如，2022年9月，苹果宣布计划在印度生产5%至10%的新款iPhone 14;去年11月，富士康表示，计划与印度一家国内合作伙伴合作，在印度建设一座价值200亿美元的半导体工厂。

　　描绘的与现实的

　　然而，如果印度真的是乐土，那么应该有许多其他国家效仿。国际公司应该排着队把他们的生产转移到次大陆，而国内公司则增加投资，从繁荣中获利。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两种情况正在发生。从许多方面来看，印度经济仍在努力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

　　以印度的GDP为例。的确，正如热情的评论人士不断指出的那样，过去两年印度的经济增长异常迅速，比任何其他主要国家都要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统计上的错觉。被忽视的是，在大流行的第一年，印度遭受了所有大型发展中国家中最严重的产出收缩。与2019年相比，今天印度的GDP仅增长了7.6%，而中国为13.1%，增长缓慢的美国为4.6%。实际上，印度过去三年的年增长率只有2.5%，远低于该国认为的增长潜力7%的年增长率。工业部门的表现更为不佳。

　　前瞻性指标也不太令人鼓舞。新项目的宣布(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衡量)在大流行后短暂反弹后再次下降，仍然远低于本世纪初繁荣时期的水平。更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太多证据表明外国公司正在将生产转移到印度。

　　尽管人们都在谈论印度是首选的投资目的地，但在过去十年里，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一直停滞不前，只占印度GDP的2%左右。对于每一家抓住印度机遇的公司来说，更多的公司在印度都有过不成功的经历，包括谷歌、沃尔玛、沃达丰和通用汽车。就连亚马逊也在苦苦挣扎，11月底宣布关闭在印度的三家企业，涉及食品配送、教育和批发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为什么跨国公司不愿意将他们在中国的业务转移到印度?与国内企业不愿投资的原因相同:因为风险仍然太高。

　　“软件错误”

　　在投资印度的众多风险中，有两个尤为重要。首先，企业仍然缺乏信心，认为他们投资时实施的政策以后不会改变，从而导致他们的投资无利可图。而且，即使政策框架在纸面上仍然具有吸引力，公司也不能确定这些规则会公正地执行，而不是有利于“国家冠军”——政府所青睐的印度大型企业集团。

　　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电信公司已经看到他们的利润因政策的变化而受到破坏。能源供应商一直难以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难以从国家电力局(State Electricity Boards)获得承诺的收入。电子商务公司已经发现，在他们按照原来的规则进行了大量投资之后，政府关于允许行为的规定可以被撤销。

　　与此同时，国家“冠军企业”蓬勃发展。截至2022年8月，印度股市市值今年迄今增长了1600亿美元，其中近80%来自一家企业集团——阿达尼集团(Adani Group)，该集团的创始人突然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换句话说，竞争环境并不是公平的。

　　外国公司也不能通过与国内大型公司合作来降低风险。与国内冠军企业合作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些集团本身也在寻求主导同样利润丰厚的领域，比如电子商务。而其他国内公司也不希望涉足由政府提供大量监管支持的集团主导的行业。

　　风险与回报

　　除了风险升高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使得跨国公司可能对印度保持谨慎。例如，PLI计划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提高外国制造零部件的关税。这一想法是为了鼓励迁往印度的公司在国内市场购买投入，但这种做法严重阻碍了大多数跨国企业，因为许多行业的先进产品通常由数百甚至数千个零件组成，这些零件来自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生产商。通过对这些部分征收高额关税，新德里对考虑在该国投资的公司起到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对于苹果等计划在印度销售产品的公司来说，高额进口关税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这些公司为数不多，因为印度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市场规模仍然小得惊人——根据研究，印度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市场规模不超过5000亿美元，而全球市场规模约为30万亿美元。根据国际定义，只有15%的人口可以被视为中产阶级，而占GDP很大一部分的富人往往会把很大一部分收入存起来。这两个因素都会减少中产阶级的消费。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在印度做生意的风险超过了潜在的回报。

　　新德里认识到其保护主义政策与提高印度全球竞争力的目标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最近与澳大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谈判。但与印度在亚洲的竞争对手相比，这些举措——针对规模较小、活力较弱的经济体——显得苍白无力。与之相比，越南自2010年以来签署了10项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中国、欧盟和英国，以及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区域伙伴。

　　危险的赤字

　　在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先决条件是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平衡状态:财政和外贸赤字需要较低，通胀也需要较低。但在今天的印度，这些指标已经失衡。早在大流行开始之前，通货膨胀率就已经超过了央行法定的6%的上限。与此同时，印度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22年第三季度翻了一番，达到GDP的4%左右，原因是印度在进口继续增长的同时努力增加出口。

　　当然，许多国家都存在宏观经济问题，但印度这三项指标的平均值比除美国和土耳其以外的任何一个大经济体都要差。最令人担忧的是，印度政府的总体赤字约占GDP的10%，是世界上赤字最高的国家之一，仅利息支付就占预算的20%以上。(相比之下，债务支付只占美国预算的8%。)更糟糕的是印度国有配电公司的困境，除了财政赤字之外，它们的亏损目前约占GDP的1.5%。

　　阻碍增长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深刻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破坏了私营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印度非常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首先是2016年大面额纸币的废钞令，这对保持现金营运资本的小型企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然后在第二年通过新的商品和服务税;最后是COVID-19大流行。因此，低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大幅下降，农村的实际工资实际上也在下降，迫使印度的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减少消费。

　　这些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是一个警示，提醒人们印度引以为豪的数字行业——其前景似乎几乎是无限的——雇佣的高技能工人只占劳动力的一小部分。因此，印度作为数字强国的崛起，无论多么成功，似乎都不太可能产生足够的经济效益，以实现该国所需的更广泛的结构转型。

　　印度的选择

　　也就是说，印度在寻求成为“下一个中国”的过程中面临三大障碍：投资风险太大、政策内向性太强、宏观经济失衡太大。这些障碍需要在跨国公司投资之前消除，因为他们确实有其他选择。他们可以把业务搬回东盟，在这个角色转移到中国之前，东盟曾是世界工厂。他们可以把他们带回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东盟国家之前发挥了这一作用。或者，他们可以在中国保留这些工厂，接受风险，理由是印度的替代方案也好不到哪儿去。

　　如果印度当局愿意改弦易辙，消除投资和增长的障碍，专家们的乐观预言确实可能成为现实。然而，如果不是这样，印度将继续得过且过，部分经济表现良好，但整个国家未能发挥其潜力。

　　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相信，中国的衰落注定了印度令人振奋的复苏。但归根结底，印度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中国，不仅仅是全球经济力量或地缘政治的问题。这需要印度政府自身做出重大政策转变。

　　作者简介：阿文德·苏伯拉曼尼(Arvind Subramanian)，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2014年至2018年担任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乔什·费尔曼(Josh Felman)，JH咨询公司总监，2006年至2008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度高级驻地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