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略重新定位——“历史性转折”（Zeitenwende）——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有关发展核威慑力量的辩论再度活跃起来。鉴于德国的历史和其对所有核相关事物的厌恶，之前没有人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这将成为德国政策制定者在中期内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不计后果地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并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清楚地表明，核威慑问题现在是欧洲安全政策的首要和中心问题。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着1990年德国统一后达成的冷战后安全协议的结束。围绕这一解决方案形成的所有假设和政策现在都已失效，包括德国不生产或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承诺。多年来一直支持与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德国总统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最近的一次讲话明确表明，柏林现在认为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一个威胁。因此，这重新开启了柏林的讨论，关于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承诺，以及对美国核威慑力量作为其安全政策基石的依赖。

　　阻碍德国核力量发展的主要因素现在已经少很多了。这些问题包括军备控制协议、美国威慑力量的可信度、德国放弃民用核能计划、国内对核力量的抵制，以及担心拥有核武器的德国会与欧洲伙伴重新提起“德国问题”。

　　在战略层面上，与冷战时期相比，北约的角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当时北约担心苏联的常规力量优势。如今，非常清楚的是，德国和欧洲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的常规部队，而是来自核讹诈和混合战争。俄罗斯军方在常规军力方面的失败，迫使莫斯科在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俄罗斯多年前就宣布了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理由是核武器可以防止常规冲突升级。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领土上部署中间核力量被视为防止俄罗斯进行核讹诈的一种方式。

　　这些事态发展的影响已经在华盛顿和巴黎显现出来。《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允许美国在其原则中首先使用核武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近明确表示，法国的威慑力量是为了保护和保卫法国领土，并不延伸到其欧洲伙伴。此外，鉴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失灵和共和党内部日益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变，德国不能再依赖美国作为稳定的合作伙伴。

　　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是否应该拥有核力量进行过讨论，当时的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主张拥核。北约组织提议建立所谓的多边部队(MLF)，作为德国拥核的替代办法，从而避免了这种情况。“多边部队”从未真正成立，作为补偿，德国在北约核规划小组中获得了一个角色。它同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放弃生产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

　　在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由于人们对美国政策失去信心，这一讨论又被重新提起。2018年，著名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安·哈克在《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认为“德国作为美国总统头号敌人的新角色迫使德国彻底反思其安全政策。”他解释说，“德国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脱离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在极端危机的情况下，德国将毫无防备。”提出这一观点的不止哈克一人。德国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党的首席国防专家罗德里希·基泽维特也提出了类似看法。自由民主党副主席、该党主要外交政策专家亚历山大·格拉夫·兰姆斯多夫也认为，德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终结原子武器的时代——人们可以为此哀叹，但这就是现实。”

德国总理朔尔茨10月17日正式宣布，将德国剩余3座核电站的运营时间延长至2023年4月15日

　　限制德国核选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与关闭民用核能设施有关。关闭民用核能设施最早是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宣布的，预计将于今年完成。正如乌尔里希·库恩、特里斯坦-沃尔佩和贝特·汤普森所主张的，逐步淘汰核能的计划使启动军事核项目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虽然日本和伊朗可以很快拥有核武器，但德国并不能如此。然而，由于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以及由此导致的能源中断，柏林方面推迟了关闭核电站的决定。因此，德国很快将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将其民用核技术用于军事目的。

　　当然，这项政策将很难在德国国内推行。不仅有一个自成立以来就反对核的强大的绿党，而且在左翼，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中，也有一股强大的和平主义力量。但考虑到地缘战略环境，德国正被迫重新考虑其核立场。绿党和社民党已经被迫改变他们在军事和气候政策上的观点。欧洲地缘战略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将导致未来执政联盟发生更多变化。

　　最后，人们担心，核力量会重新引发“德国问题”，并刺激反制欧洲联盟的组织。然而，乌克兰危机清楚地表明，欧洲更关注的是德国在防务方面缺乏领导力，而不是加强其威慑力。正如施泰因迈尔所观察到的，德国现在面临着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一个非常有意愿拥核的伊朗，以及日本和韩国成为核大国的前景引发了一个问题：鉴于德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力量和中心地位，德国为什么要落于人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如此低下，欧洲和德国没有理由不能提供另一种常规力量和核威慑力量。普京可能对芬兰和瑞典对其入侵的反应感到惊讶，但他可能更惊讶于德国对其侵略性政策的长期反应。

　　作者简介：斯蒂芬·F·萨博（Stephen F.Szabo）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著有《德国、俄罗斯和地缘经济学的崛起》。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德国战略重新定位——“历史性转折”（Zeitenwende）——的一个主要后果是，有关发展核威慑力量的辩论再度活跃起来。鉴于德国的历史和其对所有核相关事物的厌恶，之前没有人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然而，这将成为德国政策制定者在中期内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俄罗斯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不计后果地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并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清楚地表明，核威慑问题现在是欧洲安全政策的首要和中心问题。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标志着1990年德国统一后达成的冷战后安全协议的结束。围绕这一解决方案形成的所有假设和政策现在都已失效，包括德国不生产或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承诺。多年来一直支持与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德国总统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最近的一次讲话明确表明，柏林现在认为俄罗斯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一个威胁。因此，这重新开启了柏林的讨论，关于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承诺，以及对美国核威慑力量作为其安全政策基石的依赖。

　　阻碍德国核力量发展的主要因素现在已经少很多了。这些问题包括军备控制协议、美国威慑力量的可信度、德国放弃民用核能计划、国内对核力量的抵制，以及担心拥有核武器的德国会与欧洲伙伴重新提起“德国问题”。

　　在战略层面上，与冷战时期相比，北约的角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当时北约担心苏联的常规力量优势。如今，非常清楚的是，德国和欧洲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的常规部队，而是来自核讹诈和混合战争。俄罗斯军方在常规军力方面的失败，迫使莫斯科在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展。俄罗斯多年前就宣布了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理由是核武器可以防止常规冲突升级。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在德国领土上部署中间核力量被视为防止俄罗斯进行核讹诈的一种方式。

　　这些事态发展的影响已经在华盛顿和巴黎显现出来。《2022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允许美国在其原则中首先使用核武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近明确表示，法国的威慑力量是为了保护和保卫法国领土，并不延伸到其欧洲伙伴。此外，鉴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失灵和共和党内部日益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变，德国不能再依赖美国作为稳定的合作伙伴。

　　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是否应该拥有核力量进行过讨论，当时的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主张拥核。北约组织提议建立所谓的多边部队(MLF)，作为德国拥核的替代办法，从而避免了这种情况。“多边部队”从未真正成立，作为补偿，德国在北约核规划小组中获得了一个角色。它同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放弃生产原子、生物和化学武器。

　　在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由于人们对美国政策失去信心，这一讨论又被重新提起。2018年，著名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安·哈克在《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认为“德国作为美国总统头号敌人的新角色迫使德国彻底反思其安全政策。”他解释说，“德国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脱离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在极端危机的情况下，德国将毫无防备。”提出这一观点的不止哈克一人。德国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党的首席国防专家罗德里希·基泽维特也提出了类似看法。自由民主党副主席、该党主要外交政策专家亚历山大·格拉夫·兰姆斯多夫也认为，德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终结原子武器的时代——人们可以为此哀叹，但这就是现实。”

德国总理朔尔茨10月17日正式宣布，将德国剩余3座核电站的运营时间延长至2023年4月15日

　　限制德国核选择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与关闭民用核能设施有关。关闭民用核能设施最早是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1年宣布的，预计将于今年完成。正如乌尔里希·库恩、特里斯坦-沃尔佩和贝特·汤普森所主张的，逐步淘汰核能的计划使启动军事核项目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虽然日本和伊朗可以很快拥有核武器，但德国并不能如此。然而，由于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以及由此导致的能源中断，柏林方面推迟了关闭核电站的决定。因此，德国很快将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将其民用核技术用于军事目的。

　　当然，这项政策将很难在德国国内推行。不仅有一个自成立以来就反对核的强大的绿党，而且在左翼，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SPD)和绿党中，也有一股强大的和平主义力量。但考虑到地缘战略环境，德国正被迫重新考虑其核立场。绿党和社民党已经被迫改变他们在军事和气候政策上的观点。欧洲地缘战略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将导致未来执政联盟发生更多变化。

　　最后，人们担心，核力量会重新引发“德国问题”，并刺激反制欧洲联盟的组织。然而，乌克兰危机清楚地表明，欧洲更关注的是德国在防务方面缺乏领导力，而不是加强其威慑力。正如施泰因迈尔所观察到的，德国现在面临着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一个非常有意愿拥核的伊朗，以及日本和韩国成为核大国的前景引发了一个问题：鉴于德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力量和中心地位，德国为什么要落于人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如此低下，欧洲和德国没有理由不能提供另一种常规力量和核威慑力量。普京可能对芬兰和瑞典对其入侵的反应感到惊讶，但他可能更惊讶于德国对其侵略性政策的长期反应。

　　作者简介：斯蒂芬·F·萨博（Stephen F.Szabo）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德国和欧洲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著有《德国、俄罗斯和地缘经济学的崛起》。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