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进步主义的外交政策顺风顺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乔·拜登开始推行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优先事项，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束美国“无休止的战争”，并推动向绿色能源的过渡。拜登立即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并采取大胆的立法措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他从阿富汗撤军，还对美国全球军力态势进行了评估，这可能会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拜登说，“重塑其他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针对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开始流行。

　　然而，如今，进步主义者的主张在政策上节节败退，在政治上也失去了独特性。甚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拜登政府就已经停止了缩减美国政治军事目标的努力:军事态势评估确认了现状，拜登多次声称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

　　欧洲的战争加速了美国向主导地位的转变，使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承担越来越大的财政成本和卷入重大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战态度也让美国左派分裂。在围绕战争的激烈辩论中，倡导克制被认为类似于绥靖政策。另一方面，与武装侵略的受害者站在一起似乎容易产生反作用，助长美国的军国主义。

　　进步主义者可以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取得重要胜利，包括最近对气候问题进行历史性投资的立法。但过去的一年暴露出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不足，除非现在就面对这些不足，否则只会变得更糟。随着美国陷入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激烈竞争，进步主义者不能再把大国竞争视为次要问题。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立场，否则大国竞争迫使他们调整。

　　三种进步主义的立场

　　自冷战以来，美国的进步主义者从三个有共同点但截然不同的立场考虑外交政策。第一种，可以说是在决策中最能体现的一种，寻求促进民主和人权，反对威权主义和暴行。与更主流自由国际主义者一样，支持这一观点的进步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力量应该促进普世价值和标准。然而，作为进步主义者，他们很容易担心美国可能会违反国际规则，助长镇压，造成苦难，并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让精英们受益。持这类观点的人物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现任署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和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鲍尔因敦促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以防止种族灭绝而闻名，桑德斯呼吁开展全球进步运动来对抗“新威权轴心”。他们希望美国在维护人权和建设一个公正的世界方面始终如一，少强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或采取特定的大战略。

　　第二种立场强调全球合作，通常是通过全球治理。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世界的最高优先事项是应对跨国和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和经济不平等。全球合作和国际主义经常结合在一起，比如前国务院官员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她重视“以人为本的政策”，而不是地缘政治，同时支持美国领导的人道主义干预。一些合作伙伴看重美国在缓和地缘政治冲突和打造国家间合作方面的军事优势。然而，因为他们重视广泛的国际参与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全球合作伙伴反对将世界划分为敌对阵营，并指责美国的联盟体系和过度使用强制手段。例如，在“进步现实主义”(progressive realism)的标题下，记者兼学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一直倡导以战略上的谦逊和不干预进行全球治理。

　　第三种立场以政治-军事克制为指导思想。尽管进步的国际主义者和全球合作者希望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塑造世界秩序，但克制者对这样的目标是否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或将通过军事优势来实现持怀疑态度。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全球军事扩张者的角色已经脱离了美国的利益，并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产生问题，需要美国努力解决。包括笔者在内、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凯特·凯泽(Kate Kizer)和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萨朗·施多尔(Sarang Shidore)等进步主义者，经常呼吁地区或全球合作，认为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克制可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然而，不管合作的前景如何，他们坚持认为，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要求美国从遥远的国防承诺中解脱出来。否则，这个以国家安全为本的国家将把武装放在首位，从而阻止美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采取战略行动，也无法满足本国公民的国内需求。

　　这三个立场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全球主导地位期间形成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以国家利益和普世价值为由，反对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残酷战争和与不自由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同时主张扩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活动，缩减五角大楼的预算。

　　然而现在，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让进步主义者面临艰难的选择。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国际主义者和主张克制者可能会分裂，前者主张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一项长期的安全竞赛，后者则反对。与此同时，尽管全球威胁加剧，但随着全球分歧的加深，合作伙伴可能会减少。然而，左派阵营的分裂将是不幸的，而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如何整合进步主义者的三种立场，并在其中设定优先次序。

　　有限度的国际主义

　　在一个公众日渐不满、民族主义狂热和威权主义崛起的世界里，进步的国际主义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民主国家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为人民服务。拜登政府已经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几项措施。去年，它让130多个国家同意征收全球最低税，这将防止企业转移辖区逃避公共义务，尽管美国尚未遵守这一规定。同样，乌克兰战争促使美国和欧洲打击与俄罗斯精英有关的非法金融活动，从而表明，只要有政治意愿，政府当局就可以打击盗贼统治。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进步主义者正确地支持乌克兰捍卫自己的斗争。即使是那些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战争的人也坚持认为，用两位国会进步党团(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领导人的话来说，“俄罗斯的公然侵略”需要美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与此同时，进步主义者应该扪心自问，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与主张与中国和俄罗斯长期战略竞争的人结盟。几十年来，进步主义者一直主张，美国应该减少在军事上的开支，以便为国内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下去，这种观点可能最终会得到支持:几十年来，美国人将首次不得不在枪支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同时为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和伙伴提供防务，即使每个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都在上升，几乎不可能想象五角大楼的预算会从目前的水平下降——很容易想象它会膨胀到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国会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99亿美元的国防开支，除此之外，国会已经在努力增加2023年的国防开支。本月，民主党参议员和独立的桑德斯一致支持北约扩大，包括芬兰和瑞典。从表面上看，这一决定将增加美国的军事负担，把芬兰和俄罗斯830英里的陆地边界纳入美国的防务责任。

　　此外，大国竞争使国际主义者公正地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努力复杂化。北京和莫斯科正朝着更威权的方向发展。进步主义者会谴责它们掠夺行为，但如果新冷战开始，无休止的指责和反呛可能会让中国和俄罗斯变得更加可疑和咄咄逼人，形成一个升级螺旋，诱导两个国家——乃至美国——出现最极端的声音。

　　此外，进步主义者可能会失去使他们与众不同的东西:他们愿意让自己的政府遵守它所宣扬的标准。进步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美国应该停止与亚洲、欧洲和中东的不自由和滥用权力的政权合作，但收效甚微。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美国决策者只会更不愿意从美国退出那些令人不悦的联盟。这也是拜登最近前往中东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和的原因之一，预示着与该地区独裁者的关系将恢复正常。如果白宫易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或特朗普式的共和党人在2025年成为总统，美国将更不可能系统性地推进自由民主原则。

　　倡导克制仍然是重要的

　　出于这些原因，克制仍然是有价值的，不仅因为它本身的作用，而且作为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最近，在对乌克兰人的同情和对俄罗斯暴行的愤慨中，克制倡导者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刻，他们看到了挥舞道德旗帜的必要性，而不是他们所倡导的谨慎和结果主义。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拖延，并几乎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结论，克制倡导者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里得到更全面的听证机会。更深刻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那些提高了克制的因素——美国外交政策的过度和无法实现的代价，以及前总统奥巴马所说的“在国内进行更多的国家建设”的需求——在美国面临与世界第二大强国中国或头号核大国俄罗斯爆发灾难性战争的前景时，这些因素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

　　美国公众及其在国会的代表不会轻易接受打一场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或经济衰退的战争的必要性。美国政治体系习惯于应对小国和恐怖组织的轻微威胁，而适应新现实比较迟缓。这种惰性让进步主义者有机会通过阐述大国战争的后果来推动全国辩论。到目前为止，在危机时刻到来之前，仍有塑造美国政治的空间。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乌克兰，但很少有美国人赞成派遣美国部队参战。拜登正确地排除了这一选择，警告称那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2%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它也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公众将中国视为敌人，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竞争对手。

　　为了取得成功，喜欢讲价值观的进步主义者不应回避谈论国家利益。在一些左派人士看来，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它表达了国际背景下的公共利益。随着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不断展开，并使美国人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成本，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过度行事会损害美国外交政策应该为之服务的人，以及为什么有原则和克制的做法会使他们更安全。坚定的进步主义不是对右翼民族主义的让步，而是它的解毒剂，它可以驱散煽动者要谴责的天真、反美的“全球主义”的幽灵。

　　除了价值观之外，突出利益诉求也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的全球挑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各行各业的进步主义者都同意，这些问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紧急解决。但现在看来，想象世界成功过渡到绿色能源并为下一次疫情做好准备要比想象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建立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更容易。尽管应该尽可能推进普遍合作，但也可以通过竞争性措施、可再生能源国内投资、西方碳税联盟和七国集团资助绿色“全球南方”等方式找到解决方案。相反，全球合作者应该成为问题解决者，其目标不是超越强权政治，而是努力解决它。

　　一个多世纪前，当战争席卷欧洲时，美国的进步主义者考虑如何应对时内部出现分裂。到1917年，进步主义改革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决定放弃中立。他宣布，美国“没有自私的目的”;它将加入对德国的战争，以使世界“民主安全”。将美国的多元文化认同作为新国际主义基础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他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宣称讽刺已死，并抨击“美国知识分子愿意打开闸门，向我们灌输战争精神的污水。”历史学家通常将进步主义时代的结束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部分原因是那场冲突使这场运动分化了。

　　这种冲突现在也在回响。与当时相比，进步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要小得多。尽管如此，一些相同的基本矛盾——在塑造海外环境和建立国内民主之间，在为普遍目标服务和避免帝国主义傲慢之间——仍然困扰着左派，并且随着外交政策选择的利害关系的增加，这种矛盾也在加深。这就更有理由让进步主义者立即提出他们关于战略竞争的观点，并坦率和彼此尊重地表达他们的分歧。一场至关重要的进步主义运动要面对的问题不会是单一的，它将毫不犹豫地针对今天和未来的问题。

　　作者简介：斯蒂芬·沃塞姆(Stephen Wertheim)，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参与创立“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一年前，进步主义的外交政策顺风顺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乔·拜登开始推行他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的优先事项，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束美国“无休止的战争”，并推动向绿色能源的过渡。拜登立即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并采取大胆的立法措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他从阿富汗撤军，还对美国全球军力态势进行了评估，这可能会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拜登说，“重塑其他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已经结束;“针对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开始流行。

　　然而，如今，进步主义者的主张在政策上节节败退，在政治上也失去了独特性。甚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拜登政府就已经停止了缩减美国政治军事目标的努力:军事态势评估确认了现状，拜登多次声称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

　　欧洲的战争加速了美国向主导地位的转变，使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承担越来越大的财政成本和卷入重大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战态度也让美国左派分裂。在围绕战争的激烈辩论中，倡导克制被认为类似于绥靖政策。另一方面，与武装侵略的受害者站在一起似乎容易产生反作用，助长美国的军国主义。

　　进步主义者可以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取得重要胜利，包括最近对气候问题进行历史性投资的立法。但过去的一年暴露出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不足，除非现在就面对这些不足，否则只会变得更糟。随着美国陷入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激烈竞争，进步主义者不能再把大国竞争视为次要问题。他们需要调整自己的立场，否则大国竞争迫使他们调整。

　　三种进步主义的立场

　　自冷战以来，美国的进步主义者从三个有共同点但截然不同的立场考虑外交政策。第一种，可以说是在决策中最能体现的一种，寻求促进民主和人权，反对威权主义和暴行。与更主流自由国际主义者一样，支持这一观点的进步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力量应该促进普世价值和标准。然而，作为进步主义者，他们很容易担心美国可能会违反国际规则，助长镇压，造成苦难，并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让精英们受益。持这类观点的人物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现任署长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和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鲍尔因敦促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以防止种族灭绝而闻名，桑德斯呼吁开展全球进步运动来对抗“新威权轴心”。他们希望美国在维护人权和建设一个公正的世界方面始终如一，少强调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或采取特定的大战略。

　　第二种立场强调全球合作，通常是通过全球治理。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世界的最高优先事项是应对跨国和全球性的挑战，如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和经济不平等。全球合作和国际主义经常结合在一起，比如前国务院官员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她重视“以人为本的政策”，而不是地缘政治，同时支持美国领导的人道主义干预。一些合作伙伴看重美国在缓和地缘政治冲突和打造国家间合作方面的军事优势。然而，因为他们重视广泛的国际参与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全球合作伙伴反对将世界划分为敌对阵营，并指责美国的联盟体系和过度使用强制手段。例如，在“进步现实主义”(progressive realism)的标题下，记者兼学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一直倡导以战略上的谦逊和不干预进行全球治理。

　　第三种立场以政治-军事克制为指导思想。尽管进步的国际主义者和全球合作者希望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塑造世界秩序，但克制者对这样的目标是否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或将通过军事优势来实现持怀疑态度。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全球军事扩张者的角色已经脱离了美国的利益，并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不断产生问题，需要美国努力解决。包括笔者在内、国际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的凯特·凯泽(Kate Kizer)和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的萨朗·施多尔(Sarang Shidore)等进步主义者，经常呼吁地区或全球合作，认为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克制可以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然而，不管合作的前景如何，他们坚持认为，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要求美国从遥远的国防承诺中解脱出来。否则，这个以国家安全为本的国家将把武装放在首位，从而阻止美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采取战略行动，也无法满足本国公民的国内需求。

　　这三个立场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全球主导地位期间形成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以国家利益和普世价值为由，反对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残酷战争和与不自由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同时主张扩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活动，缩减五角大楼的预算。

　　然而现在，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让进步主义者面临艰难的选择。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国际主义者和主张克制者可能会分裂，前者主张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一项长期的安全竞赛，后者则反对。与此同时，尽管全球威胁加剧，但随着全球分歧的加深，合作伙伴可能会减少。然而，左派阵营的分裂将是不幸的，而这应该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如何整合进步主义者的三种立场，并在其中设定优先次序。

　　有限度的国际主义

　　在一个公众日渐不满、民族主义狂热和威权主义崛起的世界里，进步的国际主义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民主国家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为人民服务。拜登政府已经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几项措施。去年，它让130多个国家同意征收全球最低税，这将防止企业转移辖区逃避公共义务，尽管美国尚未遵守这一规定。同样，乌克兰战争促使美国和欧洲打击与俄罗斯精英有关的非法金融活动，从而表明，只要有政治意愿，政府当局就可以打击盗贼统治。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进步主义者正确地支持乌克兰捍卫自己的斗争。即使是那些呼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战争的人也坚持认为，用两位国会进步党团(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领导人的话来说，“俄罗斯的公然侵略”需要美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与此同时，进步主义者应该扪心自问，他们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与主张与中国和俄罗斯长期战略竞争的人结盟。几十年来，进步主义者一直主张，美国应该减少在军事上的开支，以便为国内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如果通货膨胀持续下去，这种观点可能最终会得到支持:几十年来，美国人将首次不得不在枪支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

　　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同时为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和伙伴提供防务，即使每个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都在上升，几乎不可能想象五角大楼的预算会从目前的水平下降——很容易想象它会膨胀到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国会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99亿美元的国防开支，除此之外，国会已经在努力增加2023年的国防开支。本月，民主党参议员和独立的桑德斯一致支持北约扩大，包括芬兰和瑞典。从表面上看，这一决定将增加美国的军事负担，把芬兰和俄罗斯830英里的陆地边界纳入美国的防务责任。

　　此外，大国竞争使国际主义者公正地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努力复杂化。北京和莫斯科正朝着更威权的方向发展。进步主义者会谴责它们掠夺行为，但如果新冷战开始，无休止的指责和反呛可能会让中国和俄罗斯变得更加可疑和咄咄逼人，形成一个升级螺旋，诱导两个国家——乃至美国——出现最极端的声音。

　　此外，进步主义者可能会失去使他们与众不同的东西:他们愿意让自己的政府遵守它所宣扬的标准。进步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美国应该停止与亚洲、欧洲和中东的不自由和滥用权力的政权合作，但收效甚微。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美国决策者只会更不愿意从美国退出那些令人不悦的联盟。这也是拜登最近前往中东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握手言和的原因之一，预示着与该地区独裁者的关系将恢复正常。如果白宫易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或特朗普式的共和党人在2025年成为总统，美国将更不可能系统性地推进自由民主原则。

　　倡导克制仍然是重要的

　　出于这些原因，克制仍然是有价值的，不仅因为它本身的作用，而且作为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最近，在对乌克兰人的同情和对俄罗斯暴行的愤慨中，克制倡导者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刻，他们看到了挥舞道德旗帜的必要性，而不是他们所倡导的谨慎和结果主义。

　　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拖延，并几乎不可避免地得出一个不太令人满意的结论，克制倡导者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里得到更全面的听证机会。更深刻的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那些提高了克制的因素——美国外交政策的过度和无法实现的代价，以及前总统奥巴马所说的“在国内进行更多的国家建设”的需求——在美国面临与世界第二大强国中国或头号核大国俄罗斯爆发灾难性战争的前景时，这些因素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

　　美国公众及其在国会的代表不会轻易接受打一场可能造成大规模伤亡或经济衰退的战争的必要性。美国政治体系习惯于应对小国和恐怖组织的轻微威胁，而适应新现实比较迟缓。这种惰性让进步主义者有机会通过阐述大国战争的后果来推动全国辩论。到目前为止，在危机时刻到来之前，仍有塑造美国政治的空间。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乌克兰，但很少有美国人赞成派遣美国部队参战。拜登正确地排除了这一选择，警告称那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2%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它也发现，只有四分之一的公众将中国视为敌人，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竞争对手。

　　为了取得成功，喜欢讲价值观的进步主义者不应回避谈论国家利益。在一些左派人士看来，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它表达了国际背景下的公共利益。随着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不断展开，并使美国人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成本，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过度行事会损害美国外交政策应该为之服务的人，以及为什么有原则和克制的做法会使他们更安全。坚定的进步主义不是对右翼民族主义的让步，而是它的解毒剂，它可以驱散煽动者要谴责的天真、反美的“全球主义”的幽灵。

　　除了价值观之外，突出利益诉求也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的全球挑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各行各业的进步主义者都同意，这些问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紧急解决。但现在看来，想象世界成功过渡到绿色能源并为下一次疫情做好准备要比想象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建立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更容易。尽管应该尽可能推进普遍合作，但也可以通过竞争性措施、可再生能源国内投资、西方碳税联盟和七国集团资助绿色“全球南方”等方式找到解决方案。相反，全球合作者应该成为问题解决者，其目标不是超越强权政治，而是努力解决它。

　　一个多世纪前，当战争席卷欧洲时，美国的进步主义者考虑如何应对时内部出现分裂。到1917年，进步主义改革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决定放弃中立。他宣布，美国“没有自私的目的”;它将加入对德国的战争，以使世界“民主安全”。将美国的多元文化认同作为新国际主义基础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他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宣称讽刺已死，并抨击“美国知识分子愿意打开闸门，向我们灌输战争精神的污水。”历史学家通常将进步主义时代的结束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部分原因是那场冲突使这场运动分化了。

　　这种冲突现在也在回响。与当时相比，进步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要小得多。尽管如此，一些相同的基本矛盾——在塑造海外环境和建立国内民主之间，在为普遍目标服务和避免帝国主义傲慢之间——仍然困扰着左派，并且随着外交政策选择的利害关系的增加，这种矛盾也在加深。这就更有理由让进步主义者立即提出他们关于战略竞争的观点，并坦率和彼此尊重地表达他们的分歧。一场至关重要的进步主义运动要面对的问题不会是单一的，它将毫不犹豫地针对今天和未来的问题。

　　作者简介：斯蒂芬·沃塞姆(Stephen Wertheim)，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曾参与创立“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