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美中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拜登没有废除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北京的强硬政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些政策，强调这两个大国几乎肯定会陷入长期的对立和军事上危险的战略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升级、冲突，甚至战争。相反，北京和华盛顿可能正在摸索一套新的稳定安排，以限制——虽然不能消除——局势突然升级的风险。

　　在任何时候评估美中关系的状态都绝非易事，因为很难区分双方在公开场合对对方的评价(通常是为了国内政治效果)和各自在幕后的实际行动。然而，尽管经常出现一些严厉且激烈的言辞，但一些初步稳定局面的迹象已经出现，包括尝试性地重新建立一种旨在管理紧张局势的政治和安全对话渠道。

　　这种稳定远未达到正常化，正常化意味着恢复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多边接触。正常化的日子已成为历史。但稳定仍然很重要。这将意味着战略竞争是否能通过稳定的护栏来管理。对于双方，以及被卷入这场关乎地区和全球秩序未来的巨大斗争中的国家来说，问题是他们将进行什么样的战略竞争。

　　……

　　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政治上的意愿去面对意外的危机或冲突。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他们面临的大量困难和不足。尽管如此，意外升级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不断增加。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海上空对澳大利亚皇家空军(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的一架P-8侦察机进行了危险的拦截，这很容易导致澳大利亚飞机坠毁，这只是众多可能迅速升级为危机的事件中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件发生致命的转折，根据1951年《美澳防务条约》的条款，美国完全有义务立即为澳大利亚提供防御。(事实上，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威胁这些国家是展示军事实力的一种简单方式，而不会有与华盛顿直接升级冲突的风险，那么熟悉美国对每一个太平洋盟友的军事义务的准确条款，对北京来说会很有用。)

　　看着中国和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边缘政策，就像看着两个邻居在后院的车间里焊接，没有穿胶底鞋，火花四溅，裸露的、没有绝缘的电缆穿过潮湿的混凝土地板。可能会出现什么差错呢?

　　有管理的战略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强调“有管理的战略竞争”(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概念，而不是认为只有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才能改善美中关系。目前的核心问题恰恰相反：北京和华盛顿实际上对彼此的意图都有相当准确的理解，但几年来，他们一直处于一种战略混战中，没有任何规则来约束彼此。有管理的战略竞争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即建立一套更稳定的、双方都同意的约束。

　　这个概念有四个基本要素。首先，美国和中国需要对彼此的硬性战略红线建立一个清晰、细致的理解，以减少因误判而发生冲突的风险。在台湾、南海、东海、朝鲜半岛、网络、太空等关键问题上，也要详细了解“红线”。了解对方的红线并不需要就这些红线的合法性达成协议。那是不可能的。但双方都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略可预测性是有利的，战略欺骗是徒劳的，出其不意是战略则是非常危险的。然后，双方都必须在其与另一方的关系中建立护栏，以减少越权、沟通不畅和误解的风险，包括建立必要的高级别对话和危机沟通机制，以监督任何此类安排。

　　其次，在建立了这样的护栏之后，两国可以在其他大部分领域开展非致命性的战略竞争，将战略竞争转化为增强经济和技术实力、外交政策足迹、甚至军事能力的竞赛。这场竞赛还包括对国际体系未来的意识形态竞争。但至关重要的是，这将是有管理的、而非不可控的战略竞争，从而降低其演变为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事实上，这种有限的竞争最终会减少而不是加剧战争的风险，特别是如果在有管理的竞争框架内恢复更正常的经济接触形式的话。

　　第三，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应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全球金融稳定和核扩散等国家利益一致的领域提供合作的政治空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能让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被搁置一旁。但是，这些领域的认真合作不可能走得太远，除非美中关系能够通过有管理的战略竞争的前两个要素来稳定：允许战略竞争转变为非致命竞争形式的护栏。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现实中全球合作的政治空间可能会继续缩小。

　　最后，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这种关系的划分需要由双方专门的内阁级别官员谨慎而持续地管理。然后，无论可能出现何种国内政治或国际动荡，都需要用稳健的手段来维护这一框架。这听起来容易，但很难做到。然而，值得记住的是，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和苏联最终达成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安排，这些安排后来被确立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中，使双方得以度过另一个30年激烈的战略竞争，而没有引发全面战争。

　　构筑“护栏”

　　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公开交锋来看，双方似乎对有管理的战略竞争等稳定框架的兴趣不大。2021年3月，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杨洁篪在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首次会晤中，发表了几乎前所未有的公开指责，就种族主义等美国“根深蒂固”的问题训斥布林肯，并指责美国“居高临下”。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公开交锋，当时魏凤和暗示美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真正“主谋”。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同样具有煽动性，抨击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失败，并声称华盛顿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运动来遏制北京，仅仅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出现，特别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如中共高级理论家曲青山本月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

　　然而，在这些表面之下，一些新的东西似乎正在出现。2021年7月，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在天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敦促在两国关系中建立“护栏”。在2021年11月两国领导人首次举行虚拟峰会时，拜登公开强调“有必要建立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此外，今年5月，布林肯在华盛顿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一次演讲中概述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他说，虽然两个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但这种“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他援引拜登的话说，“唯一比预期出现的冲突更糟糕的是意外发生的冲突”，并断言“我们将负责任地处理这一关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后来，在布林肯和王毅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会面之前，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会议的目标是“负责任地管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通过“在关系上设置护栏，使我们的竞争不会发展成误判或对抗”。

　　事实上，这种对“护栏”的强调已经成为美中外交的一个特征。这一点在今年6月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长达4个小时的会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白宫的资料，这次会晤的重点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外交辞令可能开始转化为具体行动，双方重启了中断的工作级别和高级别对话渠道，包括两军对话，甚至尝试性探索核战略稳定对话的可能。然而，现在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在经济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最近就全球经济状况进行了接触、就中国可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恢复上市的会计准则达成协议，以及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争端解决机制会议上的合作，都指向了积极的方向。华盛顿内部以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就降低或取消最近中美贸易战中为对抗通货膨胀而征收的关税的可能性所取得的初步进展也是如此。然而，用古人的话来说，“一燕不成夏”，在这一此前冻结的关系中，似乎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都出现了变化。

　　逐步接受

　　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开拒绝使用“战略竞争”的说法——有管理的或没有管理的。如果接受这一说法，将违背北京方面长期以来的信条，即中美关系应遵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彼此政治制度和“合作共赢”的三大原则。然而，更根本的是，北京不愿明确将两国关系定性为战略竞争，是因为这样做将证实中国确实在为地区和全球优势而在现实世界中展开竞争。这将与北京的官方路线背道而驰，其全球雄心是发展一个“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国力。

　　尽管如此，中国似乎正在逐渐接受处理与美国的竞争关系的现实(如果不是仅在口头的话)。例如，北京或许能够在必要的战略保护框架内接受和平竞争与建设性合作的结合。在中国体系中，用于描述战略框架的实际词汇比在美国体系中更重要，因为它们可以授权工作级别官员采取实质性行动，否则就会被困在意识形态教条的语言牢笼中。这种现象在中国外交官中尤其明显，他们受到国内政治的驱动，转向民族主义的“战狼”言论。需要从上到下进行意识形态上重构，以授权进行不那么意识形态化、更务实的外交活动。

　　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可能有助于在未来十年稳定美中关系，否则，随着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实力日益接近，两国之间的竞争将达到最危险的阶段。但中国应对(就此而言，美国也是如此)大量国内和国际挑战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北京和华盛顿都发现，管理得当的关系有助于他们度过即将到来的充满挑战的时期，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关系对长期而言是好的。

　　诚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继续下去。批评者会认为，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只是把问题延后了而已。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尤其是如果另一种选择可能导致一个危机加剧、风险不断增加的世界，甚至是天真的民族主义者所称的战争本身的净化和澄清过程。上一次这个看起来的“好主意”还是在1914年，结果并不好。

　　作者：陆克文(KEVIN RUDD)是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主席，此前曾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和外交部长。本文选译《外交事务》网站

　　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一年半时间里，美中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拜登没有废除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北京的强硬政策，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这些政策，强调这两个大国几乎肯定会陷入长期的对立和军事上危险的战略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中国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升级、冲突，甚至战争。相反，北京和华盛顿可能正在摸索一套新的稳定安排，以限制——虽然不能消除——局势突然升级的风险。

　　在任何时候评估美中关系的状态都绝非易事，因为很难区分双方在公开场合对对方的评价(通常是为了国内政治效果)和各自在幕后的实际行动。然而，尽管经常出现一些严厉且激烈的言辞，但一些初步稳定局面的迹象已经出现，包括尝试性地重新建立一种旨在管理紧张局势的政治和安全对话渠道。

　　这种稳定远未达到正常化，正常化意味着恢复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多边接触。正常化的日子已成为历史。但稳定仍然很重要。这将意味着战略竞争是否能通过稳定的护栏来管理。对于双方，以及被卷入这场关乎地区和全球秩序未来的巨大斗争中的国家来说，问题是他们将进行什么样的战略竞争。

　　……

　　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政治上的意愿去面对意外的危机或冲突。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都需要时间来处理他们面临的大量困难和不足。尽管如此，意外升级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不断增加。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海上空对澳大利亚皇家空军(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的一架P-8侦察机进行了危险的拦截，这很容易导致澳大利亚飞机坠毁，这只是众多可能迅速升级为危机的事件中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事件发生致命的转折，根据1951年《美澳防务条约》的条款，美国完全有义务立即为澳大利亚提供防御。(事实上，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威胁这些国家是展示军事实力的一种简单方式，而不会有与华盛顿直接升级冲突的风险，那么熟悉美国对每一个太平洋盟友的军事义务的准确条款，对北京来说会很有用。)

　　看着中国和美国越来越多地采取边缘政策，就像看着两个邻居在后院的车间里焊接，没有穿胶底鞋，火花四溅，裸露的、没有绝缘的电缆穿过潮湿的混凝土地板。可能会出现什么差错呢?

　　有管理的战略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强调“有管理的战略竞争”(managed strategic competition)。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概念，而不是认为只有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战略意图才能改善美中关系。目前的核心问题恰恰相反：北京和华盛顿实际上对彼此的意图都有相当准确的理解，但几年来，他们一直处于一种战略混战中，没有任何规则来约束彼此。有管理的战略竞争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即建立一套更稳定的、双方都同意的约束。

　　这个概念有四个基本要素。首先，美国和中国需要对彼此的硬性战略红线建立一个清晰、细致的理解，以减少因误判而发生冲突的风险。在台湾、南海、东海、朝鲜半岛、网络、太空等关键问题上，也要详细了解“红线”。了解对方的红线并不需要就这些红线的合法性达成协议。那是不可能的。但双方都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战略可预测性是有利的，战略欺骗是徒劳的，出其不意是战略则是非常危险的。然后，双方都必须在其与另一方的关系中建立护栏，以减少越权、沟通不畅和误解的风险，包括建立必要的高级别对话和危机沟通机制，以监督任何此类安排。

　　其次，在建立了这样的护栏之后，两国可以在其他大部分领域开展非致命性的战略竞争，将战略竞争转化为增强经济和技术实力、外交政策足迹、甚至军事能力的竞赛。这场竞赛还包括对国际体系未来的意识形态竞争。但至关重要的是，这将是有管理的、而非不可控的战略竞争，从而降低其演变为直接武装冲突的风险。事实上，这种有限的竞争最终会减少而不是加剧战争的风险，特别是如果在有管理的竞争框架内恢复更正常的经济接触形式的话。

　　第三，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应在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全球金融稳定和核扩散等国家利益一致的领域提供合作的政治空间。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能让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被搁置一旁。但是，这些领域的认真合作不可能走得太远，除非美中关系能够通过有管理的战略竞争的前两个要素来稳定：允许战略竞争转变为非致命竞争形式的护栏。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现实中全球合作的政治空间可能会继续缩小。

　　最后，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这种关系的划分需要由双方专门的内阁级别官员谨慎而持续地管理。然后，无论可能出现何种国内政治或国际动荡，都需要用稳健的手段来维护这一框架。这听起来容易，但很难做到。然而，值得记住的是，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和苏联最终达成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安排，这些安排后来被确立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中，使双方得以度过另一个30年激烈的战略竞争，而没有引发全面战争。

　　构筑“护栏”

　　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公开交锋来看，双方似乎对有管理的战略竞争等稳定框架的兴趣不大。2021年3月，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员杨洁篪在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首次会晤中，发表了几乎前所未有的公开指责，就种族主义等美国“根深蒂固”的问题训斥布林肯，并指责美国“居高临下”。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公开交锋，当时魏凤和暗示美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真正“主谋”。中国官方媒体的评论同样具有煽动性，抨击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失败，并声称华盛顿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运动来遏制北京，仅仅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出现，特别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如中共高级理论家曲青山本月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

　　然而，在这些表面之下，一些新的东西似乎正在出现。2021年7月，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在天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敦促在两国关系中建立“护栏”。在2021年11月两国领导人首次举行虚拟峰会时，拜登公开强调“有必要建立常识性护栏，以确保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并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此外，今年5月，布林肯在华盛顿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一次演讲中概述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他说，虽然两个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可避免，但这种“竞争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他援引拜登的话说，“唯一比预期出现的冲突更糟糕的是意外发生的冲突”，并断言“我们将负责任地处理这一关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后来，在布林肯和王毅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上会面之前，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会议的目标是“负责任地管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通过“在关系上设置护栏，使我们的竞争不会发展成误判或对抗”。

　　事实上，这种对“护栏”的强调已经成为美中外交的一个特征。这一点在今年6月杨洁篪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长达4个小时的会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白宫的资料，这次会晤的重点是“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外交辞令可能开始转化为具体行动，双方重启了中断的工作级别和高级别对话渠道，包括两军对话，甚至尝试性探索核战略稳定对话的可能。然而，现在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在经济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最近就全球经济状况进行了接触、就中国可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恢复上市的会计准则达成协议，以及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在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争端解决机制会议上的合作，都指向了积极的方向。华盛顿内部以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就降低或取消最近中美贸易战中为对抗通货膨胀而征收的关税的可能性所取得的初步进展也是如此。然而，用古人的话来说，“一燕不成夏”，在这一此前冻结的关系中，似乎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都出现了变化。

　　逐步接受

　　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开拒绝使用“战略竞争”的说法——有管理的或没有管理的。如果接受这一说法，将违背北京方面长期以来的信条，即中美关系应遵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彼此政治制度和“合作共赢”的三大原则。然而，更根本的是，北京不愿明确将两国关系定性为战略竞争，是因为这样做将证实中国确实在为地区和全球优势而在现实世界中展开竞争。这将与北京的官方路线背道而驰，其全球雄心是发展一个“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国力。

　　尽管如此，中国似乎正在逐渐接受处理与美国的竞争关系的现实(如果不是仅在口头的话)。例如，北京或许能够在必要的战略保护框架内接受和平竞争与建设性合作的结合。在中国体系中，用于描述战略框架的实际词汇比在美国体系中更重要，因为它们可以授权工作级别官员采取实质性行动，否则就会被困在意识形态教条的语言牢笼中。这种现象在中国外交官中尤其明显，他们受到国内政治的驱动，转向民族主义的“战狼”言论。需要从上到下进行意识形态上重构，以授权进行不那么意识形态化、更务实的外交活动。

　　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可能有助于在未来十年稳定美中关系，否则，随着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实力日益接近，两国之间的竞争将达到最危险的阶段。但中国应对(就此而言，美国也是如此)大量国内和国际挑战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北京和华盛顿都发现，管理得当的关系有助于他们度过即将到来的充满挑战的时期，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关系对长期而言是好的。

　　诚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继续下去。批评者会认为，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只是把问题延后了而已。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尤其是如果另一种选择可能导致一个危机加剧、风险不断增加的世界，甚至是天真的民族主义者所称的战争本身的净化和澄清过程。上一次这个看起来的“好主意”还是在1914年，结果并不好。

　　作者：陆克文(KEVIN RUDD)是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主席，此前曾担任澳大利亚总理和外交部长。本文选译《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