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的战略选择将取决于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以及如何结束。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预判美国利益和价值观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它们是如何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的。美国将至少拥有三个重大利益：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跨国威胁，以及维护有利于我们价值观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对未来的判断往往会被不可预测的事件影响，但尽管如此，当政策制定者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感时，对面对未知的前景是有帮助的。

2022年6月29日至30日，北约集团各国领导人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了以俄乌冲突为最重要背景的2022年度峰会，并正式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要求予以正面响应，还将俄罗斯定性为对北约最严重的“直接威胁”(direct threat)

　　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聚焦于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中俄两国承诺了对彼此的长远友谊，中国领导人还宣称“东升西降”。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入侵战争让西方重新团结一致后，这一说法看起来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北约看起来不再是“脑死亡”(用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早先的话来说)而俄罗斯经济疲软，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军事声誉受损，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次要的合作伙伴。如何让战后的俄罗斯重新融入国际体系，将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就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将两个类型非常不同的国家混为一谈——一个衰落的国家和一个崛起的大国。正如世界在1914年和今年不幸地发现的那样，一个衰落的大国往往更容易带来风险。俄罗斯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在衰退，但在从核武器和网络武器到中东或威胁邻国等方方面面都保留着巨大的破坏性资源。美国需要一种不会让俄罗斯长期投入中国怀抱的战略。

　　第二个问题是，只关注大国竞争，而对生态全球化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的新型威胁关注不足。全球气候变化将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损失，并可能造成相当于战争的破坏。COVID-19大流行已经造成100万美国人死亡，比美国内战以来所有战争导致的总死亡人数加起来还要多。

　　一些政界人士称目前的局势是“新冷战”，并敦促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但用这段历史来类比曲解了我们所面临的战略挑战。在真正的冷战中，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双边贸易或社会接触，因此遏制是合理的。然而，今天，中国是更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比美国还多。美国应该消除某些技术方面的安全风险，但试图限制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将代价太大。与同中国脱钩相比，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真正代价微不足道。

　　此外，即使打破经济全球化是可能的或可取的，美国也不能打破生态上的相互依存，这种关系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规律，而不是政治。这些事实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而改变。一个好的战略将要求美国与中国作为战略对手进行竞争的同时，还能进行合作。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言，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消除生存威胁，而是“有管理的战略竞争”。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会在2030 年代超过我们。但中国面临着许多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它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全要素生产率很低，劳动力在2015年达到了顶峰，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盟友。即使算是俄罗斯，它也只占世界经济的五分之一，而美国、日本和欧洲则占了一半。换句话说，即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将俄罗斯和中国在后普京时代关联在一起，西方民主国家也将有能力组织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而影响中国的行为。维持这些联盟必须继续作为美国在乌克兰战争后期战略的核心。

　　局势稳定和秩序良好符合美国的利益。说到国际秩序，我们通常指的是两件事：一是权力的合理分配或能保持平衡，二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一套规范和实践。通过削弱俄罗斯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及中国的软实力，乌克兰战争让天平略微向美国这边倾斜。在规范秩序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破坏了1945年后写入《联合国宪章》的规则，而大多数成员国仍是支持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俄罗斯的入侵同样对自 1968 年以来减缓核武器扩散的不扩散制度造成了破坏，至于破坏程度如何，还还有待观察。

　　简而言之，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结束后，外界环境使得美国有望制定成功的外交政策，但历史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一些事件可能会迅速破坏这些有利环境：例如，绝望的普京选择突破核门槛，实施战术核打击;台湾被军事打击将导致全球经济大规模脱钩;或者内部的分歧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使得美国无法利用因普京巨大误判带来的优势。未来总是不确定的，而现在就需要提前做好政策规划了。

　　作者简介：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普林斯顿大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兼任美国外交事务政策委员会委员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等。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长和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和“巧实力”(smart power)等概念而闻名于世，其代表作包括《权力与相互依赖》、《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等，最新著作是《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本文由“钝角网”编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的战略选择将取决于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以及如何结束。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预判美国利益和价值观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它们是如何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的。美国将至少拥有三个重大利益：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关系、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跨国威胁，以及维护有利于我们价值观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对未来的判断往往会被不可预测的事件影响，但尽管如此，当政策制定者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感时，对面对未知的前景是有帮助的。

2022年6月29日至30日，北约集团各国领导人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了以俄乌冲突为最重要背景的2022年度峰会，并正式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要求予以正面响应，还将俄罗斯定性为对北约最严重的“直接威胁”(direct threat)

　　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聚焦于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中俄两国承诺了对彼此的长远友谊，中国领导人还宣称“东升西降”。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入侵战争让西方重新团结一致后，这一说法看起来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北约看起来不再是“脑死亡”(用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早先的话来说)而俄罗斯经济疲软，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军事声誉受损，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次要的合作伙伴。如何让战后的俄罗斯重新融入国际体系，将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就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将两个类型非常不同的国家混为一谈——一个衰落的国家和一个崛起的大国。正如世界在1914年和今年不幸地发现的那样，一个衰落的大国往往更容易带来风险。俄罗斯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在衰退，但在从核武器和网络武器到中东或威胁邻国等方方面面都保留着巨大的破坏性资源。美国需要一种不会让俄罗斯长期投入中国怀抱的战略。

　　第二个问题是，只关注大国竞争，而对生态全球化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的新型威胁关注不足。全球气候变化将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损失，并可能造成相当于战争的破坏。COVID-19大流行已经造成100万美国人死亡，比美国内战以来所有战争导致的总死亡人数加起来还要多。

　　一些政界人士称目前的局势是“新冷战”，并敦促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但用这段历史来类比曲解了我们所面临的战略挑战。在真正的冷战中，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双边贸易或社会接触，因此遏制是合理的。然而，今天，中国是更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比美国还多。美国应该消除某些技术方面的安全风险，但试图限制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将代价太大。与同中国脱钩相比，美国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真正代价微不足道。

　　此外，即使打破经济全球化是可能的或可取的，美国也不能打破生态上的相互依存，这种关系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的规律，而不是政治。这些事实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而改变。一个好的战略将要求美国与中国作为战略对手进行竞争的同时，还能进行合作。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言，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消除生存威胁，而是“有管理的战略竞争”。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GDP(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会在2030 年代超过我们。但中国面临着许多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它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全要素生产率很低，劳动力在2015年达到了顶峰，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盟友。即使算是俄罗斯，它也只占世界经济的五分之一，而美国、日本和欧洲则占了一半。换句话说，即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将俄罗斯和中国在后普京时代关联在一起，西方民主国家也将有能力组织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而影响中国的行为。维持这些联盟必须继续作为美国在乌克兰战争后期战略的核心。

　　局势稳定和秩序良好符合美国的利益。说到国际秩序，我们通常指的是两件事：一是权力的合理分配或能保持平衡，二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一套规范和实践。通过削弱俄罗斯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及中国的软实力，乌克兰战争让天平略微向美国这边倾斜。在规范秩序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破坏了1945年后写入《联合国宪章》的规则，而大多数成员国仍是支持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俄罗斯的入侵同样对自 1968 年以来减缓核武器扩散的不扩散制度造成了破坏，至于破坏程度如何，还还有待观察。

　　简而言之，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结束后，外界环境使得美国有望制定成功的外交政策，但历史总有出人意料的地方。一些事件可能会迅速破坏这些有利环境：例如，绝望的普京选择突破核门槛，实施战术核打击;台湾被军事打击将导致全球经济大规模脱钩;或者内部的分歧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使得美国无法利用因普京巨大误判带来的优势。未来总是不确定的，而现在就需要提前做好政策规划了。

　　作者简介：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普林斯顿大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兼任美国外交事务政策委员会委员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等。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长和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最早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和“巧实力”(smart power)等概念而闻名于世，其代表作包括《权力与相互依赖》、《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等，最新著作是《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与外交政策》(牛津大学出版社，2020年)本文由“钝角网”编译自美国《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