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广播日”的说法是在孩童时，那是一个苏联时代的节日，当时我是在祖父母位于芝加哥乌克兰村的公寓。那是5月7日，我祖父母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喝茶。我坐在桌旁，无意中听到他们的朋友说:“如果是在故国，我们今天应该庆祝俄罗斯人发明了收音机。”父母也没多想，就随口反驳道:“真是一场闹剧。我们都知道是意大利人发明了收音机。”

　　那个朋友显然很困惑。从1945年开始，苏联就开始把1895年的这一天作为纪念日。俄罗斯科学家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无线电接收器装置的论文。“不，不，是俄罗斯人发明的，”她坚持说，于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祖父匆匆走到他的书架前，仔细挑选了一本百科全书。他飞快地翻着书，找到“广播(无线电)”的条目。祖父大声读出来，让我知道，虽然波波夫确实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接收器设备的论文，但意大利人古格列尔莫·马可尼首先制造了一个能够接收和发送无线电信息的无线设备——我们现在通常称它“无线电接收器”(比波波夫早了一年半)。

　　我祖父母的朋友很困惑。“铁幕”背后没有马可尼。多年后，当她在新信息的冲击下纠结时，她脸上的表情一直让我难以释怀。她试图调和她所知道的事情和她面前的事实，她的表情似乎在说:“我所知道的其他‘真相’都是谎言吗?”

　　社会心理学把这种人的内在认知的混乱称之为“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由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于1957年首次提出。该理论认为，当两种认知(他们所理解或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相互矛盾或一种认知和行为发生冲突时，人们会感到心理不适。根据费斯廷格的说法，这种不协调所造成的不快会促使人们减少这种不协调，从而达到和谐或一致。

　　认知失调理论为乌克兰战争中出现的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俄罗斯人拒绝相信他们的乌克兰亲朋好友的战争遭遇。据报道，无论是公寓爆炸的视频，还是俄罗斯军队向平民开枪的视频，即使有证据证明克里姆林宫对事件的描述不可信，一些俄罗斯人仍认为那些视频是假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俄罗斯人正在努力调和的两种认知中，克里姆林宫制造的“真相”为何往往占上风?

　　俄罗斯人的认知失调

　　对于沉浸在克里姆林宫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中的俄罗斯人来说，与乌克兰亲朋好友的交谈似乎引发了两种现实认知的冲突。关于认知失调，费斯廷格所举的经典例子是习惯性吸烟者。当吸烟者了解到其选择的行为——也就是吸烟——会导致死亡时，他们会感到不适。为了缓和这种不适，协调他们的行为和这些信息，吸烟者要么改变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戒烟)，要么重新认知吸烟有害论。他们可能会说服自己，吸烟还有其他好处，比如减肥。或者，吸烟者可能会辩解说：他们的叔叔每天抽一包烟却长寿，他们为什么不能呢?费斯廷格发现，面对这些信息，很少有人会只是感到不适，然后简单地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在俄罗斯，认知失调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可以看到俄罗斯人为何否认乌克兰人的遭遇。据报道，一些俄罗斯人否认俄罗斯军队袭击乌克兰平民。另一些人则完全拒绝承认他们的国家发动了这场战争。据报道，即使是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私人谈话中，许多俄罗斯人也在附和克里姆林宫的主流说法，即任何敌对行动都只针对压迫乌克兰俄罗斯人的纳粹当局。

　　在这一点上，认知失调研究也提供了洞见。根据费斯廷格的门生埃利奥特·阿伦森和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的研究，实验表明，“当人们感觉与一个政党、领导人、意识形态或信仰有强烈的联系时，他们更有可能让这种忠诚左右他们的思想，扭曲或忽视挑战这些忠诚的证据。”如果民意调查能显示出俄罗斯人的真实态度——是不是真实，这是专家们争论不休的——那么俄罗斯人对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所构建的体系的忠诚是强大的，而且可能正在深化。独立的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进行的调查显示，入侵乌克兰后，普京的支持率上升了近10%，尽管自我审查肯定会影响投票结果。

　　普京的核心集团一直致力于发展对这位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将他标榜为所有斯拉夫人的保护者和养育者。从精心编排的年度电话秀，到在崎岖不平的风景中拍摄的他的照片(经常光着膀子)，普京的形象充满了男子气概和神秘感。更重要的是，这种叙事将他的存在与俄罗斯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联系在一起。例如，在2014年一年一度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 PDF)”上，克里姆林宫前副幕僚长沃洛金在介绍他的老板时说:“如果没有普京，今天就没有俄罗斯。”言下之意是：如果你是俄罗斯人，你就应该支持普京。

　　这些叙述还利用了另一种与认知失调有关的强大力量——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埃利奥特·阿伦森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当涉及到对自我的认知和违反自我概念的行为时，失调是最严重和最清晰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俄罗斯人的形象与普京联系在一起的人来说，对总统决策的挑战——比如在乌克兰的亲朋好友讲述他们所经历的暴行——可能感觉像是对自己的谴责。

　　信息灌输和自我审查

　　虽然，对领导人的忠诚和认同——可以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来，但克里姆林宫通过对其已经控制的媒体机构实施控制，以及通过拉拢或打压其他媒体机构，强化了这一点。自2月24日以来，俄罗斯国有媒体动员起来，向俄罗斯的信息环境灌输这样一种说法：这场战争是为了让俄罗斯的斯拉夫同胞免受西方国家支持的乌克兰法西斯势力的迫害。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推出了更具压制性的政策，进一步压制公众对战争的抗议，扼杀言论自由，并将公众与外部的“另类”叙事隔离开来。独立于克里姆林宫及其附属机构的新闻媒体要么被消声，要么被关闭。俄罗斯当局制定了新的“假新闻法”，以15年监禁或高额罚款的威胁来压制反对派。

　　除了这些正式的镇压机制，克里姆林宫还使用几乎不加掩饰的恐吓和公然的暗杀来让记者和反对派人士噤声。一些人，比如研究俄罗斯安全部门的专家安德烈·索尔达托夫和伊琳娜·博罗根，注意到了他们研究的机构发出的预警信号——一份针对他们公司编辑索尔达托夫死亡威胁——之后离开了俄罗斯。其他人，如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鲍里斯·涅姆佐夫等人在克里姆林宫手中的就没那么幸运了。最近的言论表明，克里姆林宫继续支持这类做法。例如，在3月中旬，普京呼吁“社会进行自然而必要的自我排毒”，以铲除“人渣和叛徒”。因此，除了那些相信克里姆林宫关于乌克兰叙事的人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俄罗斯人出于对报复的恐惧，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自我审查。

　　仍有持异议的俄罗斯人

　　然而，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所有俄罗斯人是有误导性的。在冲突的最初几周，俄罗斯人公开抗议，导致数千人被捕。有关俄罗斯军事人员叛逃的报道已经浮出水面。最近，更微妙的异议手段出现了。《天鹅湖》芭蕾舞演员的形象——暗指苏联时代在领导人去世后转播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的做法，这是一种隐藏的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换届的呼吁——在莫斯科到处可见。还有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以乌克兰国旗的蓝色和黄色为主题的作品。在俄罗斯的不少摇滚音乐会上，观众们喊出反战的口号。一名俄罗斯艺术家将超市货架上的价格标签换成了俄罗斯袭击平民事件的新闻片段。这些只是已经出现的许多秘密抗议手段中的一部分。

在俄罗斯芭蕾舞界有这样一句流行语——“人们舞蹈得越多，他们之间的战争就越少”

　　同样，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人的网络代理软件下载数量激增了2500%以上。相较于被俄罗斯审查机构屏蔽之前，英国广播公司的俄语新闻网站的平均受众增加了两倍多。两者都表明，俄罗斯公众对不是克里姆林宫掌控下的报道很有兴趣。

　　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无疑扩大了克里姆林宫所不能掌控信息的范围——但俄罗斯当局仍在不断加高信息壁垒。西方不应该抛弃那些在所谓“信息铁幕”后面的俄罗斯人，他们对乌克兰战争感到沮丧、接受了现状但也想知道更多。对于俄罗斯公众中的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对克里姆林宫的叙事照单全收，对这场冲突的独立报道，即使真的能让他们看到，很可能也会被置若罔闻。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些人，就像我祖父母的朋友一样，接触新的叙事一开始好像是当头一棒，但最终还是引发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阿丽莎·德穆斯(Alyssa Demus)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本文译自“兰德博客”网站。

　　我第一次听到“广播日”的说法是在孩童时，那是一个苏联时代的节日，当时我是在祖父母位于芝加哥乌克兰村的公寓。那是5月7日，我祖父母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喝茶。我坐在桌旁，无意中听到他们的朋友说:“如果是在故国，我们今天应该庆祝俄罗斯人发明了收音机。”父母也没多想，就随口反驳道:“真是一场闹剧。我们都知道是意大利人发明了收音机。”

　　那个朋友显然很困惑。从1945年开始，苏联就开始把1895年的这一天作为纪念日。俄罗斯科学家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无线电接收器装置的论文。“不，不，是俄罗斯人发明的，”她坚持说，于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祖父匆匆走到他的书架前，仔细挑选了一本百科全书。他飞快地翻着书，找到“广播(无线电)”的条目。祖父大声读出来，让我知道，虽然波波夫确实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接收器设备的论文，但意大利人古格列尔莫·马可尼首先制造了一个能够接收和发送无线电信息的无线设备——我们现在通常称它“无线电接收器”(比波波夫早了一年半)。

　　我祖父母的朋友很困惑。“铁幕”背后没有马可尼。多年后，当她在新信息的冲击下纠结时，她脸上的表情一直让我难以释怀。她试图调和她所知道的事情和她面前的事实，她的表情似乎在说:“我所知道的其他‘真相’都是谎言吗?”

　　社会心理学把这种人的内在认知的混乱称之为“认知失调”。认知失调理论由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于1957年首次提出。该理论认为，当两种认知(他们所理解或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相互矛盾或一种认知和行为发生冲突时，人们会感到心理不适。根据费斯廷格的说法，这种不协调所造成的不快会促使人们减少这种不协调，从而达到和谐或一致。

　　认知失调理论为乌克兰战争中出现的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俄罗斯人拒绝相信他们的乌克兰亲朋好友的战争遭遇。据报道，无论是公寓爆炸的视频，还是俄罗斯军队向平民开枪的视频，即使有证据证明克里姆林宫对事件的描述不可信，一些俄罗斯人仍认为那些视频是假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俄罗斯人正在努力调和的两种认知中，克里姆林宫制造的“真相”为何往往占上风?

　　俄罗斯人的认知失调

　　对于沉浸在克里姆林宫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中的俄罗斯人来说，与乌克兰亲朋好友的交谈似乎引发了两种现实认知的冲突。关于认知失调，费斯廷格所举的经典例子是习惯性吸烟者。当吸烟者了解到其选择的行为——也就是吸烟——会导致死亡时，他们会感到不适。为了缓和这种不适，协调他们的行为和这些信息，吸烟者要么改变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戒烟)，要么重新认知吸烟有害论。他们可能会说服自己，吸烟还有其他好处，比如减肥。或者，吸烟者可能会辩解说：他们的叔叔每天抽一包烟却长寿，他们为什么不能呢?费斯廷格发现，面对这些信息，很少有人会只是感到不适，然后简单地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在俄罗斯，认知失调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视角，可以看到俄罗斯人为何否认乌克兰人的遭遇。据报道，一些俄罗斯人否认俄罗斯军队袭击乌克兰平民。另一些人则完全拒绝承认他们的国家发动了这场战争。据报道，即使是在家庭成员之间的私人谈话中，许多俄罗斯人也在附和克里姆林宫的主流说法，即任何敌对行动都只针对压迫乌克兰俄罗斯人的纳粹当局。

　　在这一点上，认知失调研究也提供了洞见。根据费斯廷格的门生埃利奥特·阿伦森和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的研究，实验表明，“当人们感觉与一个政党、领导人、意识形态或信仰有强烈的联系时，他们更有可能让这种忠诚左右他们的思想，扭曲或忽视挑战这些忠诚的证据。”如果民意调查能显示出俄罗斯人的真实态度——是不是真实，这是专家们争论不休的——那么俄罗斯人对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他所构建的体系的忠诚是强大的，而且可能正在深化。独立的勒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进行的调查显示，入侵乌克兰后，普京的支持率上升了近10%，尽管自我审查肯定会影响投票结果。

　　普京的核心集团一直致力于发展对这位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将他标榜为所有斯拉夫人的保护者和养育者。从精心编排的年度电话秀，到在崎岖不平的风景中拍摄的他的照片(经常光着膀子)，普京的形象充满了男子气概和神秘感。更重要的是，这种叙事将他的存在与俄罗斯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联系在一起。例如，在2014年一年一度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Valdai Discussion Club, PDF)”上，克里姆林宫前副幕僚长沃洛金在介绍他的老板时说:“如果没有普京，今天就没有俄罗斯。”言下之意是：如果你是俄罗斯人，你就应该支持普京。

　　这些叙述还利用了另一种与认知失调有关的强大力量——一个人的自我概念。埃利奥特·阿伦森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当涉及到对自我的认知和违反自我概念的行为时，失调是最严重和最清晰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俄罗斯人的形象与普京联系在一起的人来说，对总统决策的挑战——比如在乌克兰的亲朋好友讲述他们所经历的暴行——可能感觉像是对自己的谴责。

　　信息灌输和自我审查

　　虽然，对领导人的忠诚和认同——可以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来，但克里姆林宫通过对其已经控制的媒体机构实施控制，以及通过拉拢或打压其他媒体机构，强化了这一点。自2月24日以来，俄罗斯国有媒体动员起来，向俄罗斯的信息环境灌输这样一种说法：这场战争是为了让俄罗斯的斯拉夫同胞免受西方国家支持的乌克兰法西斯势力的迫害。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推出了更具压制性的政策，进一步压制公众对战争的抗议，扼杀言论自由，并将公众与外部的“另类”叙事隔离开来。独立于克里姆林宫及其附属机构的新闻媒体要么被消声，要么被关闭。俄罗斯当局制定了新的“假新闻法”，以15年监禁或高额罚款的威胁来压制反对派。

　　除了这些正式的镇压机制，克里姆林宫还使用几乎不加掩饰的恐吓和公然的暗杀来让记者和反对派人士噤声。一些人，比如研究俄罗斯安全部门的专家安德烈·索尔达托夫和伊琳娜·博罗根，注意到了他们研究的机构发出的预警信号——一份针对他们公司编辑索尔达托夫死亡威胁——之后离开了俄罗斯。其他人，如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鲍里斯·涅姆佐夫等人在克里姆林宫手中的就没那么幸运了。最近的言论表明，克里姆林宫继续支持这类做法。例如，在3月中旬，普京呼吁“社会进行自然而必要的自我排毒”，以铲除“人渣和叛徒”。因此，除了那些相信克里姆林宫关于乌克兰叙事的人之外，可能还有其他俄罗斯人出于对报复的恐惧，有意或无意地进行自我审查。

　　仍有持异议的俄罗斯人

　　然而，从这个角度来描述所有俄罗斯人是有误导性的。在冲突的最初几周，俄罗斯人公开抗议，导致数千人被捕。有关俄罗斯军事人员叛逃的报道已经浮出水面。最近，更微妙的异议手段出现了。《天鹅湖》芭蕾舞演员的形象——暗指苏联时代在领导人去世后转播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的做法，这是一种隐藏的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换届的呼吁——在莫斯科到处可见。还有一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以乌克兰国旗的蓝色和黄色为主题的作品。在俄罗斯的不少摇滚音乐会上，观众们喊出反战的口号。一名俄罗斯艺术家将超市货架上的价格标签换成了俄罗斯袭击平民事件的新闻片段。这些只是已经出现的许多秘密抗议手段中的一部分。

在俄罗斯芭蕾舞界有这样一句流行语——“人们舞蹈得越多，他们之间的战争就越少”

　　同样，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人的网络代理软件下载数量激增了2500%以上。相较于被俄罗斯审查机构屏蔽之前，英国广播公司的俄语新闻网站的平均受众增加了两倍多。两者都表明，俄罗斯公众对不是克里姆林宫掌控下的报道很有兴趣。

　　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无疑扩大了克里姆林宫所不能掌控信息的范围——但俄罗斯当局仍在不断加高信息壁垒。西方不应该抛弃那些在所谓“信息铁幕”后面的俄罗斯人，他们对乌克兰战争感到沮丧、接受了现状但也想知道更多。对于俄罗斯公众中的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对克里姆林宫的叙事照单全收，对这场冲突的独立报道，即使真的能让他们看到，很可能也会被置若罔闻。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些人，就像我祖父母的朋友一样，接触新的叙事一开始好像是当头一棒，但最终还是引发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阿丽莎·德穆斯(Alyssa Demus)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政策分析师。本文译自“兰德博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