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制裁开始对准俄罗斯的命门：能源出口。过去几周，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欧盟一直在制定一项在今年年底前禁止进口的计划，尽管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的反对迟滞了进展。

　　然而，能源制裁要想发挥作用，必须经过精心设计，使其对俄罗斯的伤害大于西方国家承受的损失。西方国家政府的主要目标不应是减少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数量，因为这将进一步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危及国内支持，而是减少流入俄罗斯的美元和欧元。因此，今后欧盟应集中力量采取一种更具雄心的方式：与美国和其他盟友合作，以二级制裁的威胁为后盾，建立一个全球机制，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削减克里姆林宫的收入。

　　前几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能源部门引进投资和技术，目标是其炼油厂和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也禁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但影响有限，因为这三个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都不大。直到最近，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欧盟——不仅拒绝对其发起制裁能源，而且在金融制裁上明确允许俄罗斯的燃料继续流动。

　　但现在，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关系正在瓦解。除了讨论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外，欧盟还宣布了在未来几年完全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计划。欧洲购买了俄罗斯所有原油和精炼产品（如汽油、柴油和喷气燃料）出口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对这些出口征税目前占莫斯科预算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欧盟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做法，代表着全球对俄罗斯入侵的反应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可喜转变。

　　但欧洲的计划也对华盛顿构成挑战。到目前为止，美国拒绝对俄罗斯能源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包括对伊朗使用的那种限制向第三国出售石油的二级制裁。这种举措可以解释为，拜登政府在影响欧洲能源安全的问题上对欧盟的尊重，以及对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将推高汽油价格——进而推高通胀——的担忧。但现在，许多欧洲人发出信号，表示他们对切断俄罗斯能源进口是认真的，美国及其盟友需要一个协调的战略。他们必须共同解决如何在不过度损害全球经济的情况下削减俄罗斯能源收入的问题。

　　削减俄罗斯收入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想要有效制裁俄罗斯能源，他们将不得不应对一个两难的局面。俄罗斯石油税收收入不仅取决于销售的桶数，还取决于其价格。

　　美国和欧洲有很多工具来削弱俄罗斯的石油销售能力，但价格是由全球市场决定的。由于制裁给潜在买家带来的风险，俄罗斯公司现在必须以低于当前世界油价每桶30美元的价格出售石油。但由于油价在过去12个月里大幅上涨，俄罗斯每桶石油出口所获收入与一年前大致相同。换句话说，制裁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产生了复杂而矛盾的影响。越是成功地切断俄罗斯的供应，世界油价就会走得越高。当全球市场上几乎没有现成的替代资源来替代俄罗斯的供应时，尤其如此——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

　　欧盟的禁运将大大减少俄罗斯石油进入世界市场的数量，从而加剧这种趋势。俄罗斯出口的大部分石油都是通过船运到国外的，所以理论上，它们可以销往任何地方。但实际上，由于俄罗斯约一半的原油和成品油出口到欧洲，大多数船舶出口触及欧洲的大宗商品交易商、航运商和保险公司。欧盟的制裁可能会禁止莫斯科使用其中一些基础设施，从而限制俄罗斯向其他潜在客户运送石油的能力。

　　尽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预测显示，如果欧盟停止所有购买，俄罗斯每天的石油和成品油出口将减少约200万桶。俄罗斯政府官员也给出了类似的预测，预计今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将下降17%。考虑到战前俄罗斯每天出口的原油和成品油略低于800万桶，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会使世界石油供应的显著减少。然而，对俄罗斯政府来说，这样的减产意义重大，但远非灾难性的，因为减产将不可避免地推高油价。

　　能源制裁要想给俄罗斯政府带来真正的经济压力，就必须进一步加大。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的数据，今年4月，俄罗斯政府每天通过石油税收收入约5亿美元，约占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个数字下降17%是痛苦的，但是可控的。此外，由于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如果俄罗斯政府允许卢布小幅贬值，就可以减少降低石油税对政府收入的影响，因为每一美元的石油收入将购买更多的卢布。换句话说，尽管欧盟的禁运对俄罗斯来说是痛苦的，但它是可以生存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框架——一个系统地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同时保持其流动性的框架。

　　“反向欧佩克”

　　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同时仍允许莫斯科向海外销售大量石油，这将在不提高全球油价的情况下削减俄罗斯政府的收入。降价将直接打击莫斯科，迅速减少流入克里姆林宫金库的硬通货。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构建，价格上限也会激励包括中国、印度甚至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遵守。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重要的是要考虑美国、欧洲和其他盟国对俄罗斯石油行业的巨大影响力。目前，欧洲约占俄罗斯石油和精炼石油产品销售额的一半。在欧洲以外，其他大买家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都签署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协议，应该能够接受限制克里姆林宫收入的措施。

　　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的关键是这些盟国联合起来制定条款。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反向的欧佩克：与其通过控制供应来设定价格，不如利用他们对需求的控制来做同样的事情。欧佩克的力量源于其成员国生产了全球40%的石油。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制裁联盟成员在俄罗斯石油销售中所占的份额甚至更高，约为60%或70%。此外，该集团的成员在俄罗斯船舶石油出口(从港口到航运到海上保险)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持作用。这些联系为他们提供了超出其购买力的额外杠杆。

　　这些国家可以组成一个买家俱乐部，公开宣布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关于什么价格合适还可以讨论，这个价格必须足够高才能让俄罗斯继续出售。石油交易商皮埃尔·安杜兰德提出每桶50美元，而金融家和能源专家克雷格·肯尼迪则建议低至20美元。只要价格略高于边际生产成本，俄罗斯就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出货。在此前的低油价时期，如2014年和2020年，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基本保持不变。虽然俄罗斯理论上可以停止出口，但其存储设施已经基本满了。除了低价出售，克里姆林宫的唯一选择就是关闭生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重要的行业陷入深度冻结，同时税收锐减。

　　其他买家会同意价格上限吗？除了制裁联盟，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是中国，中国消耗了俄罗斯出口的15%左右，主要是通过管道。从历史上看，印度并不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但近几个月来，为了利用价格折扣，印度的购买量增加了一倍多。俄罗斯也向许多其他国家出售石油，如黎巴嫩和突尼斯，但它们是小买家，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所需的石油。

　　为了让这些国家参与进来，美国、欧洲和东亚的盟友可以通过制裁来令其强制遵守，对违反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运输进行制裁。他们可以从对俄罗斯石油销售的关键节点实施全面封锁制裁开始，包括国有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为俄罗斯能源行业服务的主要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以及俄罗斯最大的航运公司现代商船公司。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对符合价格上限的石油运输提供豁免。这样的制度能够使它非常危险的全球银行和公司处理这些实体，除非底层事务遵守价格上限。严重违反制裁的风险将迫使公司参与此类交易坚持清晰的文档证明石油货物是兼容的。这种机制将使全球银行和企业与这些实体打交道的风险变得很高，除非基础交易遵守价格上限。违反制裁的可怕风险将迫使参与此类交易的公司坚持要求提供明确的文件，证明石油货物符合规定。

　　此外，盟国可能会威胁对参与被禁止的石油销售的非俄罗斯公司实施二级制裁。例如，如果一个中国或印度公司买的俄罗斯石油价格高于上限，西方国家可能威胁制裁运输石油的运输公司、承保货物的保险公司、以及相关的港口运营商，及处理相关支付的银行。同样，还可以将美国和欧盟公司提供上述任何服务视为非法，使此类交易难以进行。其中的风险将迫使俄罗斯以比目前更大的折扣出售，实际上是在执行价格上限。

　　美国曾使用类似的机制来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将其石油销售削减了60%以上，并锁定了数百亿美元的代管账户收入。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将更加复杂，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更大的石油供应国，拥有更复杂的国际贸易和金融联系。然而，遵守价格上限并不仅仅依赖制裁的威胁。重要的是，遵守价格上限也会带来积极的激励：俄罗斯石油的买家将会受益匪浅，因为遵守价格上限会降低他们自己的进口成本。对抗这一价格上限将承担金融风险，而且不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将是一种施舍。在全球能源市场多年来最紧张的情况下，没有理由相信俄罗斯的石油客户会有慈善的心肠。

　　目前，只有三个主要的俄罗斯石油进口国不在制裁联盟之内：中国、印度和土耳其。中国可以通过实际上不受制裁影响的管道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然而，这条管道只占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这条管道正在满负荷运行，如果中国希望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就需要通过航运来实现这一目标。目前，中国对俄罗斯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都来自航运。此外，随着俄罗斯石油平均价格下跌，中国可能会在管道石油谈判中讨价还价，进一步削减莫斯科的利润。另一方面，印度和土耳其通过海运途径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石油，而这些途径容易受到西方制裁。两国都在经济上容易受到高油价的影响，并将从油价下跌中获益良多。尽管双方都不太可能公开欢迎价格上限，但双方都很可能会遵守它。

　　价格上限将是运用金融制裁的一项重大创新。鉴于制裁俄罗斯能源出口所面临的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传统的禁运将很难，即使有可能，也会推动能源价格飙升。美国及其盟友最好集中精力实现削减俄罗斯收入的目标，同时保持俄罗斯石油的充足供应，以避免油价大幅飙升。在西方制裁的支持下，对俄罗斯施加“反向欧佩克”的价格上限，将使全世界的消费者受益，同时把压力施加到普京的石油金库上。

　　作者简介：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兼职教授。2014年至2017年，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人员和俄罗斯和欧洲制裁负责人。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是弗莱彻学院的助理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访问学者。本文由“钝角网”编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西方的制裁开始对准俄罗斯的命门：能源出口。过去几周，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欧盟一直在制定一项在今年年底前禁止进口的计划，尽管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的反对迟滞了进展。

　　然而，能源制裁要想发挥作用，必须经过精心设计，使其对俄罗斯的伤害大于西方国家承受的损失。西方国家政府的主要目标不应是减少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数量，因为这将进一步推高全球能源价格，危及国内支持，而是减少流入俄罗斯的美元和欧元。因此，今后欧盟应集中力量采取一种更具雄心的方式：与美国和其他盟友合作，以二级制裁的威胁为后盾，建立一个全球机制，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削减克里姆林宫的收入。

　　前几轮针对俄罗斯的制裁限制了俄罗斯能源部门引进投资和技术，目标是其炼油厂和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加拿大、英国和美国也禁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但影响有限，因为这三个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都不大。直到最近，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家——欧盟——不仅拒绝对其发起制裁能源，而且在金融制裁上明确允许俄罗斯的燃料继续流动。

　　但现在，俄罗斯与欧洲的能源关系正在瓦解。除了讨论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外，欧盟还宣布了在未来几年完全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计划。欧洲购买了俄罗斯所有原油和精炼产品（如汽油、柴油和喷气燃料）出口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对这些出口征税目前占莫斯科预算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欧盟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做法，代表着全球对俄罗斯入侵的反应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可喜转变。

　　但欧洲的计划也对华盛顿构成挑战。到目前为止，美国拒绝对俄罗斯能源实施最严厉的制裁，包括对伊朗使用的那种限制向第三国出售石油的二级制裁。这种举措可以解释为，拜登政府在影响欧洲能源安全的问题上对欧盟的尊重，以及对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将推高汽油价格——进而推高通胀——的担忧。但现在，许多欧洲人发出信号，表示他们对切断俄罗斯能源进口是认真的，美国及其盟友需要一个协调的战略。他们必须共同解决如何在不过度损害全球经济的情况下削减俄罗斯能源收入的问题。

　　削减俄罗斯收入

　　如果美国及其盟友想要有效制裁俄罗斯能源，他们将不得不应对一个两难的局面。俄罗斯石油税收收入不仅取决于销售的桶数，还取决于其价格。

　　美国和欧洲有很多工具来削弱俄罗斯的石油销售能力，但价格是由全球市场决定的。由于制裁给潜在买家带来的风险，俄罗斯公司现在必须以低于当前世界油价每桶30美元的价格出售石油。但由于油价在过去12个月里大幅上涨，俄罗斯每桶石油出口所获收入与一年前大致相同。换句话说，制裁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产生了复杂而矛盾的影响。越是成功地切断俄罗斯的供应，世界油价就会走得越高。当全球市场上几乎没有现成的替代资源来替代俄罗斯的供应时，尤其如此——目前的情况正是这样。

　　欧盟的禁运将大大减少俄罗斯石油进入世界市场的数量，从而加剧这种趋势。俄罗斯出口的大部分石油都是通过船运到国外的，所以理论上，它们可以销往任何地方。但实际上，由于俄罗斯约一半的原油和成品油出口到欧洲，大多数船舶出口触及欧洲的大宗商品交易商、航运商和保险公司。欧盟的制裁可能会禁止莫斯科使用其中一些基础设施，从而限制俄罗斯向其他潜在客户运送石油的能力。

　　尽管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预测显示，如果欧盟停止所有购买，俄罗斯每天的石油和成品油出口将减少约200万桶。俄罗斯政府官员也给出了类似的预测，预计今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将下降17%。考虑到战前俄罗斯每天出口的原油和成品油略低于800万桶，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会使世界石油供应的显著减少。然而，对俄罗斯政府来说，这样的减产意义重大，但远非灾难性的，因为减产将不可避免地推高油价。

　　能源制裁要想给俄罗斯政府带来真正的经济压力，就必须进一步加大。根据俄罗斯财政部的数据，今年4月，俄罗斯政府每天通过石油税收收入约5亿美元，约占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这个数字下降17%是痛苦的，但是可控的。此外，由于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如果俄罗斯政府允许卢布小幅贬值，就可以减少降低石油税对政府收入的影响，因为每一美元的石油收入将购买更多的卢布。换句话说，尽管欧盟的禁运对俄罗斯来说是痛苦的，但它是可以生存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全球框架——一个系统地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同时保持其流动性的框架。

　　“反向欧佩克”

　　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同时仍允许莫斯科向海外销售大量石油，这将在不提高全球油价的情况下削减俄罗斯政府的收入。降价将直接打击莫斯科，迅速减少流入克里姆林宫金库的硬通货。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构建，价格上限也会激励包括中国、印度甚至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遵守。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重要的是要考虑美国、欧洲和其他盟国对俄罗斯石油行业的巨大影响力。目前，欧洲约占俄罗斯石油和精炼石油产品销售额的一半。在欧洲以外，其他大买家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都签署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协议，应该能够接受限制克里姆林宫收入的措施。

　　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的关键是这些盟国联合起来制定条款。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反向的欧佩克：与其通过控制供应来设定价格，不如利用他们对需求的控制来做同样的事情。欧佩克的力量源于其成员国生产了全球40%的石油。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制裁联盟成员在俄罗斯石油销售中所占的份额甚至更高，约为60%或70%。此外，该集团的成员在俄罗斯船舶石油出口(从港口到航运到海上保险)中发挥着关键的支持作用。这些联系为他们提供了超出其购买力的额外杠杆。

　　这些国家可以组成一个买家俱乐部，公开宣布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关于什么价格合适还可以讨论，这个价格必须足够高才能让俄罗斯继续出售。石油交易商皮埃尔·安杜兰德提出每桶50美元，而金融家和能源专家克雷格·肯尼迪则建议低至20美元。只要价格略高于边际生产成本，俄罗斯就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出货。在此前的低油价时期，如2014年和2020年，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基本保持不变。虽然俄罗斯理论上可以停止出口，但其存储设施已经基本满了。除了低价出售，克里姆林宫的唯一选择就是关闭生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重要的行业陷入深度冻结，同时税收锐减。

　　其他买家会同意价格上限吗？除了制裁联盟，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是中国，中国消耗了俄罗斯出口的15%左右，主要是通过管道。从历史上看，印度并不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但近几个月来，为了利用价格折扣，印度的购买量增加了一倍多。俄罗斯也向许多其他国家出售石油，如黎巴嫩和突尼斯，但它们是小买家，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所需的石油。

　　为了让这些国家参与进来，美国、欧洲和东亚的盟友可以通过制裁来令其强制遵守，对违反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运输进行制裁。他们可以从对俄罗斯石油销售的关键节点实施全面封锁制裁开始，包括国有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为俄罗斯能源行业服务的主要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以及俄罗斯最大的航运公司现代商船公司。与此同时，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对符合价格上限的石油运输提供豁免。这样的制度能够使它非常危险的全球银行和公司处理这些实体，除非底层事务遵守价格上限。严重违反制裁的风险将迫使公司参与此类交易坚持清晰的文档证明石油货物是兼容的。这种机制将使全球银行和企业与这些实体打交道的风险变得很高，除非基础交易遵守价格上限。违反制裁的可怕风险将迫使参与此类交易的公司坚持要求提供明确的文件，证明石油货物符合规定。

　　此外，盟国可能会威胁对参与被禁止的石油销售的非俄罗斯公司实施二级制裁。例如，如果一个中国或印度公司买的俄罗斯石油价格高于上限，西方国家可能威胁制裁运输石油的运输公司、承保货物的保险公司、以及相关的港口运营商，及处理相关支付的银行。同样，还可以将美国和欧盟公司提供上述任何服务视为非法，使此类交易难以进行。其中的风险将迫使俄罗斯以比目前更大的折扣出售，实际上是在执行价格上限。

　　美国曾使用类似的机制来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将其石油销售削减了60%以上，并锁定了数百亿美元的代管账户收入。对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将更加复杂，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更大的石油供应国，拥有更复杂的国际贸易和金融联系。然而，遵守价格上限并不仅仅依赖制裁的威胁。重要的是，遵守价格上限也会带来积极的激励：俄罗斯石油的买家将会受益匪浅，因为遵守价格上限会降低他们自己的进口成本。对抗这一价格上限将承担金融风险，而且不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将是一种施舍。在全球能源市场多年来最紧张的情况下，没有理由相信俄罗斯的石油客户会有慈善的心肠。

　　目前，只有三个主要的俄罗斯石油进口国不在制裁联盟之内：中国、印度和土耳其。中国可以通过实际上不受制裁影响的管道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然而，这条管道只占俄罗斯石油出口的一小部分。由于这条管道正在满负荷运行，如果中国希望大幅增加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就需要通过航运来实现这一目标。目前，中国对俄罗斯石油进口的一半以上都来自航运。此外，随着俄罗斯石油平均价格下跌，中国可能会在管道石油谈判中讨价还价，进一步削减莫斯科的利润。另一方面，印度和土耳其通过海运途径从俄罗斯进口大量石油，而这些途径容易受到西方制裁。两国都在经济上容易受到高油价的影响，并将从油价下跌中获益良多。尽管双方都不太可能公开欢迎价格上限，但双方都很可能会遵守它。

　　价格上限将是运用金融制裁的一项重大创新。鉴于制裁俄罗斯能源出口所面临的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传统的禁运将很难，即使有可能，也会推动能源价格飙升。美国及其盟友最好集中精力实现削减俄罗斯收入的目标，同时保持俄罗斯石油的充足供应，以避免油价大幅飙升。在西方制裁的支持下，对俄罗斯施加“反向欧佩克”的价格上限，将使全世界的消费者受益，同时把压力施加到普京的石油金库上。

　　作者简介：爱德华·菲什曼（EDWARD FISHMAN），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大西洋理事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兼职教授。2014年至2017年，他曾担任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人员和俄罗斯和欧洲制裁负责人。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是弗莱彻学院的助理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访问学者。本文由“钝角网”编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