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战争塑造了人类社会的总体形态。今天，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争依然是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的目的，并支配着大国的国家开支。在这个被称为大国竞争“回归”的时代，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每年都在投入总计万亿美元的资金，以增强各自的核武库，提升常规能力，并将新兴技术武器化。

　　然而，这种做法，以及对军事强权战略的强调，延续现实主义的考量，似乎忽视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将战争作为竞争对手之间的最后解决方案——正在走向终结。在当代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按照确保相互毁灭的条件考量，一方是不可能通过战争获胜的。此外，由于现代战争的高风险性质(高科技、快节奏)，“可控”的低水平冲突的概念正变得不可行。此外，以追求技术突破为特征的为促进威慑政策而计算出的“冲突威胁”在理论上是存疑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可持续的。

2月13日，乌克兰人在基辅街头游行，反对俄罗斯可能的侵略行为

　　军事实力将无法决定当前和未来几轮大国竞争的结果，这看起来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维持和发展没有实质意义的军事能力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似乎是被误导的，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而没有提供任何相应的战略利益。现在是共同承认这一事实并相应地改变未来政策的时候了。

　　军国主义的历史脉络

　　有人认为，仪式性的恫吓在原始民族之间的战斗中起着显著的作用，早期的群体间战斗是由个人决斗组成的，其中包括相互辱骂和挥舞原始武器的“仪式”。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威胁会变成暴力。事实上，人类战争遗迹可能要追溯到13000年前，今天苏丹的捷贝尔·撒哈巴(Jebel Sahaba)史前墓地是最古老遗址之一，对该墓地的分析显示，狩猎捕鱼采集者曾参与过多次小规模冲突。此外，第一批与钝石武器有关的残存证据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

　　从这些古老的起源开始，成组织、有规模的暴力冲突逐渐增多。在不同的时代，人们通过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武器投射更大的力量，以追求战场上的成功以军事理论家自诩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将最大限度地提高军事力量正式理论化，他指出，在19世纪，战争胜利的要素是完全或部分摧毁敌方部队，摧毁其继续战斗的意志。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以及血腥的三十年战争后的民族国家见证了军事战略的发展和武器能力的进步。19世纪的工业技术突破使军事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大提高了暴力活动的破坏能力，导致了氮基炸药、机枪技术和化学制剂武器化。这些新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于破坏性的用途，尽管国际社会努力控制武器发展，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进一步提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畏级战列舰、新的空中作战能力和潜艇成为战场上的“宠儿”，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正是在这个时候，军国主义迈出了前所未有的新一步——这一步也是军国主义走向衰亡的开始——跨越核门槛。

　　进入核时代

　　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人类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毁灭性武器时代。渴望利用这种新武器的战略优势，美国和苏联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激烈军备竞赛，以制造氢弹，然后开发先进的运载系统。

　　到20世纪50年代末，军国主义漫长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状况——增加暴力的潜在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人类已经有了整体毁灭自身的不祥能力。随着这种的能力发展，以及“确保二次打击能力”的出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出现的冲突，已经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军事手段解决。

　　这反而带来了一条新的核威慑之路。然而，在这里，核武器的“不可使用性”也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困境。威慑的前提是有能力进行可信的威胁以维护现状。然而，“确保相互毁灭”使以核为基础的大规模报复难以成真，因为兑现这一威胁的行为意味着威慑者也将面临类似的核毁灭。

　　战略家们开始努力克服这个基本的可信度问题。在美国，当今的主流思想都在努力维护军国主义在核时代的战略中心地位。他们的最终解决方案是重新调整使暴力最大化的原则，使其适用范围从高水平冲突转向中间或较低水平的冲突。全面战争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但低水平冲突仍在上演。划分冲突级别的概念成为新的做法。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这种方法体现在灵活的应对政策中。随后常规能力的大规模增强，推动了一场“智能”精确制导(PGM)的军事革命。随着里根政府对导弹防御技术和战略防御计划的探索，这些潜在的能力——更准确、更有效地打击关键目标的能力，以及潜在地削弱报复性打击力量的能力——威胁到“确保相互毁灭”这一点，并推动了一场苏联无法跟上的持久的军备竞赛。

　　随着苏联的解体，基于军备竞赛的威慑模式似乎对美国有效。但该模式所预期的和平红利是短暂的，因为持续保持军事优势是强制性的，而且代价高昂。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塞尔维亚展示了导弹防御系统的有效性后，美国在新千年伊始转向雄心勃勃的快速全球打击计划，同时对导弹防御重新燃起兴趣。

　　这些项目的威胁引起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反应。当美国陷入广泛的反恐战争时，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加强高超音速导弹和其他能力。当向今天的大国竞争过渡的时候，通往一种传统的“确保相互毁灭”的道路已经开始。大国有能力对彼此进行毁灭性的、不可防御的二次核打击。实际的结果是，大国间的常规战争现在也变得不可行了。

　　此前的威慑可信度问题又出现了，并使美国在东欧和南海地区的威慑姿态受挫，这两个地区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两国都明显变得更加强硬，比如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对乌克兰的立场，以及中国日益自信的“切香肠”策略。此外，美国正在调整在可斗争领域最大限度发挥潜力的旧战略——这次是在网络、人工智能、自主功能、超级计算和其他新兴技术方面寻求主导地位——希望掌控新的高科技、多领域的战场。然而，就像之前的核和常规领域一样，获得持久的军事优势、压制俄罗斯和中国、确保美国持久霸权的前景，也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军国主义的尽头?

　　回顾军国主义的各个阶段，就会发现一种连续性——不知疲倦地追求单边优势。这种竞争推动了武器的发展，从简单的扔石头到令人敬畏的氢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千年巨大的军事进步最终所带来的武装冲突，这与它原始的起源没有什么不同。原始的人类先祖们仪式性地挥舞着石头互相辱骂，而今天的超级大国却在挥舞着原子武器和相互恫吓。

　　军国主义的漫长历史能否终结?战争本身不再能带来克劳塞维茨式的胜利。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不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击败轴心国那样在军事上彻底取胜。全面战争将导致相互毁灭，摧毁全球经济，并可能摧毁整个地球。

　　此外，当代次核能力的高效杀伤使得参与低级别冲突的交战方在冲突情景中更早更容易受到对其重要目标的攻击。在过去的战争时代，领导人可以控制使用哪些力量，从而更好地管理战争风险。今天，导弹技术、反卫星武器以及网络和高科技促进的各种能力，使重要目标处于危险之中，无论它们可能位于哪里，冲突一开始就会发生这种攻击。此外，武器和指挥及控制系统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有可能大大加快冲突的速度，进一步阻碍冲突的升级管理。因此，低水平的常规战争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此外，基于军事力量的威慑作为确保或追求霸权地位的手段，在理论上是不健全的，因此在实践中也变得无效。威慑是能力乘以意志的结果——单靠能力是不够的。只要双方的意志力不对称，威慑就会不稳定。如果双方都开着一辆大致相当的车，那么有更大决心的一方将在臭名昭著的“吃鸡游戏”中坚持更长时间。中国和俄罗斯都有足够的能力来挑战美国在东欧和南海的威慑姿态，而且似乎都有更大的决心来确保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利益。

　　在新兴技术领域，美国像冷战时期在军备上超越苏联那样超越俄罗斯，特别是中国，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都是不可能的。追求单边军事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不稳定，因为对手会作出反应，从而加剧安全困境。总的来说，随着军事能力变得更具破坏性，这种不稳定也变得更加危险。最近，较低水平的武器发展加剧了不稳定的危险。这种新一代高科技武器尤其危险，因为武器自动化使意外冲突和迅速、无法控制的冲突升级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发生。通过继续竞争性武器发展进一步增加不稳定风险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当然，变化最终会发生——要么是自愿地承认不可接受的风险和政策的改变，要么是在冲突爆发时必然发生灾难。

　　简而言之，以军事力量强化霸权的时代即将结束。今天的大国将无法利用军国主义来强制推进各自的利益。地缘政治格局正不可避免地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坚持军国主义以对抗这种结构性转变似乎是徒劳的，而且会带来危险。持续军备竞赛将进一步增加危险，这只会加剧威慑的不稳定，并增加灾难性冲突的风险，而这种冲突只会带来输家。是时候认清这一现实了，需要采取谨慎的措施，阻止高科技军备竞赛，并努力实现大国关系的长期非军事化。

　　瑞恩·斯旺(Ryan Swan)，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研究员，波恩大学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重点是新兴技术对威慑机制的影响。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几千年来，战争塑造了人类社会的总体形态。今天，应对可能出现的战争依然是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的目的，并支配着大国的国家开支。在这个被称为大国竞争“回归”的时代，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每年都在投入总计万亿美元的资金，以增强各自的核武库，提升常规能力，并将新兴技术武器化。

　　然而，这种做法，以及对军事强权战略的强调，延续现实主义的考量，似乎忽视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将战争作为竞争对手之间的最后解决方案——正在走向终结。在当代大国竞争的背景下，按照确保相互毁灭的条件考量，一方是不可能通过战争获胜的。此外，由于现代战争的高风险性质(高科技、快节奏)，“可控”的低水平冲突的概念正变得不可行。此外，以追求技术突破为特征的为促进威慑政策而计算出的“冲突威胁”在理论上是存疑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可持续的。

2月13日，乌克兰人在基辅街头游行，反对俄罗斯可能的侵略行为

　　军事实力将无法决定当前和未来几轮大国竞争的结果，这看起来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在维持和发展没有实质意义的军事能力方面的大规模投资似乎是被误导的，造成了不必要的风险，而没有提供任何相应的战略利益。现在是共同承认这一事实并相应地改变未来政策的时候了。

　　军国主义的历史脉络

　　有人认为，仪式性的恫吓在原始民族之间的战斗中起着显著的作用，早期的群体间战斗是由个人决斗组成的，其中包括相互辱骂和挥舞原始武器的“仪式”。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威胁会变成暴力。事实上，人类战争遗迹可能要追溯到13000年前，今天苏丹的捷贝尔·撒哈巴(Jebel Sahaba)史前墓地是最古老遗址之一，对该墓地的分析显示，狩猎捕鱼采集者曾参与过多次小规模冲突。此外，第一批与钝石武器有关的残存证据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

　　从这些古老的起源开始，成组织、有规模的暴力冲突逐渐增多。在不同的时代，人们通过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武器投射更大的力量，以追求战场上的成功以军事理论家自诩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将最大限度地提高军事力量正式理论化，他指出，在19世纪，战争胜利的要素是完全或部分摧毁敌方部队，摧毁其继续战斗的意志。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以及血腥的三十年战争后的民族国家见证了军事战略的发展和武器能力的进步。19世纪的工业技术突破使军事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大提高了暴力活动的破坏能力，导致了氮基炸药、机枪技术和化学制剂武器化。这些新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于破坏性的用途，尽管国际社会努力控制武器发展，但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仍然进一步提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畏级战列舰、新的空中作战能力和潜艇成为战场上的“宠儿”，导致了大规模的屠杀。正是在这个时候，军国主义迈出了前所未有的新一步——这一步也是军国主义走向衰亡的开始——跨越核门槛。

　　进入核时代

　　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人类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毁灭性武器时代。渴望利用这种新武器的战略优势，美国和苏联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激烈军备竞赛，以制造氢弹，然后开发先进的运载系统。

　　到20世纪50年代末，军国主义漫长的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状况——增加暴力的潜在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人类已经有了整体毁灭自身的不祥能力。随着这种的能力发展，以及“确保二次打击能力”的出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出现的冲突，已经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军事手段解决。

　　这反而带来了一条新的核威慑之路。然而，在这里，核武器的“不可使用性”也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困境。威慑的前提是有能力进行可信的威胁以维护现状。然而，“确保相互毁灭”使以核为基础的大规模报复难以成真，因为兑现这一威胁的行为意味着威慑者也将面临类似的核毁灭。

　　战略家们开始努力克服这个基本的可信度问题。在美国，当今的主流思想都在努力维护军国主义在核时代的战略中心地位。他们的最终解决方案是重新调整使暴力最大化的原则，使其适用范围从高水平冲突转向中间或较低水平的冲突。全面战争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但低水平冲突仍在上演。划分冲突级别的概念成为新的做法。

　　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这种方法体现在灵活的应对政策中。随后常规能力的大规模增强，推动了一场“智能”精确制导(PGM)的军事革命。随着里根政府对导弹防御技术和战略防御计划的探索，这些潜在的能力——更准确、更有效地打击关键目标的能力，以及潜在地削弱报复性打击力量的能力——威胁到“确保相互毁灭”这一点，并推动了一场苏联无法跟上的持久的军备竞赛。

　　随着苏联的解体，基于军备竞赛的威慑模式似乎对美国有效。但该模式所预期的和平红利是短暂的，因为持续保持军事优势是强制性的，而且代价高昂。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塞尔维亚展示了导弹防御系统的有效性后，美国在新千年伊始转向雄心勃勃的快速全球打击计划，同时对导弹防御重新燃起兴趣。

　　这些项目的威胁引起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反应。当美国陷入广泛的反恐战争时，俄罗斯和中国都在加强高超音速导弹和其他能力。当向今天的大国竞争过渡的时候，通往一种传统的“确保相互毁灭”的道路已经开始。大国有能力对彼此进行毁灭性的、不可防御的二次核打击。实际的结果是，大国间的常规战争现在也变得不可行了。

　　此前的威慑可信度问题又出现了，并使美国在东欧和南海地区的威慑姿态受挫，这两个地区分别对俄罗斯和中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两国都明显变得更加强硬，比如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对乌克兰的立场，以及中国日益自信的“切香肠”策略。此外，美国正在调整在可斗争领域最大限度发挥潜力的旧战略——这次是在网络、人工智能、自主功能、超级计算和其他新兴技术方面寻求主导地位——希望掌控新的高科技、多领域的战场。然而，就像之前的核和常规领域一样，获得持久的军事优势、压制俄罗斯和中国、确保美国持久霸权的前景，也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军国主义的尽头?

　　回顾军国主义的各个阶段，就会发现一种连续性——不知疲倦地追求单边优势。这种竞争推动了武器的发展，从简单的扔石头到令人敬畏的氢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千年巨大的军事进步最终所带来的武装冲突，这与它原始的起源没有什么不同。原始的人类先祖们仪式性地挥舞着石头互相辱骂，而今天的超级大国却在挥舞着原子武器和相互恫吓。

　　军国主义的漫长历史能否终结?战争本身不再能带来克劳塞维茨式的胜利。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不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击败轴心国那样在军事上彻底取胜。全面战争将导致相互毁灭，摧毁全球经济，并可能摧毁整个地球。

　　此外，当代次核能力的高效杀伤使得参与低级别冲突的交战方在冲突情景中更早更容易受到对其重要目标的攻击。在过去的战争时代，领导人可以控制使用哪些力量，从而更好地管理战争风险。今天，导弹技术、反卫星武器以及网络和高科技促进的各种能力，使重要目标处于危险之中，无论它们可能位于哪里，冲突一开始就会发生这种攻击。此外，武器和指挥及控制系统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有可能大大加快冲突的速度，进一步阻碍冲突的升级管理。因此，低水平的常规战争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此外，基于军事力量的威慑作为确保或追求霸权地位的手段，在理论上是不健全的，因此在实践中也变得无效。威慑是能力乘以意志的结果——单靠能力是不够的。只要双方的意志力不对称，威慑就会不稳定。如果双方都开着一辆大致相当的车，那么有更大决心的一方将在臭名昭著的“吃鸡游戏”中坚持更长时间。中国和俄罗斯都有足够的能力来挑战美国在东欧和南海的威慑姿态，而且似乎都有更大的决心来确保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利益。

　　在新兴技术领域，美国像冷战时期在军备上超越苏联那样超越俄罗斯，特别是中国，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都是不可能的。追求单边军事优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不稳定，因为对手会作出反应，从而加剧安全困境。总的来说，随着军事能力变得更具破坏性，这种不稳定也变得更加危险。最近，较低水平的武器发展加剧了不稳定的危险。这种新一代高科技武器尤其危险，因为武器自动化使意外冲突和迅速、无法控制的冲突升级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发生。通过继续竞争性武器发展进一步增加不稳定风险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当然，变化最终会发生——要么是自愿地承认不可接受的风险和政策的改变，要么是在冲突爆发时必然发生灾难。

　　简而言之，以军事力量强化霸权的时代即将结束。今天的大国将无法利用军国主义来强制推进各自的利益。地缘政治格局正不可避免地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坚持军国主义以对抗这种结构性转变似乎是徒劳的，而且会带来危险。持续军备竞赛将进一步增加危险，这只会加剧威慑的不稳定，并增加灾难性冲突的风险，而这种冲突只会带来输家。是时候认清这一现实了，需要采取谨慎的措施，阻止高科技军备竞赛，并努力实现大国关系的长期非军事化。

　　瑞恩·斯旺(Ryan Swan)，德国波恩国际冲突研究中心研究员，波恩大学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重点是新兴技术对威慑机制的影响。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