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朋友转给我一个议论，认为要关注美国的八零后、九零后的中美关系学者，我深以为然。早在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亲历的中美关系变化》，其中说到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问题之一是没有下功夫关注美国的年轻一代。

　　美国研究中国的资深学者和资深汉学家大都对中国非常友好，基辛格可以作为代表。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常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的和学中文的美国人，到中国来都受到了非常好的接待，中国方面也有意识地安排他们看中国美好的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中国做起了生意，而且赚了钱，所以，他们喜欢中国，也会赞美中国。

　　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中文名博明，是美国前新闻记者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2019年9月22日至2021年1月7日，担任美国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但是，后来到中国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或来上学，或来做媒体的驻华记者，或来出差，他们就得不到他们的老一代的待遇了，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包括阴暗面，有的人还受到了不让他们接受的待遇。例如现任美国副国家安全助理，曾任美国亚洲事务主任的波廷杰，在任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遭遇，而且使他印象深刻。他出任主管美国对华事务的主要官员，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现在，随着共和党丢掉了白宫，波廷杰也黯然离去，但是，美国政治就是这样，他卷土重来是大概率事件。

　　我来往美国多年，认识很多美国的中美关系学者，他们都是中国通，对中国也大都很友好，但是，他们确实岁数大了，很多人退休了，例如杰夫贝德、李侃如、兰普顿、傅立民等，还有一些中生代，在中美关系领域里耕耘多年，成绩斐然，但是也需要后继有人了，像沈大伟、傅士卓、陆伯彬、江忆恩、戴博、葛莱仪、甘思德等人。

　　年轻一代在哪里呢?我们会重视他们吗?或者说一句功利的话，有人愿意烧冷灶吗?

　　记得八年前，2013年6月16日，11位来自美国的中青年学者在著名学者蓝普顿和美中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白莉娟带领下，到杉园做客，这是一次民间外交，但我还是请了中国的一些著名教授作陪。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美国人都是研究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的，而且说流利汉语，汉语水平超过他们的前辈。这是中美之间的桥梁，是可以延续很多年的桥梁。

　　他们的到访，和我在美国对他们提的意见有关。那次，我对美国学者提了两个意见，一是学者的岁数偏大，客观上压制了青年学者。二是美国学者到中国来，只重视和官方的交流，忽视了民间交流。我说，中美两国情况不同，美国有“旋转门”，官方和民间区别不大，中国则不同。

　　美国人听进去了，带着年轻学者来，到了我家座谈，年轻和民间都有了。

　　但是，说实在的，这些年轻学者还都在老一代学者的阴影之下，没有挑大梁的。

　　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中国军事和安全政策问题专家

　　我倒是认识一个在美国有点影响力的学者，应该也是八零后，是个美女，她的中文名字叫梅慧琳。三年前，我们正好在华盛顿，恰好她刚刚获得一个研究大奖，以表彰她在军事研究上的出色。她虽然年纪不大，但已在五角大楼做分析研究五年，做过乔治城大学的教职助理教授，也做过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据我了解，她是研究中国军队的领军人物之一。

　　她邀我们在陆军海军军官俱乐部共进晚餐，席间总有帅哥过来与她拥抱亲吻，原来都是她五角大楼的战友，她感叹，由于是女性且是年轻女性，每每参加会议时，她总是少的不能再少的少数，中国的大学也很少请她去，但华盛顿的朋友们告诉我们，梅姑娘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大建树的，因为她的睿智，和她的坚定。这一点，从她报考大学只报斯坦福一个大学、一个专业就 可以看出来。

　　几年以前见她，她刚刚生了宝宝三个月，吃饭的时候告诉我，她不能待太长时间，因为孩子还小，要靠自己和丈夫带孩子。饭后我送她到她工作的企业研究所楼前，我提议合影，因为每次见面这是规定动作，虽然她产后身体有点发胖，但仍然毫不扭捏的同意。

　　更让我惊讶和感动的是，她准备第二年夏天到北京做研究工作一个月。我问，孩子怎么办?她说，带着去。带一个周岁的孩子远赴中国去工作，这对很多人来说，敢想吗!顿时我对她刮目相看!

　　还有一次见她，感觉她状态很好，我调侃说，是不是因为上个月在中国呆了十天。她说，她喜欢中国，希望每年能在中国呆一个月。可惜她年轻，没有多少中国机构请她，他们愿意请年纪大的。

　　这句话，也说明了中国的一些机构的误区。

　　美国的年轻学者现在应该是层出不穷的。

　　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

　　最近，有朋友提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他所在的机构就在智库街上，也算是我在华盛顿DC的邻居，但是我确实不认识这个1983年出生的后起之秀。虽然我的“钝角网”最近多次刊登过他的文章。他在华工作生活多年，娶了北京姑娘为妻，不但会说地道的普通话，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布兰兹原来供职于杜克大学，2013年，他作为杜克大学的历史学家，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当前战略论坛”上说：“中国作为挑战者的崛起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战略难题。这时候，他刚刚30岁。

　　在这之后，他不断地提高自己，他到了权威的霍普金斯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学院，同时成为这所知名高校的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教授，也是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相信很多中国人不太了解他，所以我转述一些他的观点。

　　美国权威的《外交事务》期刊和网站，是他常常发表观点的地方。他的文章，不会是解读领导指示，恭维领导决策，恰恰相反，他常常批评领导，提出独立见解。因此，美国学界对布兰兹评价甚高，甚至有人说他是继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之后，又一个系统提出如何应对北京崛起的现实主义大战略学家。

　　去年6月29日，他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文章说，民主国家面临三个相互关联的挑战。

　　第一个威胁来自俄罗斯等“威权国家”。这些国家正在世界各地与美国抗衡，“威胁”民主国家。它们构成的挑战既是地缘政治的挑战，也是意识形态挑战。

　　第二个威胁来自跨国问题，这些问题在制度竞争中变得越发重要。新冠肺炎不仅是百年一遇的流行病，也对民主国家能够有效应对其公民面临的最紧迫危险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跨境腐败不仅威胁善治，也是俄罗斯等威权国家用来扩大影响力、削弱对手的手段。如果不解决跨国问题，民主国家就无法赢得“大国竞争”。

　　第三个威胁是民主内部的衰落。近年来，美国出现了一位毫不掩饰反自由主义的总统，以及一场推翻民主选举的暴力行动。在整个自由世界，反民主情绪达到自二战以来的顶峰。美国国内的民主治理危机与国外的民主影响危机是一体的。

　　三重威胁也是三重挑战，三重挑战意味着三重回应，从拜登政府早期采取的举措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首先，美国必须加强民主社会的凝聚力和恢复力，以对抗专制对手，并使民主团结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因为威胁的许多方面都需要全球响应。其次，它必须领导世界民主国家解决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的跨国问题。最后，它必须通过对自身竞争力进行再投资，并证明民主仍然可以为其公民带来好处，进而在全球竞争中建立优势地位。

　　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将美国战略的广泛概念付诸实施，不同于特朗普，拜登把修复与最亲密盟友的关系作为全球民主方阵中的盾牌。

　　拜登政府还在应对关键的全球挑战上构建民主合作的中心地位。它在科技竞争中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在国内，拜登一直寻求对科学研发、数字和实体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领域进行投资，以提高竞争力，并解决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疏远。

　　我想，布兰兹当然是拜登总统的建议者，同时，他当然也是批评者。

　　他批评说，在战略轮廓浮出水面的同时，挑战和不足也逐渐显现。最明显的是，拜登的框架对某些观众更有吸引力。这一战略的前提是，美国可以通过加深与成熟民主国家的团结来最好地遏制威权主义的发展。但是，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外交上，要想遏制俄罗斯等国的实力，还需要与波兰、土耳其、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不完美或完全专制的政府合作。

　　此外，凝聚亲密的民主盟友仍将是一个挑战。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技术斗争上，也可能分散政府对同样紧迫的军事危险的注意力。毕竟，美国可能会因为未能遏制威权主义侵略者和保卫东欧和西太平洋的民主前哨而输掉制度之争。

　　最后，该战略的国内外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拜登政府声称的那样天衣无缝。在拜登看来，改善中产阶级的经济命运是防止“特朗普主义”复兴的保障，也是加强美国外交的国内基础的一种方式。然而，实际的结果是，“购买美国货”看起来像是民主党式的“美国优先”，反响平平的贸易政策让许多国家怀疑美国是否真的回来了。

　　最近，布兰兹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库珀又写了一篇《与中国的博弈是一盘3D棋局》的文章，文章认为，拜登担任总统一周年，美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2021 年春天，由于台湾海峡出现的危机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东欧和西太平洋同时出现了战争恐慌。2022 年初，世界并没有变得平静。中国大陆继续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附近动员了更大的军事力量，威胁要发动几十年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与此同时，德黑兰和华盛顿正在因为伊朗核计划发生新的危机。美国要想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就不应该只专注于一件事。

　　这对拜登来说，这是深刻的教训，他上任时希望缓和次要领域的紧张局势，以便美国可以直接关注最重要的问题——中国。这也表明，华盛顿的全球战略存在更大的弱点。

　　文章认为，美国的战略与全球现实的脱节源于两个根本误解：它对美中竞争的很多看法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而认为世界会出现对抗中国的单一联盟则反映了错误的信念。

　　布兰兹说，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航行需要清晰度和精密性。华盛顿需要做得比拜登拙劣的峰会更好。

　　中国的很多舆论会简单地把美国学者定义为友华和反华的两类，实际上这种定义是错误的。也许，定义为知华的和不知华的更科学些。只要是真正知华的，他们的看法就不那么偏颇。

　　要强调的是，虽然美国现在的总统年近八旬，也许可以戴上“老迈昏花”的帽子。但是，美国一批年轻的、真正懂得中国的战略家正在崛起。我们的问题是，第一，并不真正了解这些人;第二，我们没有相对应的这样一批年轻人。

　　这种差距很可怕!

　　最后，开个玩笑，假如，中国的年轻战略家娶了美国太太，如同布兰兹娶了中国太太，那么，他还能在这个领域混吗?

　　最近，有朋友转给我一个议论，认为要关注美国的八零后、九零后的中美关系学者，我深以为然。早在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亲历的中美关系变化》，其中说到这样一段话：

　　我们的问题之一是没有下功夫关注美国的年轻一代。

　　美国研究中国的资深学者和资深汉学家大都对中国非常友好，基辛格可以作为代表。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一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之后，常常往来于中美之间的和学中文的美国人，到中国来都受到了非常好的接待，中国方面也有意识地安排他们看中国美好的一面，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中国做起了生意，而且赚了钱，所以，他们喜欢中国，也会赞美中国。

　　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中文名博明，是美国前新闻记者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2019年9月22日至2021年1月7日，担任美国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但是，后来到中国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或来上学，或来做媒体的驻华记者，或来出差，他们就得不到他们的老一代的待遇了，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各个方面包括阴暗面，有的人还受到了不让他们接受的待遇。例如现任美国副国家安全助理，曾任美国亚洲事务主任的波廷杰，在任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遭遇，而且使他印象深刻。他出任主管美国对华事务的主要官员，对中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现在，随着共和党丢掉了白宫，波廷杰也黯然离去，但是，美国政治就是这样，他卷土重来是大概率事件。

　　我来往美国多年，认识很多美国的中美关系学者，他们都是中国通，对中国也大都很友好，但是，他们确实岁数大了，很多人退休了，例如杰夫贝德、李侃如、兰普顿、傅立民等，还有一些中生代，在中美关系领域里耕耘多年，成绩斐然，但是也需要后继有人了，像沈大伟、傅士卓、陆伯彬、江忆恩、戴博、葛莱仪、甘思德等人。

　　年轻一代在哪里呢?我们会重视他们吗?或者说一句功利的话，有人愿意烧冷灶吗?

　　记得八年前，2013年6月16日，11位来自美国的中青年学者在著名学者蓝普顿和美中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白莉娟带领下，到杉园做客，这是一次民间外交，但我还是请了中国的一些著名教授作陪。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美国人都是研究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的，而且说流利汉语，汉语水平超过他们的前辈。这是中美之间的桥梁，是可以延续很多年的桥梁。

　　他们的到访，和我在美国对他们提的意见有关。那次，我对美国学者提了两个意见，一是学者的岁数偏大，客观上压制了青年学者。二是美国学者到中国来，只重视和官方的交流，忽视了民间交流。我说，中美两国情况不同，美国有“旋转门”，官方和民间区别不大，中国则不同。

　　美国人听进去了，带着年轻学者来，到了我家座谈，年轻和民间都有了。

　　但是，说实在的，这些年轻学者还都在老一代学者的阴影之下，没有挑大梁的。

　　梅慧琳(Oriana Skylar Mastro)：中国军事和安全政策问题专家

　　我倒是认识一个在美国有点影响力的学者，应该也是八零后，是个美女，她的中文名字叫梅慧琳。三年前，我们正好在华盛顿，恰好她刚刚获得一个研究大奖，以表彰她在军事研究上的出色。她虽然年纪不大，但已在五角大楼做分析研究五年，做过乔治城大学的教职助理教授，也做过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据我了解，她是研究中国军队的领军人物之一。

　　她邀我们在陆军海军军官俱乐部共进晚餐，席间总有帅哥过来与她拥抱亲吻，原来都是她五角大楼的战友，她感叹，由于是女性且是年轻女性，每每参加会议时，她总是少的不能再少的少数，中国的大学也很少请她去，但华盛顿的朋友们告诉我们，梅姑娘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大建树的，因为她的睿智，和她的坚定。这一点，从她报考大学只报斯坦福一个大学、一个专业就 可以看出来。

　　几年以前见她，她刚刚生了宝宝三个月，吃饭的时候告诉我，她不能待太长时间，因为孩子还小，要靠自己和丈夫带孩子。饭后我送她到她工作的企业研究所楼前，我提议合影，因为每次见面这是规定动作，虽然她产后身体有点发胖，但仍然毫不扭捏的同意。

　　更让我惊讶和感动的是，她准备第二年夏天到北京做研究工作一个月。我问，孩子怎么办?她说，带着去。带一个周岁的孩子远赴中国去工作，这对很多人来说，敢想吗!顿时我对她刮目相看!

　　还有一次见她，感觉她状态很好，我调侃说，是不是因为上个月在中国呆了十天。她说，她喜欢中国，希望每年能在中国呆一个月。可惜她年轻，没有多少中国机构请她，他们愿意请年纪大的。

　　这句话，也说明了中国的一些机构的误区。

　　美国的年轻学者现在应该是层出不穷的。

　　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

　　最近，有朋友提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他所在的机构就在智库街上，也算是我在华盛顿DC的邻居，但是我确实不认识这个1983年出生的后起之秀。虽然我的“钝角网”最近多次刊登过他的文章。他在华工作生活多年，娶了北京姑娘为妻，不但会说地道的普通话，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布兰兹原来供职于杜克大学，2013年，他作为杜克大学的历史学家，在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当前战略论坛”上说：“中国作为挑战者的崛起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战略难题。这时候，他刚刚30岁。

　　在这之后，他不断地提高自己，他到了权威的霍普金斯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学院，同时成为这所知名高校的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教授，也是美国著名智库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相信很多中国人不太了解他，所以我转述一些他的观点。

　　美国权威的《外交事务》期刊和网站，是他常常发表观点的地方。他的文章，不会是解读领导指示，恭维领导决策，恰恰相反，他常常批评领导，提出独立见解。因此，美国学界对布兰兹评价甚高，甚至有人说他是继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之后，又一个系统提出如何应对北京崛起的现实主义大战略学家。

　　去年6月29日，他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文章说，民主国家面临三个相互关联的挑战。

　　第一个威胁来自俄罗斯等“威权国家”。这些国家正在世界各地与美国抗衡，“威胁”民主国家。它们构成的挑战既是地缘政治的挑战，也是意识形态挑战。

　　第二个威胁来自跨国问题，这些问题在制度竞争中变得越发重要。新冠肺炎不仅是百年一遇的流行病，也对民主国家能够有效应对其公民面临的最紧迫危险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跨境腐败不仅威胁善治，也是俄罗斯等威权国家用来扩大影响力、削弱对手的手段。如果不解决跨国问题，民主国家就无法赢得“大国竞争”。

　　第三个威胁是民主内部的衰落。近年来，美国出现了一位毫不掩饰反自由主义的总统，以及一场推翻民主选举的暴力行动。在整个自由世界，反民主情绪达到自二战以来的顶峰。美国国内的民主治理危机与国外的民主影响危机是一体的。

　　三重威胁也是三重挑战，三重挑战意味着三重回应，从拜登政府早期采取的举措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首先，美国必须加强民主社会的凝聚力和恢复力，以对抗专制对手，并使民主团结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因为威胁的许多方面都需要全球响应。其次，它必须领导世界民主国家解决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的跨国问题。最后，它必须通过对自身竞争力进行再投资，并证明民主仍然可以为其公民带来好处，进而在全球竞争中建立优势地位。

　　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将美国战略的广泛概念付诸实施，不同于特朗普，拜登把修复与最亲密盟友的关系作为全球民主方阵中的盾牌。

　　拜登政府还在应对关键的全球挑战上构建民主合作的中心地位。它在科技竞争中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在国内，拜登一直寻求对科学研发、数字和实体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领域进行投资，以提高竞争力，并解决工人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疏远。

　　我想，布兰兹当然是拜登总统的建议者，同时，他当然也是批评者。

　　他批评说，在战略轮廓浮出水面的同时，挑战和不足也逐渐显现。最明显的是，拜登的框架对某些观众更有吸引力。这一战略的前提是，美国可以通过加深与成熟民主国家的团结来最好地遏制威权主义的发展。但是，不管是在军事上还是外交上，要想遏制俄罗斯等国的实力，还需要与波兰、土耳其、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不完美或完全专制的政府合作。

　　此外，凝聚亲密的民主盟友仍将是一个挑战。把注意力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技术斗争上，也可能分散政府对同样紧迫的军事危险的注意力。毕竟，美国可能会因为未能遏制威权主义侵略者和保卫东欧和西太平洋的民主前哨而输掉制度之争。

　　最后，该战略的国内外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拜登政府声称的那样天衣无缝。在拜登看来，改善中产阶级的经济命运是防止“特朗普主义”复兴的保障，也是加强美国外交的国内基础的一种方式。然而，实际的结果是，“购买美国货”看起来像是民主党式的“美国优先”，反响平平的贸易政策让许多国家怀疑美国是否真的回来了。

　　最近，布兰兹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库珀又写了一篇《与中国的博弈是一盘3D棋局》的文章，文章认为，拜登担任总统一周年，美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2021 年春天，由于台湾海峡出现的危机和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东欧和西太平洋同时出现了战争恐慌。2022 年初，世界并没有变得平静。中国大陆继续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附近动员了更大的军事力量，威胁要发动几十年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与此同时，德黑兰和华盛顿正在因为伊朗核计划发生新的危机。美国要想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就不应该只专注于一件事。

　　这对拜登来说，这是深刻的教训，他上任时希望缓和次要领域的紧张局势，以便美国可以直接关注最重要的问题——中国。这也表明，华盛顿的全球战略存在更大的弱点。

　　文章认为，美国的战略与全球现实的脱节源于两个根本误解：它对美中竞争的很多看法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而认为世界会出现对抗中国的单一联盟则反映了错误的信念。

　　布兰兹说，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航行需要清晰度和精密性。华盛顿需要做得比拜登拙劣的峰会更好。

　　中国的很多舆论会简单地把美国学者定义为友华和反华的两类，实际上这种定义是错误的。也许，定义为知华的和不知华的更科学些。只要是真正知华的，他们的看法就不那么偏颇。

　　要强调的是，虽然美国现在的总统年近八旬，也许可以戴上“老迈昏花”的帽子。但是，美国一批年轻的、真正懂得中国的战略家正在崛起。我们的问题是，第一，并不真正了解这些人;第二，我们没有相对应的这样一批年轻人。

　　这种差距很可怕!

　　最后，开个玩笑，假如，中国的年轻战略家娶了美国太太，如同布兰兹娶了中国太太，那么，他还能在这个领域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