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开始应对与中国长期竞争的挑战，一些很有影响力但并可能并不正确的主张正塑造着美国国家安全领导团队的思维。其中一些正逐渐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就类似在冷战伊始就存在的传统思维一样，可能会在美国应对这一重大新挑战时扭曲对华政策。

　　著名的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一篇新文章中提出了两个这样的主张。他认为，美国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努力是鲁莽的，中国的军事野心膨胀是不可避免的。这两种说法都值得怀疑。如果让这类观点左右美国的思维，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会更加危险。

　　遏制中国的崛起绝不是一种可行选择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与中国的努力“接触”，鼓励经济投资，并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可能是近代历史上所有国家在内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会积极地促进竞争对手崛起。”他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处于抑制中国崛起的理想位置”。美国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地缘政治错误。

　　然而，完全遏制中国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中国的经济进步使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如果美国阻碍这一进步，就会扼杀有史以来最持久的脱贫运动。这种残酷的经济战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它会被视为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行动，目的是压制非白人的发展前景。其他国家也不会加入这样的运动。亚洲许多国家都看到了与中国经济交流的巨大潜力。欧洲的盟友也认为这是一个经济、贸易和金融机会：就在2015年，英国首相还表示，英国渴望成为中国在西方的“首选合作伙伴”。

　　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试图说服其他国家避开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将是徒劳的。早先，有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学者在一篇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渴望增加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从而填补华盛顿削减对华贸易所造成的真空。”这位学者指出，“因为中国在经济上不可能被孤立，所以美国实际上不可能减缓其经济增长。”这位学者就是约翰·米尔斯海默本人，这是他在2014年的观点。

　　放弃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也会给美国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并激起美国工业界的不满情绪。米尔斯海默自己再度提出了这个精确的论点：他在2014年写道，贸易战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在不损害美国经济的情况下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米尔斯海默现在在他最新的文章中提出的孤立策略将涉及联合活动先发制人地进行压制。对错且不论，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减缓中国崛起的努力必须基于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的预判。几乎不可能在没有这种预判的情况下做出那样的选择，因为涉及的所有方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

　　米尔斯海默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承认，美国“让中国融入世界秩序”是“明智的”——但这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而且只是在“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能够更好地帮助美国遏制苏联”的时期。他似乎认为，华盛顿应该在冷战结束时关闭“接触”进程，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已成为威胁，而不是美国可供利用优势。但是，在贸易、留学生交流、共享科学研究和商业投资等问题上，涉及广泛的国内利益，其复杂程度和政治敏感度使得不能像调节恒温器那样调节政策。

　　米尔斯海默对“接触”的总体怀疑也是错误的。构建共享秩序是追求影响力和安全、创造一个更广阔、对大国利益更安全的世界完全合理的方式。部分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贸易、投资和技术网络中的主导地位，战后由美国主导的秩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认为这种秩序会影响中国的偏好，这一点也不荒谬。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中国似乎正是这样做的。

　　中国的目标构想仍待确定

　　米尔斯海默文章中第二个值得怀疑的观点是，他断言中国“坚定地致力于东亚的扩张主义议程”。他所说的“扩张主义”的确切含义尚不清楚，但他强烈暗示，北京试图以传统的“军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米尔斯海默强调中国咄咄逼人的野心可能会不断膨胀，这并不是错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认知来判断对中国的行为最终将走向何处，特别是美国需要做出何种军事回应要基于这种判断。我们仍有充足的机会来塑造中国对其目标的设想。中国显然希望在亚太地区获得更显著的影响力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提升。但究竟应该如何实现其目标，仍在中国国内持续争论。特别是考虑到追求更极端做法所带来的风险，北京可能最终会发现，它可以接受一个更受约束版本的“霸权”。

　　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将试图以美国主导西半球的方式主导亚洲”。这个类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美国在自己所在半球的角色有时过于干涉主义，并坚持限制外国的军事存在。但中国仍可以积极与美洲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与这些国家发展广泛的外交和文化关系。尽管美国有时会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但它并没有寻求将其邻国变成附属国，或对它们的对外经济关系进行控制。在当前对美国区域影响力的解读下，中国可以繁荣发展，并满足其核心安全利益。

　　北京有可能努力使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力达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正如中国问题专家纳德吉·罗兰在最近的一篇专著中所指出的那样，官方和学术界关于中国目标的说明充满了不需要任何具体政策印证的模糊术语。“除了一套晦涩或乏味的提法，”她写道，“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明确说明其愿景是什么。”就她而言，她认为中国寻求的是一种“局部、松散和可塑的霸权”——当然，这反映了一些精心设计的外交辞令，但它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其最终形式尚未确定。

　　如果美国认为中国的军事扩张野心已经确定，那将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这样一种假设可能会导致美国将这种竞争的本质描绘得越来越像世界末日，并以不必要的好战方式与中国对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蒂莫西•希思和威廉•汤普森拒绝加入米尔斯海默关于对中国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的呼吁，他们指出，这是“错误地假设所有竞争对手都具有相同水平的敌意和威胁”。中美之间的对抗，“虽然很麻烦，但可能会因此变得更糟”。不过，美国也不应该转向另一个极端，做出不合理的乐观假设。例如，希思和汤普森同样怀疑与中国达成“大交易”的提议，或者干脆无条件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霸权。

　　美国的战略可以避免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出现，只要假设北京的最终愿景还没有确定，并寻求塑造中国对其自身目标和在世界秩序中角色的概念。这种战略的一部分必须涉及可信的威慑力量存在和牢固的地区安全关系。但它不需要涉及对中国可能行为的宿命论假设，或挑衅性军事威胁。

　　不容质疑的执念会带来危险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成熟程度，与中国竞争将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重大的战略考验之一。从之前的全球竞争(美苏冷战)中，美国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竞争对手的性质和竞争特征的错误印象可能造就危险的政策。关于苏联意图和涉及具体争端的利害关系的夸张说法一再迫使美国做出可以理解但过度的反应——从威胁入侵古巴，到越南，再到核战争理论——将对抗推到了大战边缘。

　　当前阶段，美中竞争的一项主要任务是避免类似的误判。中国对美国实力和国际准则的挑战是确切存在的，但这种挑战也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咄咄逼人，但并非毫无底线。它有着强大的野心，但仍可以不威胁美国核心利益的方式塑造和引导。换句话说，在这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最紧迫的要求之一是在我们评估对手的野心时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要达到这种平衡，我们必须抵制诱惑，不要让不可质疑的执念替代我们在历史中得到的智慧。

　　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系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资深政治科学家，本文译自“兰德博客”网站

　　随着美国开始应对与中国长期竞争的挑战，一些很有影响力但并可能并不正确的主张正塑造着美国国家安全领导团队的思维。其中一些正逐渐成为不容置疑的信条，就类似在冷战伊始就存在的传统思维一样，可能会在美国应对这一重大新挑战时扭曲对华政策。

　　著名的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一篇新文章中提出了两个这样的主张。他认为，美国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努力是鲁莽的，中国的军事野心膨胀是不可避免的。这两种说法都值得怀疑。如果让这类观点左右美国的思维，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会更加危险。

　　遏制中国的崛起绝不是一种可行选择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十年与中国的努力“接触”，鼓励经济投资，并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可能是近代历史上所有国家在内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错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会积极地促进竞争对手崛起。”他认为，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处于抑制中国崛起的理想位置”。美国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地缘政治错误。

　　然而，完全遏制中国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中国的经济进步使8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如果美国阻碍这一进步，就会扼杀有史以来最持久的脱贫运动。这种残酷的经济战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它会被视为一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行动，目的是压制非白人的发展前景。其他国家也不会加入这样的运动。亚洲许多国家都看到了与中国经济交流的巨大潜力。欧洲的盟友也认为这是一个经济、贸易和金融机会：就在2015年，英国首相还表示，英国渴望成为中国在西方的“首选合作伙伴”。

　　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试图说服其他国家避开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将是徒劳的。早先，有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学者在一篇关于美国对华战略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渴望增加与中国的经济往来,从而填补华盛顿削减对华贸易所造成的真空。”这位学者指出，“因为中国在经济上不可能被孤立，所以美国实际上不可能减缓其经济增长。”这位学者就是约翰·米尔斯海默本人，这是他在2014年的观点。

　　放弃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也会给美国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成本，并激起美国工业界的不满情绪。米尔斯海默自己再度提出了这个精确的论点：他在2014年写道，贸易战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在不损害美国经济的情况下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米尔斯海默现在在他最新的文章中提出的孤立策略将涉及联合活动先发制人地进行压制。对错且不论，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减缓中国崛起的努力必须基于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的预判。几乎不可能在没有这种预判的情况下做出那样的选择，因为涉及的所有方都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

　　米尔斯海默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承认，美国“让中国融入世界秩序”是“明智的”——但这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而且只是在“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能够更好地帮助美国遏制苏联”的时期。他似乎认为，华盛顿应该在冷战结束时关闭“接触”进程，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已成为威胁，而不是美国可供利用优势。但是，在贸易、留学生交流、共享科学研究和商业投资等问题上，涉及广泛的国内利益，其复杂程度和政治敏感度使得不能像调节恒温器那样调节政策。

　　米尔斯海默对“接触”的总体怀疑也是错误的。构建共享秩序是追求影响力和安全、创造一个更广阔、对大国利益更安全的世界完全合理的方式。部分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全球贸易、投资和技术网络中的主导地位，战后由美国主导的秩序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认为这种秩序会影响中国的偏好，这一点也不荒谬。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中国似乎正是这样做的。

　　中国的目标构想仍待确定

　　米尔斯海默文章中第二个值得怀疑的观点是，他断言中国“坚定地致力于东亚的扩张主义议程”。他所说的“扩张主义”的确切含义尚不清楚，但他强烈暗示，北京试图以传统的“军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米尔斯海默强调中国咄咄逼人的野心可能会不断膨胀，这并不是错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认知来判断对中国的行为最终将走向何处，特别是美国需要做出何种军事回应要基于这种判断。我们仍有充足的机会来塑造中国对其目标的设想。中国显然希望在亚太地区获得更显著的影响力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提升。但究竟应该如何实现其目标，仍在中国国内持续争论。特别是考虑到追求更极端做法所带来的风险，北京可能最终会发现，它可以接受一个更受约束版本的“霸权”。

　　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将试图以美国主导西半球的方式主导亚洲”。这个类比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美国在自己所在半球的角色有时过于干涉主义，并坚持限制外国的军事存在。但中国仍可以积极与美洲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与这些国家发展广泛的外交和文化关系。尽管美国有时会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但它并没有寻求将其邻国变成附属国，或对它们的对外经济关系进行控制。在当前对美国区域影响力的解读下，中国可以繁荣发展，并满足其核心安全利益。

　　北京有可能努力使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力达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正如中国问题专家纳德吉·罗兰在最近的一篇专著中所指出的那样，官方和学术界关于中国目标的说明充满了不需要任何具体政策印证的模糊术语。“除了一套晦涩或乏味的提法，”她写道，“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明确说明其愿景是什么。”就她而言，她认为中国寻求的是一种“局部、松散和可塑的霸权”——当然，这反映了一些精心设计的外交辞令，但它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其最终形式尚未确定。

　　如果美国认为中国的军事扩张野心已经确定，那将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这样一种假设可能会导致美国将这种竞争的本质描绘得越来越像世界末日，并以不必要的好战方式与中国对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蒂莫西•希思和威廉•汤普森拒绝加入米尔斯海默关于对中国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的呼吁，他们指出，这是“错误地假设所有竞争对手都具有相同水平的敌意和威胁”。中美之间的对抗，“虽然很麻烦，但可能会因此变得更糟”。不过，美国也不应该转向另一个极端，做出不合理的乐观假设。例如，希思和汤普森同样怀疑与中国达成“大交易”的提议，或者干脆无条件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霸权。

　　美国的战略可以避免这两种极端情况的出现，只要假设北京的最终愿景还没有确定，并寻求塑造中国对其自身目标和在世界秩序中角色的概念。这种战略的一部分必须涉及可信的威慑力量存在和牢固的地区安全关系。但它不需要涉及对中国可能行为的宿命论假设，或挑衅性军事威胁。

　　不容质疑的执念会带来危险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成熟程度，与中国竞争将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重大的战略考验之一。从之前的全球竞争(美苏冷战)中，美国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竞争对手的性质和竞争特征的错误印象可能造就危险的政策。关于苏联意图和涉及具体争端的利害关系的夸张说法一再迫使美国做出可以理解但过度的反应——从威胁入侵古巴，到越南，再到核战争理论——将对抗推到了大战边缘。

　　当前阶段，美中竞争的一项主要任务是避免类似的误判。中国对美国实力和国际准则的挑战是确切存在的，但这种挑战也是有局限性的。中国咄咄逼人，但并非毫无底线。它有着强大的野心，但仍可以不威胁美国核心利益的方式塑造和引导。换句话说，在这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最紧迫的要求之一是在我们评估对手的野心时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要达到这种平衡，我们必须抵制诱惑，不要让不可质疑的执念替代我们在历史中得到的智慧。

　　迈克尔·马扎尔(Michael J. Mazarr)系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资深政治科学家，本文译自“兰德博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