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的联盟网络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而且随着近年来与中国的竞争加剧，它被视为美国的主要优势。拜登政府在其亚洲战略中特别重视盟友。在执政的第一年，拜登政府加强了与日本和韩国的长期联盟，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加强“四方”(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等多边合作安全对话，还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了“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AUKUS)。

　　相比之下，中国一直回避与他国正式结盟，这是基于其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看法，以及避免卷入国际纷争的想法。但有迹象表明，北京方面寻求结盟的动力正在增加。近年来，中国提升了战略伙伴关系，扩大了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的军事交流和联合演习。尽管这些伙伴关系与美国的联盟(包括共同防御条款、广泛的部队基地协议和联合军事能力)仍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中国领导人开始相信，为了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长期竞争中取得胜利，无论是威慑效果还是作战价值，结盟网络都是必要的，那么中国迟早会构建自己的同盟网络基础。这样的发展将标志着美中竞争时代里一个真正转折点的到来，并使得地区和大国冲突在世界上更容易出现。

　　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网络

　　现在，中国只有一个正式的盟友——朝鲜，两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中国还与其他数十个国家有官方合作伙伴关系。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它们与北京的特殊关系被称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后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缅甸、柬埔寨、越南、泰国和老挝——以及更远的国家，如埃及、巴西和新西兰。中国还大力推进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建设。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避免建立传统的盟友网络，原因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理性的战略谋划。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就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以及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不干涉和反帝国主义原则的支持者。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外交方面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摒弃传统的强权政治，支持“合作共赢”。这样的措辞旨在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即中国的崛起不应被恐惧，而应被欢迎，因为这对全球发展和繁荣是有好处的——并将北京与华盛顿区分开来，中国领导人经常批评华盛顿保持着过时的“冷战思维”。

　　除了这种公开的外交努力外，中国对联盟的回避姿态反映出，中国在寻求加强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过程中，做出了以经济关系为中心建立对外关系的战略决定。这并不是说中国只用经济影响力来推进其目标。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迅速扩大了军事能力，并屡屡展示其强硬姿态。然而，尽管中国领导人认为军事力量对于保护国家主权、核心利益、公民和海外投资至关重要，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介入遥远冲突、对他国许下安全承诺的意愿。

　　相反，中国政府专注于提供贷款、投资和贸易机会，并与任何主权实体做生意，无论其性质和业绩如何，都将为中国赢得朋友和影响力。这个策略得到了回报。中国的许多合作伙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都欢迎中国的参与，并以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作为交换。这种支持通常是外交性质的——例如，肯定“一个中国”原则;对关于中国有争议的议题表示赞同或不反对中国立场;并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等多边论坛的议程。除了通过经济上诱导，北京也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上的惩罚来对待那些违抗其要求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入其网络，并支持对COVID-19的来源进行国际调查后，中国对其出口产品征收了严厉的关税。

　　中国考量的变化

　　在短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完全放弃其谋求主导地位的地缘经济战略。但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可以促使它建立一个真正的联盟网络：如果北京认为其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足以推翻其寻求正式军事协议的成本效益分析;或者它是否决定取代美国成为主要的军事大国，不仅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而是在全球。(当然，这两种情况并不相互排斥。)

　　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若不与俄罗斯、巴基斯坦或伊朗等重要伙伴签订正式的防务协议，他们的核心利益，比如内政方面，会受到侵蚀，他们就会得出需要结盟的结论。事实上，中国的评估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例如，中国在评论近年来中俄关系的显著深化时，经常指出西方日益增长的“包围”是这一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并强调北京和莫斯科有必要共同努力，以击退美国领导的联盟。尽管北京方面继续坚称中俄“不是盟友”，但它也同时宣称，中俄伙伴关系“没有禁区”、“没有上限”。

　　自2012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演习规模越来越大，包括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常规海军演习，有时还与伊朗和南非等第三方联合进行。就在上个月，两国首次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巡逻成为头条新闻，中国的《环球时报》称，这是针对美国，因为美国“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友加强同盟”。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和莫斯科脆弱的友谊和对抗历史，以及两国对战略自主的重视，可能会限制它们的伙伴关系的程度。尽管如此，如果两国政府中的任何一方认为自己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两国仍有可能就相互援助达成协议，从后勤支持到直接援助，包括灰色地带或常规军事行动方面的援助。

　　中国转变姿态的另一个例子是它拥抱西方眼中的“流氓国家”。例如，中国领导人在描述中朝关系时的措辞与几年前截然不同，当时北京还竭力与平壤保持距离。今年7月，两国更新了共同防御条约，并誓言将两国联盟提升到“新水平”。今年早些时候，中国还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提供经济项目和投资，以换取伊朗的石油资源。两国还承诺通过联合军事交流、情报共享和武器开发深化合作。自伊朗提出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国的申请过去近15年后，中国最近批准了伊朗的申请。据中国分析人士称，十多年来，北京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以避免惹恼华盛顿，并制造上合组织旨在对抗美国的印象。但在断定华盛顿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将持续下去后，它决定接纳伊朗。

　　尽管这些伙伴关系究竟能“升级”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这些事态发展表明，北京方面出于战略和形象的考虑，不愿与伊朗和朝鲜等国家纠缠太深的想法可能正在逐渐减弱，因为它意识到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敌对，因此更迫切地需要争取盟友(尽管这些国家的可靠性存在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会决定，让中国凭借自己的盟友网络成为不可小觑的军事强国，以保护他们利益和抵御华盛顿及其盟友压力——就像美国 70 多年前所做的那样。

　　当然，效仿美国的历史做法并非易事。毕竟，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已经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北京还面临着全球对其长期意图和霸权倾向的深切怀疑。即使是最亲密的“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也是如此。许多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在北京或华盛顿之间“选边站”。但现状并非一成不变。中国正在迅速培育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试图挑拨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能把部分国家拉到自己一边，也有可能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等重要战略地区推进“芬兰化”，迫使各国放弃与美国的战略关系。

　　联盟的后果

　　在这个权力均衡和战略竞争交替的时代，拜登政府为重振美国的同盟、增加盟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贡献而做出的巨大努力是必要的。但拜登应该意识到，当美国领导人誓言重新构筑华盛顿的联盟，并朝着“综合威慑”的“21世纪新愿景”努力时，北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战略伙伴一起追求同样的目标。

　　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应该与其盟友保持距离，以期缓和中国的行为。毕竟，中国的选择将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战略愿景和雄心。尽管如此，拜登政府还是应该考虑到，它在团结盟友方面的成功可能会影响北京对威胁的看法，并在不知不觉中刺激一个由中国领导的敌对联盟网络的出现。

　　现在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接受，并预防这样的结果出现。这方面的努力应该包括，考虑如何让中国也投资于与美国及其盟友，美国需要确保与广泛的国家进行接触，而不仅仅是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这样，美国传统朋友圈之外的国家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最好或唯一的选择是与北京结盟。战略远见和规划对于防止世界走向真正分裂至关重要。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大卫·鲁宾斯坦外交政策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长期以来，美国的联盟网络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而且随着近年来与中国的竞争加剧，它被视为美国的主要优势。拜登政府在其亚洲战略中特别重视盟友。在执政的第一年，拜登政府加强了与日本和韩国的长期联盟，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加强“四方”(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等多边合作安全对话，还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了“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AUKUS)。

　　相比之下，中国一直回避与他国正式结盟，这是基于其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看法，以及避免卷入国际纷争的想法。但有迹象表明，北京方面寻求结盟的动力正在增加。近年来，中国提升了战略伙伴关系，扩大了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的军事交流和联合演习。尽管这些伙伴关系与美国的联盟(包括共同防御条款、广泛的部队基地协议和联合军事能力)仍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中国领导人开始相信，为了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长期竞争中取得胜利，无论是威慑效果还是作战价值，结盟网络都是必要的，那么中国迟早会构建自己的同盟网络基础。这样的发展将标志着美中竞争时代里一个真正转折点的到来，并使得地区和大国冲突在世界上更容易出现。

　　中国建立了自己的网络

　　现在，中国只有一个正式的盟友——朝鲜，两国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中国还与其他数十个国家有官方合作伙伴关系。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它们与北京的特殊关系被称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后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缅甸、柬埔寨、越南、泰国和老挝——以及更远的国家，如埃及、巴西和新西兰。中国还大力推进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建设。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避免建立传统的盟友网络，原因包括长期的意识形态倾向和理性的战略谋划。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就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以及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不干涉和反帝国主义原则的支持者。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外交方面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摒弃传统的强权政治，支持“合作共赢”。这样的措辞旨在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即中国的崛起不应被恐惧，而应被欢迎，因为这对全球发展和繁荣是有好处的——并将北京与华盛顿区分开来，中国领导人经常批评华盛顿保持着过时的“冷战思维”。

　　除了这种公开的外交努力外，中国对联盟的回避姿态反映出，中国在寻求加强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过程中，做出了以经济关系为中心建立对外关系的战略决定。这并不是说中国只用经济影响力来推进其目标。事实上，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迅速扩大了军事能力，并屡屡展示其强硬姿态。然而，尽管中国领导人认为军事力量对于保护国家主权、核心利益、公民和海外投资至关重要，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介入遥远冲突、对他国许下安全承诺的意愿。

　　相反，中国政府专注于提供贷款、投资和贸易机会，并与任何主权实体做生意，无论其性质和业绩如何，都将为中国赢得朋友和影响力。这个策略得到了回报。中国的许多合作伙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都欢迎中国的参与，并以支持中国的核心利益作为交换。这种支持通常是外交性质的——例如，肯定“一个中国”原则;对关于中国有争议的议题表示赞同或不反对中国立场;并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等多边论坛的议程。除了通过经济上诱导，北京也越来越多地转向经济上的惩罚来对待那些违抗其要求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入其网络，并支持对COVID-19的来源进行国际调查后，中国对其出口产品征收了严厉的关税。

　　中国考量的变化

　　在短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完全放弃其谋求主导地位的地缘经济战略。但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可以促使它建立一个真正的联盟网络：如果北京认为其安全环境急剧恶化，足以推翻其寻求正式军事协议的成本效益分析;或者它是否决定取代美国成为主要的军事大国，不仅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而是在全球。(当然，这两种情况并不相互排斥。)

　　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若不与俄罗斯、巴基斯坦或伊朗等重要伙伴签订正式的防务协议，他们的核心利益，比如内政方面，会受到侵蚀，他们就会得出需要结盟的结论。事实上，中国的评估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例如，中国在评论近年来中俄关系的显著深化时，经常指出西方日益增长的“包围”是这一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并强调北京和莫斯科有必要共同努力，以击退美国领导的联盟。尽管北京方面继续坚称中俄“不是盟友”，但它也同时宣称，中俄伙伴关系“没有禁区”、“没有上限”。

　　自2012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演习规模越来越大，包括在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常规海军演习，有时还与伊朗和南非等第三方联合进行。就在上个月，两国首次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巡逻成为头条新闻，中国的《环球时报》称，这是针对美国，因为美国“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友加强同盟”。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和莫斯科脆弱的友谊和对抗历史，以及两国对战略自主的重视，可能会限制它们的伙伴关系的程度。尽管如此，如果两国政府中的任何一方认为自己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两国仍有可能就相互援助达成协议，从后勤支持到直接援助，包括灰色地带或常规军事行动方面的援助。

　　中国转变姿态的另一个例子是它拥抱西方眼中的“流氓国家”。例如，中国领导人在描述中朝关系时的措辞与几年前截然不同，当时北京还竭力与平壤保持距离。今年7月，两国更新了共同防御条约，并誓言将两国联盟提升到“新水平”。今年早些时候，中国还与伊朗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提供经济项目和投资，以换取伊朗的石油资源。两国还承诺通过联合军事交流、情报共享和武器开发深化合作。自伊朗提出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国的申请过去近15年后，中国最近批准了伊朗的申请。据中国分析人士称，十多年来，北京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以避免惹恼华盛顿，并制造上合组织旨在对抗美国的印象。但在断定华盛顿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将持续下去后，它决定接纳伊朗。

　　尽管这些伙伴关系究竟能“升级”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这些事态发展表明，北京方面出于战略和形象的考虑，不愿与伊朗和朝鲜等国家纠缠太深的想法可能正在逐渐减弱，因为它意识到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敌对，因此更迫切地需要争取盟友(尽管这些国家的可靠性存在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领导人很可能会决定，让中国凭借自己的盟友网络成为不可小觑的军事强国，以保护他们利益和抵御华盛顿及其盟友压力——就像美国 70 多年前所做的那样。

　　当然，效仿美国的历史做法并非易事。毕竟，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已经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北京还面临着全球对其长期意图和霸权倾向的深切怀疑。即使是最亲密的“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也是如此。许多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想在北京或华盛顿之间“选边站”。但现状并非一成不变。中国正在迅速培育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试图挑拨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能把部分国家拉到自己一边，也有可能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等重要战略地区推进“芬兰化”，迫使各国放弃与美国的战略关系。

　　联盟的后果

　　在这个权力均衡和战略竞争交替的时代，拜登政府为重振美国的同盟、增加盟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的贡献而做出的巨大努力是必要的。但拜登应该意识到，当美国领导人誓言重新构筑华盛顿的联盟，并朝着“综合威慑”的“21世纪新愿景”努力时，北京很可能会与自己的战略伙伴一起追求同样的目标。

　　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应该与其盟友保持距离，以期缓和中国的行为。毕竟，中国的选择将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战略愿景和雄心。尽管如此，拜登政府还是应该考虑到，它在团结盟友方面的成功可能会影响北京对威胁的看法，并在不知不觉中刺激一个由中国领导的敌对联盟网络的出现。

　　现在应该认真考虑如何接受，并预防这样的结果出现。这方面的努力应该包括，考虑如何让中国也投资于与美国及其盟友，美国需要确保与广泛的国家进行接触，而不仅仅是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这样，美国传统朋友圈之外的国家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最好或唯一的选择是与北京结盟。战略远见和规划对于防止世界走向真正分裂至关重要。

　　帕特里夏·金(Patricia M. Kim)，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大卫·鲁宾斯坦外交政策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