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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关键词: 中国文化 中国

来源:钝角网 2021-11-03 17:47:35

李泽厚: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作者:李泽厚

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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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李泽厚于美国科罗拉多时间11月3日7时逝世,享年91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6月13日,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前行。

  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一种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嘛,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现在西方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我今年七月份去欧洲走了一趟,专门到波兰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地方我一直想去看,以前特地去华盛顿看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些实物资料,这一次想到实地去看看,这毕竟是20世纪最大事件之一。

  看到的毒气室、焚尸炉比我想象的要小,在现代科技运用下却可以短时间内消灭几百万人,太可怕了。不仅是犹太人,还有苏联的战俘、共产党人、吉卜赛人。纳粹鉴别“纯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还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如测量面骨等数据。

  当时我就想,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在希特勒之前,我曾称之为士兵的哲学,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在“二战”时被纳粹以物质力量填补他那个面向死亡前行巨大的深渊,个体生命的意义成了罔顾一切只奉命前冲的士兵的牺牲激情和动力。我觉得他在政治上与纳粹的关系还是次要的,他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很危险更为重要。

  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要知道民族主义是个危险的概念,因为其含混多义,搞不好就弄成煽动情绪的旗帜。我讲在宗教国家,宗教情绪很容易渲染;在非宗教国家,就是民族情绪容易被煽动起来,这是中国的特点。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这个基本观点,二十年来我就没变过。

  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中国崛起更重要的是文化崛起

  我估计中国问题让西方感兴趣要100年以后,100年以后对我个人而言我早就不在了,但对历史长河而言并不漫长。我注意到,西方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其内在心理还是欧洲中心的。

  中国文化总有一天会对整个世界有重大影响。因为中国从最基本的说起,但是这个影响我认为是100年以后,对历史来说是很短,对个体来说非常漫长。现在中国富起来了,西方人要懂得中国文化得懂中文,然后才能同中国人做生意。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是少数人。

  我认为,在经济发展之后必须注重个人自由,在社会正义基础上有必要提出政治民主。中国崛起最终不仅仅在经济上崛起,而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上崛起,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

  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我的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人活着”。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上帝啊,语言啊,意识啊,人生意义啊。90年代,我在悼冯友兰的文章中说,哲学应该考虑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人活着”,也就是人的命运问题。这个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这次疫情恰恰倒证明了我的这个理论。所谓经济问题嘛,就是讨论人怎么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人的衣食住行能不能维持下去,维持得更好一些?

  我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因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一体化,但是疫情有可能让全球化推迟二三十年。但对人类历史来说,这二三十年算什么呢,人类几百万年了,有文明的历史已经四五千年了,这二三十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算不了什么。在疫情以前,已经出现了英国的脱欧,还有川普讲美国优先,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国家利益最重要,实际上就是推迟全球化。

  50年代起我一直认为,欧盟是全球走向大同之路的范例,也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前德国和法国打仗那么多年,现在德国和法国打仗是不可能了,因为经济上大家彼此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嘛,那何必再打仗呢?所以这是人类长久的总体趋势。我讲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嘛,迟早会这样。我看不到了,很多人看不到了,但历史经过一些曲折和倒退,还是会向前进。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对我个人的前途是悲观的,我可能看不到一点希望或萌芽了。一个人最多活一百多岁,对人类几千年历史来说,这算什么。全球化会推迟,但也不会推迟特别长。经济是互相需要的,高科技的发展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这几十年不是科技高速发展嘛,互联网什么的,大家在全球各地都可以联系,高科技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全部切断不大可能。当然了,这得看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本文综合选编自《李泽厚、易中天对话:中国往何处去最危险》《专访李泽厚:中国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李泽厚 最后的访谈》《文化重量与海外前景——王岳川与李泽厚在美国的学术对话》等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 昀舒

李泽厚: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关键词: 中国文化 中国

来源:钝角网 2021-11-03 17:47:35

李泽厚: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作者:李泽厚

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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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家李泽厚于美国科罗拉多时间11月3日7时逝世,享年91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6月13日,湖南长沙人,1954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著有《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前行。

  在不同社会阶段,需要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一种思想的作用要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去考查。

  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理性的东西相当周密。美国的法律多如牛毛,法律就是理性的具体表现。而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在中国是太少了。而在西方,却是工具理性太多,把人都捆起来了。所以,他们需要破坏和解构。中国恰恰相反。学者们要模仿、要接轨,把后现代硬搬过来,在基本学理上是有问题的。当然,后现代作为一种现象,为什么和如何可能产生,这倒值得研究。

  我想可能有这个原因:主流学者不是讲“历史的终结”嘛,历史终结,便不需要革命了,激情也没有了,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有些人感觉极不满意,有各种虚无和自我暴弃。

  但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大量农民工还在为生存拼死拼活。所以,这些思想就和时代脱节了。其实,就算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贫富悬殊问题。不然法国哪有那么大的骚乱,也是因为那些移民的第二代受到歧视吧。

  讲后现代的人,很大部分是学院里的教授。一些人大肆赞美非洲的原始部族。有学者说,那你干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非洲去?为什么自己不去那里生活?

  后现代思潮实际上是在学院里,并不是发达社会的思想主流,社会的主流还是非常理性的。

  现在西方最时髦的就是后现代,要赶时髦,才能接轨嘛。学术和科技不一样,科技当然最时髦的就是最好的。学术却不一定。现在的理论不一定比柏拉图好到哪里去。后现代的这些代表人物反对理性、反对启蒙。但他们其实并不比康德、洛克、休谟强到哪里去。福柯、德里达这些人,我觉得比马克思差远了。

  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我今年七月份去欧洲走了一趟,专门到波兰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个地方我一直想去看,以前特地去华盛顿看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些实物资料,这一次想到实地去看看,这毕竟是20世纪最大事件之一。

  看到的毒气室、焚尸炉比我想象的要小,在现代科技运用下却可以短时间内消灭几百万人,太可怕了。不仅是犹太人,还有苏联的战俘、共产党人、吉卜赛人。纳粹鉴别“纯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还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如测量面骨等数据。

  当时我就想,一个邪恶的理论,而且是非常肤浅的理论,一旦忽悠了群众,和权力结合——希特勒可是通过选票上台的——可以造成多么巨大的灾难,由此可以推论出理论工作的意义,即反对邪恶的理论、思潮、思想非常重要。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在希特勒之前,我曾称之为士兵的哲学,是向前冲锋、向前行动的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在“二战”时被纳粹以物质力量填补他那个面向死亡前行巨大的深渊,个体生命的意义成了罔顾一切只奉命前冲的士兵的牺牲激情和动力。我觉得他在政治上与纳粹的关系还是次要的,他的思想在深层次上很危险更为重要。

  我以前常说书生百无一用,现在倒认为书生还真要有点历史感和责任感,要对自己所写所说负责,不要把人们引入错误方向。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

  民族主义,是很危险的事情。今天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一种主义。如果有人鼓动,我们和日本打一仗,那一定是许多青年人争先恐后。现在之所以不能搞议会、多党制,原因之一是打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一定优势胜出。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学术界也有某种民族主义思想,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朋友,我是不赞成的。10年前不是有本书《中国可以说不》,我非常反感。现在也有一种情绪,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也不赞成。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大。不管哪个方面,科学、军事、技术、政治、文化以及经济,我们比西方都差一大截。所以我最讨厌豪言壮语。这方面我和很多人讲不来。我认为这种姿态容易误导民众。如果号召和日本或美国打仗,那一定热血沸腾,群情激奋,极不理性。

  要知道民族主义是个危险的概念,因为其含混多义,搞不好就弄成煽动情绪的旗帜。我讲在宗教国家,宗教情绪很容易渲染;在非宗教国家,就是民族情绪容易被煽动起来,这是中国的特点。国家弱的时候,煽动点民族情绪没什么;国家强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情绪蔓延。这个基本观点,二十年来我就没变过。

  我也一再说欧盟是个榜样,那么复杂的情况可以走到现在这样密切的经济联系,这才是世界真正走向大同的路径。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可以联合在一起。现在不能想象法德再打仗了。也许30年后俄罗斯也会进去。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力量。

  对台湾也是,经济力量才能让它不和大陆分开。这就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的吃饭哲学。我说的吃饭,包括衣食住行、性健寿娱,指整个生活质量的不断上升。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人首先是一种物质性的生存动物,我不欣赏那些大讲精神至上的人。我故意用吃饭哲学这个词。有人说庸俗、粗鄙。我就是要它来刺激那些蔑视物质生活的人。你再不庸俗,也要吃饭,而且都想吃点好饭。除了印度的苦行僧。

  中国崛起更重要的是文化崛起

  我估计中国问题让西方感兴趣要100年以后,100年以后对我个人而言我早就不在了,但对历史长河而言并不漫长。我注意到,西方对中国最友好的人,其内在心理还是欧洲中心的。

  中国文化总有一天会对整个世界有重大影响。因为中国从最基本的说起,但是这个影响我认为是100年以后,对历史来说是很短,对个体来说非常漫长。现在中国富起来了,西方人要懂得中国文化得懂中文,然后才能同中国人做生意。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是少数人。

  我认为,在经济发展之后必须注重个人自由,在社会正义基础上有必要提出政治民主。中国崛起最终不仅仅在经济上崛起,而更重要的是要在文化上崛起,这才是真正的崛起。

  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

  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我的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人活着”。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上帝啊,语言啊,意识啊,人生意义啊。90年代,我在悼冯友兰的文章中说,哲学应该考虑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人活着”,也就是人的命运问题。这个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这次疫情恰恰倒证明了我的这个理论。所谓经济问题嘛,就是讨论人怎么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人的衣食住行能不能维持下去,维持得更好一些?

  我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因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一体化,但是疫情有可能让全球化推迟二三十年。但对人类历史来说,这二三十年算什么呢,人类几百万年了,有文明的历史已经四五千年了,这二三十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算不了什么。在疫情以前,已经出现了英国的脱欧,还有川普讲美国优先,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国家利益最重要,实际上就是推迟全球化。

  50年代起我一直认为,欧盟是全球走向大同之路的范例,也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前德国和法国打仗那么多年,现在德国和法国打仗是不可能了,因为经济上大家彼此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嘛,那何必再打仗呢?所以这是人类长久的总体趋势。我讲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嘛,迟早会这样。我看不到了,很多人看不到了,但历史经过一些曲折和倒退,还是会向前进。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对我个人的前途是悲观的,我可能看不到一点希望或萌芽了。一个人最多活一百多岁,对人类几千年历史来说,这算什么。全球化会推迟,但也不会推迟特别长。经济是互相需要的,高科技的发展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这几十年不是科技高速发展嘛,互联网什么的,大家在全球各地都可以联系,高科技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全部切断不大可能。当然了,这得看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本文综合选编自《李泽厚、易中天对话:中国往何处去最危险》《专访李泽厚:中国哪方面都比西方差一大截》《李泽厚 最后的访谈》《文化重量与海外前景——王岳川与李泽厚在美国的学术对话》等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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