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鼓励外国公司在本国设立新机构或收购本国公司，即所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是运用这种策略的典范，从印度到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热情地讨好外国企业。FDI使外国公司的新想法能够渗透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提高它们在当地的供应商、商业客户，有时甚至是它们自己的竞争对手的业绩。例如，当日本汽车制造商把工厂开到北美时，底特律认识到，提前预防缺陷的成本要比事后修复的成本低。

　　只有一个大国对FDI带来的效益说“不，谢谢”：日本。2019年(可获得的最新数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对196个国家的累计FDI流入占GDP的比例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最后，前一名则是朝鲜。

2021年9月的东京街头

　　其他国家的结果表明，FDI的增加可能大幅推动日本经济增长。从FDI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是那些落后于全球效率基准最多的国家。是的，日本确实在一些领域表现出色，例如汽车工业，但在许多其他领域，它是落后的。比如数字技术，它在整个经济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一家企业管理机构对64个国家的数字化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评分时，日本排在了第53位。如果日本希望扭转其停滞的经济增长，增加FDI是必不可少的一剂良方。

　　日本的困境源于几十年来对外国企业收购国内企业设置的正式和非正式障碍。幸运的是，有一些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接受FDI的好处——尽管日本政界和商界领袖可能需要做出坚定的努力，才能提升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排名。

　　失真的数据

　　对于日本相当靠后的排名，更加令人吃惊的的是，20年前，日本领导人就将FDI纳入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战略。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时，日本的FDI仅占GDP的1.2%，而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是28.0%。小泉纯一郎最初承诺将FDI增加一倍，然后在2006年设定了2011年FDI占GDP比重达到5.0%的目标。一开始的进展很明显：到2008年，FDI占GDP比重上升到4.0%。此后，势头开始停滞。尽管他的继任者安倍晋三在2013年承诺将FDI增加一倍，但截至2019年，这一比例仅稍有提高，为4.4%。与此同时，在典型的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跃升至44.0%。

　　更糟糕的是，日本政府对自身的失败讳莫如深。日本财务省报告称，2020年流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攀升至约3590亿美元，实现了安倍设定的较2013年翻一番的目标。但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日本2020年的数字约为2150亿美元。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简单说，日本政府使用的是一组误导性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两种衡量方法，但只推荐其中一种——称为“方向性原则”——用于观察一国FDI随时间的变化或对各国进行比较。相比之下，日本财务省采用了另一方法，称为“资产/负债原则”。这种方法虽然也是可以的，但它包括了与实际FDI无关的项目，如海外子公司的贷款返还给在日本的母公司。

　　谈及日本的数据时，经合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证实，方向性原则“更适合分析FDI带来经济影响”。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认识到问题所在，东京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为什么日本不能吸引更多FDI

　　为什么日本吸引更多FDI的努力失败了?别的国家从抵制FDI转为欢迎后，FDI都会激增。例如，在韩国，FDI占GDP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2%跃升至现在的14%。在印度，这一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微不足道的0.5%上升到现在的14.0%。在东欧的八个前苏联国家中，这一比例在共产主义结束后从7%暴增至55%。学者星武夫(Takeo Hoshi)和清田耕造(Kozo Kiyota)计算出，如果日本有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国家同样的表现，到2015年，FDI占GDP的比例将达到35%。

　　日本市场对外国企业也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在屡次的调查中，跨国公司都将日本列为首选的投资目的地，因为它拥有庞大、富裕的市场，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和客户群以及潜在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高技术能力。

　　增加FDI的主要障碍是，外国企业在收购运行良好的日本企业方面面临障碍。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80%的FDI采取并购的形式，但在日本，这一比例只有14%。FDI流入日本的总额很低，主要是因为并购规模太小。

　　这种障碍是二战后遗留下来的，当时东京出于对受外国公司支配的恐惧而限制FDI。在20世纪60年代，当日本为了加入经合组织而不得不正式放宽其限制时，政府制定了所谓的“自由化对策”，为外来并购制造间接障碍。这些措施包括重振企业巨头及其金融家之间的交叉持股，支持企业集团相互联合——被称为“经连会”(Keiretsu)，以及制定繁琐的跨境交易规则。

　　小泉废除了FDI的一些法律障碍。在长达两年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中，他听取了日本美国商会(ACCJ)外国直接投资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斯·贝内斯(Nicholas Benes)等外国企业高管的意见，小泉政府对日本商法进行了修改，使国内并购更加容易。虽然大多数明显的障碍现在已经消除，但企业集团系统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障碍。

　　媒体往往会报道外国公司拯救日产、夏普、东芝等破产巨头的大案例，但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都希望收购能够促进母公司全球扩张的好公司。然而，最具吸引力的目标——无论是大型还是中型公司——大多都是难以并购的，因为它们属于经连会。传统上，一个经连会的成员从不把自己卖给另一个经连会的成员，更不用说外国公司了。虽然日本的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连会内部并购的阻力，但大多数经联会仍然强烈反对外国买家的收购。

　　日本的企业集团包括2.6万家母公司及其5.6万家子公司，雇佣了1800万名员工，占日本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甚至不包括其他有吸引力的公司在未关联的分包商和紧密联系的供应商中。例如，丰田集团(Toyota Group)有1,000家子公司和40,000家供应商，其中大多数都是联系紧密的分包商。从1996年到2000年，外国人只收购了57家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而收购了3000多家企业集团之外的企业。

　　更糟糕的是，在太多的政策制定者那里，保守的色彩仍然挥之不去。例如，政府的咨询机构——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委员会(FDI Promotion Council)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文件草案中认为，外来并购可能对解决日本中小企业巨大的继承危机有很大帮助。草案指出，到2025年，60万家盈利的中小企业可能不得不关闭，因为它们的所有者届时将超过70岁，并且没有继任者。多达600万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为了防止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份草案呼吁建立“一些机制”来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找到合适的外国合作伙伴，并“促进第三方之间的业务转移(并购)”。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日本内阁府(Cabinet Office) 6月份发布的最终文件中没有任何对内并购的内容。显然，有人认为外国人收购日本公司比大规模失业更危险。

　　改变的驱动因素

　　好在有一些新的力量提供了改变的可能性。首先是公众情绪的重大转变。在21世纪初，日本读者热衷于阅读大量抨击外国投资者是秃鹫和吸血动物的书——有一本这样的小说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15万册。相比之下，仅仅十年后，在法国汽车公司收购了日产这家陷入困境的日本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后，外国高管卡洛斯•戈恩就成为拯救日产的民间英雄。

　　民意调查显示，现在更多的人认为外国公司有积极影响，而不是消极影响。商界也出现了变化：尽管实力强大的经联会仍对境外并购持抵制态度，但政治实力较弱的企业高管团体——经济同友会却持支持态度。

　　第二个潜在驱动因素是中小企业的继任危机。想想那些70岁高龄的中小企业老板吧，他们真的很担心员工的未来。如果有政府或日本大银行和贸易公司的引进，有多少人会拒绝把企业卖给外国人?

　　日本现有的官僚组织架构很容易就能完成这项任务。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积极鼓励外国公司在日本设立新业务，但并没有努力招募外国公司收购日本公司。为面临风险的中小企业寻找外国买家应列入这个机构的任务清单里。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和大银行，凭借它们的能力和在国内外广泛的网络，会发现充当中介非常有利可图。研究表明，如果看到其他企业成功地被外国企业并购，中小企业更有可能将自身出售给外国企业，这一过程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

　　第三个驱动因素是企业需要改革，如2014年日本金融厅颁布的《管理责任守则》和2015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为应对政府压力而采用的《公司治理守则》。《管理准则》要求机构投资者利用其持股推动公司提升股东价值。《公司治理守则》要求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对股东的响应能力，同时更加关注盈利能力，而不仅仅是规模或市场份额。

　　这似乎与FDI无关，但在日本的外国公司看到了联系。向政府提出《公司治理守则》日本美国商会负责人，认为随着大公司面临利润最大化的压力，它们将越来越关注核心竞争力。因此，它们将出售非核心部门，以及与另一家公司有更好协同作用的子公司。这不仅会直接帮助经济增长，还会增加可供外国人收购的公司数量。鉴于对这一发展的预期，KKR、贝恩资本、CVC和其他数十家私募股权公司正在积累资金。

　　这种逻辑可能最终会产生结果，但到目前为止，预期的热潮尚未出现。自2004年以来，每年只有大约10到20个超过1亿美元的国内资产剥离给私募股权公司，这个数字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如2018年东芝以180亿美元的价格将存储芯片部门出售给贝恩资本牵头的财团，这类交易的总体价值也没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贝恩资本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评论称，没有进展是因为“董事会和股东尚未推动战略性剥离。”

　　报告补充说，企业转而采取更容易的方式来显示更高的“股本回报率”，比如股票回购和出售不盈利或销售额下降的部门或子公司。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减薪。如果股东不关心利润是如何获得的，那么就不清楚股东权力的增加是否会导致更有益的战略，比如剥离健康但非核心的部门和附属公司。

　　无论这三个驱动因素的最终影响如何，FDI只有在政府和商业领袖共同采取政策措施促进国内并购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大幅增长。否则，日本的FDI很可能会继续排在榜单的最后一名，而经济增长也会像今天一样疲软。

　　作者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是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鼓励外国公司在本国设立新机构或收购本国公司，即所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是运用这种策略的典范，从印度到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在热情地讨好外国企业。FDI使外国公司的新想法能够渗透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提高它们在当地的供应商、商业客户，有时甚至是它们自己的竞争对手的业绩。例如，当日本汽车制造商把工厂开到北美时，底特律认识到，提前预防缺陷的成本要比事后修复的成本低。

　　只有一个大国对FDI带来的效益说“不，谢谢”：日本。2019年(可获得的最新数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对196个国家的累计FDI流入占GDP的比例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最后，前一名则是朝鲜。

2021年9月的东京街头

　　其他国家的结果表明，FDI的增加可能大幅推动日本经济增长。从FDI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是那些落后于全球效率基准最多的国家。是的，日本确实在一些领域表现出色，例如汽车工业，但在许多其他领域，它是落后的。比如数字技术，它在整个经济中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一家企业管理机构对64个国家的数字化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评分时，日本排在了第53位。如果日本希望扭转其停滞的经济增长，增加FDI是必不可少的一剂良方。

　　日本的困境源于几十年来对外国企业收购国内企业设置的正式和非正式障碍。幸运的是，有一些迹象表明，日本正在接受FDI的好处——尽管日本政界和商界领袖可能需要做出坚定的努力，才能提升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排名。

　　失真的数据

　　对于日本相当靠后的排名，更加令人吃惊的的是，20年前，日本领导人就将FDI纳入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战略。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时，日本的FDI仅占GDP的1.2%，而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是28.0%。小泉纯一郎最初承诺将FDI增加一倍，然后在2006年设定了2011年FDI占GDP比重达到5.0%的目标。一开始的进展很明显：到2008年，FDI占GDP比重上升到4.0%。此后，势头开始停滞。尽管他的继任者安倍晋三在2013年承诺将FDI增加一倍，但截至2019年，这一比例仅稍有提高，为4.4%。与此同时，在典型的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跃升至44.0%。

　　更糟糕的是，日本政府对自身的失败讳莫如深。日本财务省报告称，2020年流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攀升至约3590亿美元，实现了安倍设定的较2013年翻一番的目标。但事实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数据，日本2020年的数字约为2150亿美元。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简单说，日本政府使用的是一组误导性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了两种衡量方法，但只推荐其中一种——称为“方向性原则”——用于观察一国FDI随时间的变化或对各国进行比较。相比之下，日本财务省采用了另一方法，称为“资产/负债原则”。这种方法虽然也是可以的，但它包括了与实际FDI无关的项目，如海外子公司的贷款返还给在日本的母公司。

　　谈及日本的数据时，经合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证实，方向性原则“更适合分析FDI带来经济影响”。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认识到问题所在，东京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为什么日本不能吸引更多FDI

　　为什么日本吸引更多FDI的努力失败了?别的国家从抵制FDI转为欢迎后，FDI都会激增。例如，在韩国，FDI占GDP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2%跃升至现在的14%。在印度，这一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微不足道的0.5%上升到现在的14.0%。在东欧的八个前苏联国家中，这一比例在共产主义结束后从7%暴增至55%。学者星武夫(Takeo Hoshi)和清田耕造(Kozo Kiyota)计算出，如果日本有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国家同样的表现，到2015年，FDI占GDP的比例将达到35%。

　　日本市场对外国企业也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在屡次的调查中，跨国公司都将日本列为首选的投资目的地，因为它拥有庞大、富裕的市场，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和客户群以及潜在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高技术能力。

　　增加FDI的主要障碍是，外国企业在收购运行良好的日本企业方面面临障碍。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80%的FDI采取并购的形式，但在日本，这一比例只有14%。FDI流入日本的总额很低，主要是因为并购规模太小。

　　这种障碍是二战后遗留下来的，当时东京出于对受外国公司支配的恐惧而限制FDI。在20世纪60年代，当日本为了加入经合组织而不得不正式放宽其限制时，政府制定了所谓的“自由化对策”，为外来并购制造间接障碍。这些措施包括重振企业巨头及其金融家之间的交叉持股，支持企业集团相互联合——被称为“经连会”(Keiretsu)，以及制定繁琐的跨境交易规则。

　　小泉废除了FDI的一些法律障碍。在长达两年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中，他听取了日本美国商会(ACCJ)外国直接投资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斯·贝内斯(Nicholas Benes)等外国企业高管的意见，小泉政府对日本商法进行了修改，使国内并购更加容易。虽然大多数明显的障碍现在已经消除，但企业集团系统仍然是一个主要的障碍。

　　媒体往往会报道外国公司拯救日产、夏普、东芝等破产巨头的大案例，但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都希望收购能够促进母公司全球扩张的好公司。然而，最具吸引力的目标——无论是大型还是中型公司——大多都是难以并购的，因为它们属于经连会。传统上，一个经连会的成员从不把自己卖给另一个经连会的成员，更不用说外国公司了。虽然日本的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连会内部并购的阻力，但大多数经联会仍然强烈反对外国买家的收购。

　　日本的企业集团包括2.6万家母公司及其5.6万家子公司，雇佣了1800万名员工，占日本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这甚至不包括其他有吸引力的公司在未关联的分包商和紧密联系的供应商中。例如，丰田集团(Toyota Group)有1,000家子公司和40,000家供应商，其中大多数都是联系紧密的分包商。从1996年到2000年，外国人只收购了57家企业集团的成员企业，而收购了3000多家企业集团之外的企业。

　　更糟糕的是，在太多的政策制定者那里，保守的色彩仍然挥之不去。例如，政府的咨询机构——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委员会(FDI Promotion Council)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文件草案中认为，外来并购可能对解决日本中小企业巨大的继承危机有很大帮助。草案指出，到2025年，60万家盈利的中小企业可能不得不关闭，因为它们的所有者届时将超过70岁，并且没有继任者。多达600万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为了防止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份草案呼吁建立“一些机制”来帮助这些中小企业找到合适的外国合作伙伴，并“促进第三方之间的业务转移(并购)”。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日本内阁府(Cabinet Office) 6月份发布的最终文件中没有任何对内并购的内容。显然，有人认为外国人收购日本公司比大规模失业更危险。

　　改变的驱动因素

　　好在有一些新的力量提供了改变的可能性。首先是公众情绪的重大转变。在21世纪初，日本读者热衷于阅读大量抨击外国投资者是秃鹫和吸血动物的书——有一本这样的小说在一个月内就卖出了15万册。相比之下，仅仅十年后，在法国汽车公司收购了日产这家陷入困境的日本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后，外国高管卡洛斯•戈恩就成为拯救日产的民间英雄。

　　民意调查显示，现在更多的人认为外国公司有积极影响，而不是消极影响。商界也出现了变化：尽管实力强大的经联会仍对境外并购持抵制态度，但政治实力较弱的企业高管团体——经济同友会却持支持态度。

　　第二个潜在驱动因素是中小企业的继任危机。想想那些70岁高龄的中小企业老板吧，他们真的很担心员工的未来。如果有政府或日本大银行和贸易公司的引进，有多少人会拒绝把企业卖给外国人?

　　日本现有的官僚组织架构很容易就能完成这项任务。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积极鼓励外国公司在日本设立新业务，但并没有努力招募外国公司收购日本公司。为面临风险的中小企业寻找外国买家应列入这个机构的任务清单里。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和大银行，凭借它们的能力和在国内外广泛的网络，会发现充当中介非常有利可图。研究表明，如果看到其他企业成功地被外国企业并购，中小企业更有可能将自身出售给外国企业，这一过程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

　　第三个驱动因素是企业需要改革，如2014年日本金融厅颁布的《管理责任守则》和2015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为应对政府压力而采用的《公司治理守则》。《管理准则》要求机构投资者利用其持股推动公司提升股东价值。《公司治理守则》要求上市公司提高透明度和对股东的响应能力，同时更加关注盈利能力，而不仅仅是规模或市场份额。

　　这似乎与FDI无关，但在日本的外国公司看到了联系。向政府提出《公司治理守则》日本美国商会负责人，认为随着大公司面临利润最大化的压力，它们将越来越关注核心竞争力。因此，它们将出售非核心部门，以及与另一家公司有更好协同作用的子公司。这不仅会直接帮助经济增长，还会增加可供外国人收购的公司数量。鉴于对这一发展的预期，KKR、贝恩资本、CVC和其他数十家私募股权公司正在积累资金。

　　这种逻辑可能最终会产生结果，但到目前为止，预期的热潮尚未出现。自2004年以来，每年只有大约10到20个超过1亿美元的国内资产剥离给私募股权公司，这个数字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除了一些例外情况，如2018年东芝以180亿美元的价格将存储芯片部门出售给贝恩资本牵头的财团，这类交易的总体价值也没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贝恩资本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评论称，没有进展是因为“董事会和股东尚未推动战略性剥离。”

　　报告补充说，企业转而采取更容易的方式来显示更高的“股本回报率”，比如股票回购和出售不盈利或销售额下降的部门或子公司。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减薪。如果股东不关心利润是如何获得的，那么就不清楚股东权力的增加是否会导致更有益的战略，比如剥离健康但非核心的部门和附属公司。

　　无论这三个驱动因素的最终影响如何，FDI只有在政府和商业领袖共同采取政策措施促进国内并购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大幅增长。否则，日本的FDI很可能会继续排在榜单的最后一名，而经济增长也会像今天一样疲软。

　　作者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是卡内基伦理与国际事务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