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最近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称，在美国最需要举起国际主义旗帜的时候，拜登总统却决心延续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新的共识正在华盛顿显现：美国优先。哈斯写道，尽管拜登政府发出了国际主义言论，但“现任总统和前总统的外交政策之间的连续性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这种新共识可能会把二战后发展出的一项战略抛在一边。目前的模式并非孤立主义，但它拒绝了国际主义的核心原则，即美国作为利益攸关者，积极维护国际自由秩序并防止其崩溃。

　　哈斯承认，在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美国因为傲慢而犯下了一些错误，包括未能遏制中国的崛起，扩大北约的决定引发了俄罗斯的复仇主义，当然还有伊拉克战争。但哈斯对伴随着新的现实主义和战略克制共识出现的民族主义持谨慎态度：

　　伴随对大国竞争关注的，是对美国民族主义的共同拥抱。特朗普政府急切地采纳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和理念，尽管这个标签源自一股带有对纳粹德国同情的孤立主义。拜登政府的民族主义不那么明显，但其“中产阶级外交”的口号反映了一些类似的倾向。

　　这种新兴民族主义的证据是什么?

　　美国优先”的倾向也体现在拜登政府对 COVID-19 的初期应对中。即使国内供应远远超过需求，美国疫苗的出口也受到限制和延迟，而且并没有在扩大产能以允许更多出口方面充分努力。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虽然在威权主义日益上升的情况下，表面上讲价值观和民主国家团结，但实际上继续与菲律宾等威权主义领导人和印度等多数主义非自由民主国家合作。只要目标是在大国竞争中制衡中国，利益就会压倒价值观。

　　此外，哈斯非常担心美国从大中东地区撤出的本能倾向，他发现拜登的现实主义和特朗普的紧缩政策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新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希望从大中东地区撤出，那里曾是所谓“永久战争”的发源地，极大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范式的转变。阿富汗是这种共同推动力的典型例子。

　　这不是哈斯第一次对从阿富汗撤军表示担忧。

　　8月21日，他在推特上写道:“从阿富汗撤军的替代方案不是‘无休止的占领’，而是无限期的存在。占领是强加的，而保持存在则是通过邀请。否则，我们在日本、德国和韩国的存在也被认为是“占领”。是的，问题在于紧缩。”在这种背景下，开放式存在是驻军外交的委婉说法，是强制性帝国主义的精致版本。哈斯写道，拜登不仅是在追随特朗普的紧缩举措，而且是以特朗普式的方式单方面实施紧缩。

　　和之前的特朗普一样，他认为阿富汗战争是一场“永远的战争”，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退出这场战争。拜登不仅实施了他继承的特朗普政策;他的政府还以特朗普式的方式这样做，很少与其他国家协商，让北约盟国陷入混乱。

　　同样的单边主义也体现在澳美英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AUKUS)的创建中，这已经损害了跨大西洋关系。“多边主义和同盟优先的外交政策在现实中已经让位于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哈斯写道，“如果没有新的美国国际主义，可能的结果将是一个更不自由、更暴力、更缺乏意愿以应对共同挑战的世界。”

　　除了语无伦次之外，一些指控还显得莫名其妙。美国政府优先为本国民众接种疫苗是可以理解的。疫苗是应对大流行威胁的主要武器，不明白为什么哈斯宁愿让全世界受益于美国的慈善事业，而要以美国纳税人为代价。困难时期需要权衡取舍。澳美英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多边条约，只是它不是哈斯想要的那种结盟。

　　哈斯希望美国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西欧结盟，特别是由布鲁塞尔统治的欧盟核心，即使欧盟核心已经把“搭便车”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且更愿意站在中国一边。非常直白地说，美国是在与核心的盎格鲁文化圈结盟，并把欧盟安全的责任交给欧洲。

　　无论如何，没有办法让各方都满意。澳大利亚人来到英国，英国人又来到美国。华盛顿应该拒绝吗?哈斯的论点是建立在美国在欧洲正失去信誉的说法上的。这种说法没什么根据。如果法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真的担心美国合作的可信度，加上面对俄罗斯入侵的威胁，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国家很快出现的“内部平衡”和迅速的军备重组。这是判断美国军事信誉是不是丧失的唯一可衡量的标准。除非发生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只能将其归纳在外交辞令、捕风捉影和国内政治氛围层面。

　　有了澳美英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随后针对土耳其的希腊-法国防务协定，大规模意识形态结盟的时代已经结束，规模较小的纯军事和战略协定又回来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存在的规范的回归。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这些安排平摊负担，以利益为导向，避免意识形态战争和搭便车。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秩序。

　　主张美国应该继续维持阿富汗和中东的治安也是荒谬的，尤其是在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证实战略局势不会改变之后。首先，美国并没有真正从中东撤军。例如，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仍然驻扎在巴林。除此之外，认为中东与西欧或东亚具有同等战略重要性的观点，坦率地说，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从理论上讲，没有人可以从海上入侵美国本土。美国的生存没有面临任何威胁。

　　然而，潜在的大国或霸权威胁可能来自西欧和东亚，这是地缘政治。这次拙劣的撤离不是文官领导层的过错，那些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高级将领才应该因无能而辞职。撤军是在一年半以前就计划和决定的，前后由两个总统提议，通过了两党的政治决议。事实是，军方领导人不想听从文职政府的命令，想要留下来。结果，他们推迟了撤军，直到撤军失败。在上周的国会听证会上，他们试图挽回面子，将机构的无能归咎于文职领导。如果有2500人的部队留在那里，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正是由于误解了冲突、大战略、阿富汗和大中东，才会面临要么“离开”，要么“增兵”的选择。

　　最后一个问题是拜登的“特朗普式”论调。哈斯并不是唯一一个争论“说辞”问题的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沙迪·哈米德(Shadi Hamid)认为，拜登不是进步人士，而是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反驳说，两者之间的有区别的。

　　让一些进步主义研究者感到不安的是，现实政治(行动，而非仅仅停留在理论)除了需要表现一种强硬形象外，还需要兜售民族主义来俘获选民，这看起来很有意思。外交既不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圣战，也不是寻求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俱乐部或伙伴关系，而是发展一种不那么令人舒服、需要模糊道德边界的关系，与有问题的国家共存。用法国前外交官热拉尔•阿劳德( Gerard Araud)的话说，世界是一个没有法官和警察的丛林，人们的目标不是把食肉动物变成素食主义者，而是不要被吃掉。推动阿富汗现代化的使命和让外国意识形态在中东强化的想法，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官僚和国防圈子，以及某些智库中，这些智库往往由外国和游说团体提供资金，它们也获得了反恐战争时期的大量拨款。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风向已经改变了。这反映在一种新的反精英运动中，即上升的现实主义和战略克制。

　　借用《教父》中的说法，过去二十年中，导致美国相对实力削弱的军事-非政府组织是“和平时期的军师”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需要非道德的、冷静的、反精英的现实主义。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之中，理解相对衰落与绝对衰落及崩溃之间的区别，对于实施新的宏大战略至关重要。哈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些缺陷，比如北约扩张，以及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徒劳的战争，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些都是他所推崇的国际主义世界观的后果。北约扩张是克林顿式的民主和平理论大战略的直接结果。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和代理人战争是基于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即在美国领导下，半封建社会可以转变为民主社会，不管他们的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如何。

　　哈斯承认，因为财富和人力的浪费导致相对衰落是愚蠢的。但随后，他又提出了同样宏大战略的延续，显示出他对世界走向和此后的秩序将如何发展缺乏理解。如果一个人的分析思路是错误的，那么最终的策略也必然是错误的。政策制定要基于对未来秩序的正确判断。

　　相对的衰落会导致强权国家的收缩和恢复，同时需要由别的国家承担责任、负担后果。绝对衰退要么导致直接崩溃，要么导致恐惧、战争和过度扩张，然后带来内爆和崩溃。没有什么委婉的说辞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霸权已经不复存在。这不足为奇，因为霸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消耗资源。但是，如果美国需要保持其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它就需要其他大国和盟友分担负担，而让对手消耗资源。这就要求从那些具有“腐蚀性”的地区收缩，并将一些地区的安全责任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其中一些决定将是单方面进行的，并经常会通过公开的民族主义言论向美国公众兜售。

　　作者苏曼特拉·马特拉(Sumantra Maitra)是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家安全研究员，诺丁汉大学学者。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最近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称，在美国最需要举起国际主义旗帜的时候，拜登总统却决心延续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新的共识正在华盛顿显现：美国优先。哈斯写道，尽管拜登政府发出了国际主义言论，但“现任总统和前总统的外交政策之间的连续性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这种新共识可能会把二战后发展出的一项战略抛在一边。目前的模式并非孤立主义，但它拒绝了国际主义的核心原则，即美国作为利益攸关者，积极维护国际自由秩序并防止其崩溃。

　　哈斯承认，在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美国因为傲慢而犯下了一些错误，包括未能遏制中国的崛起，扩大北约的决定引发了俄罗斯的复仇主义，当然还有伊拉克战争。但哈斯对伴随着新的现实主义和战略克制共识出现的民族主义持谨慎态度：

　　伴随对大国竞争关注的，是对美国民族主义的共同拥抱。特朗普政府急切地采纳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和理念，尽管这个标签源自一股带有对纳粹德国同情的孤立主义。拜登政府的民族主义不那么明显，但其“中产阶级外交”的口号反映了一些类似的倾向。

　　这种新兴民族主义的证据是什么?

　　美国优先”的倾向也体现在拜登政府对 COVID-19 的初期应对中。即使国内供应远远超过需求，美国疫苗的出口也受到限制和延迟，而且并没有在扩大产能以允许更多出口方面充分努力。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虽然在威权主义日益上升的情况下，表面上讲价值观和民主国家团结，但实际上继续与菲律宾等威权主义领导人和印度等多数主义非自由民主国家合作。只要目标是在大国竞争中制衡中国，利益就会压倒价值观。

　　此外，哈斯非常担心美国从大中东地区撤出的本能倾向，他发现拜登的现实主义和特朗普的紧缩政策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新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希望从大中东地区撤出，那里曾是所谓“永久战争”的发源地，极大推动了美国外交政策范式的转变。阿富汗是这种共同推动力的典型例子。

　　这不是哈斯第一次对从阿富汗撤军表示担忧。

　　8月21日，他在推特上写道:“从阿富汗撤军的替代方案不是‘无休止的占领’，而是无限期的存在。占领是强加的，而保持存在则是通过邀请。否则，我们在日本、德国和韩国的存在也被认为是“占领”。是的，问题在于紧缩。”在这种背景下，开放式存在是驻军外交的委婉说法，是强制性帝国主义的精致版本。哈斯写道，拜登不仅是在追随特朗普的紧缩举措，而且是以特朗普式的方式单方面实施紧缩。

　　和之前的特朗普一样，他认为阿富汗战争是一场“永远的战争”，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退出这场战争。拜登不仅实施了他继承的特朗普政策;他的政府还以特朗普式的方式这样做，很少与其他国家协商，让北约盟国陷入混乱。

　　同样的单边主义也体现在澳美英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AUKUS)的创建中，这已经损害了跨大西洋关系。“多边主义和同盟优先的外交政策在现实中已经让位于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哈斯写道，“如果没有新的美国国际主义，可能的结果将是一个更不自由、更暴力、更缺乏意愿以应对共同挑战的世界。”

　　除了语无伦次之外，一些指控还显得莫名其妙。美国政府优先为本国民众接种疫苗是可以理解的。疫苗是应对大流行威胁的主要武器，不明白为什么哈斯宁愿让全世界受益于美国的慈善事业，而要以美国纳税人为代价。困难时期需要权衡取舍。澳美英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多边条约，只是它不是哈斯想要的那种结盟。

　　哈斯希望美国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西欧结盟，特别是由布鲁塞尔统治的欧盟核心，即使欧盟核心已经把“搭便车”变成了一种艺术，而且更愿意站在中国一边。非常直白地说，美国是在与核心的盎格鲁文化圈结盟，并把欧盟安全的责任交给欧洲。

　　无论如何，没有办法让各方都满意。澳大利亚人来到英国，英国人又来到美国。华盛顿应该拒绝吗?哈斯的论点是建立在美国在欧洲正失去信誉的说法上的。这种说法没什么根据。如果法国、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真的担心美国合作的可信度，加上面对俄罗斯入侵的威胁，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国家很快出现的“内部平衡”和迅速的军备重组。这是判断美国军事信誉是不是丧失的唯一可衡量的标准。除非发生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只能将其归纳在外交辞令、捕风捉影和国内政治氛围层面。

　　有了澳美英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随后针对土耳其的希腊-法国防务协定，大规模意识形态结盟的时代已经结束，规模较小的纯军事和战略协定又回来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存在的规范的回归。这并不是什么坏事。这些安排平摊负担，以利益为导向，避免意识形态战争和搭便车。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秩序。

　　主张美国应该继续维持阿富汗和中东的治安也是荒谬的，尤其是在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证实战略局势不会改变之后。首先，美国并没有真正从中东撤军。例如，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仍然驻扎在巴林。除此之外，认为中东与西欧或东亚具有同等战略重要性的观点，坦率地说，是没有现实根据的。从理论上讲，没有人可以从海上入侵美国本土。美国的生存没有面临任何威胁。

　　然而，潜在的大国或霸权威胁可能来自西欧和东亚，这是地缘政治。这次拙劣的撤离不是文官领导层的过错，那些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高级将领才应该因无能而辞职。撤军是在一年半以前就计划和决定的，前后由两个总统提议，通过了两党的政治决议。事实是，军方领导人不想听从文职政府的命令，想要留下来。结果，他们推迟了撤军，直到撤军失败。在上周的国会听证会上，他们试图挽回面子，将机构的无能归咎于文职领导。如果有2500人的部队留在那里，就不会是现在的局面。正是由于误解了冲突、大战略、阿富汗和大中东，才会面临要么“离开”，要么“增兵”的选择。

　　最后一个问题是拜登的“特朗普式”论调。哈斯并不是唯一一个争论“说辞”问题的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沙迪·哈米德(Shadi Hamid)认为，拜登不是进步人士，而是特朗普式的民族主义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反驳说，两者之间的有区别的。

　　让一些进步主义研究者感到不安的是，现实政治(行动，而非仅仅停留在理论)除了需要表现一种强硬形象外，还需要兜售民族主义来俘获选民，这看起来很有意思。外交既不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圣战，也不是寻求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俱乐部或伙伴关系，而是发展一种不那么令人舒服、需要模糊道德边界的关系，与有问题的国家共存。用法国前外交官热拉尔•阿劳德( Gerard Araud)的话说，世界是一个没有法官和警察的丛林，人们的目标不是把食肉动物变成素食主义者，而是不要被吃掉。推动阿富汗现代化的使命和让外国意识形态在中东强化的想法，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官僚和国防圈子，以及某些智库中，这些智库往往由外国和游说团体提供资金，它们也获得了反恐战争时期的大量拨款。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风向已经改变了。这反映在一种新的反精英运动中，即上升的现实主义和战略克制。

　　借用《教父》中的说法，过去二十年中，导致美国相对实力削弱的军事-非政府组织是“和平时期的军师”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需要非道德的、冷静的、反精英的现实主义。美国正处于相对衰落之中，理解相对衰落与绝对衰落及崩溃之间的区别，对于实施新的宏大战略至关重要。哈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的一些缺陷，比如北约扩张，以及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徒劳的战争，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些都是他所推崇的国际主义世界观的后果。北约扩张是克林顿式的民主和平理论大战略的直接结果。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和代理人战争是基于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即在美国领导下，半封建社会可以转变为民主社会，不管他们的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如何。

　　哈斯承认，因为财富和人力的浪费导致相对衰落是愚蠢的。但随后，他又提出了同样宏大战略的延续，显示出他对世界走向和此后的秩序将如何发展缺乏理解。如果一个人的分析思路是错误的，那么最终的策略也必然是错误的。政策制定要基于对未来秩序的正确判断。

　　相对的衰落会导致强权国家的收缩和恢复，同时需要由别的国家承担责任、负担后果。绝对衰退要么导致直接崩溃，要么导致恐惧、战争和过度扩张，然后带来内爆和崩溃。没有什么委婉的说辞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霸权已经不复存在。这不足为奇，因为霸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消耗资源。但是，如果美国需要保持其在全球的优势地位，它就需要其他大国和盟友分担负担，而让对手消耗资源。这就要求从那些具有“腐蚀性”的地区收缩，并将一些地区的安全责任拱手让给竞争对手。其中一些决定将是单方面进行的，并经常会通过公开的民族主义言论向美国公众兜售。

　　作者苏曼特拉·马特拉(Sumantra Maitra)是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家安全研究员，诺丁汉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