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昔底德陷阱案例中所称的“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上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国家间外交和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几乎如出一辙。我们会发现那些发生在家里餐桌上的事情和国际会议谈判桌上的事情会如人们所预料的方式发展。崛起国的自大不断膨胀(“我说了算”)，开始期望要求获得相应的承认和尊重(“听我讲”)，并要求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我坚决要求”)。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既有大国会将新晋大国的这种自负看作对自己的不尊、忘恩负义，甚至是挑衅或者威胁。在希腊语中，过分的自大就是傲慢、过度的恐惧和偏执。

　　“如果太阳不是在上升，那么它就是在下降”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轰炸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海军总部，造成驻扎在那里的美国舰队大部分舰船沉没。在当时，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在经济和海军实力上通通都比不上美国的弹丸小岛国日本会攻击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其他选择看起来可能会更糟糕。

　　在此之前，华盛顿曾试图采取金融和贸易制裁等经济手段迫使日本停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的侵略。日本政府将美国这些限制视为威胁其生存的束缚。尽管日本对此进行过抗议，但美国并未理解这些制裁的后果，或者预料到日本对此的回应。在“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五天，日本驻美国大使曾向美国发出过明确警告。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正在感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要求它屈服于美国的立场;而比起屈服于压力，选择战争更好”。华盛顿无视这一警告，仍然满不在乎，相信日本不敢对这支拥有无可置疑优势的军队发动战争。

　　事实上，通往珍珠港的道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启了，那时正值美国第一次转向亚洲。在1898年美西战争的战利品中，美国获得了它的第一块重要殖民地：菲律宾和关岛。第二年，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宣布他所称之为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宣称美国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殖民中国或垄断与中国的贸易。相反，中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所有商业利益(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利益)“开放”，利益均沾。

　　对于当时正在工业化并快速发展的日本而言，那些遥远的大国宣布自己的殖民地享有特权免受“门户开放”新规限制而却阻止“日出之国”(land of the rising sun)一展宏图，这似乎是极其不公平的。英国统治了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方。荷兰已经占领了印度尼西亚。俄国吞并了西伯利亚并攫取了库页岛(Sakhalin Island)，将其直接扩展到了日本的边界。欧洲各国还迫使日本退出了它在1894—1895年间打败中国而得到的土地。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人提议宣布游戏结束?对此，日本不可能毫无异议。

　　经过精心准备，日本于1904年与俄国开战，轻松击败对手后先后控制了辽东半岛、旅顺港、南满洲铁路和半个库页岛。此时，它已经把中国驱逐出台湾岛，并占领了朝鲜。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大陆，深入内陆腹地500英里，控制了中国一半多的领土。(代表的典型事件是“南京大屠杀”，这一惨无人道的邪恶行径在今天中国每位高中生使用的教科书都有重点讲解。)

　　在1933年，日本宣布了“日本人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并从宣布之日起，“日本将担负起维持远东地区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后来将此命名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战略反映出它毫不妥协、非赢即输的信念：“如果太阳不是在上升，那么它就是在下降。”

　　自誉为“门户开放”捍卫者的美国感到日本的野心和行径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回应日本的侵略，“认为这是对‘门户开放’秩序的威胁，而美国的生活方式正是建立在这一秩序基础上”。美国首先的反应是采取经济而非军事手段。首先，它禁止向日本出口优质废铁和航空燃料。随后，华盛顿又不断加码，先后将铁、黄铜、红铜等必需的原材料纳入禁止出口范围，最后将石油也纳入了禁止出口范围。

　　事后证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1年8月的禁运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一位重要分析者所解释的那样，“虽然石油并非造成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但是它一旦被用作外交武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陷入绝望后，日本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计划对珍珠港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一拳击倒对方”。这一袭击的策划者——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告诉其政府：“在攻打美国和英国的前六个月到一年的战争中，我将疯狂推进，并向你们展示连续不断的胜利。”但他也警告他们：“如果战争延续两三年，我对我们最终的胜利没有把握。”

　　对于日本的攻击，美国政策制定者感到震惊，谴责日本无端攻击。但是，如果他们仅是感到惊讶，那么他们除了自己外没有别人可责备。如果他们花一个下午读读修昔底德，然后思考一下雅典颁布《麦加拉法令》的后果，或者考虑一下在1914年之前的10年间，英国为遏制德国崛起所作出的努力(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这一事件)，就本可以更好地预见到日本将要采取的行动。当然，确实有一些人这样做了。随着1941年制裁加重，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日记中很有洞见地指出：“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已经开始……很明显，最终将走向战争。”

　　事实上，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竞争经常因为稀缺资源而加剧。随着经济的不断膨胀，前者会将双手伸向远方来确保必需品供应的安全，而这些必需品中有些是处在后者的控制之下。因此，双方的竞争可能会演化为资源争夺战。试图拒绝一国进口它认为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物资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战争中胜利刺激了日本的野心膨胀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力上升的日本对中国和俄国的挑战基本上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传。这种挑战可以追溯到1853年，当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他的“黑船”舰队结束了日本两个世纪以来的封闭状态，以及它对欧洲人多次提议通商的抵抗。佩里给日本天皇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开放日本港口为美国船只提供燃料补给和给养，要么成为其无法理解的现代战争工具的靶子。日本选择了前者，并很快发现自己被现代化深深迷住。

　　不到20年后，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掀起了一场追赶西方发展的竞赛。日本的技术专家遍访世界，寻找可以借用、改进或偷窃的最好工业产品和制造工艺。在他们的帮助下，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885年至1899年间几乎增加了两倍。经济上的这种突飞猛进让东京更加下定决心，要与西方平起平坐。随着西方列强在日本邻国继续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日本开始感到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所描述的“一种紧迫感，这既包括由于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产生的避免成为牺牲品的被动感，也包括为了加入大国俱乐部而需要扩张权力的使命感。为此，他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

　　这种紧迫感加速了日本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急剧增长。日本的军事支出从1880年占国家预算的19%跃升至1890年的31%。随着日本变得更加强大，它对邻国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其中许多国家是受西方保护的国家。1894年，中国和日本都派出军队去平息朝鲜叛乱。很快，中日两国发生冲突，日本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先后交出了朝鲜、台湾和东北，后者乃是具有重要战略和贸易价值的旅顺港的所在地。然而，俄国对中国东北有着自己的盘算。莫斯科和它的欧洲盟友们对东京大力施压，以致日本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仅仅六天后就被迫放弃了对占有中国东北的要求。在此过程中，俄国向日本明确表示，它不会允许新兴力量侵占其认为“至关重要”的任何领土。

　　可预见的是，这种脸面尽失及随后的地缘政治影响使日本怒火中烧。1904年，一位著名日本学者写道：“通过将中国东北以及最终将朝鲜收入囊中”，俄国“一方面可以在排他性政策下不断增强海军和商业的实力，强大到足以能够统治东方，而另一方面这将使日本的抱负永远落空，慢慢使其陷入饥饿和衰败，甚至在政治上将其吞并”。这一噩梦似乎正在降临，俄国强迫中国租借位于东北基地的旅顺港，并开始着手延长其跨西伯利亚大铁路，将莫斯科和黄海直接连接起来。

　　在蒙受“1895年耻辱”后，日本花了十年时间“精心准备与俄国最终的决战”。俄国在不断追求自己战略和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将铁路一直修到当年日本在中国决定性军事胜利后获得的土地上。这件事成为日本人的心结，让日本领导人坚信他们不能再顺从西方的要求。因此，1904年完成战争准备后，日本要求俄国将中国东北的几个关键地区的控制权转让给日本。当遭到俄国拒绝后，日本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并在随后的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决定性胜利。

　　日本的紧迫感、焦虑、受害者心态及报复心理加深了我们对“崛起国综合征”的理解。最初东京因不够强大而不能反对西方提出的要求，这种蒙辱激起了它强烈的决心，要建立起在啄食顺序中自认为应有的位置。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心理模式在崛起国家中反复出现。

        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帝国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且拥有着包括朝鲜和中国台湾在内的日益增长的势力范围，这使其势力不断增强，在20世纪成为侵略型霸权主义国家。随着日本的扩张，特别是其势力进入中国后，威胁到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越来越敌视日本。在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原材料进口来遏制日本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将迄今为止仍不情愿参战的美国人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915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利用日本新近获得的影响力，向中国征收“二十一条”关税，以求增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属地霸权。这些要求不仅对中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对1899年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后所建立的地区秩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担心日本的要求将威胁到这种秩序以及依赖于此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为了追求“东亚新秩序”，日本在1931年无缘无故发起了一场挑衅战争，以此夺取中国东北。这场战争延伸到了中国的心脏地带，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虽然美国认为日本对其盟友的侵略令人惊愕，但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初保持克制，即使日本轰炸了美国一艘在南京附近营救美国人的船只，也未采取行动。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并对日本实施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由于岛国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关键原材料，如石油、橡胶和废铁，而且因为它认为领土扩张对于获得自然资源和未来成为强国至关重要，所以日本的领导层认为这种遏制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如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Kichisaburo Nomura)于1941年12月2日告诉华盛顿的那样：“日本人认为……他们正被美国置于严峻的压力下，至屈从于美国的立场;而这样的话，与其屈服于压力，不如打仗。”

　　因为日本与欧洲的轴心国、维希法国和苏联就殖民地问题进行了谈判，这将使得它们在东南亚更容易进行扩张，所以美国中止了与日本的谈判。根据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托里(Richard Storry)的说法，华盛顿确信日本正在“重新划分亚洲的势力范围，以此将西方排除在外”。随着制裁收紧，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他的日记中深刻地指出：“恶性循环的报复与反报复正在进行中……显然最终的结果是战争。”

　　罗斯福在1941年8月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被证明是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前国务院官员查尔斯·马希林(Charles Maechling)解释说：“虽然石油不是造成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但一旦被作为外交武器使用，它将使得敌对状态不可避免。美国在没有充分考虑可预见的爆炸性后果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切断了强大对手的补给生命线。”绝望中，日本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对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淘汰打击”，为夺取东南亚和荷属东印度资源丰富的领土扫清障碍。正如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战略反映了它“不进则退”的信念，而且鉴于美国“固有的贪婪本性”，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回顾过去，美国政治家们意识到了石油禁运政策的鲁莽。正如后来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所说，美国对日本意图的误解并不是基于“日本政府在亚洲的企图，不是我们的禁运激起的敌意，而是东条英机(General Tojo)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将要承担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风险。华盛顿没有人意识到，东条英机和他的政权不是将征服亚洲视作其个人野心的达成，而是将其视为政权的生存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在短期内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日本继续享受着对美国和英国的巨大战术胜利，但战争最终导致它在1945年几乎完全被摧毁，而日本在东亚的战争造成了数千万人丧生。

      本文摘编自《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题目为编者所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昔底德陷阱案例中所称的“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上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国家间外交和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几乎如出一辙。我们会发现那些发生在家里餐桌上的事情和国际会议谈判桌上的事情会如人们所预料的方式发展。崛起国的自大不断膨胀(“我说了算”)，开始期望要求获得相应的承认和尊重(“听我讲”)，并要求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我坚决要求”)。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既有大国会将新晋大国的这种自负看作对自己的不尊、忘恩负义，甚至是挑衅或者威胁。在希腊语中，过分的自大就是傲慢、过度的恐惧和偏执。

　　“如果太阳不是在上升，那么它就是在下降”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轰炸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海军总部，造成驻扎在那里的美国舰队大部分舰船沉没。在当时，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在经济和海军实力上通通都比不上美国的弹丸小岛国日本会攻击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其他选择看起来可能会更糟糕。

　　在此之前，华盛顿曾试图采取金融和贸易制裁等经济手段迫使日本停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的侵略。日本政府将美国这些限制视为威胁其生存的束缚。尽管日本对此进行过抗议，但美国并未理解这些制裁的后果，或者预料到日本对此的回应。在“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五天，日本驻美国大使曾向美国发出过明确警告。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正在感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要求它屈服于美国的立场;而比起屈服于压力，选择战争更好”。华盛顿无视这一警告，仍然满不在乎，相信日本不敢对这支拥有无可置疑优势的军队发动战争。

　　事实上，通往珍珠港的道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启了，那时正值美国第一次转向亚洲。在1898年美西战争的战利品中，美国获得了它的第一块重要殖民地：菲律宾和关岛。第二年，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宣布他所称之为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宣称美国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殖民中国或垄断与中国的贸易。相反，中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所有商业利益(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利益)“开放”，利益均沾。

　　对于当时正在工业化并快速发展的日本而言，那些遥远的大国宣布自己的殖民地享有特权免受“门户开放”新规限制而却阻止“日出之国”(land of the rising sun)一展宏图，这似乎是极其不公平的。英国统治了印度以及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方。荷兰已经占领了印度尼西亚。俄国吞并了西伯利亚并攫取了库页岛(Sakhalin Island)，将其直接扩展到了日本的边界。欧洲各国还迫使日本退出了它在1894—1895年间打败中国而得到的土地。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人提议宣布游戏结束?对此，日本不可能毫无异议。

　　经过精心准备，日本于1904年与俄国开战，轻松击败对手后先后控制了辽东半岛、旅顺港、南满洲铁路和半个库页岛。此时，它已经把中国驱逐出台湾岛，并占领了朝鲜。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大陆，深入内陆腹地500英里，控制了中国一半多的领土。(代表的典型事件是“南京大屠杀”，这一惨无人道的邪恶行径在今天中国每位高中生使用的教科书都有重点讲解。)

　　在1933年，日本宣布了“日本人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并从宣布之日起，“日本将担负起维持远东地区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后来将此命名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战略反映出它毫不妥协、非赢即输的信念：“如果太阳不是在上升，那么它就是在下降。”

　　自誉为“门户开放”捍卫者的美国感到日本的野心和行径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说，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回应日本的侵略，“认为这是对‘门户开放’秩序的威胁，而美国的生活方式正是建立在这一秩序基础上”。美国首先的反应是采取经济而非军事手段。首先，它禁止向日本出口优质废铁和航空燃料。随后，华盛顿又不断加码，先后将铁、黄铜、红铜等必需的原材料纳入禁止出口范围，最后将石油也纳入了禁止出口范围。

　　事后证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1年8月的禁运令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一位重要分析者所解释的那样，“虽然石油并非造成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但是它一旦被用作外交武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陷入绝望后，日本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计划对珍珠港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一拳击倒对方”。这一袭击的策划者——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告诉其政府：“在攻打美国和英国的前六个月到一年的战争中，我将疯狂推进，并向你们展示连续不断的胜利。”但他也警告他们：“如果战争延续两三年，我对我们最终的胜利没有把握。”

　　对于日本的攻击，美国政策制定者感到震惊，谴责日本无端攻击。但是，如果他们仅是感到惊讶，那么他们除了自己外没有别人可责备。如果他们花一个下午读读修昔底德，然后思考一下雅典颁布《麦加拉法令》的后果，或者考虑一下在1914年之前的10年间，英国为遏制德国崛起所作出的努力(下一章将详细讨论这一事件)，就本可以更好地预见到日本将要采取的行动。当然，确实有一些人这样做了。随着1941年制裁加重，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日记中很有洞见地指出：“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已经开始……很明显，最终将走向战争。”

　　事实上，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竞争经常因为稀缺资源而加剧。随着经济的不断膨胀，前者会将双手伸向远方来确保必需品供应的安全，而这些必需品中有些是处在后者的控制之下。因此，双方的竞争可能会演化为资源争夺战。试图拒绝一国进口它认为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物资很可能会引发战争。

　　战争中胜利刺激了日本的野心膨胀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力上升的日本对中国和俄国的挑战基本上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前传。这种挑战可以追溯到1853年，当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他的“黑船”舰队结束了日本两个世纪以来的封闭状态，以及它对欧洲人多次提议通商的抵抗。佩里给日本天皇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开放日本港口为美国船只提供燃料补给和给养，要么成为其无法理解的现代战争工具的靶子。日本选择了前者，并很快发现自己被现代化深深迷住。

　　不到20年后，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掀起了一场追赶西方发展的竞赛。日本的技术专家遍访世界，寻找可以借用、改进或偷窃的最好工业产品和制造工艺。在他们的帮助下，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885年至1899年间几乎增加了两倍。经济上的这种突飞猛进让东京更加下定决心，要与西方平起平坐。随着西方列强在日本邻国继续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日本开始感到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所描述的“一种紧迫感，这既包括由于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产生的避免成为牺牲品的被动感，也包括为了加入大国俱乐部而需要扩张权力的使命感。为此，他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

　　这种紧迫感加速了日本陆军和海军力量的急剧增长。日本的军事支出从1880年占国家预算的19%跃升至1890年的31%。随着日本变得更加强大，它对邻国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其中许多国家是受西方保护的国家。1894年，中国和日本都派出军队去平息朝鲜叛乱。很快，中日两国发生冲突，日本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先后交出了朝鲜、台湾和东北，后者乃是具有重要战略和贸易价值的旅顺港的所在地。然而，俄国对中国东北有着自己的盘算。莫斯科和它的欧洲盟友们对东京大力施压，以致日本与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仅仅六天后就被迫放弃了对占有中国东北的要求。在此过程中，俄国向日本明确表示，它不会允许新兴力量侵占其认为“至关重要”的任何领土。

　　可预见的是，这种脸面尽失及随后的地缘政治影响使日本怒火中烧。1904年，一位著名日本学者写道：“通过将中国东北以及最终将朝鲜收入囊中”，俄国“一方面可以在排他性政策下不断增强海军和商业的实力，强大到足以能够统治东方，而另一方面这将使日本的抱负永远落空，慢慢使其陷入饥饿和衰败，甚至在政治上将其吞并”。这一噩梦似乎正在降临，俄国强迫中国租借位于东北基地的旅顺港，并开始着手延长其跨西伯利亚大铁路，将莫斯科和黄海直接连接起来。

　　在蒙受“1895年耻辱”后，日本花了十年时间“精心准备与俄国最终的决战”。俄国在不断追求自己战略和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将铁路一直修到当年日本在中国决定性军事胜利后获得的土地上。这件事成为日本人的心结，让日本领导人坚信他们不能再顺从西方的要求。因此，1904年完成战争准备后，日本要求俄国将中国东北的几个关键地区的控制权转让给日本。当遭到俄国拒绝后，日本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并在随后的战争中取得了惊人的决定性胜利。

　　日本的紧迫感、焦虑、受害者心态及报复心理加深了我们对“崛起国综合征”的理解。最初东京因不够强大而不能反对西方提出的要求，这种蒙辱激起了它强烈的决心，要建立起在啄食顺序中自认为应有的位置。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心理模式在崛起国家中反复出现。

        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帝国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且拥有着包括朝鲜和中国台湾在内的日益增长的势力范围，这使其势力不断增强，在20世纪成为侵略型霸权主义国家。随着日本的扩张，特别是其势力进入中国后，威胁到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越来越敌视日本。在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原材料进口来遏制日本后，日本袭击了珍珠港，将迄今为止仍不情愿参战的美国人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1915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Okuma Shigenobu)利用日本新近获得的影响力，向中国征收“二十一条”关税，以求增强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属地霸权。这些要求不仅对中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对1899年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后所建立的地区秩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担心日本的要求将威胁到这种秩序以及依赖于此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为了追求“东亚新秩序”，日本在1931年无缘无故发起了一场挑衅战争，以此夺取中国东北。这场战争延伸到了中国的心脏地带，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中达到了高潮。虽然美国认为日本对其盟友的侵略令人惊愕，但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最初保持克制，即使日本轰炸了美国一艘在南京附近营救美国人的船只，也未采取行动。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并对日本实施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由于岛国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关键原材料，如石油、橡胶和废铁，而且因为它认为领土扩张对于获得自然资源和未来成为强国至关重要，所以日本的领导层认为这种遏制是一种致命的威胁。正如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Kichisaburo Nomura)于1941年12月2日告诉华盛顿的那样：“日本人认为……他们正被美国置于严峻的压力下，至屈从于美国的立场;而这样的话，与其屈服于压力，不如打仗。”

　　因为日本与欧洲的轴心国、维希法国和苏联就殖民地问题进行了谈判，这将使得它们在东南亚更容易进行扩张，所以美国中止了与日本的谈判。根据历史学家理查德·斯托里(Richard Storry)的说法，华盛顿确信日本正在“重新划分亚洲的势力范围，以此将西方排除在外”。随着制裁收紧，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他的日记中深刻地指出：“恶性循环的报复与反报复正在进行中……显然最终的结果是战争。”

　　罗斯福在1941年8月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被证明是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前国务院官员查尔斯·马希林(Charles Maechling)解释说：“虽然石油不是造成关系恶化的唯一原因，但一旦被作为外交武器使用，它将使得敌对状态不可避免。美国在没有充分考虑可预见的爆炸性后果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切断了强大对手的补给生命线。”绝望中，日本领导人批准了一项计划，对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淘汰打击”，为夺取东南亚和荷属东印度资源丰富的领土扫清障碍。正如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战略反映了它“不进则退”的信念，而且鉴于美国“固有的贪婪本性”，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回顾过去，美国政治家们意识到了石油禁运政策的鲁莽。正如后来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所说，美国对日本意图的误解并不是基于“日本政府在亚洲的企图，不是我们的禁运激起的敌意，而是东条英机(General Tojo)为了实现他的目标，将要承担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风险。华盛顿没有人意识到，东条英机和他的政权不是将征服亚洲视作其个人野心的达成，而是将其视为政权的生存问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在短期内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日本继续享受着对美国和英国的巨大战术胜利，但战争最终导致它在1945年几乎完全被摧毁，而日本在东亚的战争造成了数千万人丧生。

      本文摘编自《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题目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