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7月31日“共识国际讲坛”谌旭彬先生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谌先生为腾讯网历史编辑，著有《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作者签名版《秦制两千年》，南翔书苑有售

　　什么是秦制

　　秦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词，是久已有之的概念。北宋人欧阳修就说过，秦帝国将“古制”，也就是以前的旧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然后从汉代往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政治运作的名与实，继承的便全部是秦帝国的那一套。欧阳修还说，这套东西一路传承到他所处的宋代，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改革，发生了许多变化，“然大抵皆秦制也”，基本上仍然没有出秦制的范畴。到了晚清，谭嗣同也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政都是秦政，都是大盗之政。谭嗣同这句话，正是书名《秦制两千年》的由来。

　　那什么是秦制?古人没有做详细的总结。这可能好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秦制当中，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常识，容易理解，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我能力有限，只能按照自己阅读、体察历史的心得与感受，勉强给它做一点简要的总结，主要是两条：第一条。秦制政权一定是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而不是以封建贵族为统治基础。秦制政权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生产资料都属于我，劳动力也都属于我。封建贵族的存在，会妨碍秦制政权的这种追求。封，意味着贵族拥有封地，也就是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建，意味着贵族拥有百姓，也就是拥有劳动力。封建贵族拥戴王权，但他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等于王权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但官僚集团不同，他们是皇权的附属品，他们管理山川湖泊、管理编户齐民，是在替皇权打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第二条。秦制政权的主要施政诉求，是保持人力与物力的稳定汲取，也就是尽可能不遭遇反抗，并不断开发新技术来提升汲取的强度，增加汲取的总量。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秦制政权会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这当中也包括不断来回打击官僚集团，防止他们朋党化。总之，秦制政权追求的是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汲取成本，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的总量。

　　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整个社会是没有活力的，人与人之间难以发生有效连接，知识与知识之间也难以发生有效碰撞，既难以形成经济共同体，也难以形成思想共同体，更难以形成政治共同体。所以，秦制政权的思想文化一般是不发达的，经济上一般是重农抑商的——秦制政权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是因为他们重视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是因为商业天然追求信息的通畅传播、追求人与人的有效连结、追求人与货物的自由流通，这些都会破坏秦制政权的稳定。重农抑商的结果，并不是让农民获益。总之，秦制政权是一种将主要的统治注意力集中在“汲取蛋糕”上、而非“做大蛋糕”的统治模式。具体的施政方向是三条：(1)强化管控;(2)增加汲取;(3)减少乃至回避义务。

　　秦制王朝灭亡的三种原因

　　秦制两千年，意思是从秦帝国延续到清王朝两千年不变，但中间有着频繁的朝代更替。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讲规律可能有点过分，历史的演变里有许多偶然性因素，未必都能被某种规律框住。换个说法就是：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某种常态可以总结?先说灭亡。按我的理解，中国自秦代到清代，所有秦制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三种原因。第一条是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比如匈奴、突厥给中原秦制王朝施加了压力，比如女真、蒙古直接侵入中原。第二条是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以往的说法，认为从秦汉到明清这些朝代的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按我的理解，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有两项，第一项是官僚集团，第二项是军队。主要靠这两项来维持政权的存在。如果这两项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那秦制政权就会岌岌可危。第三条是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在秦汉到明清时代，要达成这种效果，有且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天灾加人祸造就巨量的流民，然后这些流民在流动抢掠的过程当中，与地方上的宗教势力，比如东汉的太平道，或者与地方上懂得组织运作的豪强结合到一起，从流民蜕变为某种武装力量。

　　我认为，所有的秦制政权都亡于这三点原因，没有例外。不同的是，小部分政权亡于其中一点，比如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政权，便是统治基础造反。大部分政权的灭亡，则同时具备其中两条甚至三条原因。

　　明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首先，它在外部，有建州女真不断施加军事压力。这种压力改变了明帝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其次，他在内部，因为从万历皇帝开始，不断重用宦官集团来敛财，抢了官僚集团的工作，也抢了官僚集团的蛋糕，导致内部统治基础发生了严重分裂。被抢了蛋糕的官僚集团会消极怠工，消极怠工的结果，就是明帝国对钱粮的汲取和对兵员壮丁的汲取，效率普遍变低了，汲取总量也不断下降。到了崇祯时代，更是豢养了多达10万宦官，这些宦官缺乏汲取钱粮和人丁的技术能力，却被撒往全国，成了与官僚集团并存的另一套汲取体制。结果就是两个和尚没水喝，一加一小于一。资源的汲取能力变弱了，应付变故的能力也就变弱了。第三点，便是流民的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都是从流民中演变出来的有组织的力量。明帝国三条亡国原因占齐了，即使不灭亡也很难维系一个大帝国了。

　　秦制政权兴盛的真正原因

　　再来说秦制政权的兴盛。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是秦制政权如何从群雄逐鹿当中胜出。传统是说法往往归结为胜利者行仁政，努力发展生产、个人的政治军事水平如何出类拔萃。我觉得这些总结没有抓到重点。

　　一个政权在乱世里胜出，原因当然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我觉得，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一条，既不是行不行仁政，也不是领导者有没有雄才大略，而是这个政权有没有建立起一套够狠、够有效率的汲取系统。所谓够狠，就是对治下的老百姓够狠。

　　曹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个对百姓非常残酷的人，不但在征战中频繁屠城，还建立了远比同时代的袁绍、刘表、吕布等群雄更残暴的汲取体系，在曹操的治下做百姓，是非常悲惨的。但这种悲惨，支撑起了曹操的成功。他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

　　第二个话题，是秦制政权夺得天下后，所谓的“治世”“盛世”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我对此持非常悲观的看法。我在书中用了两章来讲这个事。一章谈的是贞观之治。贞观时代的老百姓过得并不好，自耕农或者半自耕农家庭，耗尽力气，不考虑苛捐杂税，也只能勉强过上一种半年吃糠菜半年吃粮食的生活。仅仅是饿不死的日子。另一章谈的是宋仁宗时代。宋仁宗是很受赞誉的皇帝，但在他治下，北宋的百姓也过得很惨，处于一种普遍贫困的状态。

　　秦制之下底层民众的生存策略

　　接下来要谈的，便是秦制之下的底层民众，究竟如何生存，也就是他们能够采取怎样的生存策略。

　　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努力进入到体制之内，成为统治基础的一部分。通俗一点讲，就是努力通过科举之类的手段，成为一个官僚，或者成为一个胥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江西的鸡娃风潮。孩子才五六岁，便将孩子放在竹筐里挂在树上，让他背四书五经，不完成背诵任务不放他下来。目的就是想让孩子去参加神童考试，然后进入到体制当中。北宋对士大夫比较好，但对普通底层百姓并不好。用朱熹的话说，是前代所有榨取底层百姓的方法，本朝全部都继承了下来。这些很苦的百姓，没有能力让孩子去走科举这条路。科举耗资巨大，收益很难预期，但神童考试只考能背诵多少四书五经，只考能倒背如流到何种程度。这是他们负担得起的鸡娃方式，于是整个江西自从出了第一位靠背书进入体制的神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鸡娃背书的风潮流行了半个世纪。

　　第二条，是用脚投票。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荀子当年去秦国，看到秦国百姓的精神面貌是“朴”，很愚昧，而且“甚畏有司而顺”，很害怕官府，非常驯服。所以东方六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被秦国统治。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百姓眼看城池要陷落了，他们宁愿转身去做赵国的百姓，也不愿变成秦民。秦国的君臣，其实也知道百姓们厌恶自己的统治，《商君书里》的《徕民篇》里便提到，秦国幅员辽阔，人口不足;韩魏等国土地狭窄，人口拥挤。但韩魏等国的百姓不肯西迁成为秦人，原因便是“秦士戚而民苦”，在秦国做读书人很惨，做百姓也很苦。

　　西汉也有类似的事。贾谊当年就说过，为什么汉帝国直辖郡县的百姓，都跑到诸侯王那里去了?就是因为汉帝国的汲取力度，要比诸侯王的汲取力度更厉害。所以百姓抛弃了家乡，抛弃了田园和住宅，跑了。再后来，秦制越来越深，诸侯国都被消灭了，封建名存实亡，百姓们用脚投票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第三条，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自我伤害，来减轻秦制政权的制度性暴政带来的伤害。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案例，是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选择消极生产，也就是不干活了，不去生产粮食，也不去打鱼捕猎。原因是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汲取的新政策。比如算缗与告缗，缗指的是财产中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告缗就是鼓励民众举报认识之人隐藏的资产。当时的规定是：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呈报资产不实，查证确凿后，被告资产没收，没收的一半作为告发人的奖励。暴政激发了人性当中的恶，引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结果是商人与中产以上家庭全部遭到告发，然后破产。《史记》里说，百姓们不敢再努力从事生产，有点东西就吃掉，有点钱就花掉，战战兢兢不敢有积蓄。

　　汉宣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萧望之，还提供过另一段史实。他说，御史衙门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宫的官员，他老家在沿海。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里就不出鱼。当地老人说：武帝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全部变为官营，结果海里便不再出鱼。直到武帝去世，捕鱼业官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次出鱼。

　　第二个案例更悲惨，是关于生孩子的。传统说法认为，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有着相当高的积极性。一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孩子的成活率低，所以要多生几个加大保障。另一个是多一个孩子便多一分劳动力，可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很自洽，但不完全符合事实。两千年秦制史上，关于生孩子这件事，还有另一条绵延不绝的脉络，那就是老百姓们为了逃避伤害，不断选择杀死自己的孩子，不分男女。这个悲惨的故事非常漫长，同样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据汉书的记载，汉武帝频繁征伐钱不够用，向民众征收各种重税，其中之一是老百姓生了孩子满三岁，即须缴纳人头税，老百姓活不下去无可奈何，只好“生子辄杀”，生了孩子便将其杀死。这项政策到汉元帝时代，在贡禹的建议下略有放松，从三岁开征人头税，变轻为七岁开征人头税。这点小改动没什么用，而且很快就变回去了。东汉桓帝时代，史书记载，底层情况仍然是“小民困贫，多不养子”，老百姓太穷了，都不肯养孩子。

　　有两段当时的史料，可以帮助说明这件事的悲惨程度。一段是当时有位官员，叫做贾彪，他去一个小地方做县令，发现那里正普遍发生母子相残的惨剧，就是当时没避孕措施，怀孕后孩子生下来，会被母亲给杀死。杀死的不只是女婴，男女婴都一样。贾彪是一个孝廉，饱读圣贤之书，受不了天天见这种人间惨剧。于是出台了严酷的法令禁止这种事，然后又拿出钱来资助那些生了孩子的人。

　　另一段出自晋代史料《零陵先贤传》。里面说，东汉的政策是孩子生下来满一岁就要交人头税，所以“民多不举产”，百姓都不肯生养孩子。只有零陵郡的某个地方例外，因为当地有一个基层官员叫做郑产，他到处劝说那些杀孩子的父母，请他们将孩子留下，然后人头税由自己代替他们出。当地百姓感激他，把地名改做更生乡，感谢郑产给了孩子们生命。贾彪和郑产这样的官员很少见。他们的救济措施，也只救得了一时一地，救不了更多的人。个别有良心之人的修修补补，改变不了底层百姓的普遍性遭遇。所以，类似的悲惨故事，在之后的史料中仍然层出不穷。

　　分享一段南宋史料。是宋高宗绍兴七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时说的。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绸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绸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这段话说得很明白，浙东百姓不肯养儿子，是因为养了儿子便要缴纳绸绢，所以愚民宁愿杀掉生下来的孩子，来逃避这种沉重的负担。这段史料，我把它写在我的一篇文章《南宋百姓为什么不肯养儿子》，里面列举了更多史料，主要是南宋官员的奏章。总之，可以说，南宋存在了150多年，这种生了孩子便杀掉的社会风气，便存在了150多年。

　　这种以自戕来减轻外部的制度性暴政伤害的史实，在传统的中国古代史叙述中很少被提及。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条历史脉络，而且不是支线，不是历史脉络里可有可无的枝节。而是千万秦民真实的生存底色。

　　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这么多。说得不好，请多谅解。

　　问答

　　提问：秦制下的百姓很苦，那官员呢?又幸福吗?

　　谌旭彬：官员多数时候是比较幸福的。除非他们遇上朱元璋这样的人物。那就进退皆无出路了。做清官要死，做贪官要死。做事要死，不做事也要死。紧跟要倒霉，不紧跟也要倒霉。

　　提问：那做皇帝也很难说幸福。张宏杰老师不就写了本书么，叫《坐天下很累》(再版的时候，改成了《坐天下》)。我的问题是，既然秦制下几无幸福之人(群体)，那为什么没有转变的余地?

　　谌旭彬：我的理解，转变其实是利益博弈，是蛋糕重新分配。如果没有那种有力量且智识足以摆脱路径依赖的博弈者入场，就不会有改变。

　　提问：那秦制下官员生的孩子呢?

　　谌旭彬：宋代官员的孩子大多也可以是官员，宋代恩荫出仕的官员比例大概是6成。前面提到的鸡娃背书凤潮里，官员也拥有上奏请求皇帝开神童科的便利，普通人家的孩子就只能撞运气，哪年碰上开神童科，哪年就去试一试。

　　提问：如何理解贾、郑二人的行为及依据呢?

　　谌旭彬：我想就是基本的人性。秦制虽然残暴无道，但总有一些人还保持着基本的人性。只是这力量太弱，改变不了多少。

　　提问：如果让您选择穿越回秦制这两千年，您认为生活在哪个时间段，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是比较容易的?

　　谌旭彬：让我去元代的江南吧。四十岁去，活三十年，避开朱重八。与南宋对江南的掠夺和明代对江南的压榨相比，我觉得元代的江南，是旧时代里最好的地方。

　　提问：文景、贞观、康乾被誉为古代三大盛世，您认为这些盛世值得称颂吗?

　　谌旭彬：个人观感：贞观好于文景，康乾好于贞观。但都只是普通人勉强活着。

　　提问：印象中历代人口数据，清朝中期人口爆发之前2000年，宋和明是顶峰，有接近一亿的说法。是不是这两个朝代老百姓日子相对好过点?汉唐都是6千万人口的样子。

　　谌旭彬：我有限所见，：宋代人口接近1亿、清代人口爆发，这两个论断似乎都还不是确论。推荐一篇文章：李昕升：《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

　　提问：您对田余庆先生的《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观点如何呢?文中，按照田先生的考据，袁绍对民的盘剥，远甚曹操。

　　谌旭彬：田先生的核心依据，大概是曹操的《抑兼并令》。这里有一个如何解读该令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判断一项政策究竟是善政还是恶政，关键不在于文辞是否美好，而在于政策背后那些实打实的利益——财富(赋税)与劳动力(劳役)——在向哪一个方向流动。民众因政策得到了实惠，则为善政;反之，则为恶政。这个令虽然全力指责袁绍横征暴敛，但曹操之后做的，是比袁绍更重的汲取。

　　提问：就曹操的胜出，您前边的论据是，曹操盘剥更甚。按照田先生的观点，不是这样的。另外，他的大致意思是，曹操宦竖出身，后汉末期，宦官是法，士族是儒。

　　谌旭彬：我是这样想的：真实的历史情境中，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并不会给自己限定一个“我是儒家”“我是法家”的坐标。也不会将自己的行为严格限定在某种学问思潮之中。人其实都是权变的。所以给一个人确定“儒”“法”，于我而言是伪问题。

　　提问：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像钱穆先生那样，对过往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不能一概否定。

　　谌旭彬：同意要有温情。我的想法是这温情指向谁。是指向帝王与官僚集团呢，还是指向普通百姓?因为我是普通百姓，所以我一般将读史的温情也给普通百姓。对统治者主要持审视立场。

　　提问：中华的伦理，天地君亲师。就君一项，不知道，您对钱穆先生的观点，如何看?

　　谌旭彬：我不太读钱穆先生的书。有限的感觉，是他对统治者比较宽容。

　　提问：秦制两千年中，王莽算是一个例外吧?他是想回到克己复礼的时代?

　　谌旭彬：王莽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如果“外儒内法”是一个确切的词，那他就是最合适的代表。王莽有意思的地方便在这里。他表达出来的理想是民本式的，但他采取的手段，却是专制式的。用我习惯的表述来说，他说着非秦制的话语，却使用了秦制的手段去施政。最典型的，便是他搞土地国有。

　　提问：您引用的为了减轻赋税压力而杀子历史案例，是否只是少数地区在乱世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民间普遍有这种行为，中国人口何以会有今天的规模?

　　谌旭彬：这个问题挺大的。正在写一篇这方面的稿子。说下我的粗略认知，不一定对：首先我认为是一种普遍行为。其次，人口规模的变化是存在基数效应的。再次，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有一个显赫的祖辈。底层人很难留下后代。再再次：前面这条规律不适用于近代和当代。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

　　提问：为什么日本朝鲜引用了中国的典章制度，日本建立了天皇神权幕府政权的二元管理体制，朝鲜建立了士大夫与国王共治的传统，而没有完全成为秦制国家?

　　谌旭彬：我理解，“天皇神权幕府政权”不是秦制，明治维新后才是秦制。朝鲜的古代史我了解不多。可供参考的，是秦帝国灭亡后，汉帝国本也有机会重回封建，白马之盟便是一个契机。可惜这契机没有结果。

　　提问：您认为，日本没有建立秦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谌旭彬：有些事，可能得归结为“运气”。比如神权，两汉时代，甚至到了魏晋时代，中国也还有过神权与世俗政权在台面上互相竞争的契机。这类契机在别的地方有结果，但在这里没结果。

 　　(本文为7月31日“共识国际讲坛”谌旭彬先生讲座的文字整理稿。谌先生为腾讯网历史编辑，著有《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作者签名版《秦制两千年》，南翔书苑有售

　　什么是秦制

　　秦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词，是久已有之的概念。北宋人欧阳修就说过，秦帝国将“古制”，也就是以前的旧制度全部推翻，另搞一套。然后从汉代往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政治运作的名与实，继承的便全部是秦帝国的那一套。欧阳修还说，这套东西一路传承到他所处的宋代，虽然中间经历了许多改革，发生了许多变化，“然大抵皆秦制也”，基本上仍然没有出秦制的范畴。到了晚清，谭嗣同也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政都是秦政，都是大盗之政。谭嗣同这句话，正是书名《秦制两千年》的由来。

　　那什么是秦制?古人没有做详细的总结。这可能好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秦制当中，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常识，容易理解，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我能力有限，只能按照自己阅读、体察历史的心得与感受，勉强给它做一点简要的总结，主要是两条：第一条。秦制政权一定是以官僚集团为统治基础、而不是以封建贵族为统治基础。秦制政权追求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生产资料都属于我，劳动力也都属于我。封建贵族的存在，会妨碍秦制政权的这种追求。封，意味着贵族拥有封地，也就是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建，意味着贵族拥有百姓，也就是拥有劳动力。封建贵族拥戴王权，但他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不等于王权名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但官僚集团不同，他们是皇权的附属品，他们管理山川湖泊、管理编户齐民，是在替皇权打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第二条。秦制政权的主要施政诉求，是保持人力与物力的稳定汲取，也就是尽可能不遭遇反抗，并不断开发新技术来提升汲取的强度，增加汲取的总量。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秦制政权会致力于消灭一切有影响力的人与组织，这当中也包括不断来回打击官僚集团，防止他们朋党化。总之，秦制政权追求的是一种散沙化与原子化的扁平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汲取成本，提升汲取强度，增加汲取的总量。

　　这种社会结构的问题也显而易见，那就是整个社会是没有活力的，人与人之间难以发生有效连接，知识与知识之间也难以发生有效碰撞，既难以形成经济共同体，也难以形成思想共同体，更难以形成政治共同体。所以，秦制政权的思想文化一般是不发达的，经济上一般是重农抑商的——秦制政权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并不是因为他们重视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是因为商业天然追求信息的通畅传播、追求人与人的有效连结、追求人与货物的自由流通，这些都会破坏秦制政权的稳定。重农抑商的结果，并不是让农民获益。总之，秦制政权是一种将主要的统治注意力集中在“汲取蛋糕”上、而非“做大蛋糕”的统治模式。具体的施政方向是三条：(1)强化管控;(2)增加汲取;(3)减少乃至回避义务。

　　秦制王朝灭亡的三种原因

　　秦制两千年，意思是从秦帝国延续到清王朝两千年不变，但中间有着频繁的朝代更替。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规律可循?讲规律可能有点过分，历史的演变里有许多偶然性因素，未必都能被某种规律框住。换个说法就是：秦制模式下的朝代兴亡，究竟有没有某种常态可以总结?先说灭亡。按我的理解，中国自秦代到清代，所有秦制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三种原因。第一条是外敌的压迫或者入侵。比如匈奴、突厥给中原秦制王朝施加了压力，比如女真、蒙古直接侵入中原。第二条是内部利益集团，也就是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以往的说法，认为从秦汉到明清这些朝代的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准确，按我的理解，秦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有两项，第一项是官僚集团，第二项是军队。主要靠这两项来维持政权的存在。如果这两项统治基础发生了分裂，那秦制政权就会岌岌可危。第三条是底层民众脱离原子化状态，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在秦汉到明清时代，要达成这种效果，有且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天灾加人祸造就巨量的流民，然后这些流民在流动抢掠的过程当中，与地方上的宗教势力，比如东汉的太平道，或者与地方上懂得组织运作的豪强结合到一起，从流民蜕变为某种武装力量。

　　我认为，所有的秦制政权都亡于这三点原因，没有例外。不同的是，小部分政权亡于其中一点，比如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后周的政权，便是统治基础造反。大部分政权的灭亡，则同时具备其中两条甚至三条原因。

　　明朝的灭亡就是一个典型。首先，它在外部，有建州女真不断施加军事压力。这种压力改变了明帝国内部的政治生态。其次，他在内部，因为从万历皇帝开始，不断重用宦官集团来敛财，抢了官僚集团的工作，也抢了官僚集团的蛋糕，导致内部统治基础发生了严重分裂。被抢了蛋糕的官僚集团会消极怠工，消极怠工的结果，就是明帝国对钱粮的汲取和对兵员壮丁的汲取，效率普遍变低了，汲取总量也不断下降。到了崇祯时代，更是豢养了多达10万宦官，这些宦官缺乏汲取钱粮和人丁的技术能力，却被撒往全国，成了与官僚集团并存的另一套汲取体制。结果就是两个和尚没水喝，一加一小于一。资源的汲取能力变弱了，应付变故的能力也就变弱了。第三点，便是流民的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等势力，都是从流民中演变出来的有组织的力量。明帝国三条亡国原因占齐了，即使不灭亡也很难维系一个大帝国了。

　　秦制政权兴盛的真正原因

　　再来说秦制政权的兴盛。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话题。第一话题，是秦制政权如何从群雄逐鹿当中胜出。传统是说法往往归结为胜利者行仁政，努力发展生产、个人的政治军事水平如何出类拔萃。我觉得这些总结没有抓到重点。

　　一个政权在乱世里胜出，原因当然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我觉得，众多原因里最重要的一条，既不是行不行仁政，也不是领导者有没有雄才大略，而是这个政权有没有建立起一套够狠、够有效率的汲取系统。所谓够狠，就是对治下的老百姓够狠。

　　曹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个对百姓非常残酷的人，不但在征战中频繁屠城，还建立了远比同时代的袁绍、刘表、吕布等群雄更残暴的汲取体系，在曹操的治下做百姓，是非常悲惨的。但这种悲惨，支撑起了曹操的成功。他成了群雄争霸的胜利者。

　　第二个话题，是秦制政权夺得天下后，所谓的“治世”“盛世”到底是个什么状况。我对此持非常悲观的看法。我在书中用了两章来讲这个事。一章谈的是贞观之治。贞观时代的老百姓过得并不好，自耕农或者半自耕农家庭，耗尽力气，不考虑苛捐杂税，也只能勉强过上一种半年吃糠菜半年吃粮食的生活。仅仅是饿不死的日子。另一章谈的是宋仁宗时代。宋仁宗是很受赞誉的皇帝，但在他治下，北宋的百姓也过得很惨，处于一种普遍贫困的状态。

　　秦制之下底层民众的生存策略

　　接下来要谈的，便是秦制之下的底层民众，究竟如何生存，也就是他们能够采取怎样的生存策略。

　　我的总结是三条。第一条，努力进入到体制之内，成为统治基础的一部分。通俗一点讲，就是努力通过科举之类的手段，成为一个官僚，或者成为一个胥吏。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江西的鸡娃风潮。孩子才五六岁，便将孩子放在竹筐里挂在树上，让他背四书五经，不完成背诵任务不放他下来。目的就是想让孩子去参加神童考试，然后进入到体制当中。北宋对士大夫比较好，但对普通底层百姓并不好。用朱熹的话说，是前代所有榨取底层百姓的方法，本朝全部都继承了下来。这些很苦的百姓，没有能力让孩子去走科举这条路。科举耗资巨大，收益很难预期，但神童考试只考能背诵多少四书五经，只考能倒背如流到何种程度。这是他们负担得起的鸡娃方式，于是整个江西自从出了第一位靠背书进入体制的神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鸡娃背书的风潮流行了半个世纪。

　　第二条，是用脚投票。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荀子当年去秦国，看到秦国百姓的精神面貌是“朴”，很愚昧，而且“甚畏有司而顺”，很害怕官府，非常驯服。所以东方六国的百姓，没人愿意被秦国统治。秦军进攻韩国的上党，上党百姓眼看城池要陷落了，他们宁愿转身去做赵国的百姓，也不愿变成秦民。秦国的君臣，其实也知道百姓们厌恶自己的统治，《商君书里》的《徕民篇》里便提到，秦国幅员辽阔，人口不足;韩魏等国土地狭窄，人口拥挤。但韩魏等国的百姓不肯西迁成为秦人，原因便是“秦士戚而民苦”，在秦国做读书人很惨，做百姓也很苦。

　　西汉也有类似的事。贾谊当年就说过，为什么汉帝国直辖郡县的百姓，都跑到诸侯王那里去了?就是因为汉帝国的汲取力度，要比诸侯王的汲取力度更厉害。所以百姓抛弃了家乡，抛弃了田园和住宅，跑了。再后来，秦制越来越深，诸侯国都被消灭了，封建名存实亡，百姓们用脚投票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

　　第三条，便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通过自我伤害，来减轻秦制政权的制度性暴政带来的伤害。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案例，是汉武帝时代的老百姓，选择消极生产，也就是不干活了，不去生产粮食，也不去打鱼捕猎。原因是汉武帝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汲取的新政策。比如算缗与告缗，缗指的是财产中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告缗就是鼓励民众举报认识之人隐藏的资产。当时的规定是：凡告发他人隐匿资产或呈报资产不实，查证确凿后，被告资产没收，没收的一半作为告发人的奖励。暴政激发了人性当中的恶，引发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结果是商人与中产以上家庭全部遭到告发，然后破产。《史记》里说，百姓们不敢再努力从事生产，有点东西就吃掉，有点钱就花掉，战战兢兢不敢有积蓄。

　　汉宣帝时代的御史大夫萧望之，还提供过另一段史实。他说，御史衙门以前有一位叫做徐宫的官员，他老家在沿海。据他讲，往年只要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里就不出鱼。当地老人说：武帝时，出台政策将沿海捕鱼业全部变为官营，结果海里便不再出鱼。直到武帝去世，捕鱼业官营政策被废弃，海里才再次出鱼。

　　第二个案例更悲惨，是关于生孩子的。传统说法认为，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在生育这件事情上，有着相当高的积极性。一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孩子的成活率低，所以要多生几个加大保障。另一个是多一个孩子便多一分劳动力，可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很自洽，但不完全符合事实。两千年秦制史上，关于生孩子这件事，还有另一条绵延不绝的脉络，那就是老百姓们为了逃避伤害，不断选择杀死自己的孩子，不分男女。这个悲惨的故事非常漫长，同样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代。据汉书的记载，汉武帝频繁征伐钱不够用，向民众征收各种重税，其中之一是老百姓生了孩子满三岁，即须缴纳人头税，老百姓活不下去无可奈何，只好“生子辄杀”，生了孩子便将其杀死。这项政策到汉元帝时代，在贡禹的建议下略有放松，从三岁开征人头税，变轻为七岁开征人头税。这点小改动没什么用，而且很快就变回去了。东汉桓帝时代，史书记载，底层情况仍然是“小民困贫，多不养子”，老百姓太穷了，都不肯养孩子。

　　有两段当时的史料，可以帮助说明这件事的悲惨程度。一段是当时有位官员，叫做贾彪，他去一个小地方做县令，发现那里正普遍发生母子相残的惨剧，就是当时没避孕措施，怀孕后孩子生下来，会被母亲给杀死。杀死的不只是女婴，男女婴都一样。贾彪是一个孝廉，饱读圣贤之书，受不了天天见这种人间惨剧。于是出台了严酷的法令禁止这种事，然后又拿出钱来资助那些生了孩子的人。

　　另一段出自晋代史料《零陵先贤传》。里面说，东汉的政策是孩子生下来满一岁就要交人头税，所以“民多不举产”，百姓都不肯生养孩子。只有零陵郡的某个地方例外，因为当地有一个基层官员叫做郑产，他到处劝说那些杀孩子的父母，请他们将孩子留下，然后人头税由自己代替他们出。当地百姓感激他，把地名改做更生乡，感谢郑产给了孩子们生命。贾彪和郑产这样的官员很少见。他们的救济措施，也只救得了一时一地，救不了更多的人。个别有良心之人的修修补补，改变不了底层百姓的普遍性遭遇。所以，类似的悲惨故事，在之后的史料中仍然层出不穷。

　　分享一段南宋史料。是宋高宗绍兴七年礼部尚书刘大中上奏时说的。今浙东之民有不举子者。臣尝承乏外郡，每见百姓诉丁盐紬绢最为疾苦。盖为其子成丁则出绸绢，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绸绢;又资财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诚由赋役烦重，人不聊生所致也。这段话说得很明白，浙东百姓不肯养儿子，是因为养了儿子便要缴纳绸绢，所以愚民宁愿杀掉生下来的孩子，来逃避这种沉重的负担。这段史料，我把它写在我的一篇文章《南宋百姓为什么不肯养儿子》，里面列举了更多史料，主要是南宋官员的奏章。总之，可以说，南宋存在了150多年，这种生了孩子便杀掉的社会风气，便存在了150多年。

　　这种以自戕来减轻外部的制度性暴政伤害的史实，在传统的中国古代史叙述中很少被提及。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条历史脉络，而且不是支线，不是历史脉络里可有可无的枝节。而是千万秦民真实的生存底色。

　　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这么多。说得不好，请多谅解。

　　问答

　　提问：秦制下的百姓很苦，那官员呢?又幸福吗?

　　谌旭彬：官员多数时候是比较幸福的。除非他们遇上朱元璋这样的人物。那就进退皆无出路了。做清官要死，做贪官要死。做事要死，不做事也要死。紧跟要倒霉，不紧跟也要倒霉。

　　提问：那做皇帝也很难说幸福。张宏杰老师不就写了本书么，叫《坐天下很累》(再版的时候，改成了《坐天下》)。我的问题是，既然秦制下几无幸福之人(群体)，那为什么没有转变的余地?

　　谌旭彬：我的理解，转变其实是利益博弈，是蛋糕重新分配。如果没有那种有力量且智识足以摆脱路径依赖的博弈者入场，就不会有改变。

　　提问：那秦制下官员生的孩子呢?

　　谌旭彬：宋代官员的孩子大多也可以是官员，宋代恩荫出仕的官员比例大概是6成。前面提到的鸡娃背书凤潮里，官员也拥有上奏请求皇帝开神童科的便利，普通人家的孩子就只能撞运气，哪年碰上开神童科，哪年就去试一试。

　　提问：如何理解贾、郑二人的行为及依据呢?

　　谌旭彬：我想就是基本的人性。秦制虽然残暴无道，但总有一些人还保持着基本的人性。只是这力量太弱，改变不了多少。

　　提问：如果让您选择穿越回秦制这两千年，您认为生活在哪个时间段，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是比较容易的?

　　谌旭彬：让我去元代的江南吧。四十岁去，活三十年，避开朱重八。与南宋对江南的掠夺和明代对江南的压榨相比，我觉得元代的江南，是旧时代里最好的地方。

　　提问：文景、贞观、康乾被誉为古代三大盛世，您认为这些盛世值得称颂吗?

　　谌旭彬：个人观感：贞观好于文景，康乾好于贞观。但都只是普通人勉强活着。

　　提问：印象中历代人口数据，清朝中期人口爆发之前2000年，宋和明是顶峰，有接近一亿的说法。是不是这两个朝代老百姓日子相对好过点?汉唐都是6千万人口的样子。

　　谌旭彬：我有限所见，：宋代人口接近1亿、清代人口爆发，这两个论断似乎都还不是确论。推荐一篇文章：李昕升：《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3期。

　　提问：您对田余庆先生的《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观点如何呢?文中，按照田先生的考据，袁绍对民的盘剥，远甚曹操。

　　谌旭彬：田先生的核心依据，大概是曹操的《抑兼并令》。这里有一个如何解读该令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判断一项政策究竟是善政还是恶政，关键不在于文辞是否美好，而在于政策背后那些实打实的利益——财富(赋税)与劳动力(劳役)——在向哪一个方向流动。民众因政策得到了实惠，则为善政;反之，则为恶政。这个令虽然全力指责袁绍横征暴敛，但曹操之后做的，是比袁绍更重的汲取。

　　提问：就曹操的胜出，您前边的论据是，曹操盘剥更甚。按照田先生的观点，不是这样的。另外，他的大致意思是，曹操宦竖出身，后汉末期，宦官是法，士族是儒。

　　谌旭彬：我是这样想的：真实的历史情境中，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并不会给自己限定一个“我是儒家”“我是法家”的坐标。也不会将自己的行为严格限定在某种学问思潮之中。人其实都是权变的。所以给一个人确定“儒”“法”，于我而言是伪问题。

　　提问：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像钱穆先生那样，对过往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不能一概否定。

　　谌旭彬：同意要有温情。我的想法是这温情指向谁。是指向帝王与官僚集团呢，还是指向普通百姓?因为我是普通百姓，所以我一般将读史的温情也给普通百姓。对统治者主要持审视立场。

　　提问：中华的伦理，天地君亲师。就君一项，不知道，您对钱穆先生的观点，如何看?

　　谌旭彬：我不太读钱穆先生的书。有限的感觉，是他对统治者比较宽容。

　　提问：秦制两千年中，王莽算是一个例外吧?他是想回到克己复礼的时代?

　　谌旭彬：王莽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如果“外儒内法”是一个确切的词，那他就是最合适的代表。王莽有意思的地方便在这里。他表达出来的理想是民本式的，但他采取的手段，却是专制式的。用我习惯的表述来说，他说着非秦制的话语，却使用了秦制的手段去施政。最典型的，便是他搞土地国有。

　　提问：您引用的为了减轻赋税压力而杀子历史案例，是否只是少数地区在乱世的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民间普遍有这种行为，中国人口何以会有今天的规模?

　　谌旭彬：这个问题挺大的。正在写一篇这方面的稿子。说下我的粗略认知，不一定对：首先我认为是一种普遍行为。其次，人口规模的变化是存在基数效应的。再次，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有一个显赫的祖辈。底层人很难留下后代。再再次：前面这条规律不适用于近代和当代。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性。

　　提问：为什么日本朝鲜引用了中国的典章制度，日本建立了天皇神权幕府政权的二元管理体制，朝鲜建立了士大夫与国王共治的传统，而没有完全成为秦制国家?

　　谌旭彬：我理解，“天皇神权幕府政权”不是秦制，明治维新后才是秦制。朝鲜的古代史我了解不多。可供参考的，是秦帝国灭亡后，汉帝国本也有机会重回封建，白马之盟便是一个契机。可惜这契机没有结果。

　　提问：您认为，日本没有建立秦制的原因是什么呢?

　　谌旭彬：有些事，可能得归结为“运气”。比如神权，两汉时代，甚至到了魏晋时代，中国也还有过神权与世俗政权在台面上互相竞争的契机。这类契机在别的地方有结果，但在这里没结果。